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叙述学专辑
主持人：方小莉
中国的叙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西方形式论的一些主要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跟中国的知识分子关系密切，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后来批判形式主义的主流思潮阻碍了早期形式论的发展，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形式论研究。总的来说，中国的叙述学研究受到了西方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以小说为研究原型。80年代的叙述转向，使叙述突破了小说的阈限，进入了不同媒介。传统以小说为原型的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叙述理论的发展，也无法解决叙述转向后所面临的叙述学问题，然而由于西方叙述理论长期受到叙述定义的限制，将叙述定义为重述，从而始终无法突破小说研究。这个问题反而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广义叙述学，即符号叙述学，是叙述学与符号学的交叉学科。这个学科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叙述学，也不同于后经典叙述学，因为其目的是探索各种不同叙述类型的共同规律；这个新学科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符号学研究，因为西方符号学研究甚少关注叙述学研究，而早期的符号学家巴尔特、格雷马斯和利科等人虽然做了不少贡献，却没有得到发展。广义叙述学的建立首先是拓宽了叙述学的研究领域。符号叙述学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各种类型的符号文本，研究各种叙述文本的基本规律。其次，广义叙述学对叙述的重新定义不仅扩充了叙述类型，同时也导致了叙述类型的重新划分。赵毅衡先生根据意向性和媒介的差异将各种类型的叙述重新划分为：纪录类叙述、演示类叙述和意动类叙述。符号学理论被引用到叙述学，从而为对各种叙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框架。最后广义叙述学在中国的建立，尝试在中国文化中重新语境化叙述学，努力复兴中国传统的符号学遗产，例如对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等的研究。
本专题主要选择了现有叙述学研究中比较典型的符号叙述学研究论文，尝试较为全面地展示符号叙述学的研究现状和核心观点。本专题的第一篇文章是笔者对赵毅衡先生的访谈，在此次访谈中，笔者与先生探讨了其40年的形式论研究及广义叙述学产生的背景；第二篇文章选择了赵毅衡先生的《广义叙述分类的一个尝试》，该文讨论了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概述了符号叙述学的基本原理，并详细对叙述进行了分类和说明；本专题的第三篇文章选自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保罗·科布利《叙述》一书的其中一节《叙述模塑》（由笔者译），他认为叙述是来自人类环境域，混合了非语言和语言活动。叙述是大量非文字的符号活动构成，具有原型叙述的特点。本专题的第四篇文章来自乔国强教授的《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之分吗？》，该文质疑对叙述学发展阶段的机械划分，认为叙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构建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毅衡先生为所有叙述提出一个底线定义呼应了乔国强教授的观点，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乔国强教授也支持叙述学始终应该是广义叙述学。本专题的第五篇文章，笔者选择了唐小林教授的《演述与讲述：符号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叙述即是一种媒介化，该文以媒介为划分依据，将叙述划分为演述和讲述两大类。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主要是对广义叙述学核心概念或叙述类型研究的发展或商榷，包括谭光辉教授的《文本的双轴主导与伴随文本的类型》，王长才教授的《梳理与商榷：评赵毅衡<广义叙述学>》，以及拙作《梦叙述的修辞》。最后本专题再回到文学叙述，符号叙述学不仅关照广义的叙述学研究，也并没有忽视传统的文学叙述研究。在此笔者选择了王安教授和程锡麟教授的《语象叙事》和汤黎教授的《量子叙事：一种全新叙事模式》，这两篇文章都是新时期符号叙述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作为本专题的压轴再合适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