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约翰·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首先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格莱斯等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理论，[1]这一理论突破了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所开创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而以“言语”作为研究中心，并从行为的角度理解言语的本质，提出了“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的新思想，冲击了人们把言与行对立起来的习惯看法，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言语行为理论一面世就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它不仅在语言哲学、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

自20世纪70年代初，言语行为理论开始被英美文论界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两个领域都被广泛运用并取得重要的成果。

在文学理论方面，美国文体学家理查德·奥曼（Richard Ohmann）在1971年发表的《言语行为和文学的定义》[2]是最早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讨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文。1975年美国中西部现代语言协会召开了“言语行为与文学”的专题讨论会，标志着言语行为理论全面进入到美国文学理论研究中，自此以后，言语行为理论被美国文论界广泛运用来讨论文学定义、虚构问题、文学语言、文学意义与阅读等各种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成为美国文论界一种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迄今在近40年的发展中，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大致呈现了先后三个发展方向和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初，以奥曼、塞尔、芭芭拉·史密斯和马丁·斯坦曼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力图把言语行为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中，一方面又顾及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奥斯汀对文学言语贬斥的看法，最终把文学言语看作是对日常话语模仿的“准”言语行为，直接排斥了文学话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实践作用。这实际上仍是拘泥在传统的摹仿论文学观范围内来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诚如艾布拉姆斯指出的在“提倡一种新的摹仿论学说”。[3]他们发展的言语行为的摹仿论方向实际上并没有发挥言语行为最重要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研究的贡献，因为言语行为论首先强调的是言语对社会生活的施为性和实践性功能，而不是反映性和摹仿性功能，摹仿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是根本抵触的。

第二个方向和阶段则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费什、普拉特[4]为代表，他们不仅反对奥斯汀对文学言语的看法，试图模糊虚构与非虚构话语的界限，而且也反对和批判20世纪前期形式主义文论关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观点，强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生活实践产生影响作用的言语行为，从而恢复文学话语的日常交往性特征，关注文学的交往交流特征。在这一方向下，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以一种挑战或矫正形式主义缺陷的面貌出现的，可以说开始真正揭示出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第三个方向和阶段则是从80年代发展至今，以德里达、保罗·德·曼、苏珊娜·费尔曼和希利斯·米勒[5]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德里达与奥斯汀的学生美国哲学家塞尔爆发了一场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著名论战，这一论战不仅被西方学术界解读为欧陆解构主义和英美哲学的首次正面交锋，而且对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里达对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观点，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等人力图把解构主义和言语行为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主义路线，解构主义路线把文学也看作是一种言语行为，但是理解文学言语行为时，对其意义和效果却赋予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也更为突出强调语言自身因素在言语行为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因而使文学成为一种复杂的包含更多差异和矛盾因素的言语行为。这其中，希利斯·米勒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自9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重要批评论著中一直坚持强调“将文学看成是一种‘将事物放在词语中’（詹姆斯语）、用词做事的方式”的文学观，试图在这一文学观中把解构主义与言语行为理论的种种矛盾和差异结合起来。他的观点已引起我国研究者的注意和浓厚的兴趣。有学者认为“他后期所倡导的言语行为文学理论观念是他文学理论探索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颠峰性的理论果实。”[6]目前这一阶段仍在发展。

1995年，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当代唯一代表来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被《剑桥文学批评史》收入，开始与结构主义、现象学和接受反应理论等当代有影响的西方文论流派并列，[7]这表明文学言语行为论已得到国际文论界的普遍的认可。在文学实用批评方面，言语行为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其中言语行为理论最适用于对戏剧的分析和批评上，因为戏剧完全依靠舞台上的对话对白与言语交往来推动人物行为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最能体现出言语行为的基本精神，因而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和论文数量极多，成就最大。[8]此外，在诗歌和小说方面，言语行为理论也被人尝试和运用。

不过，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目前的发展来看，文学言语行为论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使其还不能达到像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那样广泛的影响和重要地位，例如《剑桥文学批评史》就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在今天“被记起主要是因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素，[9]同时也使其在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这些问题和困难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自身的因素和文学研究运用和定位两个方面。

从言语行为理论自身的因素看，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以语言自身特征为研究目标，而是以现实实际使用的语言（即言语）为考察目标，而在现实环境下，语言的使用要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与在抽象和理想状态下考察语言自身形式特征相比，其难度本身就大得多。奥斯汀在1955年哈佛大学讲座中提出这一理论时，还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专著详细论述这一理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是其学生乌姆森（Urmson,J.O）整理编辑的讲稿。奥斯汀在讲座中留下了许多有待发展的空白之处和含义模糊的地方，因而引发后来的学者对其各不相同的后继修订发展，由于不同论者对其理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中，不少批评家只强调突出奥斯汀理论的某个特征，这就使言语行为理论的运用呈现出相互争论的复杂局面，有的甚至出现滥用的情况。[10]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英美批评家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于文学理论研究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英美批评家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时，许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言语行为理论以研究“言语”为目标的革命性改变，仍普遍固守在语言学的分析范围内。我们已经指出言语行为理论以考察现实实际使用的语言特征（即言语）为中心，具有“超”语言学性和开放性特征，现实语言使用与主体意向和语境都有密切的关系，塞尔就对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主体和心理主义在语言论中的地位与传统。但是许多英美批评家从形式主义立场出发，强烈反对塞尔的这一观点，如桑地·皮特里在其经典之作《言语行为与文学理论》一书中，只强调文学言语行为与外部社会规约的联系，反对言语行为与心灵意识的联系。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仍是固执从传统语言论的角度来理解言语行为理论。其根本原因则是20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反心理主义基础上的，这也就造成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语言论和心理学是互不相干，相互排斥的两个部分。可以发现，无论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学派还是新批评都坚决地排斥心理主义因素，强调客观主义路线，提出了“意图谬误”、“作者死了”等等反主体反心理主义的观点。而在笔者看来，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可贵独特的贡献恰恰就在于它克服了语言研究与心理主义的鸿沟，沟通这两个似乎老死不相往来的领域，把语言的使用与人的心理意向状态联系起来。从而把语言与社会、心理三方面熔为一体进行整体研究，这克服了语言的抽象化研究模式，是符合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的。因此考察文学言语行为特征时，是避免不了与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意向发生联系的。

第二，在研究定位上，英美批评家虽然感觉到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发展文学言语行为论的目标和方向上却存在重大分歧，我们前面指出文学言语行为论的研究在美国文论界存在三个不同发展方向即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模仿论这个方向，最早把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美国文体学家奥曼和著名言语行为理论家塞尔都把文学话语定位为模仿、假装的言语行为，这对文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人们认为文学言语行为论是古老的模仿论的新的翻版，如艾布拉姆斯所评论的“一些言语行为理论家间或也提倡一种新的摹仿论学说。”[11]、构建性、实践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反映性、摹仿性和认识性。这就是说，言语行为理论最为革命和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其从语言的实践性功能来理解语言问题，强调语言的行为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根本特征。应用于文学研究，其最有价值和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从实践的视角用于讨论文学问题，建立一种实践性文学观。人类很早就把文学与实践问题联系起来，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把诗归于“制作”和“创制”，后世的人们充分意识到文学与人类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种种活跃和具体的联系，也一直重视和强调文学对人类生活实践的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除了模仿论-再现论-反映论认识论模式，人们对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和机制缺乏更有效的解释和说明，言语行为理论的出现，为阐释艺术（文学）的实践性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路，它能够成为分析和阐释文学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的锋利的理论工具。英美批评家虽然在论述中也经常涉及到艺术的实践性问题，但是对于言语行为理论与实践论文学观之间的联系总体上仍缺乏自觉的认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传统文学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力，同时也说明了许多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的价值还是把握不准的。在笔者看来，摹仿论和反映论与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实际上是根本抵触的，言语行为论首先强调的是话语对社会生活的施为性

虽然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发展和地位，但是认真观察，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最后30年和新世纪之初，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施为性概念在文学研究和其他领域的发展，诚如瓦维克·斯林所评价的仍然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发展”和“复杂的增长”，它的理论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在语言学领域，它直接使语用学成为显学，改变了语言学研究的格局；在哲学领域，它也走出了英美分析哲学的范围，直接被欧陆哲学所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哲学家哈贝马斯采用言语行为理论构建自己的“普遍语用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此外还有利科和利奥塔都是主动接受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并运用其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有影响欧陆学者；在当前热门的文化研究中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一系列女权主义著作《性别的烦恼：女权主义和属性的破坏性》、《身体的重要性》和《令人兴奋的演讲：言语行为的政治》中，运用了言语行为理论对身份、性别政治学做了极富说服力的阐述，在“性和性行为的施为理论”、性的面具表演和“酷儿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例如她指出性别是施为的，是由行为所创造的，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生来就有的耳目一新的观点，影响极大。在文学领域里，斯林指出，言语行为理论也正通过德里达、费尔曼被运用于后结构主义批评和通过巴巴拉·约翰逊和米勒被运用于修辞批评以及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诗学研究、人类学、酷儿理论和表演研究里，以致斯林指出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建议当前的学术潮流应该从后结构（时代）的“世界文本化”口号转为后表演（时代）的“世界施为化”。[12]这些情况表明，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一个前沿的学术课题，正在日益发挥着广泛的影响作用，由于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理论观点，使其在众多的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中也能逐步产生广泛的影响和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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