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的《中国妇女》
作者：张艾然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5569 2012-11-26 22:46:29
评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
阅读克里斯蒂娃的著作，是一次次思想的冒险。她 1974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的纪实游记性的著作《中国妇女》是她最早与中国亲密接触的一本书。
她对中国妇女的认识因为对其赋予了性别意义而变得复杂，在她的视野中，中国与西方相对立，首先是因为中国是阴性的。克里斯蒂娃通过对西方性别战争的分析，她认为在西方，妇女是功能性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庸，男女两性并没有截然区分。在一神论和父权制的体系之下，女人“没有话语，却作为话语中纯粹的欲望显现，或者作为神或者父亲的功能永久的保存，这个欲望就是种族繁衍的欲望，同时也是上帝的话语。”【 1 】 。 相比较西方妇女，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解读事实上是将视野放置在“母系制家族”的时代，中国，在她的眼中是一种最初拥有母系家族模式的社会，只拥有生殖性的原则和经济—领土性的联系，而不具备另一种象征性的权威。这样的时代，母亲是身处中心地位的，每个个体都有双边亲属：父系的和母系的。克里斯蒂娃眼中的“中国妇女”存在的整个社会语境是：“中国”是以不同的形式来塑造性别的差异的，而中国男性和女性存在着生殖层面的差异。她认为在中国“妇女和母亲将自身假定为一个积极的、未受压抑的生殖性的‘他者’。”【 2】 克里斯蒂娃对待中国妇女缠足的看法挺有意思，值得深入分析。
中国儒教体系和西方一神教体系区别在于：与裹足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割礼。为突出强调女人的裹足中特有的阴性意义，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中比较了裹足和割礼，她将割礼视为一种社会禁忌和一种象征性禁忌的“符号”，而裹足，这样一种存在于女性身上的过剩的东西和被割舍的东西，克里斯蒂娃认为“通过这一难以容忍的象征性形式，从她被标志为“不足”的时刻开始，女人才得以进入阳具式男权的秩序。”【 3】 。她将中国文化中裹足的习俗看成是男女两性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的表现。而这样一种立足于西方的禁忌观念，克里斯蒂娃试图在东方——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寻找一种相对立的男女两性观，不得不说，这是她的创见。 在书中，还有一处，阅读时让人啼笑皆非。在总结她的“儒教——食女人者”这一章时，克里斯蒂娃这样评价中国的太极拳：“这是一个新的色情的‘身体’，它不断地变动，模拟着与“他者”性爱的之舞，是进是退，若有若无。”【 4】 中国的太极，在一个异国女性的眼中成为了一种“色情的舞蹈”。而这样的一种分析是为了印证克里斯蒂娃对于中国等级父系制度的仪式的认识，她认为在儒教体制中存在着与支配力量相对立的、空洞和无时间的“阴性”的习俗和活动，如太极拳。太极拳的节奏，总是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存在，超越儒教的教条意识。 克里斯蒂娃的笔下的“中国妇女”是她将一种对中国的想象借1974年第一次中国之行照进现实之后，不停“自圆其说”的阴性群体。这一类群体由于存在的社会环境与西方世界的差异，成为一种迥异于西方妇女的存在。在整本书中，她都将中国的“母性的秩序”不停地理想化和阴性化。
这一点在她的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表现最为明显，在建构她的前俄狄浦斯的阶段的“符号态”(the semiotic)时，他提出了“子宫间”（chora）的概念。“ 分散不均的能量穿过尚未形成的主体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之中，根据不同的施加于身体之上的限制，能量得到配置。这种家庭和社会结构作用在身体上施加限制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态过程。欲动通过能量汇集和精神标记的方式阐释了我们所谓的‘子宫间’”【 5 】 “子宫间”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愉悦的女性空间，在这个婴儿出生0-6个月，主体还未形成之时，处在一个前语言的阶段。因为与母亲的身体直接相关，母子处在一种双边关系之中，而婴儿试图占有母亲，成为母亲“欲望的欲望”。而“子宫间”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着女性阴柔的、暧昧的、混沌的女性场域。节奏、韵律、声调与姿势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均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中。于是，克里斯蒂娃将这样的母子共生的空间建构起来，作为一种对应父亲登上舞台之后，婴儿主体和语言得以完全形成的“象征态”（the symbolic）阶段。 而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概念的提出，在整个符号学研究领域中确实是开拓性的，她第一次将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结合起来，关注到语言产生之前的无意识领域，关注到婴儿主体产生，拉康的镜像阶段之前的0-6月这段时期。她的这一原创性的理论，也使得她成为符号学研究中一个不能绕过的高峰。
而回到克里斯蒂娃建构她的符号学理论中的方法论呢，她正是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与母体相关的阴性空间的建构来探讨“前语言阶段”、未受时间影响之前的情况，这是绝妙的。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载体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异乡女人，向广袤的与西方迥异的中国文化投来温情的一瞥。
她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妇女，她将中国的“母性”秩序直接等同于她的阴性空间——子宫间(chora)概念。她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中，是承认男女在生殖层面的性别差异的，中国的妇女和母亲是积极的、未受压抑的“他者”，而中国女人的裹足，她认为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女人得以进入象征秩序，而在一神教和父权制的西方国家的象征秩序中，女人是被完全排除在外的。而中国妇女和母亲这样的一种进入象征秩序的途径，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是颠覆西方这样一种象征秩序的。
另一个表现就是克里斯蒂娃对中国的文字的另类解读。在《中国妇女》中，她首先指出中国的书写体系记录的是一种音调语言（非拼音文字），从而认为“中国文字不仅在想象、姿态和声音的组合中保留了史前母权制的记忆，它也能够整合进入逻辑象征的编码体系中……”【 6】 ，由此她认为汉语是“前俄狄浦斯”（pre-Oedipal）的、“前句法”（pre-syntactic）的以及“前象征秩序”（pre-symbolic）。进而她将这种用中文思考的主体与其它的主体相区分，认为“中文思考的主体，从来都不会被其切割。”【 7】 。 这是两点有趣的创见，克里斯蒂娃一直在尝试将中国理想化，将中国的文化阴性化，用以“强词夺理”，用以颠覆西方社会中的象征秩序。当她这样一种颠覆性的努力无法在西方世界之中找到载体时，遥远的东方国度就成为了某种颇具诱惑力的“他者”的存在。而《中国妇女》正是这样一本她借探讨中国妇女，中国文字以及用中文思考的主体性的书。
她这本书，在西方理论界中受到不同程度攻击，最著名的比如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她就认为“如此的阐述并非去解构源起，却是用一种考古式的以及模式化的方式去重现她所谓的前符号阶段的潜在的原初的空间”【 8】 。,而华裔文学研究学者周蕾，提出“ 首先应该视为是一种‘对西方论述的批判‘ (a critique of western discourse), 首先它是一本关于西方认识论上的不足，而非关于中国的书。”【 9 】 ，她甚至提醒读者重视克里斯蒂娃将中国设想成“永恒的停顿”的阴性的形而上的企图。 而对于克里斯蒂娃眼中的《中国妇女》，我们该不该去求全责备呢？在我看来，这样的一本著述，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著述背后是克里斯蒂娃作为一名女性的理论家，她深厚的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功底，看到的是她试图建构起一种颠覆性的理论的热情的尝试。而她这样的尝试的目的，是将男性和女性从性别本质上相区分，通过以女性“母亲身份”为典范来研究个体和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异质性。而这一点，在她后期《天才女性系列》中对阿伦特、克莱因和柯莱特正继续践行这一目标。而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只是她作为一个异乡的女人，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探寻和追问。
克里斯蒂娃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调中国经验和思想，也毫不掩饰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关注，她评价自己《中国妇女》是“一种探寻而非总结”，是对中国文字和中国妇女的一种赌注。而正如她所指出她随时准备一种相互采纳和互惠的精神，接受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而她对中国女性的关注时所采用的一种异乡人的视角，她的“误读”和理想化的尝试，是颇具生命力的。在某个层面上，她将中国的学者带入被自身忽视的女性空间，去关注中国的女性，关注中国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个体价值。
我见过克里斯蒂娃，在前不久的复旦大学的讲座上。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女人。她时而激昂，时而沉稳，时而幽默，时而冷峻。一个智慧的女人，常常是一本无法读尽的书。正如一部经典的著述，总是一言难尽的。
【 1 】 （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13页
【 5 】 Kristeva,Juli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
【 7 】 参见
2009年2月26日克里斯蒂娃访问同济大学时发言稿《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收录在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 8 】 Spivak,Gayatri,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1987,p.146
【 9 】 （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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