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生成一样，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变，前后意思大相径庭，若把最初的意涵等同于后来的意涵，就会大失偏颇，因此要进行深入的生成学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研究应首先注意分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类型；其次应注意到学界所研究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打上后现代主义印记的、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再就是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问题应从两个因素来考量，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后期转向，二是马克思主义晚近时期的转向，这两个因素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孕育、酝酿和催生有莫大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自最初产生以来，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沉寂，然后再度出现，这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引发激烈的争论。2000年前后该概念引起我国学界的注意并展开热烈讨论。在国外，引起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质；而在国内，引起讨论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它的政治内容与实质，而是它的定义本身与它的生成学问题。定义问题与生成学问题是一对互相纠葛的问题，弄清其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另外的一个；如果二者中有一个弄不清楚，则另外一个同样模糊不清。由于定义问题过去几年已多有讨论，故本文重点讨论生成学问题。
一
我国学界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且存在不同意见。2003年，张一兵等几位教授以“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为题发表了5篇文章（《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阐述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三个概念的定义问题。这些文章初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作了概括，但对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尽一致。张一兵教授提出以“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概念来界划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则持保留态度；而胡大平教授则主张不能把“后马克思主义”排除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之外，其他几位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在此前后，我也提出关于后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看法，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它“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① 这些观点发表之后，引起学界争议。争议较大的是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期以及定义问题。有学者认为，完全在后现代界域之内来审视后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并据此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间往前推，推到50年代末的波兰尼或在其之前。这种结论我感到有些欠妥。
首先，就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明确谈到“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思潮至少有十数种之多，如果不以“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来划分界线，或不以后现代主义为标志来确定时下流传的后马克思主义，恐怕只能是乱麻丛中找发丝，哪里知道论者所谈的是何种后马克思主义？是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果是广义后马克思主义，把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间放在40、50年代还嫌太晚，尽可以把时间往前推，可以推到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不久，甚至可以推到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同时也就不必只限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了，应该有一个更宏大的“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如果是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若不在后现代的界域之内来审视，那就不太准确了。
其次，若以“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基调，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间也同样可以朝前推，可以推到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产生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美国学者詹姆逊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称作“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变得更为“轻率”。因为历史上出现的“从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的思潮不在少数，例如，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外，还有被列宁称作“叛徒”的考茨基的思想理论、列宁批判过的以司徒卢威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思想理论，以及20世纪出现的右翼“马克思学”人物，如胡克、鲍亨司基、波普尔等人的思想理论，都带有这种倾向，可否把他们的理论都称作“后马克思主义”呢？
再次，历史上带有“后（post）”字的马克思主义不在少数：除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外，尚有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麦克弗森的后马克思主义、康拉德的后马克思主义、丹尼尔·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弗莱舍尔（H.Fleischer）的后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切是否统统都是今天我们所指的“后马克思主义”呢？或严格地说，是否都是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即打上“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只有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和倾向的“后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指称的后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以后现代主义为线，划分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广义后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否则就会把许多自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都叫做后马克思主义，那样会使人感到杂乱无章从而坠入云里雾里无法辨别。
二
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后马克思主义其叫法都一样，但内涵不同，为了厘分清楚，有必要把它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把与后现代主义相关或由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归为“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将其他的归为“广义后马克思主义”。把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归入“狭义后马克思主义”之列，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又可以突出它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特征，使之与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使问题变得明晰起来。因为只有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即打上“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当下流行和谈论的正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没有人会谈论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或麦克弗森的后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丹尼尔·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很少谈及，更遑论其他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了。那么，其他“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些“后马克思主义”大概有那么几种：一是表明以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结束”，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已经到来，如波兰尼、弗莱舍尔的后马克思主义；二是表明“新涌现”的马克思主义，如丹尼尔·贝尔、诺曼·莱文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些与时下流行的“后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大瓜葛，如果把这些都叫作“后马克思主义”，混在一起相提并论，未免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了。需要说明的是，“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的理论，若仅限于他们则过于褊狭，因为像拉克劳和墨菲那样赞同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和方法，运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主张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的并不仅他们二人，与拉克劳和墨菲相同或近似渊源的后马克思主义，至少还有法国派系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舍弃不谈则会造成大块空缺。
“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术语早已出现，何以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呢？的确，在拉克劳和墨菲发表《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就已经出现在媒体上了，70年代初，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出版之后，“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出现频率更高了。尽管如此，它并未被人注意和评价，更不用说流行了。一个新的概念刚刚出现并不能立即被认可，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有时甚至是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被人们发现，从而被重新运用或被重新评价，或重申它的内容和意义或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可能派”布鲁斯之手。1882年，布鲁斯针对“盖得派”出版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的小册子。那时布鲁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与我们的并不一样，当时这个概念主要用于派别斗争。在19世纪中后期的语境中，“主义”一词不是个好称谓，大有贬义之嫌，所以布鲁斯把对立派别的理论主张称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鄙视的意味。因此，马克思对使用这个字眼十分反感，他跟恩格斯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到了19世纪末，社会主义革命者逐渐改变对这个词的看法。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开始多了起来。就在马克思逝世后3天的1883年3月18日，美国《纽约人民报》的一篇悼念文章中就有“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话。4月6日考茨基在自己的文章《卡尔·马克思》中有三处提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也频繁出现“马克思主义”这个字眼。恩格斯有保留地默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因为他似乎也感到，没有其他更恰当的字眼来代替它，这个词似乎更能表达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一直到1886年8月18日，他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才以肯定的口吻说：“我可以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那该有多好啊！”② 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迅速流传开了。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在列宁那里，“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并且赋予它无比丰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是“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理论体系，是为全人类谋求彻底解放的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到认可，因此不能把这个概念的产生日期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时间，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时间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形成之日——1847至1848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而不是布鲁斯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的时候，因此我们不能把最初出现的供派别斗争之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二者相提并论。
“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更是如此。根据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考证，早在1870年前后就有人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了。那时英国画家J·W·查普曼（J. W. Chapman）用“后现代绘画”这个概念来指称那些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在鲁道夫·潘诺维茨（Rodolf Pannowitz）1917年出版的《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后现代”一词被用来描绘欧洲虚无主义文化颓象，并指出一种具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价值的新“后现代人”已经出现。再以后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班牙作家弗·德·奥尼斯（Ferederico De Onis）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一股保守的逆流，这股逆流被他称作昙花一现的“极端现代主义”，他提出用“后现代”风格来评述西班牙文学的这股逆流。接着又过了20年，历史学家萨摩维尔（D. C. Somervell）和汤因比（Arnold Toynbee）建议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西方历史从1875年以来的第四个阶段。到了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等人宣布后现代的到来，但那时“后现代主义”多指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晚期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期。在贝尔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现代之后的时期，这就是“后现代”时期。由于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写作了《资本论》，所以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以后现代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那个年代出现“后马克思主义”的背后真义。
8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被赋予了“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精神，并逐步渗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和社会学等等，于是它便变成了一种哲学思潮。可见，“后现代”这个概念从出现到后来普遍流行，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由原来的美学意义变成了历史时段的意义、新学科的意义和哲学的意义。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发表后，用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浮出水面。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初出现的时候，其含义与后来（具体来说是拉克劳和墨菲著作发表时的1985年）的含义是不同的。从字面上看，该概念前后是一致的，但其实际含义却并不一致，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波兰尼身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斯大林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时期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专门阐述了“后马克思主义”，他虽然正式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后现代”的视域中去考察，但他的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仍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只是强调在后现代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现象，或者说是发生了许多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不同的情况，而并不具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特点，因为丹尼尔·贝尔还不曾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这也是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行之不远的原因；③ 而后者则受到贝尔以及其他试图超越、脱离或反叛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添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解构马克思主义，这就迎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怀疑论者们的口味，因而很快风行起来。
由于拉克劳和墨菲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理论也是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又因为他们公开宣布放弃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又奢谈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道路，因而引起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广大左派的抵制与反对。但是随着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苏联东欧剧变，世界革命的形势似乎被拉克劳和墨菲“不幸而言中”。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和墨菲迅速“走红”，被炒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出色的理论家”。很明显，拉克劳和墨菲的思想“生逢其时”：首先，是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转入低潮，资本主义则高歌相庆，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正好迎合了庆祝“马克思主义死亡”、“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论的需要；其次，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退出意识形态的许多场地的情况下，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占领，拉克劳和墨菲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正好填补了这个空场。其实，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只是它的出笼正好遇到刮得正盛的“后现代主义之风”，因而它得以插上翅膀，扶摇直上。
三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尚得益于法国思想界所盛行的结构主义及其派生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及其派生的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在英美比较兴隆，涌现出自己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但真正说来，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并不在英美，而是在法国。法国何以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呢？这主要是考虑到后马克思主义产生背景中的两个因素：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后期发展；二是晚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前文已经说过，“后现代”这个概念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产生，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现代”都是作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评论用语。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概念才开始登上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1960年之前，“后现代”这个概念已经进入社会学或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领域。到1961年，“后现代”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休斯顿·史密斯认为，朝向后现代概念的转变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科学、哲学、神学和艺术。他认为西方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变，从而把“后现代精神”从后台推向了前台。正是在这种氛围影响之下，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也刮起“后现代”风。法国最早引入“后（post）”概念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和阿兰·图雷纳。阿隆在1967年发表的《社会学思想的分期》、图雷纳在1969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均谈到二战后法国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变：法国似乎从农业国一下跨进了工业国，而且是先进的工业国；经济的繁荣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改变。整个法国充满了高耸入云的建筑、奔流不息的高速公路、星罗棋布的零售点和购物中心、琳琅满目的消费商品和五花八门的大众文化等等，这是战前和战后初期所没有的现象，这种景象就是“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氛围，孵化出了真正后现代划时代的人物及其著作——弗朗悉瓦·利奥塔及其《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后现代状况》是利奥塔发表于1979年的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却被认为是后现代这个新时期到来的标志之作。而这个时候，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也已产生，利奥塔从中找到了思想理论的支持。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认为，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构成了后现代话语的更广泛的理论、文化和社会趋势的组成部分”，就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④ 这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成了法国思想界最具批判性的理论，它的理论家们对根植于人本主义架设和启蒙理性主义话语的现代理论发起了攻击。譬如福柯接连发表了《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性史》（1976－1984）等著作，并与萨特针锋相对，提出“人已消亡”的断言。其他后现代主义大师的理论也如期而至：如鲍德里亚和他的“类像（simulation）”理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学（rhizomatics）”理论，以及后来的尚塔尔·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等等。与此同时，法国之外的欧美其他国家，后现代话语也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和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
马克思主义晚近在法国的发展也给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带来很大的催生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晚期”，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十分活跃，涌现出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和人物。例如，让-保尔·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及其马克思学、路易·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80年代以后的雅克·德里达等人及其后马克思主义、乔治·拉比卡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和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统有很大的区别，被看做是“非正统”因而或遭到法国共产党的批判，或遭到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研究首开先河的当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让-保尔·萨特。萨特公开宣称“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试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这与存在主义是相通的，但马克思主义中仍然有一个人学空场，这需要存在主义去补充。带着这种思想，萨特批评苏联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及其弊端，并提出“今天所需要的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思想，是既考虑马克思主义又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把它扬弃，完全与我们自己化为一体的思想”。⑤ 萨特思想的意义在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开启了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先河，也为法国日后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后来跟进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等或多或少是向萨特学习借鉴得来的，而这些学派都或多或少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是这种偏离被后来发展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更大胆更肆无忌惮地扩大罢了。
法国晚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昂利·列斐伏尔。他按照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对与之相关的阶级、国家、革命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著名的。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他提出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从而要建构一种“元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成了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前锋”集团“太凯尔”的幕后精神领袖，从而也是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幕后思想导师。
法国晚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号代表人物是路易·阿尔都塞。20世纪60年代是法国结构主义疯狂的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命定地遇到了自己的克星——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不是别人正是萨特的校友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承接塞巴热的事业，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来抗衡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提出的“出格”的理论概念主要有：“多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经验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同时态”研究方法、“主体移心化”原则、“结构因果性”逻辑等等。正是这些理论直接影响了后来浮现出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例如，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之一的墨菲就曾经在结构主义理论最鼎盛的时候师从阿尔都塞，参加他所开设的“《资本论》研究班”。后来在她自己的理论中常常显现阿尔都塞理论的印记。拉克劳和墨菲也不否认自己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上述理论氛围和历史氛围对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催生作用，但所有的这些理论还不能说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们还未迈入后现代主义的门槛。虽然它们其中的一些理论及其作者后来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但至少在德里达及其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理论出现之前，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还不能算是完全生成。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分析各个人文社会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预示着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思想理论出现，它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马克思主义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
1966年，当巴黎的大学生正陶醉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德里达就到了美国向结构主义发难，提出“反（解）结构主义（dé-constructionisme）”的方法，他运用一系列诸如延异、文本、互文、去中心化等新概念来解释哲学、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他反对结构主义强调结构的绝对化、强调中心和二元对立；他反对真理的绝对性、结构的稳定性、能指所指的统一性，主张非中心化、削弱主体地位和多元化等等，这些方法与主张表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共同之处，表明西方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德里达理论的意义在于宣称结构的去中心化、结构的无等级性、结构位置的非优先性，这些原则几近成为后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公理原则。德里达可以说是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在60年代提出解构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思想灵魂；而且在90年代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引起法国乃至西方世界的轰动，是中翼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另一个隐秘的后结构主义者是福柯。本来福柯就不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人，他“几乎拒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词汇”，例如，他否认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和“革命”的概念，认为“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反叛的核心、一切背叛的根源或革命的纯粹法则。相反，有的只是多元抵抗，其中每一种抵抗都是一个特例”。⑥ 福柯的这些观点无疑与后来大行其道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福柯理论为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除了阿尔都塞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结构主义理论家是普兰查斯。普兰查斯著作所触及的问题主要是当时比较敏感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专政”和“独裁”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式微问题。普兰查斯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推向比阿尔都塞更远的地方，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策略方面的研究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加激进，这与80年代之后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接近。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人们普遍对历史上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因而涌现出大批新思想家，其中属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一方面在思想上保持激进，另一方面在批判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陈旧的认识论假设时，把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攻击目标之列”，⑦ 这些思想家除了前文提及的利奥塔、福柯、普兰查斯之外，还有德勒兹、加塔利、鲍德里亚等人。
《反俄狄浦斯》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激进的政治立场，不仅对拉康式精神分析进行抨击，对在线、结实、现代主体和“能指之暴政”进行后结构主义式的批判，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国家和政党观念进行后结构主义式的批判。他们在对1968年革命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革命观。他们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认为它未能掌握无意识作为压迫终极场所的重要性，未能解决冲突和分化，它们不仅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主体和群体内部。因此，革命群体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解放欲望，反而再次制造了等级制和权威，那他们就仍然是“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群体”。为了不再在革命群体中制造极权主义，德勒兹和加塔利断然同列宁式的普世知识分子概念、先锋队政党概念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实行了决裂。《千高原》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第二本著作。《千高原》把西方数千年的思想认识论喻为“树状思维模式”，这种树状思维模式建立了树状文化，树状文化建立起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题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生长在这棵树上的树叶则是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力、我思（cogito）等名目。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块茎思维”与“树状思维”抗衡，它要将传统的哲学之树连根拔起，铲除其根基，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这种颠覆二分法的思维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完全是相通的，也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相对立的。⑧
鲍德里亚1968年发表《物的体系》，与罗兰·巴尔特的《史上体系》相呼应。在70年代，他又发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等著作，主张对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在这些著作中，鲍德里亚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提出了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认为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比通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加激进，因而前者可以取代后者。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据主导的时代了，而是符号编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商品的意义并非由其用途来规定，而是与符号系统内部的相互差异和秩序相关。在商品形式让位于符号形式的情况下，必须展开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通常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上，鲍德里亚又加上另两种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性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了文化，它通过消费文化的霸权，使日常生活商品化。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等于文化批判。由于商品完全当作符号，当作符号价值，而符号（文化）亦被当作商品。鲍德里亚认为，这种符号价值和拜物教的分析，是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甚至连马克思也忽视了。由于符号本身在现代社会构成了支配的基础，经济的支配就会让位于符号形式的文化支配，于是，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变革也就从经济视角转向文化革命的视角。因此在鲍德里亚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和经济结构的研究也应当转向由符号组成的文化研究。
总之，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是在后结构主义确立、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下形成的，也是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衰弱和终结的状况下形成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期出现马勒和高兹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期也出现像福柯、德里达和普兰查斯那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法国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大纛下的会师。至此，法国林林总总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形成，只是他们都没有勇气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登台亮相，而最终让拉克劳和墨菲抢占了风头而已。但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毕竟对后来英美后马克思主义的出世起了莫大的催生作用。
四
由是观之，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自有其渊源，这个渊源有两个，它们都来自法国：一个是来自法国的各个马克思主义派别；另一个是来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他们之前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是很不相同的。那种把历史上出现过、生存过的种种后马克思主义均混为一谈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当然，若考察它们之间的历史沿革关系、继承影响关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史关系等等，尽可以去研究，但归根到底它们根本不是同一的关系。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到底应该怎么看呢？第一，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或萌芽的生成学研究，首先要认清什么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即应弄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类型学”，否则难免研之愈深行之愈远。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应当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成期限也应当从那时算起。当然，若从精确性角度来说，当从拉克劳和墨菲公开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算起，至多可从其相关著作发表之日算起。第三，对后马克思主义前史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因素去考量：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转向；二是马克思主义晚近时期的发展转向。考虑前者，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在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并未大量地进入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领域，而到后期，大约上世纪50－60年代，它开始漫溢到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并且侵入马克思主义领域，这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那时法国正流行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正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而结构主义很快派生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他们也很快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正如美国评论家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的，像结构主义猛烈攻击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那样，结构主义也供给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前提和假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利奥塔和巴尔特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的文本，这些批判制造了一种激烈的理论巨变氛围，从而推动了后现代理论的形成；因此“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源头”。⑨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三者一脉相承，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已产生，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再到后来，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影响到英美国家，并产生了有很大影响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这条线是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真正渊源，是研究后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考虑的。考虑后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晚期（晚期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整个西方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出现大量偏离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海德格尔、阿多诺、列斐伏尔、阿克塞洛斯、曼德尔等人的理论著作。此外，还有法国出现的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些均可视为后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的著作，这些理论著作在孕育、酝酿和催生后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生成史时应当予以考虑。
今天我们在此讨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问题，丝毫没有要否定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大地推动了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篇拙文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
注释：
①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后马克思主义》，台北：扬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②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8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0页。
③ 有的学者认为贝尔根本不是一个后现代思想家，首先因为他坚持用“中轴原理”去分析社会问题，这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其次，贝尔是站在维护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他始终对现代之后失去的传统价值感到惋惜，因此哈贝马斯曾经称他为“新保守主义者”（参见常士?：《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导论第四节）。
④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
⑤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1页。
⑥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73页。
⑦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32页。
⑧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130页。
⑨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26、32页。
【作者简介】曾枝盛，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