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代性方案的反讽和解构－－《蝇王》的叙事语法分析
作者：李丹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6638 2009-11-16 20:05:33
摘要：本文运用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分析戈尔丁《蝇王》的角色模式及其深层意指结构。文章认为《蝇王》中的人物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单位，他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隐喻了启蒙过程的展开及其结局。在《蝇王》中，真正使孩子们得救的并不是拉尔夫代表的“理性”，而只是巡洋舰的“偶然到来”。也即关于启蒙现代性方案实现过程的格雷马斯角色模式中的“发出者”“理性”是一个虚假的发出者，真正的发出者不过是“偶然”。由于“发出者”的被滑稽置换，《蝇王》的故事构成了对启蒙现代性方案的反讽和解构，展现了一个被扭曲、被异化的、无法实现的启蒙方案。戈尔丁进一步通过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揭示出启蒙现代性方案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异化的。
关键词： 戈尔丁 《蝇王》 现代性 启蒙 解构
一
“荒岛小说”堪称西方文学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远离文明社会、少受外界影响、并且往往没有女性、男人易于表现最本质的真我－－这些都使得荒岛为文学上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所。18世纪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19世纪巴兰坦的儿童小说《珊瑚岛》都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荒岛小说。在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都用知识战胜了愚昧，用文明征服了野蛮，用理性征服了非理性，最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甚至把荒岛改造成了乐园，从而射出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开拓进取、昂扬乐观的时代精神。当20世纪英国小说家戈尔丁再次以荒岛作为题材的时候，他已经把在此以前的许多经典小说，以及这些小说所高扬的启蒙精神和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氛围，作为前文本纳入了其语境。
戈尔丁正是在这样广阔的互文性之中，开始了他对以前的荒岛小说所展示的启蒙现代性方案以及昂扬乐观的启蒙精神的反讽和解构。
学术界从人性恶主题、叙事结构、神话原型、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各个角度对《蝇王》进行了研究。然而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切入，即，如果我们联系到其广阔的互文性背景，联系到《鲁宾逊漂流记》等对现代启蒙精神的高扬，再联系到20世纪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就会发现《蝇王》的主题有着更深刻、更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它是对《鲁宾逊漂流记》等所展示的启蒙现代性方案的戏拟和反讽，它再现了一个被扭曲、被异化的启蒙现代性的方案，并向我们揭示出这个方案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异化的。戈尔丁的诺贝尔奖授奖词称“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从《蝇王》的创作背景来说，是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理性主义的信仰大厦被摧毁了之后的西方社会状况。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状况。
二
《蝇王》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在未来的一场核战争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小孩向南方疏散，结果飞机被击落，孩子们落到了一个荒无人烟、风景优美的海岛上。起初，这群孩子齐心协力，力图效仿成人世界，按照文明世界的规则来建立一个有理性的、有秩序的社会，但后来由于害怕所谓的“野兽”而分裂为两派，最终，崇尚野蛮、专制、嗜血残杀的杰克一派战胜了讲求理智、科学、民主的拉尔夫一派，孩子们全部堕落为野蛮人，野蛮完全战胜了文明。
评论家们把这部貌似的儿童历险小说看作“寓言”或“神话”，戈尔丁的本意也是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小说的象征性、隐喻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实物等，都可看作具有象征隐喻意义的符号。按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观点，语言符号所指的延伸性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延伸性可以解释隐喻的生成规律。隐喻的产生就是将一个领域的概念和原理移植到另一个领域中，在移植过程中，移植前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合并在一起，共同成为移植后符号的能指，由此语言不断俘获新的所指意义，即隐喻意义。在小说中，拉尔夫是一个英俊的金发少年，他最早发现了海螺，并把它作为团结组织起岛上孩子们的工具。在荒蛮的海岛上，他力图维持一种文明而有秩序的生活。他坚持生一个火堆，以作为求救的信号。他组织大家通过吹海螺来召开民主会议，共同协商事情，谁拿着海螺谁就有民主发言的权力。拉尔夫体现了文明和传统的力量，他始终都富于理性，可以说是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想的人的化身。在此，“拉尔夫”这个人和“海螺”这个实物作为一个能指，分别获得了新的、更抽象的所指意义，即隐喻意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理性”和“民主”。
猪崽子是拉尔夫的忠实的支持者，他头脑聪明，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他帮助拉尔夫当上了头头，他建议拉尔夫用海螺召开民主会议以共同讨论解决问题。他始终维护海螺的权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相信科学，他的眼镜片的聚光为孩子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火。当孩子们害怕夜晚的鬼怪的时候，他坚信世界上是不可能有鬼魂的，并力图消除孩子们的恐惧。在此，眼镜本身是科技的产物，也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火堆象征着科学和文明），因此可以把眼镜看作科学的象征。同样，猪崽子这个人作为一个能指，获得了新的更抽象所指意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民主”和“科学”。
与《蝇王》的命名密切相关的是西蒙，一个腼腆正直的孩子。他喜欢思考，整个人带着形而上的气质，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并富于道德良知。当孩子们在为野兽恐惧时，他最早意识到“大概野兽不过是我们自己”。为了搞清楚野兽的真相，西蒙爬上山去想看个究竟，在林中空地上看到了杰克等人献给野兽的贡品－－一只爬满苍蝇的野猪头。西蒙的癫痫病发作，恍惚中野猪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苍蝇之王，对着西蒙说出了真正的“野兽”是什么：“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我就是你的一部分。” [1] (P128)这正是作者所力图揭示的人性的秘密。在此，西蒙象征着“美德”和“真理”，“野兽”则象征着人性中兽性的、恶的因子。
与拉尔夫相对的是杰克，他意志坚强，有着极强的权力欲，始终都在和拉尔夫争夺领导权。一开始他还遵守着文明社会给他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第一次遇到野猪时，还出于对血腥的害怕而不敢杀它。后来他在脸上涂上了五颜六色的面具，在面具后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并伴之以嗜血兽性的大发作。他利用孩子们对猪肉的垂涎和对野兽的恐惧，吸引了大批的孩子，夺取了拉尔夫的领导权，从捕杀野猪到残杀同伴，实行野蛮和专制统治。在此杰克作为一个能指，象征着野蛮、专制和人性中的恶。
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现代性方案，无疑这个故事的结局应该是：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理想的人，以“理性”为最高的指导，以“民主”（猪崽子、海螺）、“科学”（猪崽子、眼镜）、“美德”（西蒙）战胜“野蛮”、“专制”（杰克）和人性中的恶（“野兽”），最后建立起自由、平等、光明的理性王国，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对岛上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就是他们一直向往的“得救”）。
然而戈尔丁展现的这个故事，它真正的结局却是：以杰克为代表的野蛮专制派完全战胜了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科学民主派，海螺被砸碎，眼镜被杰克偷走，西蒙被残杀，猪崽子的脑袋被砸得脑浆迸裂，拉尔夫本人也受到追杀险些毙命，孩子们完全堕落为丧失理性和文明的野蛮人。最后杰克等人为了烧死拉尔夫而放火烧岛时，烟火引来了一艘巡洋舰，巡洋舰救了这些孩子们，把他们带回成人世界。
我们可采用叙述符号学方法，用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来分析这个故事的角色模式及其深层意指结构。
角色模式是格雷马斯在普罗普总结的民间故事七种行动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提出的叙事文中包括六个行动位的模型。这六个行动位是：主体、客体、发出者、承受者、帮助者、反对者。根据格雷马斯的观点，叙事文中追求某种目标的角色与其所追求的目标之间构成了“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的关系。主体既然要追求某种目标，那么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引发其行为或为其提供支撑的力量，格雷马斯称之为“发出者”(Sender)，发出者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某种抽象的力量。而获得目标的人称为“承受者”(Receiver)。主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可能得到朋友的帮助，也可能受到敌对势力的阻挠，格雷马斯称之为“帮助者”（Helper）和“反对者”(Opponent) [2]。据此，《蝇王》的角色模式如下：
主体： 拉尔夫（启蒙思想家理想的人）
客体： 得救（解放）
发出者：理性
承受者：孩子们（人类）
帮助者：海螺（民主）、眼镜（科学）、猪崽子（民主、科学）、西蒙（美德、真理）
反对者：杰克（野蛮、专制）、“野兽”（人性中的恶）
其中“发出者”“理性”是支撑“主体”（拉尔夫）追求“客体”（得救）的至关重要的抽象性力量。
格雷马斯在角色模式、叙事句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研究文本深层意指结构的“符号矩阵”。它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命题与反命题的扩展。格雷马斯认为，文学叙事模式源于x与反x 的对立。随着叙事的展开引进了新的因素，有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非x，有与反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非反x。当这些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充分展开，文学叙事便得以完成。符号矩阵位于文本结构的深层，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相连，标明了文本的意义系统。
X 反X
非反X 非X
在《蝇王》中，拉尔夫代表启蒙思想体系的核心“理性”，杰克野蛮、专制、疯狂地嗜血残杀，始终与拉尔夫作对，代表“反理性”。包括罗杰在内的一大批出于对野兽的恐惧和对猪肉的垂涎而参加了杰克一帮的孩子与拉尔夫矛盾，代表“非理性”，猪崽子和西蒙象征着科学、民主和美德，与杰克的专制、野蛮、邪恶相矛盾，代表“非反理性”。这些人物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内涵构成了矩阵式的矛盾与对立。
拉尔夫 杰克
猪崽子、西蒙 罗杰
于是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构成了启蒙与反启蒙之间的斗争，孩子们在岛上的故事隐喻着启蒙过程的展开及其结局：拉尔夫为了领导岛上的孩子们得救（即启蒙思想家心中理想的人为了领导全人类获得解放），以“理性”为指导，与杰克象征的野蛮、专制等“反理性”展开斗争，虽然有猪崽子（民主、科学）、西蒙（美德、真理）、海螺（民主）、眼镜（科学）等“非反理性”的帮助，但最后以罗杰、双胞胎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孩子（“非理性”）还是堕落到了杰克一边，拉尔夫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整个情节的发展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矩阵模式，展示了启蒙方案展开和失败的过程。
在《鲁宾逊漂流记》中，理性精神指引了鲁宾逊的理智、务实、智慧和顽强的意志，他凭此征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生存了下来，并把荒岛建成一个奇迹般的新天地。鲁宾逊也由此上升到史诗英雄的高度，他在荒岛上演绎的故事构成了一曲对人类理性、意志和创造力的雄伟赞歌。但在《蝇王》中，以前的荒岛文学作品所盛赞的理性精神显得如此的虚弱无力，它无法拯救孩子们，无法约束他们的兽性。在远离文明的孤岛上，人性中固有的非理性的恶因子被饥饿、恐惧充分地激发。孩子们涂上脸拿着长矛像野人一样的嚎叫，疯狂地嗜血残杀，他们追杀野猪，甚至在雷电交织的傍晚，在恐惧和狂舞中杀死了西蒙。这帮天真的教堂唱诗班的孩子完全堕落为嗜血的野蛮人。杰克狂热地尖叫“你们完了！海螺完了！”是的，理性完了，民主完了，启蒙思想家们理想的蓝图完了。在此，戈尔丁解构了荒岛文学、其实也可以说是20世纪前全部文学的传统主题，一反理性必然战胜非理性，文明必然战胜野蛮的传统格局和信念，让理性彻底失败，野蛮毁灭了文明。戈尔丁在小说中对理性、文明、民主的解构使《蝇王》显现出后现代思想的萌芽。
当然在小说的最后，巡洋舰突然来了，孩子们还是得救了，目标还是达到了，但这个达到更带有讽刺的意味。因为在格雷马斯角色模式中，发出者“理性”才是支持“主体”“拉尔夫”（即启蒙思想家心中理想的人）追求“客体”“得救”（即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及终极意义上的解放）的决定性力量。理性是整个启蒙思想体系的核心，对启蒙思想家来说，它是拯救人类的新的上帝，是绝对的权威，也是必然的胜利者。而在小说结局中，拉尔夫代表的理性、文明、民主不堪一击，以杰克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篡夺权力、毁坏民主，把小岛推向灾难和毁灭。最后真正使孩子们得救的，并不是拉尔夫代表的理性，而是巡洋舰的“偶然到来”。也即关于启蒙现代性方案的格雷马斯“角色模式”中的“发出者”－－“理性”??是一个虚假的发出者，真正的“发出者”只不过是“偶然”。至此，启蒙思想家心中至高无上的、文艺复兴以来指引人类不断进取并取得伟大胜利的“理性”被小小的“偶然”滑稽置换，其中对理性脆弱无力的反讽意味是明显的。正因为“发出者”的虚假性、“理性”的被置换，戈尔丁的这个故事就构成了对《鲁宾逊漂流记》等所展现的启蒙方案的解构，??这是个无法实现的启蒙方案，一个被扭曲和异化的启蒙方案。从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故事的展开，人物之间的强弱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启蒙方案是如何被解构并走向彻底的失败。
三
那么，启蒙现代性的方案是如何被扭曲、异化并失败的？作为一个现代性寓言，我们不得不再次考察小说的三个基本隐喻：海螺、眼镜、野兽。海螺主要体现价值理性，代表民主、正义的价值观念，与象征专制、兽性的野兽相对立。眼镜是维持火堆所必须的工具，它一直是孩子们得救的希望所在，象征着科学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小说中“眼镜被抢”的情节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性。在一个夜晚，已经另立山头堕落为野蛮人的杰克一派抢走了猪崽子的眼镜，不管维持用以求救的火堆，而把它用来点火烧烤野猪，此后这副眼镜一直炫耀性地挂在杰克这个专制者的腰间。眼镜作为科学的象征，代表工具理性，价值中立，遵循功效原则，它可以与海螺互补（前期它一直挂在猪崽子的脸上），也可以与野兽互补（后来它挂在杰克的腰间），并且制造出更大的恶（杰克放火烧岛，要烧死拉尔夫，毁灭整个岛屿）。无可否认科学是启蒙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正是科技的发展使得现代性的诉求得以实现，但科技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就像眼镜可以点燃文明的火堆，也可以点燃嗜血的兽宴，它燃起的火可以带来获救的希望，也可以毁灭整个岛屿。在此戈尔丁表达了对科技、对工具理性的反思。
小说的结尾，巡洋舰救了孩子们，这个结尾的讽刺意义在于，巡洋舰是对眼镜的更大替换，它代表着更大的工具理性，它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它把孩子们从岛上的争斗中解救出来，也许是带向成人世界的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中去。
另外要考察的人物就是猪崽子。猪崽的缺点在于他过分相信科学的力量，却缺乏对人性黑暗的体察。他和拉尔夫都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在迷混的状态下参与了杀害西蒙的狂舞，但事后拉尔夫受到良心的谴责，认为这是谋杀，猪崽子却清醒理智地坚持这只是一场意外。在此我们似乎感到了科学理性在缺乏人文关怀后的冰冷。
在此，戈尔丁意识到了工具理性的问题，它可能导致整个启蒙现代性方案的扭曲和异化。小说中所写的毁灭人类的核战争可以看作戈尔丁对启蒙理性指导下人类发展的预言。事实上人类20 世纪的历史并没有按照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对这种理性幻象的极大嘲讽。现代人类文明史上规模巨大的两次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法西斯暴政－－都是在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发生的。再加上人性异化、生态危机、核战争威胁、化学污染日趋严重等等，启蒙理性所建构的光明的“理性王国”似乎正在渐行渐远。在现代性肇始之初，思想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性本身所内含的问题，从黑格尔对工具理性的担忧、马克思对“异化”的发现到后现代马尔库塞从发达的工业社会发现极权主义的种子，都可以看作对启蒙理性的反思。马克斯·韦伯把现代性定义为一个“理性化”（rationalism）的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诊断现代性的命运。韦伯区分了两个“理性化”概念：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康德认为启蒙即是从蒙昧的状态中走出来，每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他在与蒙昧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将理性当成了确证道德自律的正义理想的载体。这样的理性，韦伯称为“价值理性”。但悖论在于，启蒙理性对蒙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借助于理性在认知和驾驭客观对象方面无可匹敌的技术优势才取得的，后者可称作“工具理性”，工具理性遵循功效原则，以可计算的方式确定功用目标并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手段和最佳途径，从而显示出了一种与价值理性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取向和品格。而现代性的灾变来自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离和对立，工具理性压倒、宰制了价值理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前途是悲观的，世界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3] (P143)卢卡契、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物化批判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在人类追求自我主宰的启蒙中，已经潜藏了自我毁灭的根源。[4]
于是我们就可以再次考察，小说中的“野兽”到底是什么？从小说对孩子们毁灭文明堕落为野蛮人的描写来看，“野兽”隐喻着人性中潜伏着的兽性。兽性不仅存在于岛上的孩子，也存在于岛外的成人世界。正是成人世界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荒岛上，而他们在荒岛上的经历又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的全过程。问题是，在启蒙“理性”高度张扬的成人世界，“兽性”的真正内涵又是什么？－－巡洋舰意味深长的出现和核战争阴暗恐怖的背景指示出了答案：兽性正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们的道德自律变得虚妄、价值取向失去了规约之后所导致的疯狂和非理性。从这个角度看，《蝇王》的故事所展示的就不仅仅是野蛮战胜了文明、非理性战胜了理性，而是文明的本质中深藏着野蛮，理性的内核中深藏着非理性。而它的后果是可怕的，正如韦伯所预言的“牢笼”和戈尔丁所展示的毁灭。
小说的结尾是一种带着希望的绝望，军官的到来救了拉尔夫和孩子们，启蒙思想家心中理想的人仍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戈尔丁给读者留下了关于一个未来世界的幻想。这让人想起哈贝马斯的论断：“现代性计划” ??“启蒙计划”还没有完成，还有着巨大的未实现的潜能。想起他以“交往理性”来重新整合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审美伦理理性的努力以及他对“新理性”图景的重建[5]。也许这是一个新的乌托邦。但无论如何，对理性的反思而不是迷信才意味着真正的“启蒙”，正如戈尔丁在《蝇王》中对以前的荒岛小说所盲目高扬的理性精神的思考和反讽。离开荒岛时的拉尔夫，比当年离开荒岛时的鲁滨逊更成熟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冷静、更深彻。小说结尾，战争炮火中，巡洋舰载着拉尔夫，载着启蒙理想，在工具理性和恐怖主义的夹击中前行，航向未可知的世界。
参考文献：
[1] [英] 威廉·戈尔丁. 蝇王[M]，龚志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法 ]A·J·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M]，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 [德 ]M·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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