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学视野中的陇中民俗剪纸
作者：张淑萍 来源：《丝绸之路》2012年12期 浏览量：3940 2013-04-04 22:55:30
摘要：陇中是中国剪纸的发祥地。陇中剪纸的特征是“野”，接近于原始岩画，惯用明喻、隐喻、提喻、转喻、类比和谐音等修辞手法表达意义。读者对剪纸符号意义的解读从三方面入手倒退构筑，即意图定点、文本意义对意图意义的压制、接收者根据各类伴随文本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在此过程中，作者主内、妇功、生育的社会身份及其文化品格逐渐彰显。
引言
陇中是个文化概念，指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中心，包括定西市六县一区，即陇西、临洮、通渭、渭源、漳县、岷县和安定区外，还包括周边的榆中、会宁、静宁、甘谷、武山和秦安等一些有着相同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的相邻县域。跟其他地域的剪纸相比，陇中剪纸显得粗、拙，不擅长修饰，接近于原始岩画。线条简洁，构图古朴，主题明显。马鹿、鲵鱼、青蛙、小鸟是陇中剪纸中最常见的动物纹样。陇中干旱，马鹿、鲵鱼在自然界早已绝迹，但1999年安定区凤翔镇丰禾村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马鹿头骨化石、当地出土的辛店文化类型的彩陶上的完整马鹿形象，说明马鹿曾在陇中栖居，并作为图腾出现在陇中先民的神器上。在陇中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多绘有鱼网纹、鲵鱼纹、鸟纹、蛙纹。在其后的半山-马厂-辛店类型的彩陶上，水波纹、草叶纹、锯齿纹、剪刀纹多次出现，也是陇中剪纸从古至今的构图主体。
1. 陇中剪纸的历史追溯
195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5件北朝时期的团花剪纸，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剪纸成品，是?氏高昌王时期随葬的民间宗教用品，分别是对鹿、对猴、莲纹、莲蝶纹、莲轮纹团花剪纸。据此，四川大学江玉祥教授推断“剪纸的发源地可能在中国西北地区”[①]。?氏高昌王国是?氏（金城榆中人，今兰州榆中人）建立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人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王朝。这五件北朝剪纸系用土黄色纸折叠剪成。在今天的陇中，仍然保留着用黄纸事神灵的民俗，民俗剪纸的技法多为折叠剪。就剪纸纹样来说，这5件北朝剪纸中菱形纹、三角纹、锯齿纹、剪刀纹、莲、蝶等象征生殖崇拜的纹样与今天陇中民俗剪纸中的纹样一致。“对鹿”剪纸中的鹿只有一只鹿角残存，且体型象马，也有学者称之为“对马”剪纸。准确来说，这种鹿即马鹿。猴，鹿纹样不仅因为猴与侯，鹿与禄谐音而单纯为祈福凭空剪出，而是?氏及投奔他的乡亲们的家乡有马鹿、猴存在。因为南北朝时期陇中生态依然良好，马鹿，猴等生存于此。《汉书·地理志》描述陇西：“户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山清水丽，林跨数郡。”[②]可以断定，中国剪纸的发祥地是陇中。
自上世纪以来，考古学界数次在西北发现西汉时代的纸，年代均在蔡伦造纸以前。除了物质条件外，特定的文化需要是剪纸生发的动因。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原始图腾是各民族先民包括古氐羌人的一种重要文化。黥面、纹身、镂刻图腾的形象是剪纸的雏形，它承担的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功能，即博得图腾动物的保护。也就是说，原始巫术是剪纸生发的原初动因。古氐羌人的鸟、蛙图腾不仅是马家窑彩陶上最常见的图案，而且是陇中剪纸中常见的纹样。
祭祀是剪纸生发的直接动因。中国历来重丧葬和祭祀，总是把人世间最昂贵、最珍奇、最美好的东西用于祭祀神灵和先人。用实物祭祀或陪葬代价太大，而且容易引发偷盗，所以自魏晋起，用纸钱或冥币代替实物来行葬礼或祭祀开始流行。《旧唐书》卷一百三十《王?传》云：“汉以来丧葬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③]。?氏高昌王时期随葬的团花剪纸就是祭祀性纸钱。“事神”的目的在于“事人”，祈求神灵、祖先庇佑，从此平安、幸福、健康、多子、长寿…所以，在事神的纸钱蓬勃发展的同时，事人的世俗性“剪彩”也开始兴旺发达，一般在节日作为粘贴、佩戴装饰。
2. 陇中剪纸符号的意义
文化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所携带的文化意义的学科，对意义的发送、形成符号文本、意义的解释做透视、推理和阐释。符号指携带意义的最小单位，符号组合形成符号文本。每个剪纸作品是一个符号文本，剪纸符号文本可以由单符号构成，如莲花纹，也可以是多个符号组合而成，如鱼莲纹。
剪纸的意是先于象而预先存在的，即发送者意图意义预先存在，在剪纸文本生产中“强加”到文本上。莱斯利·A·怀特认为，人类有机体将含义加诸于实在事物或事件上，从而使它们成为符号。发送者意图意义包括剪纸文本作者的意图意义和剪纸民俗文化群体共享的集体无意识意图意义。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始意象，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保存在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集体意象。
剪纸符号的发送者意图意义可以通过考察剪纸文本的各类伴随性文本来倒推构筑。㈠ 显性文本：如剪纸文本的作者及其身世等副文本、剪纸文本的题材及风格等型文本；㈡ 生成性文本：如这件剪纸产生以前的各种同类型的剪纸文本及其产生以前的整个陇中民俗文化史等前文本，在剪刻这个文本的当时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等同时文本，包括剪纸文本诞生时的文化氛围，如年成、收成、季节、民俗、风景、境遇等各类边缘文本。
剪纸作品的符号文本本身饱含发送者意图意义。陇中民俗剪纸中含有原始先民的集体无意识，即古朴混沌、愚昧粗疏、稚拙天真以及神秘崇拜等原始意象。在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陇中人民的集体无意识中也渗透着儒家忠诚孝道、佛家轮回因果，道家无为自然等烙下的印痕。剪纸艺人独特的情感体验、生命观和自然观也浸透在民俗剪纸中。这些先在性意图意义充斥在剪纸文本中，也成为接收者解释意义的万能钥匙。但剪纸文本在形成后，文本本身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和意义，即文本意义不完全对等于意图意义，而是独立于意图意义而存在的。剪纸文本意义是复杂多变的，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如装饰意义、商业意义甚至零意义。文本意义的解读依赖语境和解释者。
接收者解释意义与解释性文本有很大关系。解释性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如该剪纸文本被剪成后、被接收者接收前出现的各类评价，包括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评论、传闻、八卦、指责、道德等元文本，各类元文本会先入为主地影响接收者的接收态度和解释行为；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一起接收的链文本，如与该剪纸文本有某种关联的其他剪纸或非剪纸文本，链文本的形成与接收语境，接收者的阅历、知识积累等相关；两个文本之间有特殊关系，如一个剪纸文本是对另一个剪纸文本的模仿剪，戏曲人物、故事人物系列剪等先后文本。除此之外，接收者解释意义与文本意义、意图定点、时空特征、接收者的性别、立场、观点等有关，故解释项是个开放体系，分叉衍义是可能的、无限衍义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3.陇中剪纸符号的修辞
陇中剪纸符号丰富的意义是通过修辞来表达的。剪纸是图像符号，使用的是超语言的概念比喻，包括明喻、隐喻、提喻、转喻、类比和谐音。语言中的明喻是本体和喻体都出现，用“像、似、如”等喻词将两者连接起来，隐喻用喻词“是”连接，提喻、转喻和谐音只出现喻体，本体和喻词不出现。图像符号中的比喻关系是本体均不出现，也没有喻词做连接方式，来保证比喻关系。发送者将意图意义定点在喻体，接收者按照习俗惯例做相应解释。明喻是群体文化习俗将喻体强制性地与不在场的本体连接，不容接收者忽视两者间的比喻关系而做其他解读，如陇中以黄色剪纸事神，白色剪纸事鬼，红色剪纸事人、节日、喜庆，黑色和蓝色剪寒衣祭祖等。隐喻中喻体与本体间的关系比较模糊，解读依语境，呈一定的开放性。鱼在有些剪纸文本中喻阳性，有些文本中喻阴性，“鱼戏莲”中鱼象征男性，莲为女性；在“双鱼嬉戏”中，一鱼为男一鱼为女。“老鼠啃瓜”、 “老鼠啃葡萄”、 “老鼠嫁女”中，鼠从子神到受人驱逐的祸害，全靠它跟谁组合形成符号文本。提喻中喻体与本体间是部分与整体、具体与抽象之关系。如陇中剪纸“冠钱”喻招财进宝，“盘长”喻富贵长久， “云子”喻吉祥如意。转喻中喻体与本体之间是邻接、指示关系。陇中剪纸中常出现灯笼，一位剪纸大妈说“不剪灯笼的话，一年暗地很么，不亮堂”，灯笼与光，与运气，与心情都有了关系。“暗八仙”用八仙的器物如葫芦、扇子、荷花、洞箫、花篮、玉板、渔鼓、宝剑指八仙。
谐音建立在误解与联想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借助发声相同或相近的语言规则，产生双重表意效果。谐音在陇中剪纸中运用得非常广泛，“莲生贵子”中的“莲”与“连”，文本中有五个蝙蝠和桃子表示“五福捧寿”， 鹿，鹤组合成剪纸符号“六合春”，“猴吃桃”喻封侯，长寿。类比是因喻体与本体间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而以喻体来代替本体的修辞手法，在陇中剪纸中使用较多。因葫芦、花瓶的肚大，与怀孕母体相似，遂成为生命繁衍的象征，母系社会的遗风一直延续到今天。莲、石榴、葫芦，蛙、鼠多子，在剪纸中也成为女性的象征符号。剪刀纹与男根，菱形纹、草叶纹、锯齿纹与女阴的像似而成为生殖崇拜的符号。事实上，在陇中剪纸中，几种修辞手法可以叠加用在同一个符号上，如葫芦肚大象征母体是类比，表示糊涂点过日子用的是谐音，指铁拐李是转喻。“蝶扑金瓜”中，瓜因多子喻女性是类比，瓜在陇中方言里是傻的意思，故瓜子表示傻子既是谐音又是双关。
4.作者身份与文化品格
陇中剪纸艺人一般都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在干旱的陇中，她们可能终生都没见过鱼、鹿、虎、狮；鹭鸶、鹤；莲、石榴、佛手等。但是，她们的祖先见过，并且赋予这些生物以灵性，通过他们宣泄自己生命体验中的喜怒哀乐，用蛙、鼠、石榴、莲的多子寄托着母亲对孩子的爱与期盼，对怀孕母体的赞美激发先祖创造的激情，大肚子陶罐、陶壶赞美着繁衍之神，花瓶，葫芦遂成为剪纸永恒的主题，吟唱着母亲的赞歌。食，色，性也！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具体化为对男女交合的希翼、对意中人的渴望，大到鱼钻莲，蛇盘兔，刘海戏蟾，鹭鸶闹莲，小到象征女阴的锯齿纹、三角纹、菱形纹，象征男根的剪刀纹基本在每幅作品中都有出现。这种自母系社会衍生的文化意象通过祖祖辈辈的口传心授，逐渐形成女性群体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至今在陇中的民俗文化中存留着。
生殖、生育、生命、生活是陇中剪纸最为恒久的主题，也是陇中女性，乃至传统中国女性一生中最为关注的东西。生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定位和角色扮演，生育是通往女性完整人生的途径，是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也是释放母性爱的过程。对生命的执着、对命运的消极抗争拌合着她们对美好、绚丽生活的向往。这样，生殖、生育、生命、生活由于最贴近她们的生命体验而构成了陇中女性生命的主旋律，建构着女性群体文化品质，使之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身份。
《诗经·小雅·斯干》写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孩子还处于幼年时，社会就已经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定位自己的社会身份，让男孩玩“璋”，一种发兵用的器物，女孩子玩“瓦”，类似于纺锤。陇中有句俗语“养女子，要巧呢，石榴牡丹冒铰呢”，是说饺花是女孩子必修的传统科目。农村穷苦，饺花用的是纸，质地相对布来说要硬，而且便宜方便，是“冒铰”练习巧手的好材质，布匹比较贵，庄户人家的女子是练不起手的。女子长到八九岁，就开始练习饺花，铰鞋样，铰枕头样，练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裁剪、缝制衣服。在巧手的习练过程中，女子未来的社会身份被逐步建构：主内、妇功、生育，这也是陇中剪纸中表现得最多的主题。
主内、妇功和生育三者相辅相成，主内是前提，妇功和生育是对主内质量的评判，综合起来，这三者是对女性社会身份是否合格的综合考核。由于这种考核是由力量强大的社会习俗、惯例来执行，所以女性主内的身份被过度抬高，迫使女性接受这个评判标准并以此来塑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我被集体性地压制。这种文化模式建构出了较为稳定的女性群体文化人格：对妇功的不懈追求，对丈夫爱情的渴望，对孩子的爱。
结语
陇中剪纸符号意味深长，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野”，较完整地保留着古氐羌人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文化精神，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意义，记叙着陇中民俗文化的生长历程和黄河上游文明的发祥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国民俗剪纸》，陈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汉书》，（汉)班固，三秦出版社，1994年。
3. 《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江玉祥，《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
4. 《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王贵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赵毅衡，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
张淑萍（1972-）女，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符号学。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
电子邮箱：maom8118@163.com
[①] 江玉祥. 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 [J]. 中国民间剪纸研究. 2007年. 第51页
[②] (汉)班固．汉书[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1600页
[③]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 “寓钱条”，《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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