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上世纪20年代的“倡议”[1]，虽遭到李大钊的猛烈抨击，却在90年以降取得全面胜利。随之而来的学术转型，使“主义”一词臭名昭著。在场主义散文，逆时代思潮而动，寻此前思路，立于现代性立场，以后现代策略和流派姿态，所做出的系列举动与“理论”声明，受到“炮轰”[2]，当在情理之中，亦制造了文坛热点。越来越多的名学者、批评家卷入其中[3]，使这场无数旁观者心目中的“闹剧”，正演变为孙绍振之所谓“一个散文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4]。
在场主义散文，关键不在“主义”，而在“在场”和“散文”。据称，“在场”意指“当下性”、“介入性”、“精神性”、“自由性”和“发现性”，并非“即时性”、“现场感”或“现场特写”之类的流俗之见，核心是精神主体的在场和散文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它与“主义”结伴，无疑有着强烈的现代性诉求。“散文”则特指具有“散文性”的文类，其本质特征是“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分别对应“消解深度”、“消解整体”、“消解二元对立”、“消解中心”，具备某种天然的后现代性审美特质。[5]而“散文性”当出自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它本身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遭到后起的解构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德里达、伊格尔顿的解构和无情的颠覆。总之，在场主义散文理论，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思想与学术等多种因素共存与对峙的奇观，是当下中国“无厘头”文化的典型表征，也是始终未能走出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共相。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主义散文”这个命名和倡导没有意义。相反，在我看来，意义重大。精神主体的不在场，散文写作价值和意义的失落，或者说散文写作的职业化、商业化、犬儒化倾向，使精神主体正向“码字匠”靠拢。在这时，重建散文的现实维度、政治维度、思想维度和精神维度，至少是当前散文或一方面的要求，只要不把“现实”、“政治”、“思想”和“精神”这样一些范畴偏侠化、绝对化，就可避免回到文学庸俗社会学的老路上去。
当我说今天的散文写作存在精神主体不在场的现象，并不是说这个“精神主体”都不在场。事实上，即便在去年的散文中，张承志的《磨坊目击记》、西渡的《那些消失在田野上的民间身影》、贾平凹的《〈古炉〉后记》、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张生全的《坚硬的钉子》等，无论其叙述的内容怎样，都表现出强大的精神主体对现实的拥抱、对当下的介入，对自由生命的彰显，如果这也算是“在场主义散文”，当属其中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我说今天的散文写作存在精神主体不在场的现象，也不是说散文中没有“精神”、没有“情感”这样的东西存在，恰恰相反，各种所谓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生活哲理散文等等之中，灵魂、情感、智慧、趣味处处泛滥。我们已从单纯的“煽情”时代，进入到“煽灵”、“煽智”、“煽情”等无所不“煽”的时代。由这些“煽”所组成的“精神”洪流，以高贵、优雅得“作秀”、“作伪”的方式席卷我们的视野，以“充满”、“在场”的方式掩饰“精神主体”的远离，深蔽存在的显现和全民族精神的空虚。极而言之，它们以“精神”的方式掠夺我们的精神，以灵魂的方式洗劫我们的灵魂，以趣味的方式败坏我们的趣味，以智慧的方式掩盖我们的真知，以情感的方式耗尽我们的真情。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散文的真正症候。显然，这也才是在场主义散文打击的目标所在。
也许，任何语言艺术都是以王尔德之“谎言”的方式接近真理，我理解，这是亚里士多德“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的要义[6]。但当一个时代的语言艺术都以“真理”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们无疑被置于无边的“谎言”之中。在此语境下，要达到在场主义散文所倡导的“精神主体的在场”、对当下的“介入”并非易事。这不仅是散文写作者的思想、立场和态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地道的“艺术”问题。散文作为叙述的艺术，精神主体是被“叙述”出来的。精神主体如何被叙述？怎样的叙述才能接近真正的精神主体，才能使这个主体具有“当下性”、“介入性”，抵达“自由性”？却是一个需要在“艺术”上加以解决的问题。
浏览各种媒体、各种集子的散文作品，我认为，空泛的抒情和不着边际的议论，或者说抒情与议论导向和控制下的“叙述”，是如今散文不在场的重要原因。我的观点是：今天的散文之所以不在场，与其缺乏“独立的叙述”有关。朱光潜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叙事文体的不发达，是中国较之西方的一大特点[7]。长于抒情和议论不算是什么坏事，相反可能是优点。但当我们所抒之情、所议之论，不是出于“本心”，而这样的抒情和议论又成为散文的核心，或者主导了散文的全部叙述的时候，其致命弱点就暴露无遗：它导致散文整个精神主体在场式的严重缺席。在这时，就不是我们在“抒情”，而是“情”在“抒”我们，不是我们在“议论”，而是“论”在“议”我们，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在此情景下的“叙述”，也只能是伪“叙述”。
因此，散文要实现真正的“在场”，我提倡“独立的叙述”，或者“叙述的独立”。赵毅衡认为，“叙述既是人类交流意义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组成的基本方式。没有叙述，意识中就没有内在时间，意识本身就无法存在。”[8]落脚到在场主义散文，可以说没有叙述，就没有真正的精神主体的在场。有的只是廉价、空洞的情感和议论。所谓独立的叙述，就是不被主流意识形态等各种外在因素干扰和制约的叙述，一种从切身体验出发，从自我的精神、情感和意识被深深卷入的具体情境、事件和细节出发，从生命的体温、脉动、快感、疼痛、幸福和苦难出发的叙述。这种叙述，是对个体经验的一种深度回返、修复和重塑，伦理的、价值的、审美的东西在叙述中被无意、无声、无形地抛出，各种现实的、政治的、思想的、精神的维度在此间得以自发地建立和扩张，从而实现散文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散文精神主体的在场，最终的验收者不是作者，也不是叙述者，而是叙述的接收者。通过对语言符号、散文文本的触摸、阅读、把握和阐释，只有当叙述接受者真切地感受到、捕捉到了精神主体，这样的精神主体才算是真正在场，才具有了实在的当下性和介入性。一切当下都是叙述接受者的当下；一切介入都是对叙述接受者的介入；一切自由都是需要叙述接受者去实现、去达成的自由；一切发现都是叙述接受者所认同的发现。由此，在我看来，对于精神主体的在场，在散文写作中，即便是充满真情实感的“抒情”、“议论”，较之“叙述”又尤其是“独立的叙述”，其艺术效果也要差很多。正如陆正兰所指出，“抒情是主观的、单向度的，排除异质成分的”，叙述是反单向度的，是无限敞开的，“叙述往往用经验细节说明某种情感或愿望的实现过程，从而把感情客观化，把很可能简单化的感情变成一种复杂经验”交给叙述的接受者。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是一种知识的型构”，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9]不同的叙述接受者可以在文本的具体叙述中，从自我的精神主体和体验出发觅得不同的人生经验，甚至同一接受者在不同时空中也会有不同的发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述又尤其是独立的叙述，构筑了精神主体从自身通往“在场”和“世界”的经验形式，既保证了精神主体的在场性，又保证了散文的艺术性，还保持或者说拉开了散文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就此而言，叙述是散文在场的本体性修辞。
所以，我要说：对于散文，我叙述，故我在场。
所以，我要强调：在场主义散文应该重视叙述，尤其应该重视独立的叙述，坚决摒弃那些远离精神现场，由前知识、前理解或意识形态等装点起来的伪抒情和伪议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4日第9版）
[1]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
[2] 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请参陈剑晖的《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与重建》，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后周伦佑等撰文予以反驳，参《在混乱中重建散文尺度》，《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
[3] 2010年11月8日，在广州举行“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被各大媒体称为“中国散文民间第一大奖”。著名作家林贤治获大奖。著名学者丁帆、孙绍振、陈思和、南帆等作为专家出席。
[4] 孙绍振：《当代散文：流派宣言和学理建构——兼谈“在场主义散文”的内部争鸣》，载《在场》第6期。
[5] 周伦佑：《散文：推倒和重建》，《红岩》2008年第3期。
[6]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81页，商务印书馆，2002。
[7] 请参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原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1934年2月；收入《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
[8] 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第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陆正兰：《“方文山现象”与当代华语歌词的叙述转向》，未刊稿，载《海峡两岸中华文学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