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到共同体：符号学视野下的女权主义
作者：贺碧霄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3955 2010-01-15 23:08:06
本文作者： 贺碧霄 彭卫民
[摘 要] 语言符号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定义，这使得性权力伴随着语言符号的差异而不断的变化与修正，语言符号是产生权力的根源，女性性权力正是基于此而具有历史性和变动性，在研究女性社会属性这一问题上，试图通过引入语言符号来对性权力做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认知：语言符号如何介入性权力而使得其产生，在伴随着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语言差异是如何对性权力造成影响，在现代社会，语言符号又是如何改变女性性权力被压迫被剥夺的事实，社会性别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性权力的转化，而性权力的转化又是怎样通过语言符号差异的体现，成为了本文需要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 语言符号；性权力；女性；差异性
“性权力”应当是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性经验史》中系统讲述“性经验”与“权力”概念之后提炼出来的女性社会性别差异的专有名词。他认为，话语（Discourse）并不是表示言说的代替词，而是“处于历史中的产生权力关系的物质实践，它的存在于体制与社会之中并对其产生支撑作用”①，性权力的表现形式亦即性别差异，它的存在成为了社会学家与女性人才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
一，性权力的起源与语言符号对其的介入
性权力最早通过语言记载是在《圣经》中关于男女形成的论述，其观点认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体中取出，应该从属于男性，这一点，在儒家典籍中也有记载，“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②“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既嫁从夫”③。不惟如此，传统中国文化下，性权力已经演绎成了一种性压抑与性禁忌，这种严格意义上通过语言符号灌输的“男女有别”观念，使得千百年以来，女性性权力的最终缺失。
因此，西方学者基于话语的定义提出了性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试图摆脱一种对权力的、法律的与否定的表现，不再根据法律、禁忌、自由和君权来思考。与此同时，权力并不以法律与君权的方式来对“性经验”进行管理。语言符号介入性权力的本质在于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是性的内在在产生差别、不平等与不平衡的结果。按照性权力话语的解释，各种支配婚姻的经济和政治的律令条款，将失去它们作为直接约束婚姻藩篱的重要性而成为一种在人类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事务。从而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符号对婚姻关系产生影响。在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权力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何种渠道，顺着什么样的话语最终渗透出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沿着什么样的渠道达到察觉不到的欲望形式，成为语言符号介入性权力的关键所在。
在性权力产生之初，性别的社会性已然初露端倪，"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使得男权主义的存在似乎具备了合法性而理所当然，与此同时，性压抑更加的语言化与文字化，它更多的出现在了氏族的家规与国家的法律中，最早的图腾崇拜就表明，性权力合法性已经突破了如同神话故事般的探讨，而成为了不可变更的事实。语言作为一种权力交换更加具有风险性和冒险性，于是性的表达便在制度与语言的承载下逐步显化。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行作为人类繁殖的最初载，体理所当然的使得文明得以传承。事实上，文化范式下的人类活动都是归结于性的，诸如科学与文学艺术，人类活动的公序良俗，习惯思维甚至包括宗法戒律与道德规范，换言之，性成为人类从野蛮步入文明，从自由走向约束的桥梁。因此，可以说，性权力是伴随着人类语言符号的产生而形成的，它的最终确定则是由人类社会将其从语言表述变成文字记载之后的过程。
如果要给这两者下定义，则可以引用符号学家的概念，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是廓分语言符号与话语权力的关键，语言是所能资以辨别的言语，所蕴含的词语数量和构词规则是有限的，而言语则“通过相同的符号反复组合，经过个人的心理——物理机制的过滤表露出来”④。由于语言是一种群态系统，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不允许变动是组织与交流话语的前提条件。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下，语言符号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由语言来充当性的权力规范是最为可能的。基于此，在“包括言语、文字、空间、时间等结构上和价值上的某种特定关系的语言，可以把它作为任务、概念、计划或者是使命来思考和表述”⑤。
二，性契约与边界对性权力发展过程的影响
语言符号奠定性权力这一概念之后，性权力的发展经历过了一个漫长的修正过程，其本质逐渐的从性禁忌变化为“性契约”与“性边界”，禁忌论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对性的阉割之后的一种补偿，原始部落中性的崇拜早期定位就是通过禁止杀害作为其父亲之替代者的图腾来实现的，父母作为主体性行为的直接规避者，从而引导主体形成诸多“情结”，这些情结作为禁忌的最好践行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性产生了边界效力。朱迪思巴特勒的观点是除了情结之外，传统理论还会通过语言建构我们的性，主体在寻求性的均衡点时往往会受到语言的阉割，通过语言权力的阻隔，导致性诉求者在介入性行为时不可知，《精神分析引论》对语言建构性的观点和巴特勒如出一辙——“主体会产生一种求而不得却又狂热崇拜的欲望”⑦。由此，传统的性压抑通过“缺失”和“情结”里强调权力的否定功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禁忌的表现使得我们不得不观注性契约论者的声音，因为禁忌者认为，性服务的全部价值只能在于文明的延续，西方世界关于性的诸多著作中，契约论者试图通过一种良好的秩序原则来打破性的禁忌，性契约论的集大成者当首推齐美尔，他在研究整理“性的碎片”时认为男人追求的是抽象意义上的女人，由此，货币介入性交易活动成为了可能，商品与价值的不均衡会导致性出卖活动，最私人化和最易受批判的领域所拥有的东西成为了交换的对象，脱离单纯性行为这一层面，蜕变成不可或缺的性行为，通过货币交易强行介入并非用来交换的领域。所以最终齐美尔得到的观点是，不管男女，只要存在货币机制那么他（她）购买到性就会成为现实，禁忌也会随着性的“亵渎者”和性的“牺牲品”而告罄。
性边界的全部作用在于由于边界的设定，使得超越边界的运动成为了无所不能，边界的分割包围作用能够在事物的外部创造一个内部，能够在无限的时空创造一个特定的点，边界的流动性通过不断超越内外边界而达到平衡，这一论点激起了近代女权主义者的巨大惊奇，据说，“边界”这个词并不是拉康的专利，尽管在后现代的著作当中，他的声音蔚为洪亮，意在对传统禁忌领域提出质疑，但在弗洛伊德的著述中就已经通过引入边界这个词来描述幼儿期的性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界定儿童性行为的边界在于他的父母作为图腾或者是禁忌的阉割。即便是在福柯，也会认为规则不在场的性会对团体构成无尽的威胁，千百年来，人类灵与肉作为性的承载物是否不断的触犯禁忌和不断的突破边界成为了争论不休的焦点。不断有行为学者或女权主义者提出对性的规范又不断的被符号理论者或社会学家们打破，也因此，对话语权力的研究成为了一种西绪弗斯式的永无休止的追寻活动。
三，女性性权力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现状
“女性主义研究”是随20 世纪60 年代女性主义运动而兴起,这种研究是女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思考。20 世纪80 年代后,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此研究称为“性别主义研究”，“性别主义”比“女性主义”有更宽泛的涵义,它不仅包括生理性别———即男性和女性；而且它还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使性别具有社会的属性———即社会性别。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差异性体现在了语言更加具备了社会的属性，语言又是如何可能的，索绪尔在基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别上提出了“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的概念，在物质传播过程中，口语符号、书写符号、形象符号、物品符号、动作符号都是传播符号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中介体⑥。能指在此媒介上，通过任务、概念、计划来达到所指的具体实在。如果性的最终释放表达被假定为传播的总结所指，那么性权力作为语言符号的一种目标则可以被确定是横亘在人类性与思维的桥上，充当着传输性语言的信使，亦即能指。西方理论人文符号化的过程，原始的意象在位所指意象的表达形式成为能指，两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间距，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认为，真正变化的只是能指的内容，能指的形式及其偏好并未发生改变，由此可知，在性概念的比较中，中西差距的鲜明化便昭然若揭。
因此，性的主体一旦进入语言就会遭到分化，其原因在于语言具有联合性与分割性，主体性分裂必然导致性的分离，从而形成性的“第二性”，由于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主体构建手段，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最好的代名词，因此，当性的主体进入语言遭到阉割时，使得主体产生一种想要得到某种永远不能得到的东西的欲望，亦即“人潜意识中对某种独一无二不能替代的东西的热恋会表现出一种永无休止的追寻活动”。⑧
基于此，性应当是所有的权力都不会忽视的对象，也正是由于性是权力要加以管制和约束的对象，性成为了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逻各斯的最初产生就孕育于性的禁忌与压抑，家庭婚姻的产生在于生育合法的子嗣以继承家庭私有财产，因而，由于受权力话语的左右，生殖不再是人类性交行为的主要理由，在语言权力的介入下，各种支配婚姻的、经济的、政治的律令，已经失去了他们重要性，成为了一种一脉相承的继续。
由于符号的特性是“流逝，逃逸的，永远同时间联系在一起，并且依附着运动”⑨，它的另外一种解释便是符号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应当归谁所有，受谁支配，介于此，性在防止攻击行为，缓解群体关系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诸如生殖的崇拜，表达了权力关系的归属性，语言在此时是抽象化了的权力，性主体在交流的媒介环境中，必须是交流的同时性与当下性，这一点完全符合语言符合逃逸的特点，也因此，语言符号对性的影响也可以理解成为现金货币得以交换物品的契约，不仅带来了所有形态与交换形态的变化，而且决定了性的交易方式。
四，结语
实则，由于性权力衍生出来的男权制度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直接的性压抑和性不均衡下，男权主义下对性的双重标准致使女性的社会属性被剥夺。虽然性的存在也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但是一旦性权力这一概念发生变化或修正，那么，人类社会对男女性性属关系的认识也会发生转变，因此，在研究社会性别的诸多领域当中，都有学者对此问题有过历史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与此同时，随着语言符号差异性的不断推进，性权力在当今社会又有新的定义，在研究社会性别时，理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①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
②商鞅，《商君书·画策》第349、35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③列子，《列子·天端第一》，中华书局影印四库总目提要1920版。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3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版。
⑤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版。
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54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56页，商务印书馆,1995。
⑧列维·施特劳斯《看听读》第122页，三联书店1996版。
⑨彭卫民，《语言符号对性的介入的可能性探讨》第100页，重庆科技学院学报09年第2期。
基金项目：本文西2008年度西南政法大学青年项目“从边缘人到大共同体”（批准文号08XZ-QN-30）与2008年度西南政法大学科研立项项目“被语言符号介入的性权力机制研究”（批准文号08XZ-BZX-001）的资助，作者深表谢忱，本文原载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7期，有删节。
[作者简介] 贺碧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
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符号学与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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