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者是当下叙事学研究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尽管布思和查特曼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文本内在的实体，但布思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而查特曼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之间；与布、查二人相左，A.纽宁等认知或建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不可靠叙述者是一个由读者决定的论题。本文拟集中探讨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争论，批判性地考察了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若干研究方法，尤其是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文本策略，本文提出了建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间不可靠性以及文本外不可靠性。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者；叙述；叙事学
佩尔·克罗格·汉森(Per Krogh Hansen，1968—)，男，丹麦奥尔堡大学博士，南丹麦大学“文学、文化、媒介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丹麦文学、挪威文学研究；尚必武(1979—)，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叙事学研究。(上海 200240)
自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者”以来，这个概念就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尽管很少会有人否认不可靠叙述者在叙事分析中的重要性，但在如何界定不可靠叙述者这一问题上，学界却存有很大的分歧。一些当代叙事学家不再把不可靠叙述者视为道德和文本内在的实体，而把它看作是一个由读者决定的论题：叙述者的可靠与否不是叙述结构内在的偏离或不一致，而是依赖于读者的选择。如果读者和叙述者拥有共同的世界观、道德标准、价值观或信仰，叙述者对读者而言就是可靠的；否则，叙述者就是不可靠的。A.纽宁是不可靠叙述者这个概念最为激进的反思者之一，他发表了下述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但他在后期研究中，即使没有完全抛弃这一立场，至少也是有所修正)：“直截了当地说，一个鸡奸者不会认为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一个以为橱窗里的服装人体模特也可以做爱的大男子主义恋物癖者不可能会发现他的范式与伊恩·麦克尤恩在《他们到了死了》中的疯子独白者之间有什么差距；习惯了看自己亲爱的母亲处理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婴儿的人不会发现安布鲁斯·毕尔斯《弑亲俱乐部》中的故事有什么不对。”[1](P61)在A.纽宁看来，不可靠叙述者不应该被理解为“文本自身的一个结构方面或语义方面的问题，而应该从读者带入文本的概念结构来考虑”[1](P60)，他还由此引入了框架理论、语用学，以及由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提出的“自然化”理论。纽宁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读者依据交际策略对文本加以自然化的一种方式，对隐含作者的这一批判(包括纽宁自己在内的批评家)也可以同样适用于不可靠叙述者。针对文本的不一致性(如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事件)，读者诉诸的解决策略是把它们统统归因于“不可靠叙述者”。
一方面，A.纽宁以及其他论者把“认知注意力”引至读者之于辨别不可靠叙述的作用，为研究叙述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不可靠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研究中最难以把握的分析术语之一，纽宁对不可靠叙述者的批判式讨论为这一亟待发展的概念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同时，一系列与不可靠叙述者相关的其他概念也在瞬间暴露出它们的不足和问题，尤其是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两个概念；另一方面，纯粹以读者责任为取向的研究似乎又忽略了不可靠叙述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这一事实，因此，对不可靠叙述加以进一步区分和重新概念化，就显得大有必要。
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回顾了当下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尤其是以A.纽宁的研究为讨论重点。最后，笔者整合了读者辨别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同文本策略，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类型。
一、意图式研究方法
布思最初在界定“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概念时，他是有所保留的：
因为缺少一个更恰当的术语，当叙述者的讲话或行为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相一致时，我就认为他是可靠的，否则他就是不可靠的。(黑体字为原著者所加)[2](P158)
界定这一概念的临时性质在很多方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恰当的，因为，布思的定义存在好几个问题。其中，最大的或许也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是，布思的不可靠叙述者概念实际上包括两重含义。除了上述引文中提到的范式上的差异外，布思还以伦理或道德标准来区别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者。尽管对于什么是不可靠叙述者，布思提出了一个纯粹的结构式定义(即范式上的差异)，但他对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是与非、对与错还是很在意的。当然，这与布思关于作家不应该对道德价值持中立态度、作家应该为伦理的正确性服务这一普遍信念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得布思在评价诸如塞林的《在夜的尽头旅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作品时特别谨慎，他发现在这些作品中，隐含作者没有很明确地对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堕落做出评价。一般来说，布思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品质十分清楚，他没有把那些“沉溺于大量的事件性反讽”的有意识的说谎者或叙述者纳入不可靠叙述者之列，而是采用了一个与亨利·詹姆斯的“没有良知”概念相平行的术语，即叙述者是错的，或叙述者认为自己具有作者所否定的品质。如在《哈克贝利·芬恩》中，“虽然叙述者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但是作者在背后暗暗地赞扬他的品质”[2](P159)。毋庸置疑的是，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这一狭隘性定义，把很多从结构层面上看起来不可靠的叙述者，如亨伯特都排除在外了。
表面上看，把布思对不可靠叙述者的结构性定义从道德要求中解放出来似乎并不困难，但是，不可靠叙述者的语义性定义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不可靠叙述者概念的隐语性结果。在奥尔森看来，所谓的“不可靠”、“不可信任”、“易犯错误”等概念都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流，因此，明确的做法或许就是把这些概念都纳入叙事“存在”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即把它们视为故事的存在物而不是话语的存在物[3]。这也是观察不可靠叙述作用于读者的结果，即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从讲述的内容转移到讲述者。叙述者不仅仅是交际的途径，而且还是他或她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但是，阅读注意力的转移通常导致叙述者的交际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奥尔森对“易犯错误的叙述者”和“不可信任的叙述者”之间的区分相仿，无论是里干在《流浪汉、疯子、孩子、小丑：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一书，还是费伦和马丁在《<威利茅斯>的教训》一文中以判断、评价、阐释为基础，对不可靠叙述者六个不同特征的划分，都主要聚焦于(尽管不是完全聚焦于)“人物叙述者研究”，而很少顾及不可靠叙述得以确立的不同途径与方式[4]。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强化了叙述者的性格这一事实，使得“话语叙事学家”忽略了这一概念。在把热奈特的分析术语引入挪威时，阿斯莱斯塔德认为不可靠叙述者属于叙事学诞生之前的思维方式，在叙事情景分析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因为它是被叙述的，是被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讲述行为的一部分。或许，阿斯莱斯塔德的这一论点也能得到热奈特的认同，因为，无论是《叙事话语》，还是后来详细批判布思的隐含作者概念的《新叙事话语》，都没有讨论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概念。米克·巴尔在他那本介绍叙事学的论著中，也只是在“故事：各方面”这一题名下，对不可靠叙述者做了最基本的评价，指出了人物叙述者的“不正常讲述”的基本功能和效果。
虽然也有论者对不可靠叙述的不同文本表征做了深入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基本停留于细节方面，没有对他们的观察做出更广泛的归类。因此，真正关注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概念的叙事学家通常会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布思对此概念的论述，即个性化的叙述者对事实的偏离，以及同隐含作者或其对立面隐含读者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就隐含作者的相关功能问题，虽然热奈特、纽宁、奇恩特和穆勒、科恩、弗鲁德尼克等人都持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使隐含作者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作为隐含作者概念的坚定捍卫者，查特曼建议我们把注意力从布思的“范式和选择的核心”[5](P73)转移到更具有符号学倾向的概念“符码和规约” 上来。在1978年出版的那本论著中，查特曼写道：
他不是叙述者……而是发明叙述者的一项原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排列叙事的其他成分，用话语或意向让事情发生在人物身上。同叙述者不一样的是，隐含作者什么也不能说。他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直接交流的途径。它只能通过整体的布局安排，通过所有的声音，通过所有让我们了解的途径，来无声地引导我们。[5](P148)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查特曼的上述言论中，一方面，“潜在的规则”被明显地“去人性化”，并建议用“它”(it)来指代；另一方面，它又像人类一样，能够“发明”(invent)、“排列”(stack cards)、“使事情发生”(have things happen)、“引导”(instruct)、“让我们了解”(let us learn)。
当查特曼把注意力转至“不可靠性领域”的时候，更是加剧了这一混乱。为了同“话语叙事学”保持一致，查特曼认为不可靠性属于“话语，即发生了什么或存在物是什么的视角问题，而不是叙述者个性的问题”[5](P234)。作为对隐含作者的补充，查特曼引入了隐含读者：
在“不可靠叙述”中，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读者对故事真实意图的猜测存在一定的冲突。故事暗中破坏了话语的基础……在两组有冲突的范式之间，潜在的那组范式被发现后，肯定会占据上风。由此，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建立了秘密的交流。[5](P233)
有趣的是，结构式方法和语义式方法对不可靠叙述的定义原本界线分明，前者视不可靠叙述者为中介，后者视不可靠叙述者为人物，查特曼的上述概念似乎是对两者的一种杂糅。查特曼想考虑不可靠叙述者的交际性方面，但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人性化”方面影响了涉及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外叙事事件”。人们可以看到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在查特曼的论述中十分生动，既能够秘密交流，也能够对故事的真实意图加以推测，尽管“它”(或查特曼也用“他”)被界定为一种范式原则。在那些努力解释不可靠叙述者之于隐含作者作用的理论家那里，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加以人性化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也促进了叙事因素和外叙事因素的潜在结合。隐含作者的意图通过叙事来估量，同时也为叙事奠定了范式、规约和准则。当这些不同的方面全部聚集在人性化的主体上时，被物质化的“位置”(Position)(也有人倾向于说“人”[person])就会与话语内的问题和叙述者处于对话之中，忽略了二者在空间、时间、叙述层次上的重要差异。
因此，各种重构隐含作者的努力没有解决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任何问题。查特曼在《叙事术语评论》一书中，修正了他早期的隐含作者概念，虽然，他为隐含作者的语用性(不是本体性)理解辩护，视其为防御性传记或意图谬误的壁垒，但隐含作者对于文本结构和人性化主体的模糊混杂性依然存在。同时，查特曼坚持把隐含作者理解为文本的结构原则，这一结构原则具有推断作者的主体性意图的功能。就此而言，费伦的努力似乎更为真诚，他把注意力转到布思的概念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等同性)问题上，由此重构或建构了两者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6](P38-49)，这是大多数文本中心主义理论所不承认的。与查特曼把隐含作者等同于文本结构原则这一理解不同，费伦把隐含作者看成是代理者，这一代理者为文本的存在负责。因此，费伦对隐含作者的重新定义可以被看做是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都忽视的意图方面内容的再思考。在重新定义隐含作者的基础上，费伦再度委婉地展开对由布思开创的文学交际和伦理视角的讨论，发展了一种新的方法，凭借这一方法可以探讨把文学理解为作者用来交流意义和思想的一种方式。
无论这一方法有用与否，但似乎对于理解不可靠叙述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费伦批判认知叙事学家(如A.纽宁)夸大了读者的作用，而忽略了作者代理的作用，他认为把文本的不一致性看做是不可靠性的标记，这一阐释行为如果不是基于某人设计了不一致性来作为不可靠性标记的假设，阐释行为就不具有任何阐释意义[6](P48)。把小说的特征理解为虚构，即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尤其是就书面叙事虚构作品而言，费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每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写作代理”。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种类的媒介或其他叙事的时候，情况又怎么样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电影为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尽管在电影中，作者代理是模糊不清的，但就真实叙事而言，情况则就应另当别论了。尽管布思在他探讨隐含作者的遗作中努力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在日常交际中，我们也是使用一个貌似隐含作者的建构物。[7]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布思终究没有解决不可靠性的问题，因为，不可靠性的问题在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奇怪的是(但却不让人意外)，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概念不像很多其他的叙事学概念，被引入真实叙事或自然叙事的研究，尽管这个概念与我们对“真实”叙述者的体验有着最为明晰的关系。我们经常被“真实的”不可靠叙述者所包围，但是，如果说他们的不可靠性归因于叙述者对隐含作者的道德、信仰、准则、规约的偏离的话，就等于是说上帝应该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对“真实”叙述者不可靠性的辨别是基于我们对自己优越的知识、他们的错误理解的解码，不论我们同叙述者是在面对面的交流，还是借助其他视听媒介的交流，如新闻、纪录片等。
笔者曾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通过分析丹麦电视台对2001年“9/11”事件的现场直播，对这一论点做过更为详细的探讨。在此，我将以迈克尔·门罗的纪录片《华氏 9/11》为例，加以讨论。或许还有人记得，因其对事实的操控或加工，门罗的纪录片曾一度受到批评。无论是否有人赞同(或至少是喝彩)他对乔治·W.布什的报道，无可争议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叙述，因此是存有问题的，甚或是不可靠的。
至于在虚构叙事与真实叙事的对话之间发展不可靠叙述的概念，可能会有论者对这一转移持怀疑态度，他们可能会反诘说：在门罗这个例子中，我们对门罗不可靠性的探讨是基于门罗故事来源的实际语境知识，也就是说，我们让事实来决定门罗是否可靠，这样我们便面临一个与不可靠叙述无关的问题，因为，不可靠叙述被认为是文本之内的现象，是故事世界与叙述者重述故事世界的文本内在的冲突。对于这一反驳论点，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对《华氏9/11》的仔细分析表明，该影片充满了摄影上的不可靠性，因此讨论不一定非要以语境知识为基础，而可以从文本自身开始。第二，尽管对叙述者可靠性的检验是以文本证据为基础，但我们还得承认语境事实和情境的确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布思在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说谎者》时，已经间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通过详细列举读者眼中的事件如何与叙述者的事件有所区别，布思试图说明故事中“复杂的反讽”最好可以通过“两种对立的视角，即里昂的视角和读者的视角”来审视。布思在此想要说明但是又没有考虑的是，读者对叙述者不可靠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把“叙述者—人物”的行为模式与读者理解该行为模式的反差上，这对历史事实和由文化决定的信仰也同样适用。若用一般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当文本虚构的故事世界可以与真实世界相比拟或遵守真实世界的规则时，读者所依赖的参照框架是由文本所预设的。布雷特·伊斯顿·艾利斯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由极不可靠的叙述者帕特里克·巴特曼讲述的小说包含一系列关于惠特尼·休斯敦、传神头像组合、休易·刘易斯等人的“流行散文”。熟悉当代流行乐坛的读者会发现巴特曼对这些艺术家作品的阐释是极为错误的。例如，巴特曼说休易·刘易斯的《老土的时髦》是一曲“对一致性的颂歌”[8](P357)，他完全忽略了刘易斯在文本中的反讽。很显然，那些对此有所了解的读者，只有当他们扯掉虚构的现实与真实之间的薄纱，视《美国精神病人》的作者休易·刘易斯为真实的休易·刘易斯，才能捕捉到不可靠性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辨别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与真实叙事和虚构叙事之间不存在根本差异。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我们对不可靠性的辨别，主要依赖于读者对叙述者话语或叙述者讲述与他所讲述的故事世界之间的不一致性或反叙事因素的辨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通过暗示存在的。把这些情境解释为隐含作者的设计是一个外叙事的问题，因此与此处所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
二、认知方法
A.纽宁和其他论者从认知和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把读者的意义理解为判断叙述者不可靠性的直接影响因素。在其一系列研究论文中，A.纽宁认为我们不应该从道德准则或隐含作者的角度来理解不可靠叙述者，而是要从框架理论、语用学以及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所提的“自然化”理论来理解。卡勒说：“自然化一个文本就是要把它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的、自然的话语类型。”[9](P138)在一篇最为激进的关于不可靠叙述的文章中，纽宁“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把不可靠叙述界定为纯文本的结构或语义方面的东西，而只需考虑读者带入文本的概念框架就足够了”[1](P60)。同布思、查特曼以及费伦的不可靠叙述者概念相比较，纽宁研究不可靠叙述者的方法比较有趣。纽宁和其他论者对隐含作者的批判，即把隐含作者看作是读者根据交际策略自然化文本的一种方式，这一批判对于不可靠叙述者也同样适用。纽宁认为，当读者遇到文本不一致性的问题时，解决这些不一致性问题的策略就是把它们归结为“不可靠叙述者”。布思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存在于隐含作者和个性化的叙述者之间(即，纯粹是文本内在的问题)，查特曼把它看做是个性化的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差异的结果，而纽宁则视真实作者为叙述者不可靠性的来源。
从普通符号学理论来看，很难让人不赞同纽宁的论点。几乎没有叙述者会为自己的不可靠性辩护，因此，不可靠性总是与判断叙述者不可靠的某种指号过程、综合或阐释有关。为了判断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人们需要一定的参考框架。从这一点来看，努力描述激活参考框架的不同文本标记无疑是正确的做法。在参照了诸如巴什[10]、奥拉斯[10]等人的深入研究之后，纽宁在其研究中提供了一份列表，涵盖了叙述者在从言语、行动、句势失调等方面的自我矛盾，一直到如标题、副标题、前言等方面的超文本标记[10]。
但是，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的再概念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挑战了布思建构不可靠叙述的道德规范因子。纽宁提出了如下的一个论点：
确定一个叙述者可靠与否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陈述，而是由批评家的范式假设和道德信念支配的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和投射，作为一个规则它还没有得到认可。[1](P60)
当然，纽宁也意识到这一论点会引发诸多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紧迫的莫过于在文化多元的当今时代，为所有读者确立一套共享的价值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一般没有一个可被接受的标准来作为公正判断的基础……同某个批评家的道德范式相比较，叙述者可能是完全可靠的，但同其他批评家的道德范式相比较，他又可能是不可靠的。[1](P64)
纽宁在文章中进一步举例说明了这一论点，例如，一个鸡奸者不会认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有什么过错。
在某种意义上，纽宁的这些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某个读者群有可能会对亨伯特的恋童癖性格做出明确的辨别。但主要不是因为不同的性格使得亨伯特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相反，对不同文本信号的忽略使得读者认为亨伯特侵犯了多洛雷斯·黑兹(洛丽塔)，而不是她引诱了亨伯特。亨伯特声称多洛雷斯是“小仙女”，一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对成年男子有着独特的性吸引和特别感触。但是，在一个警惕的读者看来，洛丽塔无疑只是一个正常的十几岁女孩，她想念父亲的身影，而不是亨伯特的亲近。文本中有很多这样的符号——从多洛雷斯的孤单、对亨伯特举动的厌恶，一直到亨伯特在小说第32章中的自白：“静静地享受我的幻想，因此我决定不去理会那些我情不自禁感觉到的事实：对她来说，我不是她的男友，不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是知己，甚至根本不是人，而只是两只眼睛或是一只肌肉发达到脚——只提些可提及的东西。”[11](P283)这一忽视贯穿了他讲述故事的始终，因此，多洛雷斯被赋予了对亨伯特炽烈的爱情，当我们把她从亨伯特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时，她有着似乎不属于她的性格。而且，还需注意的是，这一解救行为不是阅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亨伯特对事件的阐释和评价上。例如，亨伯特声称：“在9岁和14岁年龄限内的一些处女，能对一些着了魔的旅行者——尽管比她们大两倍甚或好几倍——显示出她们真实的本性，不是人性的，而是山林女神般的(即鬼性的)。”[11](P16)这些话旨在表达这些女孩如何对成年男子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有着某种感官性。但是，亨伯特丝毫没有根据自己是错误的这一事实来调整自己把女孩视为具有积极力量的理解。
例如，我偶然在阳台上看见街对面一扇亮灯的窗户里有个性感少女正在镜子前脱衣服，如此形影相吊，如此销魂，这景色产生了一种勾心摄魂的诱惑力，促使我全速抛向我孤独的尤物。但是突然糟糕的很，我崇拜的那副美好的裸体投入了台灯下一个赤裸的男人的双臂，他穿着内衣裤，读着报纸，靠在敞开的窗边……[11](P20)
亨伯特没有考虑这一经验的重要性，但对读者而言，这是反驳亨伯特把女孩的本质看做是小仙女的实证，纯粹是他的个人想象罢了。作为一个例外，亨伯特对小仙女的错误理解的局势暗中破坏了他建构世界观的原则。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例子，尤其是亨伯特就自己亲近多洛雷斯时她的反应而言，读者把这些看成是十几岁女孩的正常反应，而亨伯特则视之为情欲的表现。
如果说是叙述的反叙事因素导致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那么，纽宁对不可靠叙述者的重新理论化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以再次回到布思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因为，纽宁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再度混淆了道德败坏的叙述者与对事件做出误导性报道的叙述者，即产生了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被叙述者所承认，但被读者所拒绝；另一个故事为叙述者所压制或不承认(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但为读者所接受。同隐含作者的道德正确性相比，不可靠叙述者的道德标准是存有问题的，因此，他对故事做出了不同的报道。A.纽宁假以为他用读者替换掉了布思的隐含作者，因此，他的这一模型同布思的模型是有差异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纽宁的模型并没有包括“双重故事”的效果。
由此我们进入到纽宁关于不可靠叙述者概念的第二个问题：当他认为一个鸡奸者的视角会自然而然地使叙述者不可靠，纽宁犯了和布思同样的错误，他们对小说做出了偏误性的理解，而这一偏误性理解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洞喻说。就小说与现实的直接模仿关系而言，柏拉图把小说理解为理念的世界，布思把小说理解为好与真，纽宁则把小说理解为读者对现实的具体理解。但这一思维方式都没有抓住一点：即小说也是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小说为读者开辟多重可能世界，在小说中，可能世界得到验证和展示。无论这些可能世界是否对大多数读者具有吸引力，这与叙述者的可靠性毫无关系。
然而，纽宁认为辨别不可靠叙述可以依赖于一个读者群的主导范式与价值观，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在《洛丽塔》中，就小说的一般接受而言，没有人完全依赖于亨伯特对事件的陈述。但是，也有一些人相信了亨伯特关于小仙女的观点。从异国风情的角度考虑，下面我举几个丹麦百科全书中陈述这部小说的例子。汉斯·赫特尔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第7卷中说：“亨伯特成功地诱奸了小女孩，或是小女孩诱奸了亨伯特，因为她是一位和戏剧家奎尔蒂有着相同性关系的经验丰富的小妇人。”[12](P158)在克努特·米奇尔森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家词典》中，洛丽塔被描述成纳博科夫的“机智的、感官的、是早熟的‘苎芙’的无情画面，是美国生活的一种方式”[13](P470)，不管是哪种情况，至少亨伯特会很欣赏转移视线的方式。最后一个例子是《Lademanns多媒体词条》，在洛丽塔这一词条下我们发现关于小说的如下描述：“是纳博科夫的一部备受讨论的小说的题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成年男子对一个乐意同他交往的12岁小女孩的情欲。”在以上三个例子中，多洛雷斯被按照亨伯特所赋予她的那些特征来理解，因此，评论家和亨伯特一样，都侵犯了洛丽塔。
只有亨伯特一人为性关系负责，而且，他还通过操控和暴力来维系着性关系，如果我们明确当下没有读者会对此做出错误的阐释，不像上面的那些马虎草率的评论家，我们就能够批判把多洛雷斯作为纯真少年范式变化的一个例子。除了刻画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儿童性侵犯者之外，《洛丽塔》还聚焦于年轻人受到“宠幸”的文化，但是，在这样文化中，年轻人努力追寻外表和生活方式上的成熟。这一悖论与20世纪50年代的青少年文化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文化中，正确的符号有可能被理解为色情的、刺激的、诱人的，但从父辈的视角看来，这些符号则是有罪的。由此看来，多洛雷斯的青春期(使她具有好奇心、角色扮演、与父母有冲突)使她负有责任。从当今的角度来看，青少年文化与成人身份的戏耍已经被接受，我们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把它看成是纯真的主动丧失。范式上的这一变化既对我们判断多洛雷斯产生了影响，也对我们判断亨伯特的不可靠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纽宁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依赖于读者的范式、个人倾向、参考框架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提出不可靠性处在文本的哪个层次上的问题。在A.纽宁看来，阅读技巧对于判断叙述者不可靠性是最重要的，阅读技巧是一种自然化行为，读者可以通过激活理解框架来理解文本。从原则上来说，纽宁的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但他只在泛泛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纽宁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而只是对此提出了一个符号学或阐释性的理论。在列举读者依照框架和超文本情景来判断不可靠叙述的例子时，纽宁考虑一般的世界知识、历史世界模式、文化符码、个性化理论、心理连贯模式、与特定时期相关的社会、道德、语言范式的知识，以及一般性的文学规约、文类规约和文本内框架等[1](P67)，总之，这些都是与文本的各个方面相关的框架和情景，与不可靠叙述没有什么关系。为了寻求理论支撑，纽宁参照了雅格比的论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雅格比就致力于系统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自然化策略。纽宁认为雅格比和他是朝同一个方向努力的。但纽宁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雅格比对“不可靠”一词的使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可靠是两码事(雅格比的重要研究论文是《作为交际问题的虚构可靠性》)。雅格比的研究重点是虚构作品的一般问题，即一套普通文本理论，力图概念化读者对文本抵制和矛盾的解决方法的积极贡献。雅格比提出了5项原则：(1)生成原则(读者努力在历史和传记语境下寻求)；(2)文类原则(文类被用来作为解决不一致的框架)；(3)存在原则(读者把模型同自己的现实相比较)；(4)功能原则(在文本的审美和主题目的中寻求解释)；(5)视角策略(读者将不一致性归因于文本中具体的虚构视角)。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第5项原则才与我们所讨论的不可靠叙述相关，其他4项原则只不过是在为中介者(叙述者)寻求解释而已。但纽宁把整个机制都放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中，以支撑他在上述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一般结论。雅格比本人也对纽宁的不可靠叙述概念表达出怀疑态度。尽管我不赞同纽宁及其追随者们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一般结论，但我认为若要对不可靠叙述加以理论化，我们有必要纳入纽宁所开辟的许多重要的领域。尽管长期以来读者的作用一直被忽略了，但是，如果把判断不可靠叙述的责任全都推给读者，这又走向了极端[14]。
纽宁在对隐含作者概念做了最彻底的批判性研究之后[15]，又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采用坚固的认知主义立场来对不可靠叙述者加以理论化。然而，纽宁在最新的一篇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论文中，他完全同意了费伦对隐含作者的重新定义，不免使人大吃一惊。关于费伦对隐含作者的重新定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纽宁的这一极端性的转变，即他抛弃自己先前结论的事实，使人猜测纽宁可能决定“随大流”。但纽宁自己声称，他以前仅仅聚焦于读者反应之于不可靠叙述的判断需要。
被补充，即叙述者无意的自我指控反过来也预设某种更高的作者动因采取了有意的行为。至于我们应该将这些建构性的行为归于“隐含作者”还是“真实作者”，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7](P100)
这一说法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阐释史上很多被认为是可靠的叙述者，后来又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原因并不在于早期解读的错误性，而是因为后来的读者与早期的读者拥有不同的范式和价值观念。但是，如果认为后来读者的阐释是错误的话，就无异于是在拒绝后殖民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解构主义的阅读等。不可靠叙述可以依赖但并不是总依赖于某种更高的作者动因，而这几乎不值得一提。
三、不可靠叙述的类别划分
上述的批判式讨论使我们明白不可靠叙述者是涵盖多种文本现象的一个概念。因此，对不可靠叙述做出概念上的区别是有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区分出不可靠叙述的如下四种形式：叙述内不可靠性(intranarrational unreliability)；叙述间不可靠性(internarrational unreliability)；文本间不可靠性(intertextual unreliability)；文本外不可靠性(extratextual unreliability)
叙述内不可靠性是指不可靠叙述的经典定义，即不可靠性为很多的话语符号所建构和支撑。凯瑟琳·沃尔称之为“声音”，即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地方的插话和评论，以及一些没有解决的自我矛盾的地方。埃德加·艾伦·坡的短篇小说《泄密的心》可以被看做是这类建构原则的例子，在小说中，叙述者不断地为自己的理性辩护，但是，他所参照的情景和行为模式分明清晰地暴露出他的疯狂。
叙述间不可靠性是指一个叙述者所报道的事件与另一个或其他几个叙述者所报道事件相反的情况。从这方面来说，其他叙述者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叙述者，如果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或知识间隔。同理，不同形式的嵌入叙述是有可能的。与叙述内不可靠性形成对照，叙述间不可靠性不一定会在不可靠叙述者的话语上具有话语标记，而是存在于其他叙述声音的框架之中，就其他的叙述声音而言，真实的故事与讲述的故事是不一致的，要不就是因为这些其他的叙述声音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要不就是独立地作为赞同的见证人。例如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即是如此，特别是在同全知叙述者戴维丝的叙述相比较的时候，就更暴露出小说的第三个叙述者(杰森·康布森)的不可靠性。
在大多数的多视角文本中，通常以不同的视角为基础建构一个“主叙事”(即具有优先权的故事)是有可能的，但对同一个事件不同角度的叙述不具有任何的可比性，不存在一个版本的叙事比另一个版本的叙事更高级的情况。例如，在布雷特·伊斯顿·艾利斯的小说《吸引的规则》中，一群处在相同环境中的叙述者对他们共享的情景和经历，尤其是人际关系(吸引、拒绝、同情、厌恶)的讲述，似乎仅仅可以模糊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些叙述者中，没有一个人拥有更优越的地位和知识来权威化自己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中相互冲突的多重视角建构，导致所有的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
叙述内不可靠性和叙述间不可靠性之间也存在一定相似性，即两者都是基于可被察觉的、相互冲突的文本因素。因此，它们又都可以被看成是文本内的关系，但也不尽完全相同，因为似乎在某个文本层次上将叙述者/聚焦者的话语分开也是合情合理的，文本层次本身就包含内在的冲突(叙述内不可靠性)，或包含在同一文本中与其他叙述者/聚焦者的话语之间的冲突(叙述间不可靠性)。
接下来要讨论的不可靠叙述的两个形式与文本内不可靠叙述的变体不同，他们依赖的是文本外的因素或语境因素。
就此而言，文本间不可靠性的存在基础是明显的人物类型，这些人物凭借自己先前的存在、塑型，或文本之外的内容(例如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的隽语、托马斯曼的流浪汉小说《弗里克斯·克鲁尔的自供》的标题)，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至自己的不可靠性上。从这方面看来，布思关于人物叙述者道德偏离的论述具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具有很多的人物类型，里甘在《流浪汉、疯子、孩子、小丑：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一书中，指出并研究了几个重要的类型。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类型都会通过具体的叙述内不可靠性的标记得到明显的展示。一个严谨的形式主义论者有可能会认为不可靠性的描述从属于这些记号，而不是“叙述者—人物—类型”之间的事情，因此，将文本间不可靠性从不可靠叙述的类型中剔除出去，只留下文本内不可靠性。但是，这一批判忽略了文类理论和文类研究带来的主要洞见，即文类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在读者辨别人物和叙述者的类型方面，也同样如此。读者通过具体的、可辨别的、在正常情况下不可靠的人物类型来辨别人物叙述者，这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寻找这些因素。而读者的期待不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反讽也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文本外的变体所指的不可靠性依赖于读者直接在文本世界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知识。如前所述，这一类型的不可靠叙述是最为模糊的，若参照布思对稳定的反讽和不稳定的反讽所做出的区分，似乎可以明显地看出文本外不可靠性和其他三种不可靠性之间的区别。在题为《不一致的叙述》的论文中，科恩建议区分不可靠叙述者和不一致叙述者，区分的标准是：叙述者传递出错误信息的原因是在于事实的错误还是叙述者与作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此，我不讨论科恩的建议和结论。但是，科恩观察到，对不一致叙述者的评价上存在一定的历史变迁，这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科恩说明的是，一开始被认为是可靠的叙述者，有可能在后来的阐释史上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用科恩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一致”。科恩列举了对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心脏》中的马洛以及与马洛所不支持的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有过大段的讨论。另一个例子就是V.纽宁在1998年的那篇文章中对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的《维克菲尔德牧师外传》的研究。V.纽宁展示了一个我们现在认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如何在过去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可靠的叙述者。
若从布思划分反讽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都遇到了“极不稳定的反讽”，换言之，小说中的反讽是模糊的，而且是整个文本的一般特征。这或许就是通常所言的外文本不可靠性的形式。另一方面，文本外不可靠性既为整体稳定的特征服务，而且也具有更为局部的基础，例如，本文在前面所讨论的关于《美国精神病人》中的帕特里克·巴特曼对“老土的时髦”的错误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虚构文本显然都与客观真实世界有着一定的模仿关系，否则，它们就无可理解了。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文本可能会要求与客观的对象世界有确切的相似之处，借用了客观对象世界的行为模式、情景或者客体，让读者来补充文本的存在。这一功能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从我们以非虚构的人类为基础来对人物的行为模式做出简单的阐释，一直到叙述者对常识性历史事件的错误阐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靠性的标记是重要的、明显的，也是稳定的，尽管它是由语境决定的。
当然，我所讲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基本形式通常会在同一个文本中共同起作用，因此，不可靠性可以在叙述者的话语内得到显现，可以通过其他叙述者的讲述得到显现，可以通过叙述者所基于的人物类型得到显现，也可以在与把知识带入文本的读者关系中得到显现。因此，为同样的效果确定四种不同的策略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这四种策略必须要被作为不同的特征来被区别对待。
过去20年来，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理论探索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接受了它的多样性，而问的是“或是……或是……”(either-or)的问题，而不是我所建议的“既是……也是……”(both-and)的问题。人们一直在问由什么和由谁来判断不可靠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实体。布思使用了隐含作者，查特曼使用了隐含读者，纽宁则使用了“经验读者”。我认为他们三人既对也错。在对不可靠叙述的辨别上，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确定不可靠叙述的全部责任都放置在某个单方面实体上，又是错误的。不可靠叙述的理论化需要以不同的基本策略为出发点，这则需要一个更为精当的词汇。
(本文原载Semiotica，165-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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