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对文艺复兴以来存在于人类思想深处的必然的、无意识的、匿名的思想形式——他称之为“知识型”——进行了考察。他区分了三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性知识型、古典时期的表象性知识型、现代时期走向历史、关注内在性的知识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是从语词与事物的统一体这一相似性网络中认识世界的,这种知识认定在上帝与事物之间有一个记号(signature),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是对上帝意旨的解释,这是处于“灵性”氛围中的认识。而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知识型发生了改变,知识开始使用新的方法:“精神的活动不再是把事物聚拢在一起,不再去追问和揭示万物内在的某些亲缘关系、相互的吸引力或者神秘的共性,而是去辨别和确立万物的同一与差别。”(注: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55,p387.)建立于同一与差别基础上的冷酷的理性,挫败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的图谋,即事物与其符号的相似关系。这种新的图式在计算科学与分类学的统领下,在数学理性的支配下,发生型思维被排斥了:知识代替了历史的观点,理性的乌托邦建立于空间之中。在这种知识型中,主体对事物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事物的表象,语言被看作是透明的工具,能指与所指以清晰的方式联系起来,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主体的消隐过程。福柯以委拉斯凯兹的油画作品《宫中的侍女》,对这种知识型进行了长篇而精采的分析。
鲍德里亚在分析艺术时,以福柯的分析为基础。他认为随着现代性的产生,艺术的特征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即从过去对事物秩序的反映,转向了主体的自我表现。鲍德里亚分析“膺品”时指出,一直到十九世纪,膺品本身的存在是合法的,因为作为对世界秩序的表象,膺品同原件一样,也具有其真实的价值。在这时,膺品并不构成一种系列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但今天艺术作品存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天不再处于空间之中而是处于时间之中,处于差异领域中而不再是相似性的领域中,处于系列之中而不是处于秩序之中。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这时,现代作品不再是对秩序与上帝旨意的表象,而是主体自身的艺术行为。“一旦合法性转向了绘画行为,后者仅能证明其自身的不知疲倦。正是这一事实,它构成了一个系列。”(注: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1981, p.104,p.105, p.107, p. ll3, p. 120.)既然这个系列的最后形式不再是消隐主体以反映世界及其秩序,作品本身就成了单纯主体的符号行为,成为一种符号功能,作品也就不再从与世界的关系中,而是从它与其他作品的关系中证明了自己的当下性存在。原型的消失,使现代作品的权威性不再起作用,这正如本杰明所论述的,在机械复制时代,特别是照相技术产生之后,原作面对膺品时的那种真确性,就不能显现出自己的权威性来:
因为在照相中是没有原作的,一切都是技术制作的结果。因此,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了许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鲍德里亚在本杰明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作品不再植根于上帝(植根于世界的客观秩序中)而是植根于系列自身。这时关键的任务就是保持符号的权威性。”现代媒介使主体的表现都不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媒介通过符号的复制创造出一个“超现实”世界,“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如果媒介以其外在的方式,是一种将真实(real)转变为超现实的原始符码”(注: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 New York: Semiotexte,1983, p.55),这时艺术便变成了一种符码的存在过程。从这里可以理解签名与记号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活动。在上帝与世界缺席的情况下,只有作者的记号与签名才能告诉我们这个作品意指着什么:作者的态度物质化于艺术作品中。这时,艺术作品是靠记号与签名将自己体现出来:
“在记号中,存在着符号与名字的联结——在绘画中这种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但与它们具有同质性;一个名字与其他画家的名字相区别,但他们在相同的游戏中都是共谋者。正是通过主观的系列(权威性)与客观系列(符码、社会认同、商业价值)的矛盾联结,通过这种变化了的符号,消费体系才得以运行。”)(注: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1981, p.104,p.105, p.107, p. ll3, p. 120.)
“就像我们的思想考古学所表明的那样,人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而且人或许就要接近他的终结。……就象古典知识型的根基在十八世纪未的崩溃那样,我们可以确信,人的形象也会像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注: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55,p387.)
可以说,鲍德里亚这里所讨论的艺术已经超越了主体表现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后现代的艺术观念了。在现代艺术观念中,主体内在性的表达还是重要的内容,而在鲍德里亚的思考中,并不是主体在表现自己,而是符号体系在自我区分中将自己作为记号展现出来。因此,在消费社会中,艺术既不是对世界秩序的描述,也不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艺术变成了一种符号的运作过程。主体也正是在这种从符号到符号的行为中不断地重建着自己,在对符号的认同中认同着自己,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现代艺术实际上处于‘在行动中’这一严格的意义中,从行动到行动:不是同世界一致,而是同自身一致并且在自身的运动中同自己一致。”(注: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1981, p.104,p.105, p.107, p. ll3, p. 120.)
在理解这一问题之前,鲍德里亚重申了消费概念。鲍德里亚理解的消费指的是财富的展示,是一种浪费,是对符号价值的追求,比如摆阔性消费追求的就是一种身分与地位,这种身分与地位正是通过商品符号表现出来的,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合法性。在艺术品的拍卖中,消费就是作为一种浪费出现的。这里“每次的交换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的行为,同时又是生产不同符号价值的超经济行为。”(注: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1981, p.104,p.105, p.107, p. ll3, p. 120.)在这种竞争中,人们追求的不是对物品的直接满足,而是另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符号价值。
在这里,鲍德里亚实际上发挥了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即如果符号本身在现代社会再次构成了支配的基础,那么经济的支配就让位于符号式的文化支配,因此,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变革,就必须从过去的经济视角转向文化革命的视角(注: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 Sacha Rabinovitch, London, 1971. 关于勒斐伏尔的思想,参阅拙文:《勒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载《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这不只是列斐伏尔的基础,也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题。也许今天的社会再次成为一个被符号所支配的社会,因此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总体要求,这适用于整体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这个理论的基础仅能被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所提供(注: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1981, p.104,p.105, p.107, p. ll3, p. 120.)。由于对现代文化根基的不同理解,鲍德里亚的文化革命与法兰克福的文化革命大不相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革命更多奠基于美学革命意义上,而在鲍德里亚这里,文化革命是一种文化体系替代另一种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就是象征交换体系(注:象征交换是早期鲍德里亚文化革命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鲍德里亚运用这个概念时强调一种反经济学的、具有互逆性的交换,他认为这是走出现代社会的另一种符号体系。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参见: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 L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