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佩特丽莉及其开辟和倡导的符号伦理学-理论研究-符号学论坛

苏珊·佩特丽莉及其开辟和倡导的符号伦理学

作者：周劲松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五辑浏览量：4497 2013-02-22 15:36:10

2008年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举行的美国符号学协会第37届年会上，来自意大利巴里大学的苏珊·佩特里尼教授成为符号学界最重要的荣誉“托马斯·A.西比奥克奖”的第七位得主。佩特里尼生于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1993年获得意大利巴里大学的语言理论与符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为了纪念她的获奖，美国符号学杂志为她出了专刊，收入她的八篇论文，具体反映了她在符号学研究上的造诣，她的研究广泛涉及符号伦理学、符号理论与符号活动、像似性与语言的起源、符号物质性、生物符号学、翻译学诸多方面，同时，她也是研究维多利亚·维尔比——被誉为“符号学之母”的美国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的首屈一指的专家。

收入《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里的这篇文章《符号伦理学》，是苏珊·佩特里尼与其巴里大学的同事奥古斯都·庞奇奥合作撰写的。

作为术语的“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新世纪之初（2003年）才奥古斯都·庞齐奥和苏珊·佩特里尼在其以之为题的专著中正式提出（原文为意大利文）；[2]作为学科的“伦理符号学”，是一门真正地尚在发展中的新型学科样态，它通过尤其以苏珊·佩特里尼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后继研究，迄今为止尚在不断地充实和丰满中；在获颁“托马斯·A.西比奥克奖”的美国符号学协会第37届年会上，苏珊·佩特里尼宣读的论文就名为“伦理符号学与责任：超越形形色色的特殊论、普遍论和人文主义”（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beyond specialisms, universalisms and humanisms）。

从根本意义上说，伦理符号学更多地是一种世界观和一种态度，它既是同步地又是带有一定批判距离地关注当下尚在进行之中的全球化浪潮，企望通过对全球性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维度来凸显人作为“符号活动的动物”、“符号的动物”和“伦理符号的动物”对地球、对生命的关怀和责任，所以，正如《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的主编保罗·科布里所评价的，伦理符号学为符号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在于它代表了符号学的务实精神，在于它“满含政治热情地”拓展了应用符号学领域。[3]

一、伦理符号学的直接理论支撑，是托马斯·A.西比奥克所倡导的“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在托马斯·A.西比奥克之前，符号学研究的是社会文化生活圈中的符号，即意图性交流符号，在他之后，符号学不仅是“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而且是“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真菌符号学”（mycosemiotics）、“微观符号学”（microsemiotics）、“机器符号学”（machine semiotics）、“环境符号学”（environmental semiotics）和“内部符号学”（endosemiotics），而这一切都聚集在“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或直截的“符号学”（semiotics）这面旗帜下。按照“全球符号学”的看法，符号活动和生命是耦合的，符号活动开始于生命的第一次颤动，这使他得出符号学至关重要的总原则：“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符号活动是生命的前提”。[4]

托马斯·A.西比奥克的全球符号学开始于符号活动和生命彼此耦合这一假设，并且集中研究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能量信息的元初符号活动直到生命在这个星球上演变的整个符号活动的各种复杂情形，都是它关注的对象。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符号网络，这个网络，托马斯·A.西比奥克比喻说，覆盖了从分子基因学和病毒学的小人国到与格列佛同尺寸的人的世界再到大人国，到被称为盖亚（Gaia，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的庞大生态系统。[5]

二、伦理符号学的伦理根基是古希腊医学。

奥古斯都·庞齐奥和苏珊·佩特里尼直言：符号学研究应该置放在以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6—公元前377）为肇始并经过盖伦（约129—200）推动发展的一种医学思想传统之中，伦理符号学的宗旨，是要“恢复符号学元初作为以病征研究为核心的‘症状学’（semeiotics或symptomatology）所从事的职业”。[6]

早期希腊医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记录，其主要来源是《希波克拉底全集》（Corpus Hippocraticum），该著作中收集了多种多样的文本，生动说明了公元前第五和第六世纪期间的医学理论和实践。[7]《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有名为《预判》（Prognostic）的一整篇文章明确针对“预判”，它不仅是对关于病人未来发生进行预测，而且涉及和现在与过去同时相关的知识要素，因为医生必须还能够对病人没有提及的症状和总体事实做出描述。由此，即使一方面我们能够在医学和占卜之间找到共同要素，另一方面，《希波克拉底全集》中许多篇章却都大事强调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差距和分别，譬如，《预述·之二》（Prorrhetic II）对庸医进行了激烈批评，声称他们那些奇异的预测将其置于占卜者之流，而作者本人则不无骄傲地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以猜测作为基础的占卜式推论的方法。

于是，除了获取有关其源起的知识，关联符号学同症状学这一研究病征的医学分支的做法，还暗示着恢复符号学研究的伦理考量。这种伦理考量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尤其分明。这不仅是一个有关职业伦理的问题，它并不只关系到担任医生这一角色的医生，相反，这与日常活动中的整个人都相关，譬如，希波克拉底规定，医生必须帮助公民，也帮助外国人，如果必要，没有报酬也要帮助，因为只要有对人类的爱，便有对技艺的爱。

把符号学同古代医学符号学或症状学相关，意味着为了生命健康而复兴古代“符号学”（症状学）这一职业。符号伦理学开始于这一假设，人类个体在其具体的个别性中存在，无论研究对象如何，无论关于该个体的分析如何专门，都不能对他/她必定影响到其他人的命运这一点视若无睹。在这一意义上，符号伦理学家所进行的病征研究总是社会性的，但同时又总是个别描述性质的，所依据的是该个体与其他、与世界、与自身之间的个别性关系。因此，每个想法、愿望、情感、价值、兴趣、需要、渴求，无论善恶，都被伦理符号学当作病征加以考察。伦理符号学仔细地倾听这些声音并对之展开对话性的阐释，而对话并非出自我们对于对方的慷慨，而在于它对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质，在于它是让生命得以昭彰洋溢的条件。

三、伦理符号学的（跨）时——空展开，是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今天的交流是处于全球化之中的，今天的交流是全球性的交流。因此，对于当下的符号活动，“伦理符号学”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社会进程中来看待，同时，今天的符号学家必须正视当下符号活动的病征，并且对今天的全球性交流——生产社会中所产生的功能失调做出阐释。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理解的全球化到来之前，也就是说，在全球性交流网络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由于在社会——经济方面支撑这个网络的全球性市场而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之前，全球化已经是一种生命事实了。也就是说，可以将全球化理解成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色的大公司主导的一种现象，也可以按照生物符号活动的方式，将其理解成由生命从其始源开始的演变与进化赋予特色的一种趋势。

事实上，按照第二种方式来理解的全球化，是生命本身在这个星球上的发展，生命多种多样且彼此关联的呈现。相对地，第一种观照视域下的全球化，则意味着交流在整个生产循环中无处不在——即，不仅渗入交换关系，如社会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那样，而且渗入生产和消费过程。卷入这种全球性的交流——生产之中的，不仅是人类生命，而且是整个星球上的总体的生命。这包括发展、福利、消费，也包括不发达、贫穷和难以为生；健康和疾病；规范与偏离；一体化与边缘化；就业和失业；转向以迁徙为特点的劳务，转向以移民为特点的人群，以及对其安居需求的拒绝；合法商品的流通与从毒品到人体器官和“非常规”武器的非法销售。

因此，全球交流，“去总体性的全球化”（detotalized globalism），是一个生命事实，而作为资本主义晚近时期发展特点的今天全球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全球性交流——生产，“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化”（corporate-led globalization），则不仅并非不可避免，而且甚至威胁到这个星球上的生命。

“全球符号学之所以是全球的，首当其冲地、最重要的就在于它倾听的能力。”[8]考虑到社会角色、人权、个体身份，以及由受制于身份和公平交换逻辑的统治话语秩序所确立的内在和外在的冷漠，符号伦理学对于他者有着特别的兴趣。一种针对全球性的、去总体性的符号学的方法，同“异他性逻辑”（the logic of otherness）是彼此关联的，要求为他者所用、善于倾听他者、有能力向他者敞开。

把伦理学当成“第一哲学”的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异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alterity）给予了伦理符号学以深刻的启发。把握他者，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思”之“我”(我、我、我……)的自恋式的喋喋不休，而是承认、接受和尊重“他者”的异质性。按照“他者”之思路，人的本质是“为他者”，而不仅是“为己者”，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指出：“从我到我自己终极的内在，在于时时刻刻都为所有的他人负责，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我能够为非我所犯的过错负责，也能够承受不是我的苦难。”[9]

符号研究者所做的所有符号阐释，尤其是在元符号学层次上，都不能脱离与他者的对话性关系。事实上，对话是瞄准全球且同时敞向地方和特殊的符号学方法的基本条件。为了满足对“符号活动的健康”的义务，为了开发理解整个符号世界的能力，符号学必须继续深化其监督和批判功能，即，坚持对话，坚持在对话中倾听和批判。

罗曼·雅各布森曾将古罗马戏剧家特伦斯（公元前185——公元前159）的名言“我是人，人之所属，我概莫能外”（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改写成：“我是语言学家，语言之所属，我概莫能外” （linguista sum: linguistic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们人类，不仅如其他所有动物一样是“符号活动的动物”，而且是能够有意识地创造性地使用符号的“符号的动物”，更是能够批判反思和承担责任的“伦理符号的动物”，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符号之所属，我概莫能外”

作者简介：

周劲松，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mail：cicerocicero@163.com

[1]本文受四川省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SCWY11-05。

[2] C.f. Augustos Ponzio and Susan Petrilli, Semioetica, Rome: Meltemi，2003.

[3] Paul Cobley, “Introduc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by Paul Cob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3-12.

[4] 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

[5] C.f. Thomas A. Sebeok, I Think I Am a Verb.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7, p.12.

[6]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Semio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by Paul Cob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50-162.

[7] C.f. Giovanni Manetti, “Ancient Semiot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by Paul Cob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3-28.

[8] Augusto Ponzio,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ed. by Sussan.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pp. 138-154.

[9] （法）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