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哲学史和认识史的回顾，力图揭示：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传统对意义生成问题的回答囿于形而上学的范围，它只能以新的表现形式重复形而上学的诘难，虽然每一次重复都深化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但脱离实践这一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跳出形而上学的循环的。本文结合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进而深入到思维结构和思维发生机制的微观领域，从意义生成和思维发展的层面上拓宽了对实践的理论解释。

关 键 词：符号/意义/形而上学/实践

 

    　　一、西方哲学的转向与符号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演变的新形式，也是符号学的难题。符号如何获得意义及是否独立于意义，是符号学科发展的两条主线，符号的意义生成问题及表现形式可以追溯到哲学史的每一个阶段。

    西方哲学经过了三次转向，即古代本体论转向、近代认识论转向与当代语言哲学转向，这三次转向都是西方形而上学文化传统使然。从巴门尼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存在”这个哲学范畴，到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规定以“存在”作为研究的对象，本体论的转向就完成了。这时，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是作为客体的整体世界，人们要从变动中找到不变，从现象背后找到本质，这就已经给自己规定了形而上学的使命。

    以笛卡尔为开端的近代哲学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己任，回答主体“能否”并“如何”反映客体，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便从客体退回到主体，使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此间，康德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对人类理性进行了批判的考察，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划界，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论断，从而完成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康德的批判哲学从主体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和审美判断结构的角度规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及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主体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及发展动力的思想具有深刻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转向之后以主体对客体的社会实践来克服康德先验心理分析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问题的终结。它使得以后一切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发难都形成为新的科学而不是哲学，这正是我们批判地吸取当代哲学新成果的指导方向。对于当代语言哲学家来说，近代哲学以主体为出发点对认识论的研究并没有为知识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思想或知识的传达性问题，如何避免心理分析的主观性质而达成意见一致的问题日益为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注。弗雷格提出了著名的哲学逻辑三项基本原则，其首要的原则是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在弗雷格以后的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是“理性”的外化，一切知识都是一种表述，都是凭借语言形式而存在的。从存在的意义上，语言具有思想所不可比的本体优先性，但语言又不能是脱离思想的纯粹“符号”，这样，语言、思想、世界在本体存在上的平等关系便只能通过符号形式才能被人们所认识。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一断言的本质涵义所在。语言哲学转向的深刻意义就在于：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深化了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我们对语言本身的探究，也是对人类认识图式和世界本体存在的追寻。这样，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便由近代的主体退回到主体间的语言。由哲学史发展的三次转向可见，离哲学基本问题愈远，就愈切近知识和真理的确定性，愈能回答主体客体间的存在关系问题，每一次退却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化。

    语言哲学的转向不仅没有消解形而上学，而且将形而上学的领域扩展到主体间的物质媒介或工具同媒介表达的对象意义之间，符号指称的不同层次的转移是否能自动获得意义，这是符号学发展的一个诱人的问题，它实质上也是回答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方式。

    “符号是什么”实际上是从意义角度定义符号。近现代西方哲学针对符号的意义提出了符号的“观念论”、“指称论”和“功用论”等理论。“观念论”和“指称论”关于意义解释的等价和循环，突出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在意义生成和获得方面的困难，即指称对象何以进入符号范围，符号形式何以同一于观念，这正是形而上学的形式与内容、一般与个别的二元对立状态。面对形而上学的诘难，符号学理论家提出了各种消解形而上学的方法。埃科提出了符号的功能转换理论，皮尔士则用符号的功能定义符号，埃科和皮尔士的方法并无本质的差别，都企图从符号本身（前者从符号的系统构成角度，后者从符号的功能作用角度）来说明符号获得知识和意义的历程。但是，符号毕竟是对某种对象的指称或是对某种意义的解释，它本身是无法解释其对符号拥有者获得意义的功能的。“功用论”关于符号的意义因环境而改变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但它又将这种可变性绝对化，使符号的意义完全成为飘浮不定、不可捉摸的东西。

    可见，符号学本身是无法解释符号获得对象或意义的过程的。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实现语言哲学转向以来，形而上学的传统的最后绝路：把存在与表象、主体与客体、语言与结构、符号与对象、能指与所指绝对对立，然后寻找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幻想我们最终能够一劳永逸地同客观事物面对面地相遇。

    　　二、实践视角：符号的意义层次与认识的两个阶段的同一性

    符号作为指称对象或表达意义的一个系统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分类。为把握思维进程的一般原则或整体性，贯穿主体观念与指称对象、一般与个别的联结，我们只有从符号的表意抽象度来进行划分，其中每一类都构成符号链中的一个环节，每一类又都体现了符号运行的程序性，这样才能避免对符号意义层次的形而上学割裂。

    客观对象或“物”，是符号系统中第一层次的能指。单纯的物并不构成符号，只有纳入意义网络之中，“物”用以表达或指代某个事物或观念，才能算是符号。在人类活动的视野之外，存在着许多“纯客体”，只有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随着人的能力不断对象化，“纯客体”才能逐步进入人的视野获得意义，这就是符号化过程的实践基础。如果我们用单纯的客体对象传达我们意图和情感，那么我们的范围将非常狭小，我们也无法表征我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符号系统的第二层次是表象符号，即以类似于客体外部特征的某种工具或媒介充当客体对象，表达活动主题。以怎样的外形来象征对象似乎是人们的幻觉或偶然，但是由实体对象到表象符号却是实践过程的必然。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不可能携带对象本身，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更是无法用实体传达主观情感状态，于是与实体对象或与过程外观相似的符号便产生了，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需要和必然选择。

    符号系统中第三层次是概念符号。概念符号离开了外观相似的对象，直接以人工的某种信息或刺激物传达对象或观念。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刺激主体的内在语音形象，即以听觉形象取代了表象符号的视觉形象，这种听觉形象的活动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内省”状态。

    符号系统的三级层次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客观对象本身也能表达某种概念，而概念如语音或语形往往只是一个无关于主体的客体存在。当主体并不注意它或者无法对付它时就是如此。这种渗透关系决定了符号层级的无限性和复杂性，从客体对象到表象符号，由表象符号到概念符号还有过渡的许多中介阶段，它们之间存在着过渡性也存在着跳跃性，这是与它们作为思维的工具特点分不开的。从实践的过程来看，符号的过渡性、跳跃性与思维的过渡性、跳跃性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

    认识的出发点是主体的感觉，它直接对应着客体本身，客体对主体的刺激引起主体感觉正如纯粹客体不属于符号范畴，主体的单纯感觉适应状态也是没有的，它们都被高层级的符号系统物所规范引导；表象或映象是感性认识的最高阶段，是对客体对象的一种总体把握，它是对感觉、知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综合等认识加工之后产生的，它对应于符号系统的表象符号阶段；理性认识是对客体的一般把握，是超越了客体对象之感性形象的认识，它寄托于符号系统中的概念符号。

    符号系统不仅是思维过程的物化，而且是思维得以实现的工具或媒介。离开了多层次的符号媒介，思维不仅不能“凝结”，而且思维层次的转换也不可能。当然，离开了思维的层次飞跃，符号的意义层次不仅没有外观的形式，而且了无存在的必要。那么，符号在这种过渡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首先，感性认识虽然是认识和理性认识过程的具有质的区别的两个阶段，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某种通约关系。表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一般的性质，人们所形成的关于对象的映象，可以不再是具体对象的特殊感性形象，而是综合了同类对象中基于个体后所形成的一般的形象，表象符号就将这种一般特征凝固为外观的类同，这种凝固的一般特征再次被激发时更具有一般的性质。

    其次，符号在思维跳跃过程中具有转换作用。从表象一般到概念一般，主体内部要实现一次由视觉形象到听觉形象的转换，因为视觉形象对应着表象一般，听觉形象是概念一般的“感觉”，符号便是这种转换的中介。不仅概念符号具有听觉效果，而且表象符号也具有听觉效果。由象形图案变成象形文字，图案的视觉形象就不再起主要作用，文字的音响效果便成为唤起形象的主要刺激物。可以说，符号的这种多级变换为思维的跳跃提供了现实物质基础。必须指出，符号在起思维的凝结物和转换中介物的作用的同时，其本身是赋予一定层次的意义的，这种意义层次又必须由思维发生的多级转换或过渡来说明。它们不能从根本上理解意义的层次和思维的层次，因而用思维或其物质媒介来说明思维本身的根据，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思维的形而上学根源或符号的意义根源到哪里去寻找呢？

    　　三、符号的意义——形而上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考察认识的过程时，并不把认识视为感性和理性的二项式对立，也不把认识看作固定的先验结构，而是将认识置于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从主客体作用的实践过程来回答认识的结构和认识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实践的结构不仅与认识的层次有逻辑上的对应性，而且它是形成认识的两个阶段的动力。

    首先，实践的目的是主体对外部现实的某种需要，它反映在主体头脑中，被主体自觉意识到，是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动机。实践目的又是观念地存在于主体头脑中的实践结果，只有客体在观念中被改造之后，其观念才成为目的，成为调节主体同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动力，因而实践目的成为主体的某种内在观念和动机。单纯的动机不能构成实践目的，实践目的还包含了实践过程中对客体反作用的中介，从而又有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因素在内。只有这样，实践目的才能在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起调节和控制作用，并趋向预定的结果，构成有目的的活动。实践目的的这种特征是以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形式表现出来的。盲目性的实践是没有现实目的指导的实践，会给社会历史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实践目的等同于认识活动。

    其次，实践手段对应于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实践手段是实践活动所指向客体的一切中介的总和，它包括实践目的的工具和工具的操作方式以及一切活动方式、方法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工具。正是工具被使用、消耗，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得以进行，也正是工具的运用，实践活动才具有可感的性质。工具的合理使用，使客体得到改造。实践手段或工具既具有感性的外观但又不是纯粹的客体，它以物化的形式，积淀着人类的实践经验。由此，工具也不单纯以实践手段的感性形式出现，它也能转化为主体的目的或对客体作用后的实践结果。新发明的工具往往曾经是历史上人们实践活动的观念。实践手段或工具在一个实践过程结束之后，又可保存下来，以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下一个实践过程，由于工具或手段具有永久消费性、历史继承性等特点，人类的知识经验才得以保存下来，人们才有可能在现实实践水平上提出更高的实践目的。目的的现实化又使手段或工具向复杂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实践活动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过程。

    实践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又不完全对应于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和感性的关系，理性所不具有的外化为物的特征，感性同样也不具有，而实践手段对实践目的则不同。实践手段不仅类似于感性转化为理性，也可以变为实践目的，而且手段具有永久性、凝结性、现实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手段与实践目的的关系又对应于符号与思维的关系。实践手段不仅将实践目的现实化，而且能奠立实践目的的现实水平，促成更高级形态的实践目的，而实践手段或工具本身也随之更为精密和复杂。同样，符号在思维的层次转换和跳跃中也起到了凝结思维的作用，并使思维在现有的活动基础上借助于中介符号向更高层次过渡。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作为凝结思维水平的符号还是作为思维的中介的符号，都是在实践中由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

    那么，实践目的何以成为理性，实践手段或工具何以成为感性，换句话说，理性和感性的独立是如何取得现实的外观的，是如何成为形而上学的二项式对立的，这就需要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活动中考察实践目的和实践手段得以独立和分离的原因。

    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自足系统，它既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生成过程，又是一个逻辑的结构体系。对实践逻辑结构中各要素的关系的考察必须从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实践发生的历史同时又是思维发展的历史。

    原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无实践目的和实践手段的独立形态，低级的实践水平也必然对应着低级形态的实践结构。思维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因为思维不仅没有超出直接现实的范围，而且思维取得了原始的低级形态的实践活动的力量，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及运动方式同活动对象和活动结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思维和实践具有同时性与等价性。这种情况下，实物操作方式取代了具体的思维活动过程，因而不存在实践目的和手段的独立形态，身体活动的某种方式就是必然的活动结果，活动目的也就无法从活动过程中独立出来。原始人的活动水平是从动物的环境适应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过程。

    生存的需要，使原始人必然地以各种群体活动的方式结合起来，一旦群体活动取代从个体适应环境活动，活动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这可以称作初级形态的实践活动。群体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个体活动方式，而且使实践目的从实践过程中独立出来。个体的环境适应中，个体的生存目的与其活动方式是直接同一的，群体实践活动却使个体活动目的同结果之间产生了不完全一致性，而且这种不一致是经常的发生，并成为经验积淀在个体的头脑中。这就是主观目的因为共同的“合力”而无法达到预定目的的情况，也只有在这种群体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体才有可能寻求与实践手段一致的可能，实践目的便从实践过程中独立出来。

    既然实践目的与结果之间具有不完全一致性，那么实践手段也不再是伴随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活动方式。随着实践目的从实践过程中独立出来，实践手段或工具也成为可供选择的独立形态。从思维发生的角度来看，活动工具标志着对客体对象的表象，活动方式则是对实践逻辑结构的初级反映。每一种工具孕含着一种使用工具的活动方式，因而实践的逻辑结构也取得了实物的外观形式——实践工具。工具在实践过程中，充当了对象化的客体；在思维运演中，它又是凝结思维和激活思维的符号。

    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的提出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方法。思维中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人类历史活动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环节，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由动物的低级层次的环境适应性过渡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时产生的。由于人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历史局限性，人们无法超越客观世界强加于人类的必然性，因而客观世界的存在和意义问题始终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难解之谜横亘于人类头上。只有当人类实践活动水平提高到相当的程度，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或工具愈益复杂、精确，人类也就能够自由地对待客体世界和人类社会自身。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客体也包括主体创造出来的符号、语言的意义问题也就逐渐地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人类在思维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能够回答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