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学者在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可圈可点的出色成就。不过，印度学者这些成就的取得，却是与他们大量卓越的梵语诗学研究密不可分。印度学界的梵语诗学研究，首先是与大量梵语诗学名著的翻译分不开的，这包括译为英语和印地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等各种印度语言。这就为粗通或不通梵语的众多印度学者认识梵语诗学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同时，英译本梵语诗学名著很多还流传到西方英语世界，这无形中促进了梵语诗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这为印度与西方了解和研究梵语诗学打下了基础。

随着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不断传播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印度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独立前，印度学者进行的梵语诗学研究应该视为民族主义意识勃发的一种标志。后殖民时期的几十年来，印度学界关于梵语诗学译介研究的丰硕成果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印度学者民族文化自信心空前增强的一种表现。这是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在印度语境中进行的时代前提。作为与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频繁的前殖民地国家，印度很快接受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他们有意识地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上。这甚至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开始。一些学者在比较研究中认识到，西方诗学如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思想非常接近古老的梵语诗学，象征主义诗学观防佛是“《韵光》的注脚而已”。[1]他们甚至干脆宣称：“马拉美是十九世纪法国的欢增。”[2]诸如此类的思想基调为印度的比较诗学研究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总起来看，二十世纪初期到印度独立，即二十世纪前半叶，是印度学界进行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萌芽期。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是印度学界进行梵西诗学比较的起步期，七十到八十年代稳步发展，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是梵语西诗学比较的成熟期，发展到更多的学者集体利用梵语诗学阐释批评西方文学的新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度学者在梵西诗学比较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并不断奉献出新的成果。接下来对此进行简略介绍。

二

首先看看独立前一些学者处于萌芽状态的印西诗学比较实践。著名梵语诗学研究专家V.拉格万于1942年出版了《梵语诗学的一些概念研究》。有意义的是，该书在论述梵语诗学风格论时，将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等西方思想家的相关论点和梵语诗学家檀丁、伐摩那的风格观进行比较。[3]这是印度学界关于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最早的尝试之一。K.克里希那穆尔提于1946年在孟买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韵光>及其批评家》（此文于1968年出版）。该书结论部分纯粹是印西诗学比较。作者以味论和韵论为基点，将T.S.艾略特、黑格尔、叔本华、克罗齐、乔治·桑塔亚娜、I.A.瑞恰兹等重要或次要的西方思想家引入论述范畴，体现了比较诗学包容东西的思想特色。[4]

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学者沿着拉格万等学者开创的道路，不断地向前探索，开拓了一片片比较诗学新天地。这里尝试按时间先后分段简介。

首先是五十到六十年代的起步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至少有这样几部重要的比较诗学著作出现。它们是P．乔达里的《比较美学研究》（1953）、K.C.潘迪的《比较美学》（第一卷：印度美学）（1959）和K.查塔尼亚的《梵语诗学批评及比较研究》（1965）等。潘迪的《比较美学》在论述梵语戏剧表演目的和婆罗多的戏剧情节五原素论时，潘迪以莎士比亚的戏剧理论和戏剧作品如《裘力斯·恺撒》等佐证说明。[5]

如果说潘迪的《比较美学》代表后殖民时期印度比较诗学的蹒跚学步，那么，K.查塔尼亚1965年出版的《梵语诗学批评及比较研究》则标志它开始直立行走。查塔尼亚的论述充满了自觉机敏的比较意识。查塔尼亚在书中不时以西方诗学为参照阐释梵语诗学基本原理。具体地说，该书涉及到T.S.艾略特诗学观和婆罗多的味论思想比较、苏珊·朗格的思想与印度诗学比较、恭多迦诗学观和新批评派退特“张力”说的比较、马拉美象征主义诗学观与欢增韵论诗学的比较、《舞论》的戏剧结构论和希腊戏剧结构论比较、波伽的“艳情味”论和弗洛伊德的原欲“升华说”的比较，等等。该书还别开生面地运用梵语诗学味论原理阐释瓦莱里和T.S.艾略特的诗歌。[6]这应该视为泰戈尔之后梵语诗学东为西用的最早尝试之一。查塔尼亚的这本著作是名副其实的比较诗学著作。他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除了自觉的东西诗学对话以外，他还流露出对西方诗学阐发印度文学的有效性的质疑。这部比较诗学著作标志印度比较诗学的春天悄然来临。

印度比较诗学的春天悄然来临还表现在，比较戏剧学研究开始萌芽。这方面的著作包括：A.兰伽查利亚的《梵语文学中的戏剧》（1967）、C.B.古普塔的《印度戏剧起源及其迄今为止的发展》,（1954）、H.R.米什拉的《梵语戏剧中的味论》（1964）等等。例如，H.R.米什拉在《梵语戏剧中的味论》一书中将比较的触角伸向梵语戏剧和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戏剧之比较上，从情节、角色表演、戏剧功能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很多结论。作者否认印度存在悲剧，认为梵语戏剧里没有西方的悲剧和喜剧。[7]

如果说五十到六十年代是印度比较诗学研究的发轫期，那么，七十到八十年代则是印度比较诗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期。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了一些紧承拉格万和查塔尼亚比较研究路数的著作，同时，还出现了比较戏剧学理论著作，填补了梵西诗学比较的空白点。

1977年，R.L.辛格尔出版了《亚里士多德与婆罗多的戏剧理论比较研究》一书。这是最早对印度和希腊戏剧理论进行专题研究的比较戏剧学著述。该书从戏剧功能、戏剧语言、戏剧风格、情节、背景、音乐、舞蹈等方面对亚里士多德和婆罗多的戏剧理论观进行比较分析。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亚氏“净化”说和婆罗多味论的深入比较和对印西戏剧表现功能的差异分析上。作者认为，“净化”说和味论是解析两人戏剧观差异的钥匙。由于梵语戏剧以创造美学情味和追求人生解脱为目的，它缺乏希腊意义上或曰亚里士多德似的西方悲剧。[8]这部著作将此前几十年来印度学者的比较戏剧学研究水平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继续深化比较戏剧学研究的内容。例如，B.巴塔查利亚出版《梵语戏剧和剧作法》一书。巴塔查利亚论述了梵语戏剧和希腊戏剧的异同。[9] P.B.阿查利亚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娑和薄婆菩提的悲喜剧》则展开了文本层面上的比较戏剧学分析。作者以“悲喜剧”模式来分析三位东西方戏剧大家的作品，体现了一种求同为主、存异为辅的研究取向。以上学者的研究丰富了印度比较戏剧学的内容。

在比较诗学方面，1977年，A.C.舒克拉出版了《希腊与印度美学中的模仿概念》。1981年，S．达雅古德出版了《西方与印度诗学比较研究》一书。该书对一些共同的文学主题如模仿、想象、隐喻和艺术功用等进行穿插式比较分析。1988年， M.S.库斯瓦哈主编的《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一书出版。库斯瓦哈在前言中说道，这本书主要是在西方文论思想的观照下检视印度诗学的成就和价值。“它既针对梵语学者，也针对英语学者。前者可以借机审视当前语境中传统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后者可以从他们向来忽略的丰富遗产中学到一些东西。”[10]这标志印度学者已经前进到从总体上考察梵语诗学现代价值的地步。1985年，宝刀不老的K.克里希那穆尔提出版《印度文学理论重估》一书。该书比较了印西诗学基本原理，还将梵语诗学的当代命运进行考量，并以梵语诗学为依据对英语诗歌进行阐释。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七十到八十年代，印度的比较诗学研究已经有了稳步的长足发展，比较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内容进一步得以丰富。这为下一阶段的比较诗学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塑造了良好适宜的比较氛围。九十年代以来，印度学界的比较诗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标志之一是大量的比较诗学研究催生了印度学界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使得他们将此前涓涓溪流般的“梵语诗学批评”（即以梵语诗学基本理论为工具批评阐释东西方文学）汇聚成大河壮观。[11]

世纪之交，比较戏剧学研究势头不减。1994年，B.古普塔的《希腊印度的戏剧观：<诗学>和<舞论>研究》一书出版。古普塔延续了R.L.辛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和婆罗多进行比较探索的热情。2000年，由库斯瓦哈主编的《印度和西方的戏剧理论与实践》出版。世纪之交诞生的这本论文集具有跨世纪的文化战略意识。全书除序言外，一共收录了十三位印度和德国学者的论文。论文的主题包括婆罗多和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比较、印度与西方戏剧风格比较、梵语戏剧学视野中的莎士比亚戏剧解读、布莱希特戏剧理论视野中的印度古典戏剧解读等等。这说明，经过几十年的比较戏剧学研究，一些印度学者自觉地向东西方戏剧理论的双向阐释靠拢。这和学者倡导的跨文明对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说明，比较戏剧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这又与比较诗学研究的新发展密切相关。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印度比较诗学在此前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取得不少优异的成就。1990年，V.K查利出版《梵语文学批评》一书。该书渗透自觉的比较意识。查利比较的对象涉及梵语诗学家婆罗多、欢增、新护等与卡西尔、苏珊·朗格、维特根斯坦、刘若愚等东西方文论家。1991年，A．桥杜里出版《东西比较美学》。该书和钱锺书的《管锥编》一样，古今东西，上下千古，跨学科地打通文学与宗教、语言、哲学之间的界限。1998年，印度学界推出了两部比较诗学研究著作。一部是宏观比较，即R.穆克吉的《全球美学与印度诗学》，一部是微观研究之作，即H.P.潘迪的《提利雅得和恭多迦的风格论比较研究》。R.穆克吉在挥洒论述中渗透着强烈的比较意识。H.P.潘迪别开生面地从微观角度进入，在西方现代诗学参照中揭示了梵语诗学曲语论的独特价值。2001年，C.拉京德拉出版《比较诗学研究》。作者在后现代文化语境考察包括韵论在内的梵语诗学的价值。这是跨世纪比较诗学的一个新维度。可以说，V.K.查利的《梵语文学批评》、A．桥杜里的《东西比较美学》、R.穆克吉的《全球美学与印度诗学》、 C.拉京德拉的《比较诗学研究》和1965年查塔尼亚出版的《梵语诗学批评及比较研究》等几部著作是印度学界关于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代表之作。它们和B.古普塔的《希腊印度的戏剧观：<诗学>和<舞论>研究》、R.L.辛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与婆罗多的戏剧理论比较研究》等一起，构成了印度比较诗学（比较戏剧学）研究大厦的“金字塔尖”。

至此，我们对二十世纪以来印度的比较诗学探索做了一番简略的回顾。印度学者关于梵西诗学的比较研究是与梵语诗学的译介研究不断深化分不开的。目前，印度的比较诗学研究已经发展到梵语诗学在现当代文化语境中进行批评运用的崭新阶段。同时，很多学者尝试将现代和当代的西方诗学思想拿来与梵语诗学进行比较，以激活古老的梵语诗学，验证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价值，并拷问西方当代诗学的命运和前途。这是印度比较诗学最新的动向，它为当代世界比较诗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印度学者的比较诗学研究分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但总体上看，宏观比较多于微观比较。另外，和一些中国学者一样，很多印度学者限于语言解读能力、更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作祟，一门心思只在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之间进行比较，根本没有想到或没有能力进行梵语诗学和中国古代文论、或进行梵语诗学和阿拉伯文论的比较研究。而这样的比较才是真正的世界诗学比较，才是比较诗学作为总体文学的根本宗旨。目前要在印度学界改变这一局面，绝非易事。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和梵语诗学译介研究一样，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国学者如黄宝生等人的加入。西方学者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加入其中。这自然极大地丰富了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国际阵营，促进了这一比较的健康发展。因为，中国、泰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加入，本身就是另外一种文明或文化视角的加入。

有的中国学者坚持这样一种比较诗学的研究立场，那就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A与B之间的比较，还应该加入必要的第三者C的参照因素。A和B之间的比较往往会出现一些难以裁断和比较模糊的情况，这时，非常需要第三者因素的介入。“选择第三者的标准是异质性和影响力，异质性、影响力愈强就愈符合要求。中国、西方和印度，是世界三大独立发展的诗学体系，互相充满异质性和影响力。所以，进行中西或西中比较，印度诗学是最佳第三者；进行西印或印西比较，中国诗学是最佳第三者；进行中印或印中比较，则西方诗学成了最佳第三者。”[12]这就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第三者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王国维开始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们并非从文学的比较研究开始，而是从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入手。”[13]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1908年，王国维出版《人间词话》，鲁迅出版《摩罗诗力说》。这些带有比较阐释意识的著述是中国比较诗学发端期的代表作。1979年，钱锺书出版巨著《管锥编》，这标志新时期中国比较诗学复兴期已经到来。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出现突飞猛进、成果繁荣的状态。迄今为止近二十年时间，除了很多中西比较诗学论文得以发表外，还出现了下列一些有代表性的中西比较诗学著作。目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仍然没有退潮的迹象，相反，它还成为许多学者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

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的中西诗学比较和印度的印西诗学比较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出下列印象。首先，中印两国的比较诗学萌芽期都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以王国维和鲁迅等人的著作为比较诗学的开端。在印度，1902年，泰戈尔便发表了《莎恭达罗》一文，以比较文学意识和方法研究迦梨陀娑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泰戈尔其他一些论文也涉及到比较诗学问题。中印两国比较诗学研究的萌芽与二十世纪初期东西文化思想剧烈碰撞有关。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学者或思想家率先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从时间上看，朱光潜、钱锺书、吴宓、梁宗岱等中国学者和前述的V.拉格万和K.克里希那穆尔提的比较诗学研究几乎平行并列。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在比较诗学研究上有所作为的中印学者。他们为后来中印两国比较诗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他们大多数人后来还继续笔耕不辍，新作迭出。

尽管中印比较诗学的发展在纵向方面存在诸多的相似，但若横向加以比较，便会显露出很多差异或不一致的地方。首先是中国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和印度进行印西诗学比较的一些早期学者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印度，某些比较诗学研究者首先是翻译介绍者，即梵语诗学名著的英译者，然后才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这以译介《艳情光》的V.拉格万和翻译《曲语生命论》、《韵光》和《韵光注》的K.克里希那穆尔提最为典型。在中国，朱光潜、鲁迅等人则是外国文学、文论的中译者加比较诗学研究者。与拉格万等人在将自己传统遗产译为西方语言时产生比较意识不同，朱光潜等人则是在将西方文论译为中文时产生比较意识的，他们一般不会将中国古代文论译为西方语言。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错位。

其次，当初进行中西诗学比较的中国学者大多通晓西方语言，如钱锺书、朱光潜等人通晓多门西方语言。他们多半出身外语系。而到了后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中西诗学比较的学者，多半来自于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来自外语系。八十年代以后的很多中西诗学比较著作都是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所为。相比而言，开始阶段，印度学者中倾心印西诗学比较者很多来自梵语系，而到了后来，英语系、印地语系等非梵语系学者投身比较诗学研究行列的人越来越多。梵语诗学现代运用就是由这几部分学者共同掀起浪潮的。

就比较诗学研究成果而言，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绝大多数以中文出版著作或发表文章，这限制了他们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成果为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为西方世界的学者所了解，客观上不利于传播中国文论的思想精髓，迟缓中西诗学比较的国际化步伐。而印度学者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后殖民时期，也无论是梵语学者还是英语学者、印地语学者，由于殖民地时期英语教育的推广，和独立后继续英语教育及英语作为辅助官方语的客观事实，他们一般都精通英语这一西方强势语言，因此绝大多数学者乐意选择用英语出版印西诗学比较方面的著作或发表论文。因此，可以想见，大陆的中西诗学比较成果在与西方学界进行及时对话方面，从一开始就落在了印度同行的印西诗学比较后面。近些年来，部分中国学者陆续将他们的中西诗学比较成果译为英文传播到西方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遗憾。

不过，与印度学界的比较诗学研究相比，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呈现出从中西比较到多元比较的开放格局。二十世纪以来，印度的比较诗学一直是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代名词。即使世纪之交，这一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他们对于中印诗学比较、中西诗学比较乃至其他不同文明的诗学比较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这给进一步繁荣印度比较诗学研究投下了阴影。反观中国，某些学者将印度、日本、阿拉伯等各种文明的诗学思想纳入比较研究视野。这真正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比较诗学的根本宗旨。可以说，作为比较文学大国，中国比较诗学研究顺应了历史潮流，它与印度学界单一维度的印西诗学比较形成对比。放眼欧美世界，我们居然发现，两部带有总体文学研究性质的比较诗学著作同时于1990年出版。它们是美国学者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和捷克女汉学家米列娜的《诗学：东方与西方》。他们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地论及西方诗学和日本、印度、中国等东方诗学，客观上在西方学术话语圈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这和中国学者的多元诗学比较形成东西呼应之势。这同时也与印度比较诗学界的固步自封形成强烈对比。

至此，我们对印度比较诗学发展的中国参照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简略论述。通观两国一百年来的比较诗学发展历史，的确可以发现诸多相似之处，但在相似的地方又存在诸多差异。中国比较诗学界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短期内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将影响其健康发展和东西方学术对话。印度比较诗学界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绩，但在繁荣发展的表象下掩盖着自身无法探测的危机，这可能危及印度比较诗学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印比较诗学明天的健康发展着想，两国学者应该想方设法加强联系互动，寻求对话，互相取长补短，以谋求比较诗学研究共同繁荣的局面。另外，中印比较诗学界都应该加强与西方比较诗学界的合作与对话，并携手日本、阿拉伯等东方世界的比较诗学研究者，为开创新的比较诗学研究局面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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