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娱乐文化已成为一种既不可忽视也不可轻视的文化现象。而我们似乎缺乏成熟的科学娱乐文化理论。为了积极引导当前中国娱乐文化的健康发展，我们从三个方面梳理人们对当前中国娱乐文化发展的不同认识。
当前娱乐文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在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７日《文艺报》上，陈占彪以“‘秀时代’的娱乐至上”为题对当前娱乐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作了较为准确的概括。他指出：“从娱乐的精英化到娱乐平民化，这是转型期以来娱乐文化的一大特点，这其中的‘真’和‘个性’使得娱乐文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这里所说的娱乐精英化和娱乐平民化，是指在娱乐文化领域里的精英化倾向与平民化倾向的对立，而不是指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对立。以往娱乐的主角是专业演员。现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舞台的主角。
在２００６年《文艺争鸣》第２期上，包兆会以“无厘头文化中喜剧的笑与中国式后现代”为题指出，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是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的代表。他比较了西方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的后现代文化，认为中国的后现代文化在解构策略、程度、深度和规模上都远不如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包兆会认为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的无厘头文化在当代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甚至很少，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中国这种后现代文化还不够成熟。
在２００６年《上海文化》第１期上，金丹元以“从‘超女’到‘梦想中国’——对当下电视媒体狂欢娱乐的整体文化反思”为题虽然认为“超级女声”是典型的后现代现象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的集中爆发和体现，但他指出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渗透是良莠不齐、正负效应互显的。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转型期，如何正确看待后现代主义及其给大众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又如何在大众文化泛滥之际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寻找相应的对策，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有良心的媒体策划者、知识分子和文化市场工作者都值得深思的重大现实问题。“影响符号下的‘虚拟现实’、‘超现实’替代了真正的现实生活，这也正是后现代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仿佛和现实之间既混淆又断裂。大众媒体通过对符号的‘复制’、‘模拟’与‘仿像’，使得现代社会所确立的种种现实的边界逐渐消失，而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电视构建的‘影像世界’所决定的”。大众文化强调以形象、视觉冲击来吸引观众的视线，一旦这种影像造成的是某种‘真实’的假象，抛出的是某种虚幻的美好前景，结果就必定加剧年轻一代的精神分裂和虚妄症。
“娱乐至上”、“娱乐至死”造成了娱乐文化的畸形发展
在文化商业化时代，文艺的娱乐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在２００６年《文艺争鸣》第２期上，马大康以“娱乐性的‘越界’与当代文艺学”为题甚至提出“娱乐性”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征。他指出：“面对当前的现实境况，以‘娱乐性’取代‘文学性’、‘诗性’、‘艺术性’则更可行，也即文艺学应该以‘娱乐性文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凡是包含娱乐性的文本，无论娱乐性居于主导地位，还是次要地位，均可成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更确切地说，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以‘文本’为其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以‘娱乐性’来给‘文本’划界。”马大康这种无限拔高文艺娱乐功能的作用的“文艺学”不过是对当前中国娱乐文化发展的泛化倾向的反映。
当前中国娱乐文化的一些畸形发展可以说是彻底否定了马大康这种文艺娱乐观。对当前中国娱乐文化的一些畸形发展，一些有识之士作了精辟的概括和深刻的批判。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文艺报》上，曾庆瑞、赵晖以“要警惕‘娱乐至死’的倾向”为题痛斥了这种不良倾向：“不仅电视剧，就是在整个电视文化、整个影视文化甚至别的一些文化领域里，一个‘恶性娱乐化’的幽灵确实游荡在我们国民的文化生活中了！”
“这种‘恶性娱乐化’的幽灵正在荧屏上顽强地频频亮相，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正在把我们引向‘娱乐至死’的危险境地。”在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解放日报》上，作家海岩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黄玮的采访时以“狂欢是文化的易碎品”为题明确地提出，文化的主流应该代表一个民族现实和未来根本利益的，而不是单纯的娱乐。他深刻地指出：“文化在中国一些领域的商业化过程，表现出过激和无序的姿态。商业化将文化的情感升华、道义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大大压制，而将官能娱乐的功能大大强化，娱乐感官、娱乐好奇心、娱乐窥视欲等等，使低俗文化渐成主流。”“眼球经济”需要的是文化产品被消费的数量而不是消费的结果，无论美丑善恶，只要推销出去被人消费了，便算成功。因此，文化产品的内容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形式和噱头；美誉度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关注度。在２００６年《上海文学》第４期上，吴亮以“论民意的娱乐化滥用”为题对这种不良倾向作了坚决的否定：“我们根本不想用所谓的思想贬低娱乐，我们要贬低的只是现阶段你们提供的娱乐，而我们的标准来自娱乐本身……娱乐同样需要天才，喜剧天才，笑的智慧，真正的欢娱和感性大解放！可是没有，我们见到的只是搁浅在沙滩上的废弃物，可怜的浮渣和泡沫！”吴亮指出：一、当前中国娱乐文化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二、这种泛娱乐化的倾向正在精神上麻醉人们。三、这种泛娱乐化的倾向掩盖了现实世界里的一些真正罪恶。
正确认识文艺的娱乐功能，树立科学的文艺娱乐观
随着对当前娱乐文化畸形发展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人们批判了畸形文化娱乐观并提出了科学文化娱乐观。
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４日《文汇报》上，汪涌豪以“莫让娱乐沦为粗鄙的狂欢”为题深刻地批判了有些人的畸形文化娱乐观。他指出：“作为对传统的偶像识别方式的颠覆，‘芙蓉姐姐’们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合乎美吗？虽然可以理解，但可以赞同并加以鼓励吗？”“在完全以娱乐为价值尺度的环境中，品德的高下、文化的肃穆和人格的完美，很容易被扭曲和破坏。”“它使人的精神日渐失去应有的丰富和精致，一些人在那里放弃尊严与品位追名逐利，另一些人则用上网代替读书，用游戏代替冥思，不知不觉当中，情感的触觉不再个性而敏锐，人的快乐变得廉价和通俗，娱乐由此就沦落为粗鄙的狂欢了。”
在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文汇报》上，周锦尉以“析超女、‘老鼠’、ＰＫ现象”为题则认为当前中国文化娱乐存在两种文化娱乐观，即“各类的娱乐样式和内容还是有高雅和低俗之分，有积极向上和消极颓废之分。我们追求和倡导的是健康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能使更多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样式和作品。”
在２００６年《云南艺术学院学报》第１期上，罗平立以“当前文艺在娱乐上的畸形发展”为题指出：“当前中国文艺创作存在一种片面追求单纯娱乐的倾向，即一种‘恶性娱乐化’倾向在中国当前文化生活中蔓延。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些作家不是努力反映历史的真善美，而是纯粹为了娱乐，脱离历史胡编乱造，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些作家在表现一些满足生理需要的东西时格外夸张，甚至不少细腻描写成为游离部分；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些作家不是开掘沉重生活的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完全再现犯罪过程或近于暴露个人隐私；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些作家有意无意地添加一些恶俗笑料和噱头。这些恶俗笑料和噱头除了单纯的感官刺激以外，没有任何社会思想内容。甚至，有些恶俗笑料和噱头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批判的，它满足和迎合人们心灵的那个低贱部分，养肥了这个低贱部分。”
当前中国文艺在娱乐上的这种畸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病态的娱乐文化在中国的翻版。罗平立认为这是一种畸形文艺娱乐观。这种畸形文艺娱乐观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了文艺的艺术规律和美的规律，即把艺术当成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罗平立不但解剖了当前中国文艺娱乐这种畸形发展的历史根源，而且提出了科学文艺娱乐观。她指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把精神从有限世界的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于感性现象，总之，要展现真理。”当前中国文艺娱乐的这种畸形发展，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把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混淆起来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剧性是有本质区别的。可是，人们往往用可笑性代替真正的喜剧性。因此，正确地认识文艺的娱乐功能，树立科学文艺娱乐观，杜绝各种各样的畸形文艺娱乐观，对于防止当前中国文艺在娱乐上的畸形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