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宾·沃霍尔/文    王中强/译 唐伟胜/校

本文转载自《叙事》（中国版）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劝导》是一部与当时的叙事前提极不合拍的小说：按常规爱情小说应该以婚姻而结束的爱情在这里却出了问题，小说的女主人公必须在八年半之后重新开始追寻其“叙事的结尾”。这是一个关于失去的爱情重新获得、以及对立的双方获得和解的故事。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读者也许希望，就像安·埃利奥特一样，重温一份过去的情感：现在是不是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停止担忧，并重新喜欢上简·奥斯汀的时候呢？

茱莉叶·普利惠特·布朗(Julia Prewitt Brown)认为，女性主义读者总是站在贬抑奥斯汀的阵营中。布朗最近责怪一些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评论家如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尼娜·奥尔巴赫(Nina Auerbach)， 玛丽·普维(Mary Poovey)和克劳迪娅·约翰逊(Claudia Johnson)，认为他们对奥斯汀一贯坚持把她的女主人公嫁出去的解读太局限于字面（没有从历史角度考虑），从而忽视了奥斯汀作品中的政治意味。布朗的“论争式阅读”提出，“名副其实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使用一种不同于当今英美女性主义主流方法的社会-政治批评法”（313）。布朗发现“女性主义的真正哲学基础在玛丽·沃尔斯托内克罗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而不是在J. S.米尔(J.S. Mill)；她喜欢基于集体或总体的理念，而非个人主义，并提出如果从更纯正的女性主义角度去读简·奥斯汀，我们就会对她作出更为恰当的评价。布朗自诩比“奥斯汀的贬低者”们站得更高，因此她取得了如下结论：“谢天谢地，奥斯汀的历史地位并不依赖今天那些狭隘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313）。

然而，还有什么方法比认为自己就是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或者呼吁修正阅读策略，而这种策略排斥了其他可能性，仅将女主人公看成受制于作者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历史人物更狭隘呢？体现布朗观点的女性主义-历史批评方法把人物视为“真实的人”，她们的婚姻命运取决于她们在历史中所处的情景。但是如果一个女性主义者不受诱惑，拒绝把奥斯汀笔下人物当成真实的人，而是把她们视为文本功能加以细查，那又会如何？通过区别“故事”（在“故事”里，有独立思想的女主人公必须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最终沦落为一名妻子’）和“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性别的文化建构语境下对叙事结构和策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来重新确认简·奥斯汀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仔细阅读《劝导》的叙事话语，就会产生一种关于奥斯汀文学女性主义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她的文本如何再现女主人公获取知识（通过“看”的行为）以及获取快感（通过身体意识）。一些非女性主义批评对奥斯汀叙事技巧的分析已经为探讨奥斯汀在小说中使用的形式（尤其是自由间接引语）奠定了基础，女性主义叙事学则能提供一种新的语境来考虑这些分析的政治含义以及奥斯汀创作手法中的性别含义。

与以“故事”为中心对《劝导》的分析不同，我提议在考察奥斯汀对聚焦的运用时（在整个故事叙述过程中，她用安·埃利奥特作为了中心意识）纳入性别的因素。正如路易丝·法尔文(Louise Falvin)所说：“这么多的事件都通过一个中心意识来过滤，这在奥斯汀的其他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23）；法尔文将这样做的效果描述为“复杂的多声部……由一个叙述者报道某个人物听到另一人物说出的另一个人物的说的话”（21）。当然，故事人物—包括安—都是文本建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正如迈克尔·奥林吉(Michael Orange)所说，“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即，几乎完全通过一个被标签为‘安·埃利奥特’的角色，叙述过滤了一个被标示为‘温特沃斯上尉’的角色的多方面知识。直到小说临近结尾，都不存在安·埃利奥特视角之外的温特沃斯上尉，而在叙述之外，也不存在安·埃利奥特”（66）[1]。尽管如此，研究这部小说里的聚焦一般都能得出一个结论：自由间接引语的多层声音可以让读者产生“人物具有思想深度的幻觉”—引用约翰·杜辛格(John Dussinger)的话（99）。虽然所有人都同意安看起来“很有深度”，却没有人去思考这这个焦点人物是女性这一事实背后的意味。

在最简单的层面，这意味着这部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几乎必须忙于“看”的行为，这种行为跟奥斯汀的前辈作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根本不挨边。这位女主人公不得不“看”，因为这里的叙述完全依靠她的观察。安的视觉感知对叙事进程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她的世界里充满了很多“不应该讲出来的”事情（238），或者-----正如简尼斯·斯托尔斯(Janis Stous)所指出的----她的世界里语言能力非常贫乏，因而不能够表达重要的情感。观察和阐释他人的外表对于安来说是另一种语言，一种不需要诉诸文字的交流方式。

 因为“看”是一种身体行为，是一种叫做眼睛的器官的功能，因此，在《劝导》中，对“看”的描写一直强调女主人公的身体：她的身体在她所观察的场景里的位置，她的身体对所观察事情的内在反应，以及其他人物对她的身体外表做出的评价。因此女性身体在该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位置，它不仅是“看”的载体，而且也是其他人物凝视的对象。安·埃利奥特从来没有“看”她自己，没有在镜子前自我凝视，也没有对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进行过思考——读者只有通过其他人物对她外表的评价方能看见她。这样，我们的女主人公成型于其他人物（尤其是男性人物）的客体化观察中。当安感觉到自己处在别人火辣辣的眼光之下，她便产生各种“情感”反应，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不悦。置重于外表和“看”导致《劝导》成为奥斯汀“最身体化”和名副其实最“情感化”的小说，因为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的经历完全基于其感官感受，而且在文本中，她的经历也是透过她的视角呈现出来的[2]。

在安·埃利奥特和哈维尔上尉关于性别差异进行争论的那个著名场景中，女性的身体明显被凸现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生命或当希望消逝时”女性和男性的爱情谁更持久。哈维尔认为男性的爱情更持久，因为“身体结构和心理结构是成正比的……男性的身体更强壮，因此其情感也更强烈”（236）。安反驳说，如果男性的情感更强烈，那么“依据同样的类比，我完全可以说女性的情感最细腻”。“细腻”一词的身体含义是：疼痛，敏感，易受伤害，安作为聚焦人物—以及她作为女主人公的经历—使她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有权威道出身体受到的伤害。奥斯汀把安作为中心意识，并始终把她放在叙事场景下，不管这些场景令她多么“痛苦”或“不安”，这样她的女主人公的身体就被置于文本暴力之下了。在小说的开始以及在对温特沃斯的婚姻意向不太确定的整个时期里，安的身体明显不舒服，对其他所有女性的身体也感到不舒服（尤其是“硕大”而“肥胖”的默斯格罗夫太太）。但是，随着安逐渐获得“看”的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公众领域里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对身体（以及身体代表的隐私意义）越来越欣赏，文本模糊了外在相貌和内在价值，看与被看，以及压迫女性的父权社会里（在奥斯汀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这些“二元对立”之间的界线。奥斯汀最后一部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并不体现在女主人公嫁给了自己的意中人，而是体现在该小说摧毁了那些让女性身体承受痛苦的“二元对立”。不过，在仔细论述《劝导》里的女性身体之前，我还是想回到“看”这个问题本身，尤其它是作为叙事手段的功能。迄今为止，叙事学还没有像电影研究那样充分利用“凝视”这个概念，但正如电影里“凝视”和文字文本里的“聚焦”在功能上相似一样，他们也可能具有同样的潜力来传达性别内涵。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著名的有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和玛丽安·多安(Mary Ann Doane)—从心理分析角度提出，好莱坞电影大都将其观众定位于男性；一些影评家，比如约翰·博格(John Berger)，把这个结论扩展为代表整个文化：“男人都有行动，女人只有外貌。男人观察女人，女人则看着自己被观察”（47）。流行文化中的凝视是否都是如此已经引起了争议，一些女性主义者将女性观众放在一个独特的位置，而不是像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和玛丽安·多安妮(Mary Ann Doane)所说的改变性别而采用男性主体的位置。正如苏珊妮·摩尔(Suzanne Moore)所解释的：“如果女性凝视确实存在，它不是简单的复制大一统的男性凝视，而是有各种各样的‘看’，包含无穷无尽的可能性。”（Gamman and   Marshment，59）。摩尔非常小心地避免暗示性别化的位置“存在于社会条件之外”，从而把“凝视”的本质化倾向从纯粹的心理分析理论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以从摩尔的观点出发，认为在特定的文本里，“聚焦”代表了某种女性视角。在小说中，没有任何结构上的原因，要求读者一定要采取男性位置。《劝导》区分了各种“看”，同时把依靠女主人公视角的女性“聚焦”和文本中其他人物（通常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凝视”并置。

在文字叙述中，与电影一样，“凝视”和“看”尽管有联系，却互不相同：前者主要发生在“故事外”的领域，是在故事世界之外的，而后者可以放在故事内，就像“故事内”的人物相互交换的东西[3]。故事外的“凝视”使读者有一个框架来理解虚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而故事内的“看”是小说成千上万事件当中的一个。在一部像《劝导》这样严格聚焦于一个人物的小说，“凝视”模仿了焦点人物的眼光，因此，在这部小说里，故事外的“凝视”和故事内的“看”常常是等同的。这样的安排没有把安置于男性主体的位置，从而将“看”设定为女性行为。其结果是颠覆了克劳迪娅·约翰逊（Claudia Johnson）令人信服地在十八世纪情感小说中追溯过的“凝视”的传统。

在讨论奥斯汀和情感政治的联系时，约翰逊断言，“18世纪的情感道德理论是观看性质的，追问在他人凝视中看待自我的道德化效果。”（169）。约翰逊讨论了《理智与情感》里的玛丽安·达什伍德身体的恶化，认为这是情感小说里容颜退去或者死亡的女主人公叙述传统的一部分。约翰逊解释说，这类小说强调男性看到女主人公痛苦的身体而激发出来的情感。在约翰逊看来，“这些文学强调的是旁观者的感受，而不是当事人的感受。”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奥斯汀在其第一部发表的小说使用了这个模式。

按照约翰逊的论述，这类传统把“女性锁定在客体位置，因为四处充斥的都是男性的情感”。“女性很少看”，她说，“她们通常极度缺乏理智，不能对别人的凝视做出清楚的回应，比如斯泰恩（Sterne）的发疯的玛莉亚和伯尔尼（Burney）的白痴女人；或者太过羞怯而不敢直视观察者的眼睛，比如戈登史密斯（Goldsmith）的奥利维亚；或者神智失常而不能去看，比如玛丽安·达什伍德”（169）。如果说玛丽安是属于女主人公容颜退去的那一种模式，安·埃利奥特则与这种女主人公模式明显不同。和玛丽安不同，安的身体在小说一开始就处于“容颜退去”的状态，因为“她的青春年华早已消逝”（37）。但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她一反女主人公逐渐衰退的模式，重新获得了“容颜”（至少那些观察她评价她的那些人物眼中是这样）；不仅如此，安作为女主人公，她的凝视不仅是清醒的，而且是强有力的，她能作为主体感受自己的身体情感，从而使她完全不同于那些情感被客体化的女主人公。

    在《劝导》中，“看”是人物理解他人价值和意义的最可靠方式， 但不是每个人物都能很好地“看”别人。在这部小说中，只有女性才能通过观察别人的身体细节来读解其内心意义。作为焦点人物，安经常能准确地“看”其他人。她从别人“外貌”中推断出来的东西总是被故事的情节所证明。与此相对照，小说中热衷于外表和“看”的男性（比如沃尔特·埃利奥特准爵士和他的继承人威廉·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喜欢将观察对象客体化，将他们凝视对象的价值固定在外表。小说对照了沃尔特·埃利奥特叔侄和其他男性—尤其是温特沃斯和克罗夫特将军—，后者在“看”别人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别人的身体，但他们的男性价值不断得到小说的认同。如果说沃尔特·埃利奥特的“看”是把身体客体化，而那位海军上将的“看”是忽视身体的存在，那么安的“看”则综合了内在和外在的经历，同时包括她看到的身体和身体传达出来的意义。安“看”别人的能力不仅对叙事结构非常重要，也是该小说女性意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的梳妆室装有一壁镜子，而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虚荣心（“这是他彻头彻尾的性格”，36），所以他自然是最热衷于身体外表的人物。他一直不停地评论别人的外表，有时候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例如他对不在身边的女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玛丽长得怎么样啊 ？” 155）；但这些评论是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些评论不仅仅是为了讽刺或搞笑，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它们在小说中就像一扇窗户，让读者了解到奥斯汀不便于直接描写的人物的身体特征。正是有了沃尔特·埃利奥特的这些评论（无论是通过对话或者通过自由间接引语表现出来），我们才知道，他上一次看到玛丽时她的鼻子是红色的；克莱女士有难看的手腕，暴突的牙齿和雀斑；拉塞尔夫人眼睛周围的鱼尾纹正在滋长；埃利奥特先生下颚突出（也就是说他的下颚往前伸出）。在沃尔特的凝视下，奥斯汀人物的身体比叙事者的普通描述更加生动。

    叙事者（不管她是否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来照应安对父亲的观点）从性别的角度对沃尔特爵士迷恋外表提出了置疑：“连女人也不像他那样关注个人外表”（36）。换句话说，沃尔特爵士如此关注外表和“看”，打破了那种认为女人比男人更虚荣的常规观念；同时，叙事者的这番话也暗指了这个人物的“看”的行为具有女性特征。沃尔特爵士在观察男性以衡量他们对异性的吸引力的时候使用的也是女性观察位置。他喜欢瓦利斯上校因为“他不难看”（153），喜欢埃利奥特先生因为“他比大多数男人更耐看”（154），他最终同意让温特沃斯当她的女婿也是在“白天反复看他，而且看得比较顺眼”之后。当然，埃利奥特先生也“看”女性；然而，他抱怨说在巴思街上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被三十或者三十五个怪人尾随”，说明他“看”总是为了客体化，总是评价身体外表。

    克罗夫上将（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埃利奥特爵士的对位人物，包括在阶级以及性别方面）与“看”的关系与埃利奥特爵士正好相反。当他对安坦陈，他搬走了凯林奇庄园梳妆室里大多数镜子的时候，他和埃利奥特的对比一眼就可看出来。这位海军上将没兴趣“看”自己，也从不为埃利奥特爵士从海军军人脸上看到的沧桑所烦恼。但有一个对比就没有那么显著，即这两个男人“看”别人的方式不尽相同。埃利奥特爵士的凝视落在身体上，包括皮肤、骨架、牙齿等，克罗夫特将军则不会区分这些身体特征。他不加思考地说，他看不出路易莎和默斯格罗夫太太有什么区别：他“看”不仅不是为了评价，他甚至根本就不去“看”身体。小说中仅有一个场景表现这位将军在全神贯注地“看”，该场景中，安碰见他盯着商店橱窗，正在看里面的一幅非现实主义船画。安认为“这一次她路过将军的时候，将军可能不会发现她，”因为他的目光完全“沉浸在画里去了”。他感兴趣的是一个表现并不精确的客体；叙述完他对这个事物感兴趣后，小说马上讲他对人们的外表毫无兴趣。他让安注意路过的每个海军熟人，但是从不对他们的外表进行评价。“看街那边，走过来的是布兰德上将和他的弟弟。这两个猥琐的家伙！我很高兴他们没走在咱这一边……他们曾经耍过我一回……”（180）他们的“猥琐”，换句话说，是指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装束。作为小说中一桩“感情深厚而且快乐”的婚姻里的男性一方，克罗夫特将军代表了不“看”身体及其外表装饰的男性倾向。

这个文本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温特沃斯直到在莱姆看见埃利奥特先生对安投以爱慕的目光后才意识到安的外表魅力。温特沃斯八年半后再次看见安时，认为她的容颜已经发生了令人不悦的“变化”，他—确实符合文本里男性模式的标准—在上述那个时刻之前，根本没有“看”过安的身体。当埃利奥特（那时他还不认识表妹安）在海滩石阶上遇到她时：

他瞧见了安的面孔，他非常仔细地打量她，目光里流露出爱慕的神色，安不可能不觉察。…显然，那位绅士（他在举止上是个十足的绅士）对她极为倾慕。温特沃斯上校当即掉头朝她望去，表明他注意到了这一情形。他瞥了她一眼，仿佛是说：“那人对你着迷了，眼下就连我也觉得你又有些像安×埃利奥特了”（125）

叙事者不断重复埃利奥特像个绅士，这已经暗示了他目不转睛地凝视安和他的身份不相符合，但直到很久以后从埃利奥对待史密斯夫人、安的父亲以及姐姐的态度安才给他盖棺定论：埃利奥特“是一个不真诚、虚伪和庸俗的人，他的处世的原则除了自私，还是自私。”（214）虽然安没有明确将埃利奥特和她父亲归为一类人，但她用来描写她这位未来追求者的语言用来总结她父亲也很合适。在《劝导》中，一个男人如果成天煞有介事地“看”并评价别人的身体，那他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温特沃斯证明自己自己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追求事业，他愿意履行娶路易莎·默斯格罗夫的诺言，他是本维克上尉的好朋友之一（后者甚至把未婚妻去世这样的消息都对温特沃斯坦然相告）。这些例子说明了他作为男主人公和理想的男人形象的品质，所以他不能客体化安，不能直接“看”安的身体。小说把温特沃斯放在了非常棘手的位置：一方面必须把他与那些仅为客体化和评价而“看”的那人区别开来，同时他又必须学会关注和欣赏女主人公的身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男主人公必须首先从一位不那么“男人”的男性的“看”中学点东西。

然而，仅仅因为《劝导》里的“看”和类似沃尔特爵士和埃利奥特先生这样的反派角色联系在一起讨论，就把“看”贬低到道德天平的负面一端，并以此断定所有人物的行为是否值得尊重，这就显得太仓促了。女主人公真诚而投入的“看”（包括看别人的外表）揭示了从女性的角度“看”的价值，这种“看”不仅仅停留在评价外表，而是超越表面去阅读身体的意义。在这部小说里，女性的“看”既不忽略身体也不客体化身体，而是把外表和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安注意到，当路易莎被宣布脱离危险，“温特沃斯说‘感谢上帝’时候的表情”（132）；当埃利奥特先生认出她就是在莱姆遇到的那个人后，她看到他“完全惊呆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潇洒”（156）；第一次在巴思看到温特沃斯的时候，她注意到“他脸色红润”（185），“看上去不错”，“甚至有种自以为是的神情”（186）；在巴思，“她看到温特沃斯看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看着他……当她看到姐姐转身而去的时候有种心痛的感觉”（186）。音乐会的那天晚上对安来说是一个“看”的狂欢之夜，她不停地看温特沃斯，不停地想抓住他的眼神。当史密斯夫人调侃她心思没有放在音乐会上时，安说“‘我应该更多地看看我周围’，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意识到，其实没什么必要环顾左右，因为周围没有可看的目标”(201)。 她的“目标”一直是温特沃斯，但是她“看”他的目的并非为了客体化：她“看”是为了交流和理解。

这部小说也把女性“看”的能力赋予了除安之外的其他女性人物，但是她们常常太专注其他事情而不能去应用这种能力。在一个场景里，女主人公犯了一个认识错误，当时她太专注于观察另一个女人的凝视，因而没有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她本能地望望拉塞尔夫人，这倒不是因为她生出了什么怪念头，认为拉塞尔夫人能像自己一样立即认出温特沃斯上校。不，除非迎面相视，否则拉塞尔夫人休想认出他。不过，安还是有些焦灼不安，不时的瞅瞅他。温特沃斯上校的亮相时间来了，安虽说不敢再扭头望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脸色不中看），但她十分清楚，拉塞尔夫人的目光正对着温特沃斯那个方向。总之，她正目不转睛的注视他。（188）

当拉塞尔夫人解释当时她看着的是窗帘的时候，安十分懊恼地意识到，由于她那时一心只在“看”拉塞尔夫人的“看”，结果失去了“观察温特沃斯是否看到她们的最佳时刻”（189）。这个场景是女性之“看”失败的一个例子：安作为聚焦人物的权威打了个盹，因为她心神不定，一方面她担心拉塞尔夫人可能看出她的急促不安，另一方面，她又急切地希望她的朋友会看到温特沃斯的身体依然有吸引力，希望她看到“八、九年过去了，异国的风吹雨打和繁重的军务丝毫没有磨去他的个人魅力！”（188）。由于安过于关注自己的和拉塞尔夫人的“凝视”，她错过了一个阅读温特沃斯的机会。

这个失去的机会很重要，因为以理解别人外表而“看”在《劝导》里是一种女性语言，取代了明确的文字话语，直接用文字话语虽然可以使交流更简单，却经常使说话者失去主体特性。在这部小说构建的女性视角看来，身体不仅仅是客体而且还是需要被读解的符号。安不停地观察小说里其他人物的外表，根据他们的表情揣摩其动机和反应。在听到她的妹妹玛丽高声评论温特沃斯被邀请到坎登园时脸上显出高兴的表情后，安看着温特沃斯的脸，“安发现温特沃斯上校正在注视自己，只见他满脸通红，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的表情，瞬息间便消失了。安走开了，既不多想看，也不想多听，省得引起她的苦恼”（231）。玛丽不应该说出来，但安不会出言指责她。温特沃斯的轻蔑只表现在视觉上，但是安理解这个场景。对她来说，“看”是比话语更合适的交流手段，而且也许更有效。

在《劝导》中，通过“看”来交流是女性特有的，这一点在小说修改版本的结尾处非常明显，只有在小说的这一部分，性别差异是通过对话来明确显示的。当安和哈维尔上尉在进行关于男性和女性的爱情进行争论时候，安不停地观察坐在写字桌旁边的温特沃斯。她看到他投来“快速的、有意识的”的一眼。当她和哈维尔讨论的时候，她意识到他在写东西，但她有点惊讶地发现他离开这间房子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也没看一眼。他根本没看一眼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当他回来把信给安的时候，“看”发生了，“他盯着她看了一会，眼里闪烁着恳求的光芒”（239）。安早就理解了他对她的“看”意味着他的旧情复燃，温特沃斯的醋意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安和埃利奥特先生的关系所激发：温特沃斯的信没有传达任何新信息，只是证实了安已经观察到的一切。

与此相对照，温特沃斯没有像安那样拥有“看”的语言，他不得不用语言向她直白。在信里他承认：“如果我能读懂你的情感，这十天也等不下去了……因为我想你已经看透了我的情感。”（240）女性的“看”有种看透男性欲望的能力，而男性角色必须通过语言才能透析女性的欲望。小说这里的修改与被删除章节的一个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个场面中，安和弗雷德里克两人通过意味深长的对视相互理解了对方：“（他）看着她，眼神流露的不仅仅是要看透她，更多了几份柔情。她的脸上没有拒绝他的迹象。此时无声胜有声：在他是恳求，在她则是接纳。”（259）。最后一句话的平衡句法使得“他”和“她”有了同等的视觉交流的能力；而修改后的版本把这种男女平衡的阅读外表的能力彻底转移到了女性这边。甚至他们之间情意表达的主动性在修改的版本里也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版本里，男性的看更有“穿透力”；而在修改后的版本里，女性更能看透他。虽然在被删除章节里提到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强调了在整部小说中“看”的交流能力，但修改后的文本却更坚定地把这种解读身体信息的能力赋予了女性。[4]

这样，在《劝导》里“看”就有了一种权利的内涵，但是当人物的“看”带有更多的“社会地位”标记，而不是“性别”标记时，这种权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小说中有几处描写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物，他们“看”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但他们自己在文本里是“看不见的人”。“工人和船员”在莱姆看到路易莎发生意外时，他们的声音曾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短暂地显露过几次，但他们没有属于个人的身体和外表：“许多人都聚拢过来，如果需要的话，好帮帮忙。至少可以看个热闹，瞧瞧一位昏死的年轻女性，两位年轻女性，因为事实证明比最初的消息要强两倍。亨丽埃塔被交给一些体面的好心人照看”（131）。一些中心人物“看”了这些人以后就能判断谁是“体面的”，但是，这些低级阶层的人物在视觉上甚至连数量都数不出来：“一些”人来帮亨丽埃塔。劳动阶层人物可以看，但是不会被看：在这部小说的表现体系中，他们没有身体，因此他们不能拥有安那样的权利。

当某些跨越阶级界线而“看”的下层工人是女性，即使当她的“看”具有穿透力，这种阶级区分也一直起作用。在巴思，卢克护士（小说中的次要人物，许多重要的流言绯语都通过她传播）从史密斯夫人家里出来，和安在路上碰了面。第二天，当史密斯夫人问安前一天是否看到有个女人开了门，她回答说：“没有，像以往一样是斯皮德夫人吗，还是佣人，我没看到有特别的人”（204）。对于安来说，管家、佣人、护士没有两样：他们和她不在一个阶层，所以他们没有显著的、区别于他人的身体特征。然而和船员一样，在这个例子里劳动阶层的人却能够“向上”看：“是我的朋友——卢克夫人——卢克护士，她很想见你，她很高兴在路上碰到你”（204）。这些跨阶级界线的“看”（或者不“看”）的时刻引出了《劝导》里关于女性“看”的语言的局限的更多细节：下层工人，和精英女性一样，有权利去“看”，但是跟她们不同的是，他们自己不能成为小说中故事内或者故事外被凝视的对象。当然，十九世纪的女性特征是完全按照阶级界线划分来构建的（比如中产阶级女性身体应该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而工厂工人和佣人则不是这样）；所以如果“看”和“被看”是女性的行为，那么不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物就不能拥有，不论其性别是什么。这个阶级划分的例子也明确的表明：在文本中被客体化——在整个叙事中身体被“看”——是奥斯汀小说中权利的标志。在《劝导》的里，拥有身体的特权女性比其他在叙事话语中没有明显身体形象的劳动阶层人物拥有更多的权利。这种形式颠覆了电影研究的前提，后者认为，成为被凝视的目标象征着被压迫。在《劝导》里，那些拥有主体性的人物都是身体成为凝视对象的人物。

由此观之，《劝导》中身体的生命力只有从精英阶层内的主体位置才能观察到，身体只存在于这个阶层之内。虽然安这样的焦点主人公不能分辨她所属阶层之外的人物，她生活中仍然充满了各种鲜明的身体；她积极使用“看”这一女性语言使她能经常对自己和别人的身体产生强烈的意识。安作为“青春消逝”的女主人公进入小说，她的身体没有传统小说中的魅力，因此在小说开始阶段，她与中产阶级女性的身体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安享受着快乐经历的回归，和她的“青春再现”一起，使《劝导》在女性身体生命的盛宴中走向结束。

                                  四

正如朱迪思·范·斯科尔(Judith Van Sickle)详细论述的那样，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是《劝导》的中心主题；安的身体渴求----先绝望后满足---是叙事发展的动力，把故事推向了她和温特沃斯结合的大团圆。约翰逊断言说“尽管重新点燃的罗曼蒂克感情，引起了安的许多不舒服和焦灼不安，但是她对这种不舒服感到舒服。她欣喜于自己情感丰富的天性所带来的强烈情感悸动”。我想这种解释有点把文本里对安个人身体经历的描写浪漫化了。尽管我能理解读者可以从约翰逊所说的“耳鬓厮磨带来的兴奋，日渐亲密的震撼意识，给《劝导》增添了别样的美丽”（44）中感到快乐，但我认为直到安的结婚情节达到高潮并进入结尾，文本才让主人公感到高兴。安的情感经历是强烈而痛苦的，她作为聚点人物意味着她——作为小说的中心意识者——被迫经历各种可能的情感，其结果是叙事对女主人公的身体进行了暴力冲击，这是该小说叙事结构必然的产物。

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安在和哈维尔的辩论中争论说女性是“细腻”的，整部小说中与安的情感有关的语言表明，应该对“细腻”作最字面化、最身体化的理解。“痛苦”，“震动”，“焦灼不安”等一些形容身体压抑的词汇是叙事者用来评论安和温特沃斯相遇时的情感词汇。该小说开始阶段描写他们在一起的场景时尤其强调这类词汇：当温特沃斯把她令人生厌的侄子的手从她脖子上拿开的时候，安“这一发现使她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些情况使她心里乱作一团，既感到激动不安，又觉得痛苦不堪，始终镇定不下来”（103）。温特沃斯的首次出现给安的身体带来了 “焦灼不安”和“奇耻大辱”，因为他说她的身体八年后改变如此的大（这番话是安的妹妹不假思索地转述给安的）（85）。在没被旁人看到的情况下她恰巧听到了温特沃斯和路易莎的对话：“可是却听到了一大堆叫她十分伤心的话……引起了她的极度不安”（111）；当温特沃斯把她带上马车使她不受疲惫折磨时，她倍感疑惑，感觉“心潮澎湃，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喜还是悲。”（113）。即使是她逐渐确信温特沃斯仍然爱她时，安的身体反应仍然是复杂的：“这是激动，痛苦，高兴，真有点悲喜交集”（185）。不管这种情感是什么，叙事者绝对不会把它叫做“享受”。

被删除章节的结尾给我们的暗示是：即使是在最快乐的环境下，女主人公不舒服的身体反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真正理解温特沃斯之后，安“感到不知所措—回忆过去的时候高兴得难以自己。她不得不坐半夜，躺半夜，以静下心来理解她现在的处境，充溢全身的幸福感让她头昏脑胀，身心俱疲”（264）。改过后的结尾免除了安的极度痛苦，但当她接到温特沃斯的信，却让她处在一种“新的焦灼不安”和 “周身的悸动”当中（240）。在《劝导》中，爱情名副其实地带来刺痛。如果说女性身体是“看”的载体和客体并因此赋予她们权力，那么女性身体也是一个让她们难受的所在。

毫无疑问，安身体的不舒服通常来自于她作为焦点主人公必须在一些与她没直接关系的情景中出现，看别人或者听别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她偶然听到温特沃斯和路易莎在乡下散步时候的说话：如果安作为中心意识没有见证这个难过的场面，那么这个场景就不会在叙事中出现。还有些类似的“痛苦”例子是安必须出现在她本来想避免出现的场景，包括她为别人跳舞弹钢琴伴奏时的哭泣，在坎登园她的家人轻蔑对待温特沃斯时她的失态，以及她对路易莎出事时悲伤的温特沃斯的观察等。批评家已经指出，奥斯汀的世界表现了十九世纪早期中产阶级女性时缺乏隐私，这个说法自然是对的。严格地从历史角度来说，人们可以认为像安这样社会和婚姻地位的女性很少有机会独处幽居，或者能够选择出现或者不出现在社会和家庭的活动中。但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奥斯汀的主人公缺乏隐私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小说家选择她作为叙事视角。如果所有信息都要通过安的视觉过滤器传给读者，那么安必须必然地出现在各个重要的场景当中。安的观察经常直接导致“痛苦的情感”，她作为焦点人物意味着她的身体必须接受持续的情感打击，这是她叙事功能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劝导》的大部分地方，女主人公的身体肯定处在痛苦之中。

但是痛苦在逐渐减少，正如在小说修改后的章节里显示出的更多的积极情感。尽管在很多方面，安·埃利奥特的性格似乎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完全定型（这与奥斯汀小说里其他的女主人有所不同，不过埃莉诺尔·达什伍德和凡妮·普莱斯也许应该除外），但是她和身体的关系却在变化和改善。其他人物注意到当安恢复昔日风采时她外表的变化；她作为视觉客体的身体发生的变化比她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变化更显著（后者是发生在其他小说主人公比如爱玛·伍德霍斯，伊丽莎白·本奈特和凯瑟琳·莫兰身上的变化）。在安与其他女性身体（尤其是默斯格罗夫夫人的母性身体）的关系方面，她的确经历了一个主体变化。在小说前半部分，默斯格罗夫夫人被明确表现为肥胖过度，叙事反映出安对她那硕大身躯的关注和讨厌。在温特沃斯对默斯格罗夫夫人的丧子之痛表示同情的场景里，“一个愚蠢，冷酷，无用的迪克·默斯格罗夫，因为他没有积什么德，可以使得他有权享受有比这简称更高的称呼，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 ”（77），安清醒地意识到她自己的身体与温特沃斯的身体正亲密地靠得很近。

他们之间只隔着个默斯格罗夫太太。这的确是个不小的障碍。默斯格罗夫太太身材高大而匀称，她天生只会显示嘻嘻哈哈的兴致，而不善于表露温柔体贴的感情。安感到焦灼不安，只不过她纤细的倩影和忧郁的面孔可以说是被安全遮住了。应该赞扬的是温特沃斯上校，他尽量克制自己，倾听着默斯格罗夫太太为儿子的命运长吁短叹。其实，她儿子活着的时候，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当默斯格罗夫夫人肥胖的身躯和作为母亲所表现出来的哀伤与安“纤细倩影的焦灼不安”无不讽刺的并置在一起时，这“母亲恐惧症”的时刻一般被读解为奥斯汀自己的“有节制的厌恶”，但与小说里大量的其他叙事观察一样，我把这归为安的视角。作为焦点人物，作为小说里所有视觉信息的过滤器，安一定是那个想到“应该赞扬”弗雷德里克（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同情心）的人。小说把安对默斯格罗夫夫人“硕大身体”的厌恶部分地归因于她的肉体成为了安和他心上人之间的障碍，在象征意义层面，这标志着以前类似她母亲的拉塞尔夫人对安与温特沃斯之间婚约的干预。但该段也表明“细腻”是身材纤细、未婚的年轻女性的独有权利，这是有过性经历的母性身体所不能拥有的。

在本章节中，安对默斯格罗夫夫人产生了非常真切的“母亲恐惧症”，但这种恐惧症在小说的后来消失了。路易莎受伤后，虽然默斯格罗夫夫人一心只关注年轻人头部被撞的危险再次被小小地讽刺了一下，但是她对女儿的关心和细致却被认真地再现了。叙事朝有情感的母亲身体方向转移，说明安自己对女性的身体经验越来越接纳，也表明了母性、细腻和身体能够在她自己最终的婚姻经历中达到统一。

珍·加洛普（Jane Gallop）最近指出西方文化中对母亲的暴力倾向是精神和身体在意识形态上分离的结果，也就是说“把文化、历史、政治领域和身体以及爱情领域”割裂开来的后果。她的观点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前提，即父权社会的所有二元对立——公开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思想和情感——肯定会导致每一对立中强势成分对弱势成分的入侵。《劝导》的叙事视角既显示了这种入侵——让女性身体陷入痛苦，同时又对它进行审视。通过让思想和身体成为同一行为—即“看”和读解外表—的功能，并成功地通过那个行为将她“凝视”下的人物的外表和内心所表达的意义汇聚起来，安·埃利奥特用女性“看”的语言能力化解了小说文本里的各种二元对立。在最终和她的身体达成和解后，安战胜了文本施加给她的暴力，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女性主义女主人公模式，这个女主人公不再需要褪色或者死亡，也不需要故作多愁善感。这部小说中的情感是女主人公自己的；在小说的结尾，她的“凝视”和她的身体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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