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讨论符号的任意性总绕不开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索绪尔。虽然此前的“名实之争”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甚至更早，但索氏将这一问题与不同的符号类型连在一起，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在他看来，语言中绝大多数词语与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只有少数词语（如象声词）例外，人们在后者身上往往可以发现某种像似性。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像似性在语言中所起的作用远大于索绪尔的描述；不仅如此，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之间实际上没有矛盾，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长期存在不足。

关键词：索绪尔、皮尔斯、符号任意性、符号理据性、像似符号、指示符号

近年来，尤其在中国学界，索绪尔于上世纪处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受到了严厉的挑战，所以有必要在此再进行深入的讨论。

索绪尔认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讲英语的人用/tree/这个词语来统称木本植物，讲法语的人用的是/arbre/，讲俄语的人用的是/Дерево/，而讲中文的人则用/树/，这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如此定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索绪尔实际上就意义源于名称还是实在这一古老争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历史上所有唯名论者一样，他坚持“名称与具体事物的对应只是出于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所建立起来的习惯和风俗，并非自然而然”。[①]持相反立场的自然论者或本质论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称，它源于自然，而非社会约定”；[②]在后者看来，虽然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大多因语言的历史变迁而捉摸不定，但人们还是可以借助词源学研究最终揭示隐藏在语言符号之中的事物本质。这样一来，远古或原始的词语就被看作对应于某种生活情景的人类声音的摹仿，构成所谓的语言起源“叮咚”说。

索绪尔也许因为过分坚持语言共时系统的纯净，所以就轻视甚至排斥语言成分与外部事物之间的像似关系及其重要性。这一学术立场在此后的学界不断引起争议，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汉语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各个层面的像似性。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这位瑞士学者列出了可能对其理论构成挑战的两种语言现象（即象声词和感叹词），并试图证明它们与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无关。就象声词而言，他的主要论点是：语言成分对外部声音的摹仿只是近似，因而也是约定俗成。例如时钟的响声在英语里用/tick tock/表示，在日语里用/katchinkatchin/表示，而在汉语里则用/滴答/来表示。索绪尔由此得出结论，象声词跟语言中的其他成分一样，都是使用习惯所使然，并非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摹仿。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象声词在语言中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以反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感叹词的情形同样如此，它们不仅因语言习惯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如讲法语的人用/aie/表示突然来袭的疼痛，而讲英语的人则用/ouch/来表达类似情感），而且数量极小，不至于影响主导所有人类语言的任意性原则。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讨论，当代学者大多肯定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但他轻视并排斥语言符号像似成分及其重要性的做法却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首先，象声词与感叹词在不同语言中的表达差异不足以否定这些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像似性联系。此外，像似性在语言中作用远远超出索绪尔所提及的象声词和感叹词这两个范畴。也就是说，除了索绪尔论及的语音像似，在语言的其他层面上也普遍存在像似现象（尤其在修辞层面，以像似性为基础的比喻不仅是人际交流的有效工具，而且还是语言演变的主要引擎）。

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近期有一篇专门讨论该问题的文章，题为《汉语的像似性》，发表于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符号学研究》2010年第一期。除了索绪尔自己提到的出现在所有语言中的象声词，胡教授在那篇文章中还列举了大量“在汉语里起着重要作用的”其他像似成分。例如，许多汉字所包含元音的开放程度也可反映不同的内涵意义。当读出某个字需要张大口腔时，它所表达的意义可能与/长/、/大/、/开/和/高/相关。如果将这类词语与与其意义相反的词语（/短/、/小/、/关/和/矮/）放在一起，它们的像似性尤其明显。多伦多大学德尼西教授在其早期的一本符号学著作中曾经指出：使用西方语言的人“下意识地通过相对合拢的嘴唇发出[i]的声音，以表达近的概念；而与其相反的远的概念则通过相对张开嘴唇发出[a]或[u]的声音来完成。”[③]胡壮麟教授在另一种语言里发现相同现象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

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汉语的声调使用上。声调是所谓的超音段特征(suprasegmental features)，它不属于单个的辅音或元音，而是附加在它们的组合之上。汉语最基本的语义单位是单音节的字，容易产生大量的同音字和近音字，所以必须依靠声调的变化来进一步区分字与字之间的不同意义。下面是一个教外国人学汉语时最常用的例子：

 

1.       阴平 – /妈/ [mā]

2.       阳平 – /麻/ [má]

3.       上声 – /马/ [mǎ]

4.       去声 – /骂/ [mà]

 

胡教授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少用阴平或去声发音的汉字能够表达正面的意义，如/硬/、/正/、/热/、/宽/、/生/和/真/。同样，如果将这类词语与与其意义相反的词语/软/、/反/、/冷/、/窄/、/死/和/伪/放在一起，它们的像似性尤为显著。

汉语里最常见的当然是通过符号形状所表达的像似性，这也是胡教授文章的关注要点。首先，汉语里有许多我在《对应、互动与启迪：中西符号理论之沟通》一书中讨论过的单体像似符号，[④]它们或多或少对应于语言之外的事和物：

 

 

图1

 

更多的汉字则属于合体像似符号。虽然它们分别由两个以上的偏旁组合而成，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与外部事物或者其他语言成分的相似点，足以让汉语使用者通过符形而联想意义或声音。我们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区分会意字与形声字。会意字的组成成分都是意符，如上表中的/日/和/月/。在单独使用时，这两个意符各因其与最常见的天体相似而分别指称太阳和月亮，但合在一起时，它们又构成一个新字，表达太阳和月亮所共享的特征之一：明亮。

 

 

图2[⑤]

 

/日/和/月/当然还可以跟其他偏旁一起构成不同的汉字，而且它们的语义也保持相对稳定。所以说由单字向字素的转变使汉语的像似功能在另一个语言层次上得到了延续。

汉语里数量最大、因而也极其重要的合体像似符号要算由标记声音和标记意义的偏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用来示范汉语四个主要声调的列表。那里的第一、第三和第四个字（/妈/、/马/、/骂/）不仅读音相近，而且在形状上有关联。后者还是前者产生的原因。第三个字属于单体像似符号，指称所有已被驯化、为其主人运载重物或充当交通工具的四蹄动物。然而，当它与其他意符结合时，/马/的原有语义价值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标记语音的功能。由此可见，语言成分既可以在形状上，也可以在发音上类似于某个单体像似符号，两者都是语言像似性在另一层面的延续。

这不等于说汉语就是像似性语言。相反，现代汉字与词汇意义的联系已经不再依靠符号形状与外部事物之间的相似，而是以使用者的语言习惯为基础。只是通过语言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分析和解释，隐藏在汉字背后的像似性才显示出来。那么汉字是如何从最初的像似符号演变为今天这种状态的？索绪尔没有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其原因很简单：他关于符号形成的整体论除了将符号意义解释为结构分解之效应以外，别无选择。我们此时又会想起索绪尔那先验的语言结构不可思议地将思想和声音的连续体切割为大小不一的单位。他将这一过程比作“空气接触到水：气压的变化将水的平面变成一道道裂痕，即波浪。”[⑥]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皮尔斯对意义起源的解释不依赖一个能够自我分解的语言结构，而是关注外部事物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人脑里被符号化。最初的符号起源于人类的指示性思维。如果两样东西或事件经常一起出现，其中的一项就会被当作另一项的符号，皮尔斯称之为指示符号。其他动物也具有指示性思维的能力。前苏联心理学家巴浦洛夫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每一次喂狗之前都响铃。久而久之，实验中的狗就把食物与铃声联系起来。每次铃声响起，即便没有看见食物它们也会作出诸如口腔分秘唾液的生理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卡西尔关于人类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一定义还不够精确，因为其他动物也使用符号。巴浦洛夫实验中的狗就把铃声当作食物的指示符号。

事实上，其他动物还会使用皮尔斯所说的像似符号，尽管这在程度或广度上不能与人类相比。我们可以在《动物世界》和《国家地理》的节目中看到，有些小动物在碰到天敌而又无法逃脱的时候，经常佯装死亡。因为许多食肉动物对死尸不感兴趣，所以佯装死亡的手法有时能够得逞。这里，伪装的死亡是真实死亡的摹仿，或者说是真实死亡的像似符号，用以传达某种意图或意义。

相比之下，人类对像似符号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制造高血压假象以逃避兵役，会议厅里的人向同僚“装困”以表示报告乏味，这些都属于像似符号的使用。如果说指示符号反映的是动物和人对外部事件进行推理和判断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动物和人类还能进一步利用这种大家共有的能力去影响他者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正是因为后者，人类语言才得以产生。      

真正为人类专用的可能只有皮尔斯的第三种符号，即文字符号。这一类符号既不依赖一事物与他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连接，也不需要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像似，而是立足于某个符号社团就符号形式与指称对象之对应所建立起来的习惯。就皮尔斯三大符号种类的出现秩序而言，文字符号是符号发生与演变的最高阶段。人类首先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寻得意义，例如某种鸟的叫声可以被用来代表发出此声的鸟。也就是说，这种鸟声由于人类的解释而成了指示符号。接着，人类还摹仿这种鸟声，用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类似的摹仿活动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像似符号，其中包括索绪尔提到的象声词和感叹词。只不过像似符号的不断重复使用会逐渐淡化乃至最终使人忘记词语与外部事物之间那些相似点。换句话说，长久的使用让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变得“无须思索”，成为社团成员的一种习惯。我们还回到先前有关/日/和/月/的例子。现代汉语使用者在说写这两个词语的时候，已经不再通过它们的符形联想起太阳和月牙的形状。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两个汉字再次像似化，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外语教学和辞源研究的专门目的，并非语言使用的自然过程。

以上关于符号发生与演变的讨论表明，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其实与符号是否具有理据性(motivated)没有太大关系。而且，像似符号的文字化和文字符号的再次像似化使得这两个范畴可以相互转换。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生存其中的自然和社会世界是如何在相互独立的语言里以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的。应该说像似符号也是约定俗成的，那里的符号形式与所指对象之间没有内在的或本质的联系。索绪尔用以论证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例子是表示狗吠的法语单词/ouaoua/和德语单词/wauwau/，我们还可以从象形文字传统中找到更多的例证。

有些符号形式看上去完全是对外部事物的直接摹仿，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像似符号还是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显出相当大的差异。跟语言中的词语一样，生活世界里的事物或情景也是某个整体结构的一部分，而且还可以细分为无数相互联系而又交叉的意义单元。其中哪些特征最初被挑选出来代表该事物或情景的整体，还要看它们所在文化的“认知代码”(recognition codes)。[⑦]以下几个埃及文字与中国汉字的对比表格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埃及文字	中国汉字	意义
		牛
		鱼

 

表格 1

 

我们从表格1中可以看出，同一种动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再现”，因而产生不同的像似符号。古埃及人最初用文字表现牛，采用的是左侧全身画面；我们的祖先用文字记载的则是正面头像，突出一双牛耳和一对牛角。这一特征在现代汉字/牛/里仍然可以窥见一斑。同样，古埃及人最初用文字代表鱼，选择的是右边侧视画面，而创造汉字的先民选择了俯瞰的视角，并突出鱼身上的鳞片。我们从现代汉字/鱼/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痕迹。

 

埃及文字	中国汉字	意义
		鼻
		耳

 

表格2

 

表格2也同样支持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初始符号化既可以选择标出事物之间的关联，也可以选择聚焦于单个事物。古埃及人首次用文字再现鼻子的时候，就借助上面的眼睛来定位。汉人的祖先则不然，他们只画出鼻子本身，并突出下边的两个鼻孔。这一细节不一定与其他文化重复，因而造成汉语中/鼻/字的特殊性。古埃及人将耳朵符号化时，同样把它置于与周边的关系之中；在早期的汉文里，耳朵的像似符号不包含其他成分，与现代汉字/耳/相差无几。

 

埃及文字	中国汉字	意义
		室
		水

 

表格 3

 

前面提到，生活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多重意义的综合体，初次符号化并非也不可能再现指称对象的全部特征，究竟哪些语义特征被符号初创者用来代表事物的整体，完全出自当时符号社团的偶然决定。古埃及人用/ /这个像似符号来指称房屋，强调的是家庭活动发生场所的封闭性；汉人的祖先用/ /这个像似符号来代表房屋，突出的似乎是建筑物能够避风遮雨、让人安心的特点。“水”是世界上所有文明都不可或缺的生存前提，但它同样具有多种物理的和文化的特征。古埃及人将其符号化时，最先想到的是水面上的波浪；而古代汉人在进行相同工作时，首先想到的是绕着小岛弯曲而行的水流。

 

埃及文字	中国汉字	意义
		男
		女

 

表格 4

 

表格4使像似符号的任意性变得更为复杂。且不说这里的符号形式风格化(stylization)程度不一，两对埃及文字与中国汉字之间还有来自文化层面的其他差异。跟在语言符号中一样，像似符号也与同一系统中的其他像似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埃及文和古代汉文中的“女”就在符形上对应于它的反义词“男”，前者是所谓的“标出”成分，因而比后者多出若干区别性特征。古埃及人原先是以女子突出的胸部作为女性特征的，而古代汉人最初画出的是女子的宽襟。此外，古埃及人还把女子的长发作为一个区别性特征，而汉人的祖先采用下跪姿势作为女性的特征。可以用来代表女性特征的其他区别性成分当然很多，像似符号的创始人最终选择哪一个或一组女性特点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语里，用来代表女性的区别性成分就是摹仿女子下部三角形而作的像似性符号/ /。这些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充分表明，像似符号的形成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因而也是约定俗成的。

以上考察的是一些摹仿具体事物的像似符号。还有许多像似符号指称相对抽象的事物或情景，所以只能采用转喻或比喻的手法。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像似符号的任意性质。接下来讨论的几个像似符号都与转喻有关。

 

 

图3

 

“甘”或“甜”这种生理感觉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所以无法直接摹仿。古代汉人只能通过摹仿“舌头”这个与味觉最为相关的身体部位来表达甜的感觉。这样，古代汉文的使用者就能够凭借表示舌头的像似符号，再通过它与甜味的空间比临关系（指示符号）来获取该符号的意义。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舌头能够感觉的味道不止甘甜这一种，所以说将这两样东西联在一起，纯属偶然。此外，舌头还跟味觉以外许多其他事物有着空间的比邻性，所以也可能产生其他指示符号。例如在讲英语的文化里，舌头被用来作为“语言”的转喻，因为说话离不开舌头的活动。可见汉语中/ /这个像似符号与“甘甜”这一概念之间的对应也是任意的。

 

 

图4

 

图4的解读涉及到我们对部分与整体之关系的常识。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关系看作空间比邻关系在较为抽象层次上的延伸。/ /这个像似符号的原始意义是“奴隶”，因为奴隶必须仰视主人，那时他们的眼睛在周边的人看来是垂直的。换句话说，因为垂直的眼睛是奴仆的一部分，它就被用来代表奴仆惶恐不安的全部神情。这个符号的意义后来得到延伸，它既包括皇帝手下的高官，也泛指归他统治的国民。显而易见，与“臣服”相关的人体姿态还有许多（如下跪、匍伏），选择用垂直眼睛来表达这一意义完全出于偶然。

 

 

图5

 

图5想要表达的“白色”同样是一个抽象概念，因此那里的符形与符意之间的联系也是间接的。跟生理感觉一样，颜色很难直接摹仿，在没有彩色印刷的早期文明中尤其如此。汉人的祖先不得不借助点燃的蜡烛图像来表示白色。此处的推理步骤不难理解：它建立在时间比邻性的基础之上，其中一事物（点燃蜡烛）导致另一事物（白色光亮）的发生。白颜色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事物来表达（如雪片、棉花），这些可能性再一次证明像似符号的任意性。

 

 

图6

 

   如果说图4是图3在解读方式上的逻辑延伸，那么图6与图5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白色亮光在时间上紧跟点燃蜡烛的动作，这一连接很少受文化传统之影响。然而，将喜悦的心情与敲锣打鼓联系在一起，则是特定的文化习惯所使然。这意味着只有知晓擂鼓与欢笑为庆祝活动之一部分的人才能理解/ /这个像似符号的意义。

   以上讨论的是四个途经转喻的像似性符号。更多的抽象概念是通过比喻得以表达的。下面的四幅图都是与后一种修辞手法有关的像似性符号。

 

 

图7

 

图7呈现的是一条两头打节的绳子。绳头的节可以表示“末尾”的意义，所以与作为一年之末的冬天有相似之处。

 

 

图8

 

我们在图8中看到的是一位女子稳坐在带有顶盖的屋子中央。这里“任凭风吹雨打”的情景被用来泛指生活中的安全感。

 

 

图9

 

图9解读起来相对容易。图中展示的是古时耕地用的犁。这种农耕工具比锄头和钉耙更能够轻松破土，就被用来代表“力量”。

 

 

图10

 

最后一幅图是一把破碎的镰刀。因为这个像似符号包含“无法使用”的意义，所以又被用来表达“死亡”的意义。

如果把7至10这四个像似符号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它们所指称的抽象概念（喜悦、冬天、安心、死亡）几乎在所有文化里都出现，但用来表达这些普遍概念的喻体却具有各不相同的文化特殊性。这表明，符号的任意性与符号的理据性不相冲突。

 

 

作者简介：

丁尔苏，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教授。

E-mail：ersuding@ln.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