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是当今英美文论界正在发展的一种新颖独特的西方文论。近年来，正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兴趣和关注。本文从台港和内地学界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两个领域全面回顾、梳理和评述了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在中国近20年发展的情况，为全面把握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的现状，进一步推动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文学言语行为理论 文学话语 文学意义 文学观念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简称文学言行论）是当今英美文学研究领域里颇具活力和正在发展的一种新型的西方文论，它以语用学最重要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做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约翰·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首先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格莱斯等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所开创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而以“言语”作为研究中心，并从行为的角度理解言语的本质，提出了“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的新思想，冲击了人们把言与行对立起来的习惯看法，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它不仅对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直接促进语用学研究成为“显学”，成为当代语用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也被英美批评界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理论方面被广泛应用于讨论文学定义，文学语言、虚构、文学意义、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等基本理论问题。经过40多年的不断发展，它已成为当今美国文论界最具活力和最为复杂的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学理论，美国文论界几乎所有的著名文论家对其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关注，从斯坦利·费什到德里达、从保罗·德·曼到希利斯·米勒都对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的阐述、完善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95年作为当代唯一代表来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言行论被《剑桥文学批评史》收入，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现象学等文论成为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文学理论，[①]这表明文学言行论已得到国际文论界的普遍认可。

在中国，虽然台湾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但是就国内文艺学界整体而言，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却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不仅介绍的文章开始增多，而且运用文学言行论来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在高校外语系也开始增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文论界一些研究者开始重视研究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并运用它来讨论文学理论问题。这些都表明，文学言行论正在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为了推进文学言行论的研究，本文在此回顾和评述文学言行论在中国发展的研究轨迹，以便了解它的发展现状，更好地来推动文学言行论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

 

文学言行论最早引起海外华人学者的注意和引介，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后旅美的台湾学者高辛勇在1987年台湾出版的《形名学与叙事理论》最后一章中重点介绍和讨论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②]这可能是在中国文论界和批评界最早最全面介绍和评述文学言行论的著作。高辛勇此书讨论的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叙事理论等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轨迹，形名学是中国的叫法，即符号学。非常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像国内文论界那样，仅以形式主义文论的旗号，讨论到结构主义为止，而是把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洛特曼的苏联形名学（符号学）、文本衍生论和巴特的符号分析都纳入书中，使全书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和完整，即使在今天读来，仍属于中国文论界中对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全面总结的少有的完整之作。

高辛勇在最后一章（第四章）的第三部分着重介绍和讨论了文学言行论的情况，他首先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者著名哲学家奥斯汀和其学生塞尔理论要点，随即讨论了言行论在文学上的应用，他认为“‘言行论’在文学上的应用可分为两种方法或分析角度”，即“内观”与“外观”的应用，“所谓‘内’、‘外’乃相对于作品内容而言，‘内观’的应用以‘言行论’的概念来剖析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与戏剧）之中人物使用语言时所表现的‘扬言’、‘用言’等行为以及人物刻画、情节发展的关怀。‘外观’的应用则是将作品视为一种言语（或谈吐utterance），进而考察分析文学言语的使用性质与普通言语使用的异同，由之以期对文学性质得以深一层的了解。”他的“内观”和“外观”应用实际上就是指文学言行论应用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两个领域。接着高辛勇介绍了三个著名的文学言行论批评家的观点，一个是最早把言行论引入文学讨论的美国著名文体学家欧曼，一个是以反对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点，用言语行为理论处理文学问题而著名的玛丽·普拉特，另一个则是著名的批评家斯坦利·费什，他不仅成功地运用言行论分析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做了一个‘内观’分析的示范”，而且还运用言行论讨论了语言与现实，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涉及到对文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高辛勇在此书中评价西方文学理论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他非常注意尝试把这些西方理论套用到中国的叙事传统，看看什么理论可行，什么理论根本与中国的叙事传统相悖不足用。对文学言行论，他也是从这个视角加以评价的，他认为，言行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外观”应用，在中国以“言志”与“记实”为正统的情况下似乎更难以适用，但是他认为，言行论的“内观”性分析则可以适用于中国小说的具体分析，例如他指出：“《金瓶梅》中人物的语言常带有一定的意图与行为效力，尤其是潘金莲的话每一句都带有特别心机用意——或是为争宠讨好西门，或是与其他妻妾争风吃醋时当为拉拢、威胁甚至虐待的武器，无一不带有特殊的扬言意味。《红楼梦》的林黛玉与凤姐，也都是口齿伶俐、话锋尖锐，最会以话做事的行家。”不仅古代小说可以应用，现代小说也同样适用，如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七巧，“不说她对新媳妇的‘用言威力’有如‘刀片’之凌割，其效力可置人于死命，七巧整个生命的存在，更可以用不同‘言行’来定义，可能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彻底不过的‘言行’论执行者。”[③]显然，高辛勇认为文学言行论很适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但对它运用于文学理论则以为较为不易。

高辛勇的看法对后来者影响很大，9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孙爱玲的博士论文《“红楼梦”对话研究》就是沿着“内观”的角度运用文学言行论于《红楼梦》的文学批评实践。在“红学”研究中，当时这是独树一帜的。作者在“导言”中指出，在西方，言行论能否用以研究文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而她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本书尝试用言语行为论分析《红楼梦》的对话，证明言语行为论可以用在中国小说中。”在书中第三部分“《红楼梦》对话与语用学”里，孙爱玲运用奥斯汀、塞尔和格莱斯的理论观点广泛地详细地分析了《红楼梦》许多对话，指出许多对话“用言行论一分析，就见到小说语言和内容的另一面貌”，对人们理解其中的精细含义、言外之意都很有帮助，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推进也都有重要的作用。书中还对近二十年（到90年代初期——作者注）言行论与文学挂钩的情况做了分析，她显然是强调重视文学言行论的，最后她总结指出：“以上这些理论说明了言语行为在近二十年来应用在文学研究上，建立了不少学说，如今还在发展，而且言语行为论在语用学的范畴内，当语用学地位日渐提高，加上言语的表达在人际关系、传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言语行为论更受重视。”[④]

与高辛勇观点不同的是，也有台湾学者运用言行论来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即进行“外观”的讨论，台湾学者周英雄在《从语用谈小说意义》的论文中就用言行论探讨文学意义问题，文学意义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热门的问题，也是这是文学言行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周英雄的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表明中国文论家开始注意到文学言行论所涉及的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在论文第一部分，周英雄指出了语言的意义问题传统上划归语意学（即语义学），他首先分析了传统语意学中意义产生的程序和不同分法，随即指出语用学的不同在于说话人希望影响和“改变听话人的意识或行动”，他具体介绍了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指出言语行为论“探讨的对象不仅局限于语言形式，而兼顾到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共同的背景，这种态度无疑是比较全面性、开放的态度。循这一个方向，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作品本身，或作者本人、读者、社会等等。意义应该是全面整体的关系交织而成的效果。” 周英雄看到了言行论对形式主义研究的超越以及对文学意义研究的价值所在，随即他从语用学角度具体分析了文学作品中语言与一般言语行为的异同、文学意义与效用的关系以及读者反应等问题。最后，他明确总结指出：“文学的意义很显然不局限于我们一般语言的指涉活动。从语用的观点，文学除了指涉外界，而使读者有机会可以感到读者之外，它也可能把读者带入创造的世界，并在其中徘徊不去，流连忘返。”[⑤]周英雄准确地概括了文学言行论对文学意义问题的独特看法，不仅很有意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学者运用言行论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先河。

 

二

 

 

与台港学者相比，中国大陆学界对文学言行论的研究起步要晚，而且在各学科和领域发展很不平衡。在外语学界，由于专业的优势，高等院校外语系接触文学言行论较多，因而文学言行论闻名程度较高，介绍和开展文学言行论研究也主要集中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师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言行论还没有引起普遍和充分的关注，对文学言行论的了解和认识还只处于初始阶段。但是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观。文艺学界注意和研究文学言行论的学人正在日渐增多。

从研究的内容看，应用文学言行论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在外语系已成气候。这些研究多以言行论为工具分析领悟人物对话的精妙之处、言外之意和掌握人物性格刻画以及情节的推进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这一批评实践多集中于分析西方文学作品，如《言语行为理论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应用》、《言语行为理论与莎剧研究》、《言语行为解码与现代英文诗赏析》、《言语行为理论与〈哈姆雷特〉中的戏剧反讽》、《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对白的言语行为分析》，近年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开始出现并增多，如《话剧〈雷雨〉中的言语行为探析》、《〈西游记〉前两回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十八相送”的解释力》、《从行事行为看〈围城〉里方豚翁的语言特色》、《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中〈雷雨〉的人物关系》等。这表明应用文学言行论于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正在日渐扩大。

在文学理论方面，近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运用文学言行论探讨文学理论问题的介绍、讨论和应用正在日渐增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话语、文学意义、虚构问题和文学观几个方面，透过这一研究轨迹，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我国文论界对文学言行论的了解、认识和运用都是每年在深入推进的。

在文学话语研究方面，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是内地文艺学界极少数较早注意和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探讨文学话语本质问题的知名学者，在1997年和2001年出版的《超越文学》和《现代性的张力》有关章节中，他直接从奥斯汀的观点出发，认为从作为整体的话语角度来看，“可以说诗的话语本身就是作家借以做什么的方式。更进一步，诗的话语在描述和解释外部世界的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或一种行为，也就是作出了某种承诺。这种承诺可以是他（作家）对外部世界的真实状况道德上的评判或价值上的取向，也可以是作家对自己责任感、使命感的觉悟，或是对他的读者公众所作的某种劝诫和诱导。换句话说，诗的话语既传达了意义，又构成了承诺性的以言行事的力量。” 他指出“话语所固有的这种既传达内容又施行‘做事’的力量，正是一切话语，尤其是诗的话语的基本功能。”他对文学话语的这个双重功能的概括是很准确的，与西方学者的文学言行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言语（话语）具有描述和施为的双重功能。周宪还由此出发把话语功能延伸到与文化的关系上，精确地概括出话语有两面的特征，“即受制于文化又反思文化”，“就是霸权与颠覆的两面”。[⑥]并由此推论出文学话语是一种进行文化批判的重要力量。这个观点与西方文化研究运用言行论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

沿着周宪思路继续发展的是詹七一的《文学话语与意义承诺》，他认为：“作为人的言语行为的文学，其意义的生成和解释建立在写与读的话语对话基础上”，他是从对话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话语特征的，他指出：“文学的话语对话作为一种主体间特定的言语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表意及解意的活动，或者说意义解释并不是文学的话语对话的终结。言语行为还可能转化为某种建立在意义解释基础上的言效行为，也就是说，任何言语行为在表述一定内容的同时，本身也就是作出某种承诺，提出某种主张，或给出某种告诫。”[⑦]他还联系到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具体分析了当代语境中文学话语的承诺特征，认为当代文学中所谓的“主流”、“先锋”、“大众”三种文学样态都具有话语承诺的明显特征，它们分别显示出替他人承诺、自我承诺和消费性承诺的基本形态。

国内对文学言行论的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线索是从德里达的研究延伸来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言语行为论的复杂关系既是德里达研究，也是当代西方学界的一大主题，尤其是70年代爆发的德里达与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塞尔就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论战影响巨大，被称为当代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由于德里达在论战中颠覆了奥斯汀设立的虚构与真实的对立，也就涉及到对文学话语的定位、文学意义的理解等问题，对文学言行论的发展路向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对这场论战，早在90年代初期就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和介绍，如陆扬的《意义确证：一个难解的结——解构言语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与批评——德里达评奥斯汀》以及后来发表的《德里达与塞尔》[⑧]都对这场争论有详细介绍，但他主要还是侧重从哲学意义的角度来把握这场争论的意义。而1998年张旭春发表的《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则从这场争论中谈到对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关系的启迪和认识，他指出：“按照奥斯汀的观点，文学话语是不严肃的、虚构的、因而也是从属的、寄生的、应排除在言语行为之外。但是，受德里达启发，我们何不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都是一种言语行为，都不仅能言有所述，还能言有所为。区别在于哲学总是企图传达真理，而文学却从不讳言自己的虚构性。由于此，文学写作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便是某种某种程式或元话语的裸露，是元写作。因而文学比哲学更具有颠覆性。”[⑨]

以上无论是直接从言行论阐发，还是介绍引进西方的观点，在文学话语的观点上，研究者还是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看法，即从言行论角度看，文学话语的功能不仅在描述，而且还在于施为，因此，文学是一种具有批判和颠覆功能的重要的文化力量。

此外，由于文学话语往往具有虚构的特征，这也文学言行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近年来也出现了介绍文学言行论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谢晓河和余素青的《虚构话语：言语行为和交际性》与余素青的《言语行为理论与虚构话语研究》都详细分析比较了奥斯汀、塞尔以及汉伯格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对虚构话语的种种观点，并试图对其中的矛盾进行调和，指出“虚构和现实在语言中并不像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所谓的非正常话语其实是正常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⑩]

在上述文学话语的探讨中，文学意义问题也已被卷入其中，而梅美莲和朱晓辉2004年发表的《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则试图提出一个从言行论角度讨论文学意义问题的完整的框架。作者在文中指出意义既是语言哲学的研究重点也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中心，并分析了各文学批评流派对文学意义研究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即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问题，是静态研究，而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文学意义则能克服这些不足，因为言语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视角，“从言语行为意义理论的角度看，文学作品的作者就是说话者，文学作品就是话语，批评家或读者就是听话者，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过程就是言语使用的过程，创作和阅读的社会历史环境就相当于言语使用的语境。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者通过文学作品所表达并得到读者认同的写作目的。文学批评意义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作者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表达他/她的写作意图，读者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根据文学作品的言语特点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11]作者还论证了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研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可以看出，与台湾学者周英雄着眼不同的是，梅美莲和朱晓辉更强调了文学言行论意义研究的动态过程。

随着影响的扩大，2007年，“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一个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关键词也被收入到由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辞典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这一理论开始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词条的撰写者马海良不仅简短地介绍了奥斯汀和塞尔的重要观点，并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后来广泛进入并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科学话语。‘言即行’，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一核心观点可以汇入20世纪许多角度不同而取向相似的思想潮流，例如文化唯物主义、解构主义、文化政治分析，等等，它们都强调符号表意活动的行为性、实践性、社会性甚至政治性”。这个概括是非常精当的。

文学言行论不仅涉及的是文学话语、文学意义的研究，而且更重要地是表现在文学观的变革上，它建立起一种行为的文学观。近年来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开始被学界触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触及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从研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观延伸来的，希利斯·米勒近几年来在我国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文艺学权威，对他的研究也是我国学人的一个热门课题。2006年有两篇关于米勒的博士论文涉及到他后期提倡的言行论文学观，一篇是张青岭的《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批评》，一篇为肖锦龙的《希利斯·米勒文学观的元观念探幽发微》，[12]他们都注意到言语行为及其“述行”范畴在米勒后期文论思想中的重要性，并以阐发他的言行论文学观作为论文的主线。肖锦龙2007年发表的论文《试谈希利斯·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更是简明地把米勒的文学思想历程概括为早期（50、60年代）坚持的是现象学文学观、中期（70、80年代中期）坚持解构主义文学观，而“80年代中期以后米勒在奥斯汀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下彻底改变了文学观念。他不再将文学看成是一种记述某种外在实体（如现实或思想感情等）的工具，或一种自在自律的语言话语形式，而将之看成是一种人们用一种语言话语置换另一种语言话语或用一种形象系列置换另一种形象系列、以制作新的话语文本或形象体系、打造新的生活图景的文化行为。”肖锦龙从三个方面全面概括了米勒的言行论文学观，并评价米勒“后期所倡导的言语行为文学观是他文学理论探索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颠峰性的理论果实”，认为“他的言语行为文学理论观念启前人所未启，道前人所未道，是一种极为独特精到的理论观念”，并指出“认真研读它对我们深刻把握西方当代文论的最新发展以及有效借鉴西方最前沿的成果以创建我们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无疑有很大的裨益”。[13]

此外，文艺学界也出现了直接介绍西方文学言行论探讨文学定义和特征的论文，张瑜2006年发表的《论言语行为批评对文学定义和特征的探讨》[14]全面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文论家欧曼、普拉特、塞尔和彼特瑞等应用言行论探讨文学定义及其特征的历程，指出西方早期文学言行论研究中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文学观点，揭示出文学言行论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的一面。

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篇全面探讨文学言行论的文艺学博士论文，即王建香的《文学述行：当代西方文论中的言语行为视域》和张瑜的《文学言语行为论》，[15]这标志着国内文艺学界开始全面审视和关注文学言行论的发展情况。前者详细地回顾了言行论在西方文论中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脉络，全面探讨了文学言行论一些重要的范畴和文论问题，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对于国内学界全面认识和把握西方文学言行论的发展情况提供很好帮助。后者在探讨了西方文学言行论研究的情况基础上，重点强调了文学言行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意义，特别是指出言行论的精神实质是一种语言实践论，其基本精神表现出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相通的，由此认为运用言行论建立一种以话语为基础的新型的实践论文学观，对突破传统的认识论文学观，沟通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推动国内文学基础理论的变革和促进当代文论建设以及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后者显然侧重的是“建设”的角度，强调的是把文学言行论研究与国内当代文论建设直接联系起来。这无疑将扩大了文学言行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影响

可以看出，自9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言行论研究在我国正日渐深入，从文学话语、文学意义的探讨逐步发展到文学观念的探讨。总之，文学言行论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一种最新的西方文论，它正逐渐引起国内文论界的注意和重视，文学言行论所倡导的实践性和行为性等文学观念以及对文学话语和文学意义等问题的独特认识正逐步影响和参与到国内的文论建设中，随着文论界对文学言行论认识的深入，有理由相信有关文学言行论的全面研究将很快在我国文论界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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