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的概念梳理与符号学的新观察[①]

摘要：“流行语”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比较活跃的时期，学界对于流行语的概念认定同异相间。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目前常见的与流行语相关的若干概念，如“高频词、关键词、网络热词”等；从符号学的视角，提出了有关流行语认定的一种看法：流行语作为流行文化和流行观念的语言符号，包含着与公众心理诉求相呼应的“流行涵指”。“流行涵指”的存在，是流行语本质性的文化特征，也是流行语社会价值的核心所在。

关键词：流行语、流行涵指、符号学特征

“流行语”是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的语言应用现象，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表现，因此受到了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什么是流行语？普通民众和学者的关注点不同，不同学科之间乃至语言学内部由于研究取向的不同也各有侧重。在相关研究中，类似的概念较多，如：高频词、关键词和网络热词等等，研究者往往在各自研究中具体地解释了这些术语的含义。

术语使用的多样性说明“流行语”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比较活跃的时期，反映出学界对流行语的定义、价值以及传播过程等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同异相间的视角。在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不同概念进行梳理，既可以存异求同，发现人们对于流行语的共性认识；又能同中求异，寻找新的学科视角，发现流行语更多的隐蔽特征。

一  流行语相关概念的梳理

 研究者对“流行语”的关注，有些什么差异？它们呈现出的价值取向又有何不同？这些差异本身是否已经揭示了或者突显了流行语的某些特质呢？我们尝试梳理与之相关的“高频词、关键词”等概念，试图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予以说明。

１　高频词

任何事物一旦流行，肯定会有一定的数量。“高频”因此成为“流行”的必要条件，而“高频”是不是“流行”的充分条件呢？

以计算语言学为核心的相关学科将“高频”作为确认“流行语”的标准。确定某种言语形式被使用的数量，这与“流通度”相关。张普提出“流通度是一种语言现象流行通用的程度”[②]，取决于流通量、流通密度、流通空间和流通率，主张“在大规模真实文本的数据驱动的情况下，采用定性加定量的方法研究流行语”[③]。杨建国认为：“确定了词语使用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计算出某一词语在某一时段内的出现率显著高于平时出现率的均值，我们就可以判定该词语为流行词语”[④]。此种说法简化之，即：“流行语”就是“高频词”(High-frequency words)。

然而，导致“高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基础性词汇一贯高频之外，最显著的莫过于“突发事件”导致的阶段性高频。依照语料库计算得出的大量“流行语”都属此类，如2004年的“欧盟东扩、中法文化年、马德里爆炸”和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孔子学院、神州六号”[⑤]等，作为新闻热点用词，有信息表达的“刚性需求”，与人们的好恶选择之间并无直接联系。“高频”确实满足了“流行”对量的要求，但需要留意：人们使用“高频词”实际上是不得不为的、被动的；而“流行语”是大众通过语言形式表达社会性心理诉求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流行语”的自愿性的动力机制在“高频词”里是难以体现的。

２　关键词

 “关键词”原指学术论文中与某个论域最为相关的若干个词语。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对英国文化转变中的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了考察，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意在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称这些词为关键词，有两种相关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景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⑥]。

出于对社会发展特定进程的关注，媒体发布的流行语很多即属于与某个历史时期或者历史事件相关的“关键词”（keywords）。我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几年国内图书市场上会涌现出那么多以“流行语”词条面目出现的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书籍。其中代表性的有：全貌型的，如：《流行词语看中国》收录1978至2008三十年的“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流行词语”[⑦]，每年10条；《中国当代流行语全览》[⑧]收录了3300条“在某一时期能够让‘人人争说’的词语”；区域性的，如：《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⑨]、《世事新语：改革开放30年流行词的广东样本》[⑩]等等。另外，还有由新闻机构或媒体发布的，如《中国流行语2009发布榜》[⑪]；由政府部门和相关研究中心发布的，如教育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 和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⑫]。

与“高频词”相比，这些被称之为“流行语”的“关键词”，它们确切的流通率未及说明，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显然是突出的，其“重要性”体现在两类事件上：一是涉及面广的国际国内重大时事；二是触及微妙的民生和政治的焦点事件。

可见，“关键词”区别于“高频词”以频次数量为准的甄别标准，强调的是性质内容上对社会影响的“权重”，包含正面的以及负面的影响。因而，尽管“关键词”的发布未必如“高频词”那样客观，但是由于备受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关注，社会影响较大。

3  网络热词

中国目前有超过4亿的网民，网民也生产出大量所谓的“流行语”，即“网络热词”(internet hot words)。如果我们比较教育部等单位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的十大网络流行语，就会发现，两者差别甚大。前者实际上是针对“2009年的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个论域的“关键词”，而后者则是民间流传的“网络热词”。

表1：2009年主流媒体流行语和网络流行语之比较

“网络热词”与高频相关，例如2009年选出的所谓“网络流行语”，确认的标准是跟帖量超过100万次。网络热词在老百姓间口耳相传，在网络和手机交流中形成传播和“围观”效应，在非官方媒体影响巨大。

“网络热词”往往由突发事件引发，其中不少呼应了民众的某一当下的心理诉求，凝聚着某种微妙的“流行语义”，即“附加在逻辑语义之上的一种感受性的文化涵义”[⑬]，这是它较为特殊的一点。

二  流行语的“流行语义”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流行语”与“高频词、关键词、网络热词”等诸多概念在价值取向上是各有侧重的，公众、媒体、政府机构乃至学界对于“流行语”的定义互有交叉，各行各界的认定标准明显不同：计算语言学者将“高频词”视为流行语，媒体和政府倾向于视“关键词”为流行语；民众则习惯于将“网络热词”看作流行语。大家确认流行的着眼点或在于曝光率、或在于重量级，或在于心理感受，显然这与不同群体的利益视角相关。

1 流行语中的“流行”

着眼点不同，并不能否认流行语自身有其稳定的内核，即促使其流行的必然动因。

流行语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流行现象，认识流行语需要从认识流行开始。“流行语”中的“流行”指的是“流行文化”之“流行”。

那么，何谓“流行文化”呢？“流行文化”是指“特定时期内，以一定周期和一定形式而广泛传播于社会中的各种文化”[⑭]。威廉斯认为“流行”（popular）“是从普通百姓而不是欲搏取他人好感或追逐权力的人的角度做的认定”，“它包含了讨人欢心的特质，并且保有刻意迎合的旧意涵。指涉一个突然间迸发的活动”[⑮]。他所强调的“流行文化”中的“流行”显然包含以下一些特质：普通百姓视角的、主观乐意的、突然发生的。流行无疑是一种自愿的、无组织的集群行为。

所以，流行语作为流行文化的一个表征（即载体）和一个成员（即现象），其要义就在于：它是自发自主的语言仿效行为，不具有实用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体验流行的附加值；由于是无组织的，因此也必将具有不可预期的规模和兴衰历程。与所有流行文化现象一样，流行语也必定是区域性和时效性的，会在一定时期内高频发生，形成仿效和围观效应。

2 内在动因与流行方式

当流行以语言为载体的时候，流行语也就出现了。流行语可以是任何一种语言项目，流行语的自身特征不是其流行的充分条件，因为“不管借由哪一种手段，成功的流行会通过象征性的方式巧妙地反映出不断变动且具有高度自我参照性的集体张力或情绪。”[⑯]这种“集体张力或情绪”就是流行语义，它是流行语成立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言语形式，既有被动表述的压力，也有主动选择的可能，人们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增加某些言语形式的使用几率；是群众的内部的心理动力导致了某些词语的流行，一个语言项目的语义构成或（和）形式构成呼应了公众的心理诉求，与“集体情绪”一致了，它也就获得了敏感的“流行语义”。

“流行语义”是流行语最重要的特征。使用流行语就是以呼应流行语义的言语行为加入到流行的集群中去。这就造成了流行语的使用的特殊性，一般的言语交际总是为特定的情景寻找合适的语言表述，而流行语的使用则是现成的“流行语”急不可待地寻找适用的具体情景。这种特殊性促成了流行语的仿效和扩散，跨界使用、语义泛化和形式变异也就在扩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其中，语义泛化是最为常见流行方式。例如，“山寨”在2009年成为流行语，整个中国社会“无山寨，不销魂”，“褒义的如‘创新、时尚、草根、有个性、进取’等，贬义的如‘仿冒、盗版、非法、劣质、低俗’等”[⑰]都可用“山寨”替换之。人们争相替换，乐于言说，以致老“山寨”变成了流行“山寨”。弥漫在民众心中的“山寨”情结生成了流行语“山寨”。

三  流行语的流行涵指

 从流行文化的视角来看，“高频词、关键词、网络热词”都可能是流行语的发源地，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高频”、其“关键”、其“热”就认为它是流行语；也就是说，它还必须同时“附载了流行语义”，才有资格成为流行语。而所谓流行语义，强调是流行的内在动因。那么，这些内在动因在语言层面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1          流行语的符号结构

流行语也是一种包含能指与所指的符号。言语形式是它的能指，它的所指也是相应的概念。与一般词语的区别在于，流行语作为流行文化的符号，其所指还必须额外承载人们生成和传播流行语的内在动因。正是这些内在动因的呈现，才使得流行语的存在具有了合理性。

人的心智包含知情意三个部分，在语言层面，知识对应着概念，存在于所指；情感和意志则隐含在符号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将其称之为“涵指”。

我们仍以“山寨”为例。它既可以是一个归属于语言系统的一般词语，也可以是一个归属于言语交际层面的流行语。尽管它们的能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与能指对应的部分却有所不同。一般词语的“山寨”，其能指对应着表达“山间村寨”概念的所指；而作为流行语的“山寨”，通过“山间村寨”的所指义来隐喻“时尚、草根、劣质、盗版”等意义。差别主要是出现在涵指上。作为一般词语的“涵指”，具有“乡村的、与都市对应的”等义项，是全体大众的共识，意义稳定，不受时间和实用群体的限制；而将“山寨”作为流行语使用时，这个词语还含有诙谐或者蛮横的情绪以及褒奖或者讥讽的意味，而这些意思是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人群中有规约性的、非常流行而且时髦的。我们用下表来说明：

                    表2： 一般词语与流行语的符号结构对比表

“在表达物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显然比表达物和涵指之间的联系更直接。前者是固定的和社会上确定的，后者是松散的和模糊的、甚至是不易把握的意指联系，它是在文化上被确定的和随着民族的想象习惯而改变的”[⑱]，我们把流行语的这种“文化上被确定的和随着民族的想象习惯而改变的”涵指称作“流行涵指”。

2  流行语的流行涵指

很显然，流行涵指是流行语义的核心部分，即区别性特征。由上表可见，一般词语和流行语的共同点是作为符号，它们都有能指和所指，其区别的关键是要看该形式的涵指是否具有流行性。一般词语属于规约化、抽象化的语言系统；而流行语在没有泛化为一般词语之前，无疑属于一种标记性的言语活动，参与这种有标记的交际行为，通俗地讲，其目的就是要“赶时髦”。我们不妨比较“山寨手机”和“盗版手机”这两种表达法：它们在概念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就在于前者羡余后者的“诙谐和调侃”的意味，而这对于选择这么说的人而言，无疑是表明自己很能“赶时髦”的，希望听话者注意到其中的那些“诙谐和调侃”。

3  流行语概念的辨析

“关键词”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论域。所以，关键词的另一特征，表现为若干个关键词成组出现。年度流行语的评选往往成为以该年度为论域的重要话题概念的集合。这时，它们一般都是新闻事件的名词性成分。在使用过程中，关键词不会发生语义的泛化和形式的变异，其意义和形式都很稳定，不具有敏感的流行涵指。

“网络热词”一般是民众的自愿选择，附载着大量的流行语义，在使用过程中，变化丰富，传播过程可以描述为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因此，这类现象最接近流行文化语境下的“流行语”。

“高频”不是流行语的充分条件，而是必然反应。关键词和网络热词都具有高频的属性。

综上，“流行涵指”的存在，是流行语的符号学的本质特征；而这个特质反过来也成为甄别、定义某个词语是不是流行文化意味上的流行语的关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目前流行语评选较为混乱的现实。

我们先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10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⑲]为例。这10个词分别是：地震、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高铁、低碳、微博、货币战、嫦娥二号、“十二五”规划、给力。前面的9个词和最后的“给力”的性质明显是不同的。它们都是2010年中国出现或者面临的大事件；从词语的使用而言，说话人无法自愿选择。但是，“给力”除了所指“有力、鼓劲”之外，还包含了“愉悦、赞美”等情绪性信息。这些流行涵指的存在，传达出说话人选用这个词语时的强烈的内在动因，而这种集体情绪在2010年一定是时尚的、流行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给力”才有“流行涵指”，才是流行文化意义上的“流行语”；而其余都属于官方媒体层面的“关键词”而已，将它们都称为流行语是不妥当的。

再如，上海《咬文嚼字》杂志将“拼爹”和“二代”都列为2010年的“十大流行语”[⑳]。显然，它们有共同的论域，都是关于当前身份新世袭现象的关键词。然而，“拼爹”既没有语义的泛化，也没有形式的变化；而“二代”则可以有“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星二代”等等，并带有了对社会结构板结化现象强烈不满的流行涵指。可见，“二代”是流行语，而“拼爹”不是，尽管它们从统计结果来看，都可能是高频的。

《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21]评选出的“2008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有“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是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地震时对部队官兵的讲话。这句话感人至深，流传甚广，网络上复制、跟贴、围观者极多，所以，根据跟贴量，它进入了“流行语”的行列。但是，高频不是流行语的本质特征，这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很突出，“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句话，是不能随便移植到某个新情景中去的，它的意义和形式都不能变化，可见，它不是流行语，而是有关“汶川地震”的一个“关键词”。

可见，很多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词语尽管高频，并不是流行语。认定流行语，需要抓住“流行涵指”这个关键。

需要说明的是，“流行涵指”是阶段性的、归属于特定的言语社区的。因此，曾经的流行语现在听来可已经毫无时髦之感，比如1980年的“味道好极了”，1998年的“一个也不能少”，2003年的“审美疲劳”等；在特定人群中，“流行涵指”丰富导致非常流行的，在其他人群中却如对牛弹琴，例如当前中学生常用的“晕、汗、Oh, My Lady Gaga ”，很多家长不明就里，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流行的意味。

对流行语的认识不同，我们通过它所看到的社会语言生活的整体图景就会完全不同。梳理和辨析流行语的概念，有利于我们认识流行语对于当代中国的特殊价值。

本文强调“流行涵指”，是因为它是在言语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是体现说话人交际意图和情感意志的语义信息。作为流行语本质性的文化特征，自然应成为鉴别流行语的区别性因素。同时，也正是这些阶段性和有语域限制的涵指，构成了流行语社会价值的核心所在。任何关注当代中国民生、民情者都无法忽视流行语这种非官方性质的现象本身及其蕴含其中的观念表达。凭借“流行涵指”的存在，流行语成为了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成为了特定历史时期流行观念的集体记忆，乃至民情舆情的重要载体。

作者简介: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上海市语文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和语言哲学。

E-mail: mjli@zhwx.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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