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交际修辞研究

——以礼物交际为例

【摘要】本文采用社会符号学的视野，重新定义了交际修辞活动，即符号传达过程的双方，为使得符号意义在特定语境中得以顺利传达，而进行的双向的符号资源的调度与整合活动。该定义特别适合多模态的社交语篇研究，因为社会语境下的交际活动已超越言语交际的范畴，它将可携带交际意义的物品与言语交谈共同作为符号资源，通过相关具体的修辞手段来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为此，我们以礼物交际为案例，试图检验这种偏向符用的符号修辞研究框的可行性。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历来就有“礼尚往来”的传统，可以说礼品馈赠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很少有人考虑其中蕴含着无比丰富的交际修辞问题。礼物交际不同于言语交际，因为其中除了语言交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礼物即非言语符号的传递，交际双方需要通过礼物来为彼此现在的关系状况定调：礼物来往成为了馈赠者与接受者间交际关系的证据。而以礼物交际为代表的多模态交际语篇，只能通过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来对其具体分析，因为它已超越言语交际的范畴，他将可携带交际意义的物品（如礼物）与言语交谈共同作为符号资源，通过相关具体的修辞手段来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为此，本文以社会符号学为理论依据，建立一种偏向符用（Pragmatics）的交际修辞分析工具框架；并且以礼物交际为案例，来检测这条分析框架的可行性。

一、转向日常：符号修辞的符用维度

 传统修辞学将自身定位为“加强言辞或文句说服能力或艺术效果的手法”，其核心在于“说服”，其研究主题在于修辞信息的发送者。“符号修辞学”将从语言推进其他媒介之中，如广告，游戏，旅游、艺术等，但仍然并没有摆脱传统修辞学以文本发送者为重点的研究进路。赵毅衡在《符号学》一书中讨论“符号修辞”时认为：“符号修辞学有两个方向，一是在符号学基础上重建修辞语用学，另一则集中研究传统修辞格在各种符号学中的变异。”[1]赵先生敏锐地看到符号修辞的两个发展方向，先生将研究重点放在后者，但却并不能否符号修辞的语用问题不值得深究。

谭学纯等在《接受修辞学》一书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在大致相同的研究视界中定格：研究者的目光，过于集中地投向了修辞信息的表达者，或修辞信息的物质承担者（话语材料），而冷落了修辞信息的接受者”。[2]为此，他们将“修辞活动”重新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3]为修辞研究的接收维度打开了一扇大门。暨南大李军教授也从“交际修辞”的视角入手建立了“调控修辞理论”，他认为“修辞的实质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最大限度地促进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再观语言学界，这种偏向接受与使用的交际修辞学则更多地在语用学的视阈中得以关注，如束定芳教授关于利奇（Geoffery Leech）对言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的讨论等等。

 以上三种观点均将研究的视线从符号发送者转向符号接受者，从单向的线性思路，转向互动的双向思路；其次，它们均承认社会语境因素对交际中意义接收与解读的重大影响。这种转换为修辞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交际问题及时补充了解释框架。当今，日常生活已经摆脱其平庸的地位，成为为意义生产的重心之一；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活动常常主导着社会意义生产活动，而专攻交流术的修辞学，如果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问题，应当说这个学科体系是没有完善的。

  我们发现，传统的交际修辞——一般以言语交际研究为主——不能很好的解决社会语境中的意义交流问题，原因很有如下两点：一、它专注言语交际及其策略，而社会生活中有关器物、礼物甚至情感等其他媒介形态的交际现象则无法做出圆满解答。二，言语交际过于注重话语的结构分析及其作用，尽管宣称重视“社会语境”的问题，但是往往忽略了这一维度在何种情况，什么原则下对交际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致交际修辞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对话分析”/“话语分析”的代名词。因此，当它在面对当今文化大爆炸的社会局面时，其解释力明显减弱。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提出一种偏向于交际的符号修辞学（下简称交际符号修辞学），以解决上述面临的窘境。首先，它是对赵毅衡现实所谓符号修辞学第一条路径——即符号修辞的语用学——的推进与补充，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4]日常交际中同一个礼物，同一个微笑在不同语境中均可表达不同意义，因此，考察日常生活交际中符号的使用意义成为交际符号修辞学的基本维度。第二，交际符号修辞学，将媒介形态从语言扩大到日常生活中一切可用来表意的符号载体，这大大增加了交际修辞学的普适力，于是，礼物、身体姿势、香味等作为交际修辞手段，并且形成一定的交际效果也就并不难以理解并可以得以充分解释。

二、社会符号学视阈下的交际修辞

  既然我认可交际行为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动态产物，那么，交际修辞自然进入了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的研究视野中。社会符号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语境中符号活动与符号行为，并且强调每一个符号体系都是符号活动操作的产物，都记录着该符号体系自身的建构史。在本文中，我们将借鉴社会符号学家西奥·范·李文（Theo Van leeuwen）有关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的理论，试图将其引用到礼物交换的交际修辞探索中来。

（一）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

    “符号资源”是范·李文社会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它从韩礼德（M.A.K Halliday）《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言》中有关“语法”（Grammar of a Language）的讨论中得到灵感。韩礼德认为“语法不是符码，也不是一套可以创造正确句子的规则，而是一种‘可以产生诸种意义’的资源”。[5]为此，范·李文将韩礼德关于语法的概念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符号模态中来，并且将符号资源定义为“一切可供我们交流的行动或者物品”。

范·李文进一步解释到，符号资源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写作或者绘画这些明显的符号表现形式，事实上“几乎所有自然存在的、或者人类自身创造的，只要能够被用来达社会与文化意义的事物”[6]都可以被视作符号资源。但是，符号资源仅仅作为符号表意的潜势（Semitic potential）[7]而存在,也就是符号资源如果没有被人们感知，解释，那么那仅仅是携带这能够表意的潜能。赵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在这个层面上与范·李文的定义有点类似：符号载体可以是物质，更可以是非物质的，甚至可以是空白(零符号)，但这些事物一旦被理解其携带意义，才最终被认为符号。

与“符号”概念不同的是，“符号资源”其实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包括了在某个具体语境中可能被转换为意义的物质与感知的总和。把符号当作“资源”来理解，也就更加确定了符号使用者对符号使用的能动力，因为他必须要在一次符号过程中（Semiosis）中，懂的如何调度与整合符号资源，才能够很好地将其意图意义传递给符号接收者，反之亦然。因此，符号资源之所以能够表意，则必须进入社会交际的视野，通符号传递双方挑选、甄别有用的符号资源进行交流、融合与沟通，符号资源才能够被当作携带意义的符号所存在，相应地，意义表达行为才能够顺利进行。

（二）社会符号学视阈下的交际修辞

“符号资源”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社会交际是一种由各式各样的符号资源通过不同方式组成的的多模态(multi-mode)语篇，而对不同资源在一次交际行为的不同排列，会造成迥然不同的交际效果。而本文认为，这种不同符号资源的排列方式即为社会符号交际的修辞策略。

 由此，在社会符号学视阈下研究交际修辞，其是就是研究符号资源是通过什么方式被符号交际双方使用到具体的语境中，在此语境中得到怎么样的变异与互动，并且获得什么样的交际效果。交际修辞活动可以重新修订为：符号传达过程的双方，为使得符号意义在特定语境中得以顺利传达，而进行的双向的符号资源的调度与整合活动。交际修辞突破了言语的维度，取其最广泛的定义，即在某段具体意交际活动中，一切能够促进该段交际顺利进行的策略与手段。

 首先，我们强调符号交际修辞中的语境维度，站在符用学角度，意义是使用中的意义，谈符号交际修辞，则必须回到具体语境，检测社会语境对符号交际的具体影响以及效果的实现。其次，我们始终强调符号交际的双方在一次交际过程中的能动性，发送方能够调动自身的符号资源，尽量争取符号文本接收者给予积极的反馈，或者促成具体的交际结果；另一方面，符号文本接收一方也积极对发送方传递过来的符号文本进行“资源理清”,确定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在具体的语境——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做出自己的反馈。而这种交互过程贯穿整个交际的全程。  再次，符号交际修辞，不仅仅局限于言语，它可以是一切用来沟通或者交流的东西，例如礼物、姿势语、香味等等，这样的交际修辞分析大大拓展了社会文化语境中符号表意形态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更能反映应当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以下，本文以礼物交际为例，认为礼物交际是一个包括言语符号与非言语符号为一体的多模态交际语篇；并且着重分析三个决定交际修辞的重要维度，即语境、交际主体，以及符号资源。

三  决定交际修辞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语境决定交际双方符号资源的选择

社会符号学之注重对语境的讨论，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义以什么程度，以及什么方式被接收。语境，就是符号的使用环境。人都是社会的人，人对符号的解释结构，总是可以预测的语境构筑起来的，在符号表意的出现的时候，就会不言而喻地放在这个语境序列中进行解释。[8]

本文认为在多模态的社会交际语篇中，修辞策略开始交际行为开始前对符号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活动。这正如在言语交际中，发话者在第一次语轮开启前，会根据受话人对话内容的筛选与排列，其实也就是交际修辞策略的开始。而在礼物交际中，馈赠者对非言语符号资源——礼品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场合语境”的判断。

 “场合语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场合”这这里特指通常会牵涉到馈赠活动的社会事件，这些场合的交换行为受到文化符码的限定。“场合”经常在礼物交际中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存在。因此，在礼物交际中，具体语境直接决定了礼物交际中符号资源——物品的选择与再现方式。

物品自身并不表意，却具备符号表意的潜势。一旦物品被交际主体选择并且视作交际的手段之一的时候，它即刻成为一种符号资源，我们将它称之为“非语言符号资源”；进一步，被选中之物被用来进行社会交际，则它成为人际关系的符号载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礼物。但是，作为符号资源的礼品如何选择则需要语境，所谓礼物“得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场合得体”。由此，针对特定的语境对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物品作为礼物，已经成为一个意义选择的问题，即视作一次符号操作的过程。

华人学者闫云翔将礼物按照语境进行分为两类，即仪式化与非仪式化的礼物[9]。所谓仪式化的礼物，也就是包含人生仪式，重要庆典等制度化的礼物馈赠情景；非仪式性则通常所谓日常生活中的馈赠事件，诸如亲戚之间的互访，它不要求举行任何正式仪式。我们按照此分类方式，将礼物交际分为仪式性与非仪式性，就会发现馈赠者在礼物（非言语符号资源）的选择上有重大差异，而我们把这种差异当做成一个交际修辞策略

由此，不同语境下的礼物选择，变成了双轴关系的符号操作：仪式性场合的礼物选择是窄幅的，因为传统文化基本决定了在什么样的场合送什么样的礼物，呈现在整个礼物交际语篇上来，它是比较单调的；而非仪式性场合的礼物选择则是极度宽幅的，因为不受语境的过度限制，因为在聚合轴上可选择的选项居多，因为礼物样式多样。而礼物交际中对符号资源的双轴选择，也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交际风格：仪式性礼物交际注重形式、流程，言语交流尊重传统习俗，情感表达则成为场合语境的一种陪衬；而非仪式礼物交际注重情感表达与维系，因而交际环境比较轻松；由于对该交际语境对礼物本身的重视，因而礼物本身成为了交际的素材。

（二）交际主体确立交际双方的沟通准则

交际主体是符号活动（Semiosis）的发送与接收两方，我们一般称作符号发送者与符号接收者。许多学者在语用学、言语交际修辞学者已经考虑到交际双方的不同的身份、地位可直接影响交际行为中修辞策略手段的运用，如束定芳从言语交际双方“位置”的高低拓展了语用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言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认为交际双方由于相对关系的高低而在言语交际中会采用扬升与抑降两种原则[10]。李军则采用所谓“初始驱使力”[11]的原则来解释发话人如何根据自身社会身份、关系、社会距离与受话人差距的判断，来采取具体的修辞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交际主体的这种地位差异是相对的，变动不居的，取决与交际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知与评估。为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中不同主体地位：（1）发送者地位高于接收者；（2）发送者地位低于接收者；（3）发送者地位等于接收者。这三种不同主体位置关系均可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沟通模式与准则。

以礼物交际为例，贝尔夫（Harumi Befu）按照送礼的动机，将礼物分成表达性与工具性两个大类。贝尔夫认为，礼物交换同时具有其表达性和工具性的功能。“表达功能即馈赠者与收礼者之间既有的地位关系决定了礼物交换的情况（要送礼的总类与价值），而馈赠支持了该地位体系。而在后一种类型中，交换状况（礼物的特点与价值）决定了地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送礼而操纵了地位关系”。[12]我们可以将工具性与表达性看作是礼物交际中的两个基本准则，交际主体可以根据这两类型展开交际活动，并且遵循相关的交际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两种形式的礼物单独出现的情况很少，往往一个礼物中同时包含表达的成分与工具的成分。但是，我们在具体语境下区分那种成分占主导。

 可以看出的是， 第（2）种主体关系以工具型礼物交换为主，与此相对的是，作为符号资源的礼物成为了这段交际关系的重点。呈现出的交际特点在于，双方均在乎此次交际活动的功利性目的，也即交际结果。第(3)主体关系则以情感表达性礼物交际为主，由于地位平等，双方进行礼物交际大多是为了情感的相互满足与确认，由此，言语交际超越礼物交换，成为此类交际的特点。第（1）种则属于两类礼物交际的混合，典型的例子如捐赠等，在此类交际活动中，送礼者由于地位较高，为了不违反“礼貌原则”，因此会主动降低自己的身份，采取自谦的话语策略；馈赠方一方面为了表达关怀之情，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因为捐赠所带来的社会身份的满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体地位的不同的确造成礼物交际中不同交际策略的出现，因此，我们常在礼物交际中听到自谦的话语，以及故意“不”接受礼物的动作，这些都是由于主体地位关系不同所造成的交际修辞手段。

（三）符号资源的整合策略决定交际修辞的风格

本文将把符号资源看着在特定语境下可以受交际双方调度，并且能够通过交际手段再现为交际语篇的意义潜势。按照媒介划分，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类型的符号资源：如语言（文字与对话）、图片、音乐、影像、物品、气味等等，他们均可以被组合进一个多媒介的符号文本中。使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一个多媒介符号文本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困难之处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交语境中，分析一次社交语篇？因为社会交际现场是动态的，多维度的，并不能整个到一个符号文本中，为此我们采用符号资源调度的原理，认为交际双方能够在一次交际语境中，同调动几套不同媒介的符号资源系统，并且按照其交际目的将这些符号资源按照重要性排序。而这种以交际结构为目的而进行的符号资源排序与使用策略，在本文被视作为社会交际的符号修辞策略。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列出两种最重要的符号资源类型，并观察他们在不同语境中是如何被交际主体调配以达到修辞目的的：（1）语言符号。语言是最为庞大的符号系统，也一般交际修辞研究的重点。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多半会使用语言，但是面对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人，采取什么样的修辞策略则成为交际修辞重要研究问题。本文承认语言在符号交际修辞的重要性，但也秉承社会符号学的观点，认为具体语境与交际主体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言语修辞的使用与效果。为此，我们把语言看做为一个多模态交际语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际双方可根据具体语境调度语言符号资源，并且采取不同的修辞策略以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2）非语言符号—物品(礼品)。我们已经在上面谈到物品作为非语言符号资源的情形，在此从略。

我们将交际行为本身看成一个由各种符号资源构成的多模态符号文本，由此交际修辞就变成了交际双方在具体语境下如何调动符号资源，并对此进行排列，以达到理想交际结果的过程。同时，我们认可雅柯布森（Roman Jackbson）有关“主导”的概念，认为在一个多模态交际语篇中，如果某个符号资源成为该语篇的主要构成部分时，它将决定该交际行为的最终效果。下文以礼物交际为例，我们发现按照“场合语境”的区分，根据不同的符号资源的调控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修辞风格：

1 以明喻为主的仪式性礼物交际

在中国传统婚礼的仪式性场合中，新娘床下会摆上红枣，花生，桂圆，瓜子，寓意“早生贵子”；再比如某明星新专辑发布仪式上，歌迷送“大麦”，取其谐音祝愿其专辑“大卖”；钱锺书先生说此为“声音象征”(Sound Symbolism)，而这此也非常准确的概况了仪式性交际场合的符号修辞策略。

在仪式性场合中，交际者对符号资源的调控呈现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即礼物）强烈相关的整合策略，并且语言符号在交际过程成为主导。在此种情况下，“场合”需要通过语言展现出来，礼物的重要性及其符号意义也需要通过主体双方通过言语展现出来。因为，仪式、场合作为礼物交际重要的前导因素强加于交际修辞之中。

从符号修辞策略来讲，送礼者主要通过语言点破礼物所代表的含义，从而将礼物作为喻体，直接点名礼物所代表的含义（即喻指）；而礼物与喻指之间，或因为声音相似（如取谐音），或因为形态相符（如竹子，喻“节节高升”），从而形成一种明喻式的交际关系。在此场合中，交际主体将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有效地连接起来，使得明喻关系变得非常清楚，强迫使礼物接收者获得清楚的礼物意义。而包装作为礼物交际可调度的符号资源的一种，它在仪式性语境中则起到了一种辅助修辞的作用，它不能太过明显，避免掐断礼物的明喻意义；但是也不能无包装，因为在仪式场合会显得不正式而冒犯礼物接受者。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仪式性场合的礼物交际修辞策略：交际双方均看中仪式性语境下礼物所携带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必须要通过语言叙述出来。因此，在非符号资源的选取上，送礼者着重礼物的符号意义，而非其实用意义；而这种符号意义通过与某种吉祥的事物或意象因为声音或形态像似的关系而获取；由此，在符号资源的调度上，语言符号资源与非语言符号资源紧密相关，使得该语境下的礼物交际呈现出点典型的明喻式修辞风格。

2 以隐喻为主的非仪式礼物交际

在中国，人们在非仪式语境下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交换礼物来确认彼此关系的方式的交际方式被普遍认可，但却不能以直接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有别于仪式性场礼物交际一种交际修辞风格。由此，礼物本身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日常礼物交际中，交际效果需要一段时间间隔，因而不能直接在交际现场及时表现出来，因此，送礼者想要在一次日常礼物交际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则必须在符号资源的调控中尤为重视物品本身的选择，闫云翔在下岬村的田野调查结果证明[13]了我们观点，他对某个家庭的礼单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通过礼物价值反映出可以出这家人与送礼者的亲近程度，一般来说，馈赠者与收礼者的关系越亲，礼物就越贵重。

我们可以看到在非仪式场合，馈赠双方在礼物交际修辞上都采取“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的特点，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在符号资源的调度上呈现出一定的距离感，非言语符号成为决定该语境下交际成功的关键。送礼者一般会在此种场合在言语上用“小小心意，不成敬意”，或者“我随便带了一点东西来”等句子来淡化礼物的重要性，以显示自己的谦卑以及对收礼者的尊重。与此同时，在中国，收礼者在非仪式场合，也不会当面在送礼者面前拆开礼物，或者对礼物进行过多的评述，进而在接下来的交换中将语轮转换到其他话题上来。

由此，礼物价值成为人际关系的一种隐喻，使得人们通过礼物的贵重与否来衡量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贵重”在日常交际中有两层含义：一是礼品本身的价值；而是馈赠方对收礼方挑选努力所付出的努力。因此，礼物“贵重”与否成为交际双方相互衡量的动态产物。因当说，以隐喻为主的日常礼物交际修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谦虚”，“讲礼”，“节制”等伦理传统制约着人们在礼物交际中保持一种“低调”的默契。

四结语

本文采用社会符号学的视野，重新定义了交际修辞活动，即符号传达过程的双方，为使得符号意义在特定语境中得以顺利传达，而进行的双向的符号资源的调度与整合活动。特别地，该定义适合多模态的社交语篇研究，因为社会语境下的交际活动已超越言语交际的范畴，它将可携带交际意义的物品与言语交谈共同作为符号资源，通过相关具体的修辞手段来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

为此，我们以礼物交际为案例，试图检验这种偏向符用的符号修辞研究框的可行性。研究发现，社会语境决定了多模态社交语篇中交际主体对符号资源的选择，并且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浓重地影响着随后的交际行为特征。其次，交际双方的主体位置决定了交际活动的交流原则，为具体语境下的交际行为做出具体的规范。最后，交际主体根据具体语境对社交语篇中符号资源的调控与组合，决定了交际修辞的具体风格。

注释

[1]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7-188页。

[2] 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3] 同2，第13页。

[4]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5] Theo Van Leeuwen,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1-2

[6] Theo Van Leeuwen,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4.

[7] Theo Van Leeuwen,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p7

[8]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9] 闫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10] 束定芳、王虹，“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的礼貌原则”，《外国语》，1993（3），第7-13页。

[11] 李军，“调控修辞理论—交际修辞观的建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第56-61页。

[12]Harumi Befu, Gift-giving and Social Reciprcocity in Japan. France-Asie 21:166-177.

[13]闫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

作者简介：

赵星植（1986-），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与传播学博士，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驻所研究员，从事社会符号学、礼物符号学研究。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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