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约翰.迪利：一位哲学符号学家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新年刚过，总是生龙活虎的迪利（John Deely）教授，竟然去世了（1942-2017年1月7日），国际符号学界失去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学者，这个人并不以地位显赫而让人敬仰，甚至在国际符号学运动中，也从来不是第一小提琴手，但是我认为他是符号学界有史以来最勤勉辛劳的学者，也是视野最开阔的人。
我其实没有资格写文章纪念他，因为我们只是在2008年南京国际符号学会议上见过一面，聊过几次，每次都很简短。我记得是在会议的书展台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学术会议有书展台，从那以后，我们每次参加国内会议，都不辞辛劳地带书参加，这是后话。
话说那时，我在书展台前愣住了，因为看到四大卷的《理解的四个时代》（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精装的厚厚四本，装帧精美。在西方，印数不大的书才精装，因为不期盼有大众购买。这四本书分别为《发现实在》（讨论希腊诸哲人）、《拉丁时代》、《现代时期》、《后现代时间》，足足有一千多页，用符号学来了个古今意义哲学大贯穿。
我不禁默默地念出了作者的名字，旁边一位专注地翻书的先生，惊奇地抬起头问，“你找我？”我们就这样顺水推舟地认识了。他个子不高，我也并不觉得他老，也许是因为我们只相差一岁，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已经到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的麦加-----去讲授符号学。
我说：“你写得真……”在形容词上顿住了，他笑着说“太长”。我说“真博学”。的确，要何种精神支撑，多少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独自完成这样四卷本巨著？他平淡地说，“不容易读完”。这时我看到桌上一本黑封面的薄书，《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我拿起这本书，着迷地翻起来。我们当时的谈话就结束了。
当天下午的会，是我主持。迪利有一个发言，我记得他谈到符号学的世界性社会责任，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是最早决定把票投给奥巴马的人之一”。我在台上插话，“这么说，奥巴马在被票数选上之前，就已经被符号学式地挑出”。记得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微笑地回应说：“符号学首先是一种伦理立场”。
这是一位有历史感的符号学家，我心里对自己说。实际上迪利在转向符号学之前，是一位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专家，专攻欧洲各古典语和现代语。在休斯顿的圣托马斯大学任教，是专门研究阿奎纳斯神学哲学的托马斯主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潜心研究普安索（Joao Poinsot, 1587-1644）。他认为这位葡萄牙神学哲学家，是阿奎纳斯与笛卡尔之间缺失的一环，必须补上。于是花了15年仔细编注翻译后者的著作《论符号》（Tractus de Signes）。正是在编注翻译这本1632年著作过程中，他明白了符号学的重大意义，找到在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西比奥克，二人成为莫逆之交，1975年创办美国符号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emiotics）时，32岁的年轻人迪利出任秘书，三十年后，2006年任美国符号学会会长，所以他是美国符号学界的元老级人物。当今国际符号学会主席柯布里在2009年出版了《21世纪实在论：迪利精华读本》（21 Century Realism: A John DeelyReader），是迪利成就的出色总结。
这种从古及今的学术路线，实际上并不奇怪。由此造就的学者，往往是符号学界最杰出的人物。研究墨学起家的祝东，研究《周易》开始的苏智，还有研究汉代术数的的兰兴，研究唐代唯识宗和禅学的孙金燕等人，都已经或正在成为杰出的中国传统符号学领军人物。实际上索绪尔就是古印度文献专家出身。他们的学术路线，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那次会议结束时，我扣押了书展桌上《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并且找到迪利说，我们要翻译这本书。我对符号哲学一直感兴趣，因为我也认为符号学的基础应当是哲学符号学，如今演化成文科的总体方法论，部分是符号学者们的追求，部分是符号学本身的责任：符号学的可操作性太强了，的确能用于文化中的任何课题。我说了这番话，迪利当然极为赞同，但是他尴尬地说，他的书，已经答应送给会议组织方，我说：“我们另购，希望你帮助我们取得版权”。迪利高兴地答应了。
不料这是一本很难翻译的哲学书，内容实际上是他的《四个时期》中的精粹，有点像《人论》做为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精粹。这本书成为我们研究所出版的50本书中的第一本，狠狠地考验了我们的咬硬核桃的坚韧毅力。最后周劲松兄坚毅不拔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这本书还引出许多故事，不过不再是迪利的故事，而是我们中国学界的故事。或许，在回忆我们自己的往事时，我们会翻出这些可能有兴趣的旧事。而迪利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一生笔耕不缀的辛勤，以及他的哲学智慧，已经成为国际符号学运动的传说。
2017年1月7日，天涯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