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中，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对话的全过程，体现了他们各自的理论特征。结构主义通过文本理论来批判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符码转换的方式将文本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并将其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以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文论史上影响力最大、持续最久的两个理论流派。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二、三十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那场论争之后，在二者之间寻求对话遂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方向。巴赫金就是在二者的对话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大厦的。[①] 如果说在苏联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巴赫金的对话还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学术选择，那么在六十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对抗的消解和学术壁垒的打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需求。[②] 结构主义在六十年代之后的繁荣使二者之间的对话进入新的阶段，晚期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对话是这一对话的主要形态。

    虽然从表面来看结构主义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后裔，与马克思主义同样相距甚远，但在事实上，大多数结构主义者早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并对马克思主义了如指掌。比如罗兰·巴特就把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定名为马克思主义阶段，[③] 而斯特劳斯则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④] 所以，詹姆逊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不无道理。但是结构主义者却是在背离自己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中走向结构主义的。同时，当结构主义风靡欧美学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也不可能再“以意识形态为由而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这样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因此詹姆逊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评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⑤] 可以说结构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同时，如果没有对结构主义的吸收和借鉴，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六十年代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与结构主义的对话使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从而与传统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表现出新的理论特征。这样，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话就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结构主义对萨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吸收和借鉴。

    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话表现在多个方面，从文学理论和美学角度来看，威廉斯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本”和“符号”问题。[⑥] 文本和符号都是结构主义的核心问题，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征。与符号的联姻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异彩纷呈，而对文本理论的吸纳则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对文本内涵的不同理解体现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路向，而在文本问题上的融通则打开了二者对话的广阔天地。文本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因此，就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及其发展脉络，而且对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结构主义与文本理论

    “文本”（Text）一词古已有之，并不是结构主义的首创，但却是结构主义者赋予了它新的意义。结构主义者们对文本的理解多有不同，其中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最能代表结构主义对文本的基本理解。对文本问题的研究贯穿于罗兰·巴特学术研究的始终，而从其文本理论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与萨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战后的法国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就像每个新英雄的出场总要伴随着旧英雄的牺牲一样，与结构主义在法国学术界的粉墨登场相伴随的正是萨特哲学的边缘化。虽然像罗兰·巴特和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者早年都是萨特哲学的信奉者，但恰恰是与萨特的决裂才使其走上结构主义道路。

    早年的《写作的零度》是巴特建构文本理论的开端，而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正是代表萨特文学思想的《什么是文学？》。萨特在此文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即“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这几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对文学（写作）的本质、作家和读者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巴特的文本理论正是对萨特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的回应。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萨特与巴特，乃至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在文学观念上的联系与差异。

    萨特把文学艺术看作一种通往自由的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呼唤人们的自由，以便他们实现并维持人的自由的统治”。[⑦] 但是这种自由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与现实社会无关的无功利的审美自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因此，文学和写作必须“介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斗争的方式，而不是纯粹的审美对象。对作家来说，“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⑧] “介入”是与作家的写作相伴随的，毫不介入的写作是不可能存在的。作家只要写作，他就已经介入了社会生活，表达了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文学介入的目的是“保卫自由”，写作就是作家实现自由的方式，也是作家特有的战斗方式。笔是作家进行战斗的武器，而当自由写作不能实现的时候，作家就需要拿起真正的武器进行战斗。这种“介入”的写作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写作方式，它要求文学承载实现人类自由的伦理使命，因此文学就成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但是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把文学作为党派政治的工具，萨特的“介入”承担的则是超党派的绝对自由的使命。而对于读者来说，自由的实现首先就是阅读的自由。在萨特看来，“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作家为自由而写作，读者为自由而阅读。读者摆脱外界束缚，全身心地投入阅读，进入作家创造的想象世界，感受和体验文学作品的语言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意义世界，让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与作家发生共鸣，在内心深处建构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为这个世界的实现而奋斗。只有这样，文学的自由才不是抽象的自由，才不至于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只有通过读者的自由阅读和介入，文学的自由本质才能够得以实现。

    和萨特不同，巴特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使用的是一种价值语言，它过多突出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从而遮蔽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自身。其中，以这种语言为基础的苏联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写作是一种政治式写作，而萨特的写作则是一种思想式写作。这两类写作都过度看重文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文学自身。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正如一切政治式写作只能是去肯定一种警察世界一样，思想式写作也只能形成一种‘类文学’。”[⑨]  文学的本质不是政治，也不是自由；相反，文学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 文学就是要恢复语言作为语言自身的属性，而不是语言之外别的什么东西。文学应该成为语言的“精致的栖所”，而不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一种不带政治和感情色彩，只突出语言自身的“零度写作”。这种“零度写作”表面上与萨特的“介入文学”完全相反，但实质上巴特并没有完全否定写作中意识形态的存在。他在《写作的零度》的结尾指出，“探索一种无风格或口头的风格，探索一种写作的零度或写作的一种口语的级度，总而言之，这就是对一种绝对齐一性的社会状况的期待。”[⑩] 这种齐一性社会也就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没有战争的社会，也就是不需要萨特式的介入写作的社会，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

    可以说，此时的巴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萨特分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背离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走向结构主义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而后来在正式提出文本理论的时候，巴特已经和萨特彻底决裂，转变为一个完全的结构主义者，并开始向后结构主义过渡。从表面上看，巴特的文本理论的提出是由于克里斯蒂娃的影响，而从根本上来看，其基本思想早在《写作的零度》中已经奠定了。

    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区分了作品（work）和文本（text）这两个概念。巴特认为，“反对这种‘作品’的传统观念，亦即长期以来并且今天仍以牛顿方式来看待的作品概念，就是要求某种新的对象，它需要通过改变或颠覆以往的范畴而获得。这个对象就是文本。”[11] 巴特用“文本”来替代“作品”这一传统文学观念，并不是说作品与文本之间在物质存在方面有什么本质差别，也并不是说作品是古典的而文本是现代的。他的这种区分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是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所造成的。“作品”是一个物质存在，是放在书架上或拿在手中的那本书，而“文本”则是由能指链条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或者说是“能指的编织物”。作品限于所指层面，通过对能指的深入剖析来发现所指的确切含义，而文本则停留在能指的层面，在能指的漂浮中，意义成为一个开放的延迟（deferment）过程，需要在不断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进行建构。作品是静止的、封闭的和完成的，而文本则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未完成的。文本中充满了引文、参照、重复、过去或当代的文化语言，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文本成为一个“巨大的立体声”。每一个文本都与其它文本处于互文状态，每一个文本都包含在其他文本之中，体现着其他文本的影子。文本没有中心、没有起源，也没有结尾。文本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待读者阅读的开放的召唤结构。文本不会停留，而是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例如《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放在图书馆里，摆在研究者的桌案上，但是作为“文本”的《红楼梦》却存在于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存在于读者的心里，存在于对《红楼梦》的不断阐释之中。

    巴特对文本的这种界定必然得出作者死亡和读者诞生的结论。文本作为一个语言的编织物，它的存在与作者无关，作者在文本中已经死亡。作者的声音并不是文本的源头，“句子的源头，说话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写作的真正地点，写作就是阅读。”因此，“给文本一个作者，是对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12] 文本意义的生成并不是作者的创造，而在于读者的阅读。只有在阅读的过程中，意义才得以展现。读者才是真正的写作者。读者阅读文本并不是要从中发现一个意义世界，文本中就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世界。阅读所要获得的仅仅是一种类似于性的愉悦、快乐和满足。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可读的文本，巴特更喜欢读者可以进行自由再创造的可写的文本。他在《S/Z》中对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萨拉辛》所做的现代主义式的解读就是这种阅读的一种有效实践。

    因此，可以说，能指的编织物是文本的存在方式，作者的死亡和读者的诞生是文本的两个基本属性，而从文本的能指游戏中获得精神愉悦和创造的快乐则是其价值指向。它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与未完成性，但这种阐释只是能指的游戏。这种文本观念把文学回归语言艺术的本质，突出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使文学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但其代价是割裂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而否弃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这是结构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缺陷。因此，把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就成为摆在结构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

    六十年代之后， 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苏共二十大的突发事件和六八年革命的失败，再加上学术界正如火如荼的形式主义的科学化方法的影响，使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被逐渐放弃，而其科学的方法论则受到空前重视。这一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批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为理论建设的新方向。形式主义的科学化方法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极大的启示，吸收和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也就成为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工作。在文学理论方面有重要建树的马歇雷、伊格尔顿和詹姆逊都是如此。而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就是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他们通过“符码转换”[13] 的方式将其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并将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科学”设定为自己的目标。[14] 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因此，不同于结构主义把文本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把二者重新联系起来，并研究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马歇雷和伊格尔顿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如何进入文本，或者说文本如何生产意识形态，而詹姆逊研究的则是如何发现并阐释文本中的意识形态。

    要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阿尔都塞谈起。首先带来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向的是阿尔都塞。虽然他主要在哲学领域用结构主义的 视角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谈论文学的文章也仅有三篇，[15] 但他的方法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影响甚大，致使后者或多或少都属于阿尔都塞学派。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区分，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和对理论生产的论述，以及多元决定和症候阅读等概念都直接影响了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

    伊格尔顿认为马歇雷“是第一位阿尔都塞派的批评家”，也“是当代最敢于挑战并具有真正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6] 他的艺术生产理论成为结合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初步尝试。和戈德曼不同，马歇雷认为文学与现实并非同形同构，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也不是同质的，相反，“文本里存在着文本和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冲突”。[17] 文本意识形态不只是对作家所生活的现实意识形态的反映，其中还包含了各种各样与之相敌对的意识形态。文本的开放性保证了文本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文学使意识形态超出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把生活中的各种意识形态都纳入其中，经过文本的熔铸与重构，从而产生出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同于戈德曼认为文学文本有一个中心结构，并对应着一个核心意识形态，马歇雷和结构主义一样，认为文本并没有一个中心要素，只有含义的不断冲突与延异。文本中也不存在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离心”结构。文学也就自然而然不再是对现实意识形态的镜子般的反映。如果硬要用镜子来比喻的话，那么这也是一只破碎的镜子。现实意识形态一旦进入文本，就转变成文本意识形态。因此，当意识形态从文本的另一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了，甚至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正如一部作品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它也是为了反对意识形态而写的。”[18] 因此，如果说一般的文学还只是在重复或生产着现实意识形态，那么优秀的文学则“通过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提出挑战”。[19]  一般的文学作品通过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为统治阶级服务，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么优秀的文学则通过文本生产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并以此来批判、挑战和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一般文学作品中，现实意识形态和文本意识形态是同一的，而在优秀的文学中，二者则是相互矛盾的。正因为如此，马歇雷的老师阿尔都塞并不把优秀的作品归入意识形态之列，并认为“意识形态的功效之一就是，凭借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征实行否定。”[20] 一般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性表现得极为明显，而优秀的文学则把其意识形态隐藏起来，以不在场的方式体现它的在场，即以审美的方式将文本的空白和沉默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呈现出来。可以说，“作品的功能就是以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表现意识形态。……作品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内容，但是它赋予这种内容以特殊的形式。”[21] 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完全超越了自己所属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他正是把现实的意识形态内容转化为审美形式，通过自己作品中的空白和沉默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识形态来挑战和对抗现实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本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之间的非同一性使文本成为一种离心结构，并生产着新的意识形态。

    和马歇雷一样，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传达’，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阶级的‘传达’。宁可说，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22] 如果文本只是意识形态的反映，那就意味着这种意识形态是先在于文本的，因而文本就成为多余的了。相反，文本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它不断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因此，“文本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而且是意识形态的需要。”[23] 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巴特的文本理论了。

    伊格尔顿是从威廉斯的“物质实践”的角度来讨论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之间的关系的。他把这种实践区分为六个方面，即一般生产模式、文学生产模式、一般意识形态、作家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文本。文本并不属于这种物质实践的构成要素，而是它的结果。文本不受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单独决定，而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多元决定的结果。那么这些因素如何决定文本的形态，并生产文本意识形态就成为伊格尔顿的研究对象。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是沿着马歇雷提出的问题向前推进的。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并不简单等同于其它几种现实意识形态，而是将这几种意识形态在文本中通过一种审美转换机制的熔铸与重构而生产出新的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以相对纯粹的形式进入文本，就像赞美诗中的基督教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斯大林主义那样，文本就会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并不生产新的意识形态，这样也只能产生一般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意识形态与鲜活的审美经验被割裂开来。而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文本通过形式技巧在自身与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转换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能够感受到文本得以产生的通常被取消的意识形态的轮廓。”[24] 经过形式技巧的转化，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进入文本，并转化为审美意识形态，从而消失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成为一种无意识状态。此时的文本意识形态可能与现实意识形态，包括一般意识形态和作家意识形态等同或接近，也可能与其完全相反。读者在对文本的阅读中也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接受和生产着这些意识形态。在此，伊格尔顿既考察了现实意识形态是如何渗入文本的，同时又考察了文本处理其意识形态信息的特定模式。伊格尔顿认为，只有对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机制的深入研究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走向科学。

    既然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已经经过了审美转换，成为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那么要发现和识别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阐释。这种阐释正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所作的工作。

三、文本与意识形态阐释

    詹姆逊认为，如果说任何批评都是一种阐释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条“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它比今天所有的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马克思主义可以将所有其他理论都纳入自己的阐释框架之中，从而转化为自己的理论资源。而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中，最具价值的还是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的阐释模式。也正是对结构主义的吸收和借鉴使詹姆逊的阐释模式独具特色。

    在詹姆逊这里，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正如他所言，“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25] 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永远历史化”，认为政治才是一切批评的“绝对视域”，但是和形式主义一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首要研究对象还是形式。不同只是在于形式主义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而不再向意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迈进一步，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后者作为其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要求像形式主义那样关注艺术形式，但是它“绝不是从社会和历史问题向更狭隘的形式问题的退却”，而是通过对艺术文本的审美形式的分析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内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不能“绕过形式直奔主题”，而是要“通过形式阐发意义”。[26] 詹姆逊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对卢卡奇情有独钟，原因就在于卢卡奇“从形式入手探讨内容”的方法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的途径”。[27]

    正因为如此，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并不关注于传统解释学所说的前理解和偏见等概念，也不考虑解释的有效性和相对性问题，而是把“形式的意识形态”，即艺术形式中所包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内容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28] 而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这种形式就是文本，尤其是叙事性文本。在詹姆逊看来，叙事并不仅仅是在讲故事，任何叙事本身都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一种潜藏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内涵的“寓言”。“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29] 比如，在《吉姆爷》中，“康拉德假装讲述个人如何与自身勇气和恐惧斗争的故事，但他非常清楚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吉姆不得不树立的社会样板，以及吉姆在意识形态神话中发现萨特式的自由而产生的非道德化效果，也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神话使统治阶级发挥作用并断言它的统一性与合法性的。”[30] 由此可见，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其文本深层刻写着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内涵的文本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强度不同而已。意识形态经过文本内部的审美机制的转化之后成为一种不易察觉的“政治无意识”，甚至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也就有了作家背弃自己的阶级立场、作品超出作家预期效果的情况。

    正是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是通过叙事的编码方式而体现出来的，所以对叙事文本进行阐释就是极有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是一对孪生姐妹，有叙事就必须有阐释。只有通过文本和叙事，历史才能够接近我们；同时，也只有通过阐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种历史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拒绝阐释，而是在历史的否定和压抑中解救阐释。”[31] 这种阐释不是简单地弄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通过“主符码”或“主叙事”对复杂现实的不可避免的重写。

    詹姆逊结合弗莱的原型批评对中世纪的《圣经》解释学的阐释模式进行了分析。他把这个模式分为直义的、寓言的、道德的和神秘解释的四个层面，它们分别对应四种阐释方法，即历史的或文本的指涉、语言手段或阐释符码、心理的解读（个人主体的）和政治的解读（历史的“集体”意义）。以此为基础，詹姆逊提出了自己“三个同心圆”（three concentric frameworks）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模式。这个同心圆从内到外依次是 “政治的历史”（political history）、社会（society）和历史（history）。在这个阐释框架中，每一种视域都体现着对文学的不同理解，有各自的批评对象和阐释方向。作为第一层视域的“政治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批评中的政治视域，它关注的是“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列事件”。这是对文本中所叙述的故事的直接解读，把故事看作是对政治和历史事件的投射。此时，阐释活动关注的还仅仅是个别的文本和话语。詹姆逊认为这个政治视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绝对视域”，而政治也是文本阐释的首要指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把文本和叙事看作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作为第二层视域的“社会”批评关注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一种构成性张力和斗争”。在此，文本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存在，而成为集体或阶级话语及意识形态的象征。社会批评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文本分析，在字里行间和形式结构中解读和发掘文本深层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詹姆逊认为，这种分析工作正是当前的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最后是历史视域，其主导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在这个视域中，文学被置入人类整体的生产模式的复杂序列之中，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所看到的则是人类的“最富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和各种不同人类社会构型的接续和命运”。[32] 此时，“个别文本与其意识形态素都将经历一次最终改造，它们必须根据我将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解读，即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33] 这三层视域都没有停留在对文本形式的简单分析，而是把文本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并以此为基础对文本进行重写和改造。其中，“每一个层面或视域都控制着对其客体的明显重建，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现在只能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称作‘文本’的东西的结构。”[34] 可以说，这三层视域由内而外依次是由政治向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逐渐拓展，或者说是一个由个别文本到集体话语和历史寓意，由特殊走向一般的过程。它们各自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的一个方面。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这几个方面既可以各自为体，也可以相互联合；既可以由内向外，也可以由外向内。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对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的作品的分析就分别采用了这三种视域。

    这种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的“三个同心圆”模式建立在中世纪的《圣经》解释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圣经》解释学还是纵向的和历时的，那么这种模式则是横向的和共时的。如果说前者采用的还是阿尔都塞所说的表现因果律，把文本看成表层语言和深层意义的二元对立的话，那么这种模式体现的则是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把文本看作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多元结构。

    除了这种阐释模式之外，詹姆逊对结构主义的吸收还表现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对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的运用，并从中发现了“政治无意识”的运作方式。无论格雷马斯式的符号矩阵理论正确与否，詹姆逊将它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机制来使用的方法则是新颖的，而且对于说明叙事如何发生作用以加强和消解在不同发展时期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具有启示意义。如果说格雷马斯主要用这个符号矩阵来发现文学叙事中的深层结构模式，那么詹姆逊运用这一模式所发现的则是这种深层结构模式中所包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除了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之外，他还把这一矩阵运用于文化分析，包括对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及乌托邦问题等的分析和阐释中去。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詹姆逊这里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用途和更深刻的文化价值，它已经不仅仅是用于文化分析的一种特别工具，而且成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一种基本的方式。

余论

    巴赫金认为思想的本质是对话性的，因为“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35] 只有在不断的对话中思想才能得到完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结构主义的出现和马克思主义在六十年代之后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彼此的对话中完成的。正如波塞尔所言，“当代的文学理论家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其他文学理论的探讨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这些探讨，他们原先以为是错误的或是徒劳的。我们只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在交叉之处所作的工作，就可以肯定各不相同的文学理论象过去那样摆出一副相互轻视的姿态，是再也不可能了。”[36] 我们通过对文本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明确看出这种对话对各自理论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对话并没有完成，而且才刚刚开始，它所提出的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将理论推向深入。

    现在，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已经不只是一种历史话语，它已经成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本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为我们协调和综合作为审美的文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形式主义把文学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而马克思主义则把文学看作既是审美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审美的，但是就像伊格尔顿所说的审美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样，文学的审美本质最终所指向的还是意识形态。尽管马歇雷和伊格尔顿对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的分析还不够完善，詹姆逊所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对话思想和深度学理探讨的方法为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并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现代文论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二十世纪的前七十年主要采用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而后三十年则主要是在欧美话语的影响下前进的。因此，同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在苏联和欧美的经历一样，一个世纪以来，二者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古典文论中，注重内容的“文以载道”的批评模式与注重艺术形式的审美分析模式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传统，二者之间并没有出现对抗的情况，而是在相互补充中协调发展。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启蒙与救亡”的民族命运面前，“文以载道”模式被推向前台，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模式被中国知识分子广为接受。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排斥“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批评传统，并和苏联一样最终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工具化。新时期以来，这种对话的趋势已经出现，但是却并没有取得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优秀成果。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使古典文论的形式理论并没有被转化为理论营养，而对西方形式理论的引进也仅仅停留在介绍层面，并没有融会贯通，更谈不上在文学批评中的实际应用。这也就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很难深入，也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很难运用于深层的文本分析。

    当前备受关注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把审美的文学和意识形态的文学结合起来，但明显带有对康德和马克思加以综合的痕迹，还停留于对概念的辨析层面，并没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文本和意识形态关系所进行的那样的深度学理探索。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机制和作用方式，以及如何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中，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只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在对话过程中吸纳和综合其他各种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能有所发展。在这个“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沉寂阶段。我们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引介也已经几乎和西方理论的发展同步进行。因此，如何消化吸收西方理论，尤其是形式理论，并与中国古典形式理论相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不至于成为西方模式的复制。也只有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能应对当前丰富多变的文学和文化现实并对其具有解释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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