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主要从社会及其思潮的转变来探讨叙事转向的原因。这种社会诊断揭示了叙事转向的外部原因,能够充分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不同”,但不能很好地说明转向前后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叙事理论内部对叙事转向进行探讨,以揭示转向前后的有机联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提供了这种观照视角,元语言符号学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转变反映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元语言符号学局限于文本本身的意指关系,而含蓄意指符号学则指向文本之外的世界,其所指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两种符号学与叙事研究的两种方式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同时,罗兰•巴特关于两种元语言的论述不仅包容了社会诊断,而且给叙事研究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
谢龙新(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叙事学研究。(湖北黄石435002)
[关键词]叙事转向;罗兰•巴特;符号学;元语言;含蓄意指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叙事研究的方法、模式以及核心范畴都发生了改变。与经典叙事学相比,后经典叙事学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断裂,也不是前者的继续,而是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叙事转向的原因何在?关于叙事转向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语境转向、接受转向、空间转向、修辞转向、反本转向等,这些“转向”将转向的原因主要归于社会转型或社会思潮的转变——如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笔者在此将这种诊断称为社会诊断,即从社会及其思潮的转变来看待叙事转向。这种社会诊断模式有其合理性,也道出了叙事转向的重要原因。但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即外部原因,它不能从叙事理论内部来透视叙事研究的转变。或者说,社会诊断能够充分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不同”,但不能很好地说明转向前后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叙事理论内部对叙事转向进行探讨,以揭示转向前后的有机联系。本文试图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出发,探讨叙事转向的“内部原因”,并由此说明叙事研究的嬗变过程。
罗兰•巴特及其理论对叙事转向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张寅德所说的:“他的批评观的多重性、他的批评实践的丰富性,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法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1](P41)不仅如此,也可以说罗兰•巴特是一面反映叙事转向的“镜子”,因为他的批评实践本身就是叙事转向的缩影,其前期是经典叙事学的主将,以《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为代表,而后期则超越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拆解,走向后经典叙事研究,如《S/Z》。因此,通过罗兰•巴特这面“镜子”我们更能看清叙事转向的内在机制,而这面“镜子”的主要材料则是符号学。
一、社会诊断及其局限:以马克•柯里为例
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对叙事转向进行了出色的诊断,堪称后经典叙事研究的代表作。马克•柯里归纳了叙事转向的三大特点:“多样化、解构主义、政治化——这三者便是当代叙事学转折的特点。显然,这三个词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三角体。它们所描述的是后结构叙事学的一般性假定和过程的转折。”[2](P8)并且在“引论”中对这三大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笔者在此以马克•柯里的概括为例,评述这种诊断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叙事转向的第一个特点具体表现为:“从发现到发明——反映了叙事学告别科学假定的整体性转变。”[2](P4)“发现”意指经典叙事学。经典叙事学致力于对叙事规律的发现,认为叙事规律是客观的,它潜藏在叙事文本之中,叙事学研究就是去“发现”它。因此,经典叙事学明显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事先“假定”了叙事“规律”的存在。“发明”则意指后经典叙事学。“发明”意味着创造,是一种建构活动,后经典叙事研究认为“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后结构主义者偏爱构造(construction)、建构(construct)、结构化(structuration)和建立(structuring)等词,因为它们都指向读者在意义构成中的积极作用。”[2](P5)从“发现”到“发明”反映了叙事研究的整体性转变,马克•柯里认为后结构主义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资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对结构主义的反思,而结构主义又是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的体现。因此,这种诊断暗含叙事转向与社会转型相一致的论断。
叙事转向的第二个特点是“从一致性到复杂性的转变”。马克•柯里指出:“大多数关于叙事形式的科学实际上是关于一致与连贯的科学。”经典叙事学对作品稳定结构的揭示是对一致性的追求,而“在对一致性的批评性寻求中存在着一种要将叙事作品呈现为一个连贯而稳定的设计的欲望。”显而易见,这种“欲望”正是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欲望。而后经典叙事学则“设法保持叙事作品中相矛盾的各层面,保留它们的复杂性,拒绝将叙事作品降低为一种具有稳定意义和连贯设计的冲动”[2](P5)。因此,“从一致性到复杂性的转变”也隐含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转变的社会大语境。
马克•柯里认为叙事转向的第三个特点是“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解构主义不仅颠覆了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权威性,摧毁了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而且“允许将历史观再次引入叙事学,此举为叙事学走向更为政治化的批评起到了桥梁作用”[2](P6)。由此,意识形态成为叙事研究的重要领域,种族、性别、身份等成为叙事研究的关注对象。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具有大体相同的理论背景和社会语境,三者共同构成所谓后现代转向的重要部分。所以,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转变”仍然是一种社会诊断。
马克•柯里的诊断代表了绝大多数研究者对叙事转向的看法。语境转向、接受转向、空间转向、反本转向等大体上都从这个角度看待叙事转向的原因。比如,空间转向看似与社会诊断无关,实质上也暗含着社会动因。空间转向的前提是对19世纪兴起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福柯指出:“19世纪沉湎于时间和历史,空间被当做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面”。[3](P152-153)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后现代思潮的作用下,历史的线性进步观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事物存在的空间形式进入理论的前台。在叙事研究中,片面关注时间的研究开始被清算[4]。如龙迪勇指出:“任何一个事件都既是时间维度的存在,又是空间维度的存在。如果仅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无疑是对事实的歪曲,对真实性的遮蔽”。“正是有感于时间性对真实性的遮蔽甚至扭曲,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思想敏锐的学者都觉得应该把空间维度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去”。[5]而历史决定论和线性进步观正是现代性内核的重要内容。因此,空间叙事学的兴起也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换相联系。
这种社会诊断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合理性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不难发现,这种诊断只是叙事转向的“外部原因”,认为是社会思潮的变化引起叙事研究的转变,因此,这种诊断能够充分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不同,但并不能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联系。正如马克•柯里所声称的:“叙事学不过经历了一次转折而已,而且是一种积极的转折。”既然如此,那么就有必要寻找叙事转向的“内部原因”,以说明转向前后的相关性。这种“内部原因”应该从叙事理论本身寻找。它应该一方面是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能够体现后经典叙事研究的追求。本文将对此进行尝试。
二、问题的提出:基于罗兰•巴特理论文本的细读
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①被称为经典叙事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重要思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充分注意到罗兰•巴特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其中包含的符号学思想。巴特指出:
事实上,叙述只能从使用叙述的外界取得意义。超过叙述层次就是外界,也就是其他系统(社会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这些系统项不再仅仅是叙事作品,而是另一种实体的因素(历史事实、决心、品行等等)。语言学的研究到句子为止,同样叙事作品分析到话语告终,然后则应当过渡到另一种符号学。语言学遇到这一类的界限,对此已经作过假设——或作过研究——称之为语境。[1](P33)
上述引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启示。首先,巴特区分了两种叙事研究。以话语告终的叙事分析是经典叙事学的研究界限,而超越这一界限的研究,巴特称之为“语境”研究,后者显然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虽然巴特无意在此建构后经典叙事理论,但是,他已经“先见地”指出叙事研究走出话语研究的可能性——“叙述只能从使用叙述的外界取得意义”。因此,我们说,罗兰•巴特在“叙事学”成立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两种不同的叙事研究,一种是经典叙事学对话语和叙述的研究,而另一种则是超出文本的“语境”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指出:“任何叙事作品都依属于一种‘叙事作品的语境’,即叙事作品赖以受到消费的整套规定。”后经典叙事学正是在“语境”、“消费的整套规定”等方面发展了叙事理论。
其次,巴特暗示了两种符号学分别与两种叙事研究相对应。“语言学的研究到句子为止,同样叙事作品分析到话语告终,然后则应当过渡到另一种符号学。”这里,“另一种符号学”暗示了存在两种符号学,既然有“另一种符号学”当然就有“这一种符号学”。并且,“然后”表明这两种符号学在叙事研究中具有时间上的联系。罗兰•巴特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和叙述层。这三个层次具有等级关系,下一层的意义只有“归并”到上一层才能获得意义,即:“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元的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具有意义;而这一行为本身又因为交给一个自身具有代码的话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最终意义。”[1](P9)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最后界限是叙述层,即以“话语告终”。巴特显然在这里提示了以话语分析为终点的叙事研究是不同于“另一种符号学”的“这一种符号学”;而“另一种符号学”则走出了文本的封闭性,如上文所述,走向了后经典叙事研究。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符号学到底是什么符号学呢?在《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等著作中,巴特明确区分了两种符号学。一种他称之为“直接意指符号学”或“元语言符号学”;另一种称之为“含蓄意指符号学”。前者局限于文本本身的意指关系,而后者则指向文本之外的“世界”或“世事”。显然,这两种符号学与叙事研究的两种方式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巴特紧接上述引文对此做了说明,并给出了与经典叙事研究对应的符号学的具体所指:
叙述层次因而具有模棱两可的作用:叙述层次因为与叙事作品的语境接壤(有时甚至把叙事作品的语境包括在内),所以,向叙事作品展现(消费)的外界开放;但同时叙述层次又给先前的层次封顶,封闭了叙事作品,决定性地使叙事作品成为规定着和包含着自身元语言的某种语言的言语。[1](P34)
叙述层次的模棱两可性使叙事研究具有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一方面它向“外界开放”,走向“语境”和“消费”;另一方面它又“封闭自身”,“决定性地使叙事作品成为规定着和包含着自身元语言的某种语言的言语”。20世纪60年代的巴特执迷于结构主义,因此,这里没有对“开放的”叙事研究展开论述。但却明确指明了“封闭的”叙事研究——即经典叙事学——与元语言的关系。同时,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巴特所说的超越话语界限的“另一种符号学”指的就是“含蓄意指符号学”。
三、两种符号学: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
符号学研究的是意指系统,即符号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叶尔姆斯列夫将一个意指系统分为“表达平面”(E)和“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产生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那么,“ERC”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指系统。罗兰•巴特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另外两个相互区别的系统:“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系统的单一成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引伸。”[6] (P169)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分离可以按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第一系统(ERC)本身变成第二系统的表达层,即(ERC)RC,如图1(a)。在这种分离方式中,第二系统吸收了第一系统(ERC)的意指结果,带来一个新的意指,ERC被称为直接意指,而“(ERC)RC”被称为含蓄意指。另一种方式是第一系统(ERC)变成第二系统的内容层,即ER(ERC),如图1(b)。在这种分离方式中,第一系统(ERC)成了第二系统的意指对象,即第一系统本身成了第二系统的对象,因此,这种第二系统被称为元语言,即表述语言的语言。那么,第一系统整体在第二系统中就被抽象化为一个对象。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元语言是科学语言的主体,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真实系统”,而“含蓄意指具有一种普遍的感染力或理念规则,它渗透在原本是社会性的语言中”[7] (P33)。与叶尔姆斯列夫不同的是,罗兰•巴特将这种元语言扩展到所有的符号意指系统中,其原因在于,巴特将“ERC”进一步抽象化为一个符号,表达层(E)与能指(Sr)对应,内容层(E)与所指(Sd)对应。这样,图1(a)和图1(b)就分别变成图2(a)和图2(b),如下:
这样,罗兰•巴特区分了两种符号学:含蓄意指符号学和元语言符号学。罗兰•巴特认为含蓄意指现象还没有被系统的研究过,他确信将来会有一门含蓄意指符号学。并且,这种符号学会逐渐涉及真正的历史人类学。因为,含蓄意指的所指“同文化、知识、历史密切交流,可以说正是因此外在世界才渗入记号系统”,因而“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6](P171)而含蓄意指的能指则是第一系统整体所形成的修辞形式,因而修辞学是其能指形式。元语言符号学则是一种“操作程序(opération)”,它操控着第一系统(所指)。
进一步,罗兰•巴特将上述两种分离方式结合起来,构建了自己完整的符号意指系统,如图3:
在《神话学》、《流行体系》、《符号帝国》等著作中,罗兰•巴特证明了这一符号学系统的广泛用途。这里仅举一例进行说明:“双排扣西装”在第一系统中意指真实世界中的一种服装,它有自己的实在功能、特点等,那么,时装杂志中对“双排扣西装”的介绍就进入到第二系统。在第二系统中,杂志语言表述的是“双排扣西装”这一概念,它并不意指真实世界中某一件具体的服装。“双排扣西装”在此被抽象化为一个概念,成为杂志语言表述的“对象”(所指),从而与真实的服装脱离开来。杂志语言就成了元语言。杂志语言整体又可能作为一个符号,成为第三系统的修辞学能指。因为杂志语言在表述这一“对象”时带有自己的情绪、偏好等修辞色彩,所以,它可能又意指其他的内容,比如流行。这构成第三系统的含蓄意指。流行的含蓄意指反过来又引导第一系统(真实世界)的消费,因此,含蓄意指的所指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用这种符号学眼光来观照叙事研究,我们会发现叙事转向的奥秘就潜含在符号学系统的三个层次中。
第一层次属于真实系统,它与真实的世界相联系。对叙事学而言,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法布拉”(fabula)。俄国形式主义对“法布拉”和“休热特”的区分对叙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布拉”是指事件发生的编年顺序,通常译为故事、本事等。而“休热特”是指事件在叙述中的顺序和方法,通常译为情节②。米克•巴尔把“法布拉”理解为构成“故事”(story)的“素材”(fabula),是指“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而“故事”则是对“素材”干预的结果。[8](P3)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一定的手段对素材进行编码才能形成故事。按照米克•巴尔的看法,素材包括事件、人物(行动者)、时间、场所等。素材属于真实世界,而故事则属于艺术世界。这种区分对叙事学至关重要,显然,经典叙事学关注的不是“素材”,而是“故事”,即对素材进行安排和讲述的方式。“素材”进入“故事”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转变为一个符号,唯有如此它才能成为故事的对象。或者说,只有将现实性事件的编年顺序(素材)按照艺术要求进行重新叙述才能成为“故事”。显而易见,无论考据派有多么充足的证据,都不能改变贾宝玉只是《红楼梦》叙事中的一个符号的事实,他不是现实中的曹雪芹,贾府也不是曾经的“曹府”。这正是符号学体系的要求,即第一系统(在此我们将其理解为素材)只有作为一个符号整体进入一个叙事体系,它才能够成为叙事的对象。曹雪芹是个“实体”,他不可能被“叙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叙事都是对符号的叙述。当素材进入叙述的过程,成为叙述的“内容”(叶尔姆斯列夫)或所指(罗兰•巴特),就进入符号学体系的第二系统。
符号学的第二系统是元语言层面。在叶尔姆斯列夫看来,元语言是一种“操作程序”(opération),它是“建立于无矛盾性(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等经验原则之上的”。因此,元语言是科学语言的主体。罗兰•巴特进一步认为:“显然符号学是一种元语言,因为它把作为被研究的系统的第一语言(或对象语言)当成第二系统。这个对象系统是通过符号学的元语言被意指的。元语言不应限于科学语言。”元语言渗透于社会性语言之中,“尤其在文学中的重要性还未曾被人们所认识。”[6] (P171)因此,罗兰•巴特扩大了元语言的对象范围,认为文学语言也是一种元语言,这一认识奠定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模式。尽管罗兰•巴特否认符号学是科学,但他并没有否认元语言的科学性,相反,正是在这种科学语言的观照下进行了文学叙事研究。科学性正是经典叙事学的追求。胡亚敏指出:“科学性”是经典叙事学的重要特征,“叙事学是对叙事文的一种共时、系统的形式研究,它探讨的范围是叙事文的叙述方式、结构模式和阅读类型,它的意义在于为科学地认识叙事文提供理论框架。”[9](P17)当第一系统的“素材”进入元语言的“操作程序”,它就脱离了其现实性而成为一个符号,从而成为元语言的操作“对象”。罗兰•巴特指出:叙事作品是“规定着和包含着自身元语言的某种语言的言语”,即认为每一个叙事作品都是一种“言语”,而这种“言语”有赖于一种更高的语言——即元语言——来进行操作,这种元语言就是使我们的言语得以理解的“语言结构”。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语言结构”的“操作程序”,任何叙事作品就不能够被有序的叙述,也不能够被理解。经典叙事学正是在这个层面研究符号的运作规律。经典叙事学不考虑大观园“荒芜”的社会意义,只考虑大观园是如何在《红楼梦》的“叙述”中走向“荒芜”的。因此,经典叙事学研究局限于文本本身,探讨文本叙述的基本元素、模式及其语法规律,这正是元语言层面科学性的体现。正如布雷蒙所说的:“叙事作品的符号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叙述技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关于对所叙故事起支配作用的那些规律的研究。”[1] (P15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经典叙事学与符号学的第二系统相对应,并且将研究限定在这一系统。
如果说经典叙事学研究符号(文本)内部的意指关系,即研究一系列最小的叙事单元如何通过意指关系而构成大的叙事系统,那么,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则溢出了文本之外。戴卫•赫尔曼认为:“最根本的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10](P8)或者说,文本形式并非故事的唯一因素,故事之所以是故事,有赖于对故事的阐释。这样,叙事研究就在文本之外获得更大的阐释空间。叙事转向使隔离的文本形式与真实的世界重新获得了联系,从而也使叙事学焕发了新的生命。在本文的论域中,我们认为:叙事转向正好体现在符号学体系由第二系统向第三系统的转换上,即由元语言的直接意指向修辞学的含蓄意指的转换。如前所述,含蓄意指是一种修辞效果,即第二系统整体上作为一个符号成为第三系统的能指所带来的引申义。这种修辞效果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能指的修辞性是后经典叙事学“意义”的诞生地,这种修辞性是阅读与阐释的结果,因此意义潜含在读者的无限阐释之中,同时,这种阐释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就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链条,链条的起点是第三系统能指的诞生。因此,我们认为后经典叙事学正好与符号学体系的第三系统相对应。
综上所述,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的关系可以如图4所示:
四、余论:两种元语言与两种诊断模式
依据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本文提出了一种看待叙事转向的内部视角,即从叙事理论内部探讨叙事转向的原因。从元语言符号学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转变是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这种内部诊断模式能够有效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相关性,它不同于从叙事理论外部考察叙事转向的社会诊断模式。
实际上,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的结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上述两种诊断模式结合了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其对元语言的理解。
原则上说,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一个元语言反过来成为一个新元语言的对象语言。例如,符号学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它被另一门科学“说着”时。如果我们同意把人文科学定义作一种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的语言(叶尔姆斯列夫的经验原则),即定义作一种操作程序的话,那么每一门新科学都将表现为一种新的元语言,它将把在它之前的元语言当作对象,并关涉到实际上为其“描述”的真实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元语言的一个历时面,而且每门科学当然都包含着符号学方面,包含着它自身的衰亡,这种衰亡是以谈论它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整的符号学分析,除了所研究的系统和进行这一研究时所最常用的(直接意指)语言以外,还需涉及含蓄意指系统和对其进行研究时所用的元语言。[6](P172)
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在这里指出了两种元语言,其中一种新元语言“说着”另一种元语言。显然,这两种元语言处在不同的层次。就叙事研究而言,一种元语言“说着”一个“故事”,这种元语言就是巴特所说的“语言结构”,它处于较低的层次,是讲故事的“操作程序”,即一个故事能被讲述必须遵循的“语言”。而另一种“新元语言”则是对故事本身和讲故事行为本身进行“评说”或阐释的“操作程序”,它处于高一级的层次。具体而言,这种“新元语言”是一种理论,因为只有理论才堪称“科学”,它能将先前的“元语言”本身当作对象,并对其加以评说和阐释。格雷马斯大体上也持这种观点,并称这种元语言为第三语言或“元元语言”。元元语言的作用在于“用来分析既定元语言”[11] (P16)。
我们已经知道,符号学的第二系统被巴特定义为元语言,它是用文学语言“说着”作为符号的“素材”(对象)。那么,在巴特看来,这种元语言完全可以成为另一种科学语言的“对象”(所指)。比如,《萨拉辛》是用法语写成的,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就必须遵循法语的语言规则,那么,这种语言结构就是“说着”《萨拉辛》这个故事的元语言。然而,当我们用解构主义来“说着”《萨拉辛》的时候,“解构主义”就成了一种新元语言,而《萨拉辛》就成了对象语言。因此,罗兰•巴特认为完整的符号学分析,还需涉及含蓄意指系统和对其进行研究时所用的元语言(即“元元语言”)。
同时,巴特又指出:这种作为更高一级的理论元语言并非固定不变的,“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元语言的一个历时面”,“包含着它自身的衰亡”,因此,理论元语言也有产生、衰亡,而后又产生新元语言的变化过程。那么,这种变化又是由何而来的呢?罗兰•巴特给出了答案:
我们可以说,作为含蓄意指面掌握者的社会,“说着”被研究系统的能指,而符号学“说着”其所指。因此社会似乎具有一种对世界进行解码的客观功能(其语言是一种操作程序),世界用第二系统的能指把第一系统的记号吸收或伪装起来,但是历史本身却使其客观性不能长存,因为历史是不断更新其元语言的。[6]( P172)
这段话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以符号学理论将上述所论两种诊断模式结合了起来。“作为含蓄意指面掌握者的社会,‘说着’被研究系统的能指,而符号学‘说着’其所指”表明叙事转向的内部原因,即叙事研究从元语言符号学(经典叙事学)转向含蓄意指符号学(后经典叙事学)。同时,他又指出含蓄意指的掌握者是社会,它操控着并且不断更新自己的元语言。而这种被更新的元语言表现为理论的变化和转向,理论元语言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世界或历史的变化。由此可见,经典“叙事”向后经典“叙事”转变的背后原因,正是历史元语言的改变: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那么,这种诊断模式正是前文所说的社会诊断模式。
其次,他表明叙事研究——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研究——处在动态的变化中。理论元语言作为一种“科学”,它力求保持自身的“客观性”,但“历史本身却使其客观性不能长存”,社会或历史不断更新它的元语言,这正是阐释趋于无限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叙事学本身就是一种元语言,它操纵着对叙事作品的一种阐释。只不过,它是在结构主义“语法规范”规约之下的阐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同样是一种元语言,它提供了对叙事作品进行阐释的另一种语言。但它必然会面临自身“衰亡的历史”。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会有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就是社会“对世界进行解码的客观功能”,这才是真正的“客观性”。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叙事转向在巴特的论文中已经得到深刻的“预言”。因此,罗兰•巴特及其理论对于叙事转向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他的符号学理论为叙事转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视角,从叙事理论内部说明了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变的关系。同时,他关于两种元语言的论述不仅包容了社会诊断,而且给叙事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对于叙事研究的重要意义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广阔空间。
注释:
①该文发表于《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叙事学”正是因这一期而得以命名。
②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彼德罗夫斯基就将“法布拉”理解为对故事的艺术加工,而将“休热特”理解为所叙述的故事;波斯别洛夫也将“法布拉”理解为故事的叙述方式,将“休热特”理解为叙述的对象。见龚翰熊《文学智慧——走近西方小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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