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符号学观照下文本再生中思想意识的变异*

潘琳琳

 

 

摘要：本文从翻译符号学角度，探讨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文本再生中思想意识的变异，发现文本符号承载的思想意识在符号主体之间，以及源语与目的语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发生变异，得出文本再生是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作者思想意识和译者思想意识相互作用的动态表意过程。

 

关键词：翻译符号学，文本再生，思想意识，电影剧本，电影台本

 

 

 

On the Ideological Variation in the Regenerative Process of Text: A Translation-Semiotic Perspective

 

Pan Linl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ideological variation in the regenerative process of text, which begins with the novel and progresses to the film script with stage dir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It points out that ideological variation occurs in the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sign-users and in the interplays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Therefore, intra-lingual text regeneration is essentially a dynamic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 in which the ideolog of social mainstream, the author’s ideological stance and the translator’s ideological awarenes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translation semiotics, text regeneration, ideology, screenplay, film script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2016

 

 

一、引言

自1796年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首次提出以来，“思想意识”或为“意识形态”已为众多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翻译家所沿用，部分百科全书、词典也对其指称与范畴、定义与性质加以概括与解释。

《韦氏大学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定义为：“(1) 关于人类生活或文化观念系统的总和；(2) 个人、群体、或文化特有的思想方式或内容；(3) 构成社会政治纲领的一体化主张、理论和目标。”（Mish et al，2003，p. 616）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其解释为：“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历史、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2009，p. 416)

 

两种概念的界定虽措辞不同，但实质内容基本一致。笔者综合以上两种界定，即思想意识有社会思想意识与个人思想意识之分，是社会与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持有的，对世界和社会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伦理、道德、历史、艺术、审美等。本文拟在这一界定基础上，从翻译符号学角度对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文本再生中思想意识的变异加以探讨，以此阐释文本再生是社会思想意识、作者思想意识及译者思想意识相互作用的动态表意过程。

 

 

二、思想意识研究综述

 

 

 

（一）翻译研究中的思想意识

    20世纪80年代，欧美翻译学者开始关注思想意识对翻译实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操纵派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阐述了思想意识、赞助人和诗学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将翻译置于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下，突出外部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制约与操控（1992，p. 14）；赫曼斯（Theo Hermans）认为：“思想意识观点使翻译这一文化和历史现象变得更为有趣，如果翻译只是技术上的转码，那与复印机毫无二致，思想意识因素操纵了翻译的选择、生产与接受。”（1999，p. 95）该学派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过于强调客观因素对翻译的制约，未对译者个人思想意识及其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与翻译的互动关系等予以充分的理论阐释。

就国内而言，勒弗菲尔关于翻译与思想意识的论述影响最大，相关研究成果始见于20世纪90年代末，成果大多借助思想意识分析翻译现象，针对中国翻译实践展开理论探索。《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连载4篇论文，探讨思想意识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与操纵。（蒋骁华，2003；孙艺风，2003；王东风，2003；王友贵，2003）其后的成果细化了思想意识概念，如划分思想意识翻译研究类型（汤君，2008）、聚焦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外译（滕梅，曹培会，2013）等。总体而言，多数研究关注思想意识对翻译过程的操纵，对翻译中不同思想意识冲突与变异等课题关注不够。

 

 

 

（二）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思想意识研究

翻译符号学指在符号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下，专门用来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码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王铭玉，2015，p. 21）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始于上世纪，以符号学理论研究翻译问题并做出贡献的国外学者，主要有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奈达（Eugene Nida）、格雷（Dinda L.Gorlée）、特洛普（Peter Torop）等。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作为符号间性行为和过程的翻译，关涉作者、原文本、源语言符号系统、源语言文化生态及其思想意识、译者、目的文本、目的语符号系统、目的语文化生态系统及其思想意识等之间的对应与合成关系。

奈达在阐释思想意识对翻译行为的制约时，认为人们之所以接受或忽略思想意识对翻译的操纵，是因为翻译中涉及的符码之间存在语言学和文化上的距离。（Nida，1964，p. 160）格雷于《符号的翻译：探索文本和符号翻译学》（On Translating Signs: Exploring Text and Semio-Translation, 2004）一书中，运用皮尔士的符号三元观，探讨翻译过程中思想意识与文本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思想意识对文本符号的操纵不仅影响目的语文本，且制约原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转换标准，译者有时为了迎合目的语文化中的思想意识、偏见、教条与信仰而操纵原文本。特洛普以电影《最后的废墟》（The Last Relics）为例，运用巴赫金的文本时空体概念，写作论文《最后的遗迹：符际翻译与蒙太奇中的思想意识》（The Last Relic: An Ideological Case of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nd Montage），研究符际翻译与蒙太奇从文学文本到电影转换过程中的应用，分析了主题曲、人物对话和电影背景中的思想意识因素，指出传统蒙太奇与符际蒙太奇的结合，将歌曲信息、视觉和音乐主题并置，创造了历史与思想意识的模糊性。（Torop，2013，p. 241）

上述研究对阐释思想意识问题有启发意义，但奈达与格雷的研究只是提纲挈领式地阐释思想意识与符码转换之间的关系，特洛普虽采用案例分析方式研究符际翻译中的思想意识因素，可对符际翻译中符号变异、增损与思想意识的作用与反作用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目前，因翻译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国内翻译界系统地使用符号学分析范式的学者还不多。

 

 

三、文本再生中思想意识的变异

皮尔士从符号解释项的分析中提出符号生长理论，有效解释了意义如何递次发生。“符号”只有经过解释才成为符号，一个符号的意义必须通过另一个符号来实现，这种解释的过程是无限的。从翻译符号学视角看，翻译过程中符码转换涉及三种符号主体的互动，即创作主体（作者）、翻译主体（译者）与接受主体（读者）。其中，译者既是原文本的读者和阐释者，又是目的语文本的创造者，身份更为复杂。译者阅读原文本，理解符号承载的意义潜势，并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感知，用以诠释符号包含的现实意义，最终在目的语符号生态系统下，以符合目的语读者逻辑思维和认知习惯的语言，创生崭新的目的语文本，供读者阐释与品读。这样，翻译须经历一级符号的直觉情绪域（图像），通过二级符号的现实世界域（图表），最终走向三级符号的思维域（隐喻）。（格雷，2015，p. 106）在符号转换过程中，译者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思维活动使得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①]承载的意义得以解构、建构与整合。

 

翻译符号学以符指无限延展，阐释不断进行为出发点，涉及的是广义翻译范畴中有形符号与有形符号之间，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及相关问题，相对于一般翻译研究而言，在术语指称范围和翻译类型层面都做出了扩展和延伸，将传统的翻译模式推进至跨越艺术形式的符号转换模式，从而超越了由语言符号系统到其他意义系统单向关系的束缚，以探寻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翻译符指过程中的思想意识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主要涉及作者个人的思想意识、译者个人的思想意识、源语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与目的语社会主流思想意识。源语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作为无形符号作用或反作用于作者的思想意识，二者之结合形成的无形符号，经作者的思考与构思转化为原文本（有形符号）。译者阐释性阅读原文本，充分理解符号的字面和深层意义潜势，参酌目的语社会主流思想意识这一无形符号，将原文本中传达的思想意识与译者思想意识结合起来，经过解构和建构，最终整合成崭新的思想意识（无形符号），呈现于目的语文本这一有形符号之中。如此一来，文本符号承载的思想意识就在符号主体之间,及源语与目的语符号系统之间的对话、对抗与调和的过程中发生变异。

因译者的成长经历、知识构成、社会文化背景等都与作者不同，译者与作者的思想意识也有所不同。同时，因翻译还涉及源语与目的语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差异与冲突，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与接受，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下的一种思想意识表达。译者经过一级符号行为的解码初始阶段后，在二级符号行为的编码活动中建构文本意义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最后通过三级符号的整合，创生全新的文本符号。译者对文本符号的颠覆与重组是对原文本思想意识主观裁决的过程，译者作为目的语文本的创造者，具有直接参与交流的话语权，有表达不同于原文本思想意识的机会。

 

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之间的符号转换属于语内翻译的范畴，其文本再生的过程均需经历三个阶段：阅读和阐释原文本（有形符号）；认知和理解原文本（有形符号）承载的思想意识（无形符号）；将原文本符号中的思想意识、译者思想意识和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三个无形符号融合并重组，呈现于目的文本（有形符号）之中。笔者以思想意识中的政治、伦理及历史因素为切入点，结合符号文本的主体间性、译者个人的因素以及符号文本的接受对象等影响因素，考察思想意识的变异过程，即作者思想意识、译者思想意识及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三个无形符号的角力过程。

 

 

 

（一）政治因素

 

翻译符号学除了可描写翻译过程中的有形符号转换行为与结果，还可以透视符号意指的微观过程，尤其注重解释和预测符号主体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的逻辑思维活动，即符号主体在阐释和解读符号文本过程中在思维中形成的无形符号之解释项，可聚焦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思想意识无形符号这一关键因素，即从思想勾勒（无形符号）到文本呈现（有形符号），以及从文本阅读（有形符号）到形成大脑思维文本（无形符号）的无形符号与有形符号之双向转换。翻译符指过程中，符号意义的生成不单纯是主体性的，也不单纯是客体性的，而是主体之间共同生成的。符号主体共同参与的生产符号、阐释符号和转换符号的互动关系使得作者、译者以及社会思想意识中的政治因素在符号文本传续与创生的过程中发生变异。

例如在《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的语内翻译中，莫言塑造的人物符号是一群土匪亦为民间抗日英雄，这一符号所指与传统的官方英雄形象不同。几路民间的抗日队伍，无论哪一派，都无觉悟高下之分。小说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家性党派组织都保持了批判性距离，更关注“高密县东北乡”地域共同体的自足性，体现了作者思想意识中的民本立场，不同于站在大人物、大事件的立场来把握历史进程的叙事方式。莫言的创作一方面受到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与操纵，另一方面又要挣脱这种限制，以自由为主导来组织文本符号，以隐晦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思想意识。莫言透过人物符号的文本意义所传达的民本思想意识，转化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是一种在反思和批判主流思想意识基础上提出的蕴含革命因素的进步思想理念。

电影剧本和台本将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任副官和冷支队长删去，削弱了文本符号承载的政治性思想意识。同时，小说中的“罗汉”[②]这一人物符号所指意义因编剧、导演的重新阐释而产生增补，符号的转换、变异伴随着思想意识的变异。小说中的“罗汉”只是朴素的农民，剧本中“罗汉”的文本意义发生变异，他的农民身份虽未改变，却从一个人抗日转变为带领义军有组织的抗日。台本中导演将“罗汉”设置为共产党人、抗日游击队员，因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而遭日军杀害，不仅自觉抗日，且具有政治理想和爱国精神。译者加工和改造了小说中的思想意识，使小说传达的作者思想意识相应地融合了编剧、导演的思想意识，在符号的生态文化系统影响下发生变异。

符号转换过程中，伴随着人物符号数量的减少和人物符号所指意义的变异，原文本中通过符号表达的民本立场思想意识也变异为官本立场思想意识。但这种思想意识的变异，削弱了原文本所传达的扎根于泥土的乡村图景，人物身上民间力量的原始爆发也没有得到延续，小说符号中作者思想意识与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两个无形符号抗争的痕迹也因此变得模糊。

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翻译是复杂的传递信息的指号行为和过程，是符号主体在综合考虑符号文本内部的文本组织与意义建构，以及符号文本外部的语用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以目的符号形式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的过程。这其中涉及符号—对象之间的动态的、开放的阐释关系。符号主体对原文本的阐释是相对自由的意义潜势阐释，在肯定一些原文本信息的同时，也否定了另一些文本信息，目的文本重新阐释、编辑、重组和改述了原文本的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由此产生的思想意识中政治因素的变异是由不同符号主体在直觉、知觉和认知方面的解释项之差异所致。

 

 

 

（二）伦理因素

    译者既是原文本的读者，又是其阐释者，需要挖掘原文的意义潜势，并确定译文的意义指称，译者的本能、经验、习惯会影响其对文本符号的解读。本能属于一级符号，是译者阅读原文本后，对其产生的最原始、最模糊的情感和情绪，而且这种感受是无组织、无秩序、无导向的，大多基于译者直觉上的反应，可以称之为译者的情感层面。当这种情感层面的倾向指向现实世界，情感开始脱离无方向的状态，逐渐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并获得定位，情感转换为意动，作为一级符号的本能转化为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二级符号的经验，这属于译者的意动层面。译者的经验主要是在现实世界中检验由本能所生成的假说之合理性和可行性。当意动向认知转换，就是译者经验向习惯转换的过程，译者开始进入理性思维、思辨的三级符号，这属于译者的认知层面，译者利用演绎来概括、总结理论与规律，挖掘符号文本深层次的意义。此时的译者，在理解原文本内容的前提下，还能欣赏原文本所表现的意韵，从而对原文本做出专业层次的解读和深层次的审美判断，这体现在译者对原文本主题意蕴和精神内涵的把握。译者的本能—经验—习惯的衍变引发了符号文本所承载的思想意识中伦理因素的变异。

 

例如《红高粱》小说中“九儿”和“余占鳌”的符号所指意义很难用伦理规范去衡量，这两个人物的行为完全打破了儒家伦理的评价体系。九儿是反抗礼教的巾帼英雄，为了爱情与余占鳌同居，又与罗汉大爷的关系暧昧。而在抗战时期，她在红高粱肆意生长的空间中，又以坚强的意志彰显出英雄本色，既敢于反抗，又敢于斗争，充分体现了英雄女性的民族气节。余占鳌既是土匪，又是英雄。一方面，他为了爱情杀死单家父子；为了复仇杀死花脖子，自己当上土匪头目。另一方面，他带领土匪队伍与日本人展开血腥战斗，这又是英雄的壮举。余占鳌的抗日行为并非出自高尚的政治觉悟，而是源自原始的复仇本能。从作者创作这一人物符号的所指意义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澎湃的激情与涌动的生命力。

    小说中九儿和余占鳌代表个体意识的觉醒与自由的人格。小说一反五六十年代创作中压抑人性意识的格局，人物符号原始意义传达的思想意识是对传统人物抽象伦理化和道德类型化的挑战与反拨。在传统文学中，对塑造英雄形象的要求极为严格，他们往往具有完美的性格和崇高的品质。而九儿和余占鳌直面人生，无畏生死，是充满人性色彩的独立自我，不同于服从群体意识的芸芸众生。悖逆伦理的爱情方式是对人性内在世界的窥探，体现了作者思想意识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冲突与交锋，作者隐匿加工和改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使它发生结构性变化，将其封闭性、保守性改变为开放性、自由性的结构。

 编剧和导演带着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个人立场去解读原文本中的人物符号，是译者对原文中展现的思想意识（无形符号）的一种主观裁决，并受到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作为无形符号的操纵与影响，呈现出对后者的妥协与回归。小说中“九儿”这一符号传达的反抗式伦理因此变异为电影剧本、台本中趋向儒家伦理的意识形态，使得“九儿”的符号意义产生减损，人物形象的逐步提纯并趋向理想化。同样，“余占鳌”在小说中原本是难以用儒家伦理二元体系判断的复杂的人物符号，经过译者的阐释，在电影剧本、台本中逐渐演变为符合儒家伦理体系中平民英雄的形象，“余占鳌”符号所指意义的逐步减损，原本亦正亦邪的土匪头子形象趋向正直化、良民化，其性格和命运变得一目了然，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化伴随着人物符号所指意义的简单化和提纯化。但小说中人物符号身上反抗式伦理思想意识的剔除，革命因素的弱化无疑减少了电影观众对人物符号多元化阐释的可能性，缩减了他们深层次思考的空间与维度。

 

 

 

（三）历史因素

符号文本的接受对象在阅读与接受符号文本之前，对符号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定向性期待，这与接受对象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密切相关，只有接受对象的定向性期待与符号文本的所指意义相融合，才能谈及接受和理解，符号文本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接受对象对符号文本的感知、理解、阐释和再创造的空间才能够最大化。

 

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之间的符号转换是一一承接、连续不断、步步推进的，后项作为符号，需要考虑的是从哪些角度，以何种方式呈现前项，即对象，这种符号意指最终走向电影。因电影剧本、台本的建构间接地服务于电影符号文本的接受对象，即电影观众。伴随着这种翻译符指过程，符号的意义呈现以及符号的文本组织都需考量不同符号文本的接受对象。

 

小说文本的接受对象是广大小说读者，电影剧本的接受对象是导演，电影台本的接受对象是导演、演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同的文本接受对象影响了译者作为阐释者的符号转换行为，或者说符号的转换行为是作为符号主体的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行为。小说文本的接受对象是相对小范围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他们对小说符号文本的接受是“完全自由化的个人主动阅读，具有时间、空间和个体化选择的高自由度，由此带来阅读行为的随意性和独立性”（朱怡淼，2012，p. 13），符号本体的叙事形式可新奇独特，叙事主题可广大深厚，叙事内容亦可复杂多变。

 

电影与小说不仅代表着不同的阅读方式，它们所涉及的阅读主体也不同，电影作为大众传媒，拥有各阶层的大量受众，是那些识字、识字不多或者不识字的大众也能够欣赏和乐于接受的符号文本样态。电影剧本的符号意指最终指向电影，其接受对象是导演，是将来将文字符号转化为电影符号的译者，文本中电影的特征需要前景化，即电影中的人物、空间、物件需要得到凸显与烘托，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须满足导演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期待。这样，电影台本虽脱胎于电影剧本或间接脱胎于小说，其文本的呈现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符号形式，而由于符号文本接受对象的不同也造成了思想意识中历史因素的衍变。

 

    例如《红高粱》小说作者莫言依照家乡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战”史实，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上演的一幕幕英勇激昂的故事，与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小说的叙述时间和地点明确，时间的具体向度，使读者的思绪落到实处，顺着莫言的叙述逻辑一起往下走。小说的叙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切换，是一种非线性、非时序的立体式结构，但“抗日”这条线索贯穿小说的始终，该线索串联起来的具体事件皆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即作者对20世纪中国抗日历史以及人民伤痛记忆的深刻理解。莫言在小说中在对历史事件叙述评判的同时，不忘对现实问题加以观照，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将过去、现在经验教训与未来启示统一起来的宽阔视阈。

    作者隐匿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人自由意志的扼杀，及对民族活力的抑制。他对祖先那种原始粗犷的生存状态给予高度赞美，把“高密东北乡”塑造成了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感性世界，那里生活着一群逍遥自在、离经叛道的人们。我们后辈则出现了“种的退化”的危险，这正是作者所焦虑、反思和批判的。

 

但剧本和台本的叙述时间、地点都采用虚拟化方式，淡化小说中的历史性与批判性，将故事从中国具体历史中抽离，以增加影片的传奇与神秘色彩。小说中的红高粱是高密东北乡的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而电影台本中的重要符号“红高粱”成了“野高粱”，削弱了高粱的地域属性和主题符号意义。电影台本中“中国”被隐喻为无时间、高度浓缩的异国，电影传播到外国，为观众创造出寓意型的中国情调。导演作为译者，将现代审美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通过寓言化的中国故事、民俗化的中国景观，为外国观众提供了一个神秘的中国形象，即一个陌生的、蛮野的东方，一个奇异梦想中的社会和民族。如此一来，伴随着叙事形式上的符号变异，原文本符号传达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变异为无明确时间，无特定民间区域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思想意识。

这种思想意识的变异一方面将整个故事的时间和地点背景架空，“九儿”和“余占鳌”这两个人物的生存环境就是一块野高粱地和一个烧酒作坊，使导演想要传达的主题更加明确和突出，在电影有限的篇幅里集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另一方面，这种淡化历史、寓意型的东方形象，满足了外国观众关于中国的“他者”形象。但小说作者透过人物符号的塑造以及人物符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交织的命运，表达的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战争带来的人性扭曲和变形，对大地与故土的深情感念都随着思想意识的变异而削减。

 

 

四、结论

翻译符号学旨在通过构建翻译过程的普遍性符号研究模式，关注文本在不同的媒介与话语所呈现的不同形式，在文本生成与接受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作为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符号主体间性、文本间性等问题。不同的文本符号被置于不同的符号系统中理解与审视，符号的多语性、异质性与转换性都可获得足够的关注。翻译的符指过程是一种符号阐释过程，文本符号仅有意义是不够的，符号所承载的意义还须被解读和阐释，而解释项的产生离不开符号主体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的阅读、理解和阐释。在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翻译符指过程中，原符号文本与目的符号文本在转换过程中而形成的交叉、重叠的符号文本网络，离不开符号文本创作主体、翻译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三种符号主体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理解、阐释和再创造符号文本的过程之中。

本文在界定思想意识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以翻译符号学为视角探讨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符号转换中思想意识的变异，得出文本符号承载的思想意识在符号主体之间，以及源语与目的语符号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发生变异。翻译符指过程呈现了三个符号主体的相互作用，以及作者思想意识、译者思想意识和社会主流思想意识三个无形符号之间的对话与对抗。译者的本能—经验—习惯对于符号文本解读、阐释的影响，符号文本的主体间性及其在符号转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符号文本的不同接受对象对符号文本的定向期待、接受水平与理解程度影响了思想意识中政治因素、伦理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变异。

 

 

引用文献：

格雷(2015). 语言符号学通讯(元创作, 贾洪伟, 译). 1, 89-124.

 

蒋骁华(2003).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 中国翻译, 5, 24-29.

 

孙艺风(2003). 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 中国翻译, 5, 4-10.

 

汤君(2008). 翻译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73-77.

 

滕梅, 曹培会(2013).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合力作用下的对外翻译——外文局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对外翻译活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 75-80.

 

王东风(2003).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中国翻译, 5, 16-23.

 

王铭玉(2015). 翻译符号学刍议. 中国外语, 3,22-23.

 

王铭玉, 贾洪伟, 等(2015). 翻译符号学之构想，第五届语言与符号学高级论坛主旨发言论文, 安徽.

 

王友贵(2003). 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 中国翻译, 5, 11-15.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2009).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十六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朱怡淼(2012). 选择与接受: 新时期以来电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南京.

Gorlée, D. L. (2004). On Translating Signs Exploring Text and Semio-Translation. Amsterdam-New York, NY: Rodopi B.V..

 

Hermans, T.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Mish, F. C. et al.(Ed.) (2003).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ed.). Spring-field,MA: Merriam-Webster.

 

Nida, E.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Torop, P. (2013). The Ideological Aspect of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nd Montage. Sign Systems Studies, 41(2/3), 241-265.

 

 

作者简介:

 

潘琳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符号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Author：

 

Pan Linlin, lecturer 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h.D 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cent research fields cover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irene_pan20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