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符号学论坛

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

作者：佩特里莉来源：《符号与传媒》第7辑浏览量：5972 2013-10-30 10:14:29

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

苏珊·佩特里莉，奥古斯特·庞琪奥

张碧译

按：本文系由意大利巴里大学苏珊·佩特里利和奥古斯特·庞琪奥所撰的《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一文的节译。

亚当•沙夫(1913—2006)，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研究领域为语言哲学、符号学、知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沙夫关注语义学、意识形态理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形式逻辑以及辩证法等问题。沙夫对于解决人类个体问题的伦理学以及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感兴趣。有关这一方面，他证实了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与对马克思主义专有名词的翻译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作为一位波兰哲学家，沙夫以符号学观念为参照，特别检验了当今社会政治的症候。在20世纪80年代，沙夫促成了遍及东欧与西欧各个国家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从符号学视角分析并比较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协议（1975）的不同语言版本。为把握沙夫在符号学上与主题相关的成果，本文拟探究关于沙夫研究领域核心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人类个体的概念、语言与知识的关系、语言与辩证法的关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语言崇拜与模式化观念（stereotype）、对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批判、以及对诸如“结构”与“结构主义”等概念具体化（hypostatization）的批判。

亚当•沙夫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波兰籍犹太裔哲学家，1913年3月10日生于波兰伦贝格的一个律师家庭，2006年11月12日在华沙去世。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参考文献中列出不完全的著作目录），某些是围绕语义学、语言哲学、逻辑、知识论、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问题展开的研究。沙夫就语言哲学、符号学、社会科学、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领域内学界的理解与分歧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沙夫在伦贝格完成了他的中学和大学的学业，并获得法律与经济双学位），之后在巴黎继续学业，专业方向为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Economiques。他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兴趣开启了他的哲学研究（在波兰以及苏联）。1941年，他在坐落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哲学院获得了哲学候选人的学位（等同于西欧的博士学位）以及博士学位（等同于中欧的大学执教资格）。

波兰被德国占领时期，沙夫移居苏联。波兰解放后，他回到波兰，并从1945年开始在各个大学执教。1948年之前在洛兹担任哲学助理教授；随后在华沙大学担任全职教授。1952年，他被选为波兰科学院的院士，并成为科学院的哲学与社会学主管。1969年，他移居维也纳，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主席。他在这一机构出任了20年主席职务，同时担任维也纳大学荣誉哲学教授。

沙夫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语言理论的优势。通过与朴素唯物主义所采用方法对比，语言理论证实了语言在认知过程中的积极功能，也证实了语言与世界观、语言与“现实图景”之间的关系。人类与语言无法脱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实践[1]。此方法引领了人类世界符号与语言问题的新视野：语言与认知/知识、语言与意识、语言、意识形态与模式化观念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认识论需要语言研究支持。此外，语言理论于认知理论的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选择、责任、个体自由、语言暴力、语言异化”等等概念[2]。……

6. 语言与现实

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与认识论和人类个体概念均息息相关。语言是否创造了我们关于现实的印象？换言之，语言是否反映和再现了现实？语言在认知过程中是否具有积极的创造性功能？要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必须采取认知理论的以下三种基本模式：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两者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归结为反映论。这三种模式都极为关注认知过程中主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个体问题。

主观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种模式彼此相异，主要表现为两者与机械唯物主义相比时，对于主体以及认知过程中语言的积极角色的阐释。在沙夫看来，较之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能够认识到语言理论的优越性，因为语言理论强调语言在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即使是从唯心主义观出发），以及语言与世界观（Weltanschauung）、语言与“现实形象”（这令我们想起洪堡、萨皮尔和沃尔夫）。然而，从马克思主义阐释角度看，人类应当被视为社会关系的结果，语言则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种阐释确认了认知主体的积极功能，而认知主体被描述为社会影响和认知过程的产物（当然，这种产物很复杂），而不是其动因。从这种阐释出发，主体可以被视为由认知过程建构而成。“反映”概念与“人类个体”概念关系紧密，同时，对此类概念的阐释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和与认识论相关的机械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沙夫在作于1964年的《语言与认知》（Jezyk a poznanie）一书中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反映论的阐释，与对人类个体概念的阐释是相关的。

如果我们认定语言与思想间具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同时意义与概念不可分离，那么语言理论与认识论间的联系便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哲学文集》（Szkice z filozofii jezyka）一书中，沙夫回顾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文章从语言史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概括，并坚持以下观点：

在坚持唯物主义的认知过程分析时，思维及人类意识被认为是语言思维，语言构成思维（马克思坚信语言是我自身及他人的意识）。显然，对认知过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语言过程的分析，而没有思维的语言过程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3]。

思维与语言的统一强调了语言在反映现实与个体思维的社会角色时所具有的积极功能，也就是说，语言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是社会的产物。

在符号学或语义学中，如果在普泛意义上来定义符号，那么知识论便不应被忽视。例如，考虑指称物或与符号学视角无关的实存客体（material object）问题，并不意味着将符号学从知识论中分割开来，或像某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符号学对知识论而言完全保持中性。相反，这意味着假设一项与知识论相关的具体观点，这种观点，也就是在谈及物质现实时可被描述为坚持符码与信息自主性的传统唯心主义的观点。

无论何时，当我们问询诸如：“意义是什么？”“意义与符号媒介（sign-vehicle）的关系是怎样的？”“意义与对象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说意义存在时，我们指的是什么类型的存在？”等问题时，语义学与知识论都隐含其中。

无论如何，知识论所处理的所有问题，都只在关注语言问题时才意味着语义学。这并不是说语义分析只属于知识论，或者语言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正如语义哲学所坚持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拒斥传统而唯心的相对论方法所具有的所有典型性系统组合形式时，明确证实了语义学与知识论间的隐含关系。某些哲学思潮，如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以及与维特根斯坦晚期作品相关的牛津语言哲学学派，华沙学派的语义分析，等等，无不坚持和论证了这一观点：语言不仅是工具，同时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值得肯定。

知识论不是唯一需要语言研究支持的理论。人类个体哲学研究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功能，以及传统伦理问题（不单纯是道德问题），并且必然将个体行为视为由社会通过语言影响途径而加以控制的[4]。这样便产生了一种看待语言问题的新视角：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概念与模式化观念（stereotype）的关系、语言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如果要对诸如“抉择”、“责任”及“个体自由”等概念有充分的认识，就必须考虑“语言暴力”和“语言异化”问题。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方法错误地将矛盾和个体异化的起因完全归结为语义学领域，而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坚持认为，只要弄清话语的意义，澄清错误的观念，便可以使人类“获得解放”[5]。

7.形式矛盾与辨证矛盾

如沙夫所证实的那样，为了对“矛盾”概念有正确理解，区分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矛盾十分重要，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知识论和语言分析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沙夫揭示了“矛盾”一词如何能够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及形式逻辑两种视域中具有不同含义，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排斥非矛盾性逻辑原则。从形式逻辑角度看，“矛盾”一词意指两个句子、或两句话语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一个句子或话语坚称某事物在特定时刻与对象保持着特定关系，同时，另一个句子却对此排斥。相反，从马克思辩证法的角度看，“矛盾”意味着“对立的统一”，也就是冲突的趋势、层次及力量的统一，辩证法由此被视为所有现象的本质要素。

当马克思宣称：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便会与现有生产关系产生矛盾，“矛盾”概念并不包括积极和消极判断间的关系（正如在形式逻辑中），而是涉及并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者虽然彼此相斥，却又互为补充，由此形成特定系统的统一体，并且立刻成为转换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当“矛盾”一词（尽管可能引起误解）被理解为对非矛盾的逻辑原则的客观性反作用时，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证明了其用途的合理性。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矛盾”强调了这样一组对立：它具有不充分和不一致的特性，以至于会使社会机制功能受到干预，直至引起崩溃。

在关于辩证法和非矛盾原理相互关系的分析中，沙夫指出：对以运动的概念为基础的非矛盾逻辑原理所进行的反拨并不成立。恩格斯本人就曾落入这个陷阱。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我们必须直面以下两难困境：我们要么承认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存在，并否认运动；要么相反，我们承认运动并否定这些规律。沙夫认为这种困境是不存在的，理由是他将运动视为一种对非矛盾的逻辑原理的客观性反拨，一种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时空的东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阐释取自黑格尔哲学，但实际上却源自古代埃利亚派哲学：“埃利亚学派认同矛盾原理，并由此拒斥运动的客观性。与之相反，黑格尔却从运动的角度出发，在对运动的描述中拒斥矛盾原理的合法性。”[6]

黑格尔对运动（某种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时空的东西）的阐释，以及当时的数学发展水平，尤其是在微积分学方面，牛顿和莱布尼茨对无限小的实体（被认为是一个等于又异于零的量）的构想，巩固了埃利亚-黑格尔式的运动原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现在，我们了解到马克思在数学方面的兴趣，他的数学手稿对我们理解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1968年，马克思《数学手稿》的出版，使我们得以熟悉马克思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神秘的”微积分学、达朗贝尔与欧拉的理性主义方法、以及拉格朗日纯粹的代数学方法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作为对牛顿、莱布尼茨微积分学的批判的一部分，马克思强调了两人理论中形而上学观念的存在，也强调了对拒斥数学原理的程序的运用。19世纪，某些数学家，如柯西（Cauchy）和魏尔施特拉斯（Weierstrass），将微积分从较为基础的阶段发展到了更为复杂和科学的阶段。马克思通过对拉格朗日成果的运用，以及上述的所完成的批判工作，凭借一己之力达到了柯西等人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沙夫的考虑与恩格斯而非马克思有关。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其差异性关系的论述中似乎接受了马克思定义为“神秘论”（mystical）的不同微分学类型。

马克思坚持认为微分学是神秘的，能够在代数方法的非精确程序的基础上，运用一种独特的规则得到精确的结果：它将截然对立的特性赋予所应用的术语上，并采取了一种缺乏数学严谨性的手段，犹如“魔术”一般。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微积分必须以严格的数学术语来对待，从这个视角，他不断对拉格朗日进行检验，以在纯粹代数学的基础上建立微积分学。如果未建立在论证基础上的程序被应用于微分学，那么这也不是因为它们是辩证的。同时，恩格斯似乎相信了这一点，当年他坚信当代数学家无法理解莱布尼茨的微分学，因为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理解微积分原理是不可能的。而正相反，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微积分建立在形而上学和非辩证释义的基础上。

8.从符号学视角审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通过沙夫对结构主义概念的态度，我们如今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同时视为密码符号（crypto-semiotic）和“原型结构主义”（protostcruralism）[7]。

谈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关系，我们不会涉及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路易斯·阿尔都塞、卢西恩·高德里尔——卢西恩·塞巴格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即“话语部分”——卢西恩·塞巴格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信徒），而会直接涉及马克思的假设，其方法是典型的符号学方法，或更确切地说是“密码符号学方法”。

流通研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十分关键。马克思将商品作为信息加以分析，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商品语言”（language of commodities）和“商品奥秘”(commodity’s arcanum)的解释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作为这种方法的成果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据商品的克服了对事物的盲目崇拜。根据这种盲目崇拜，商品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不表现为其真实的关系，也就是人类之间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关系。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是一种有效的符号学分析，它研究商品的结构，而商品在交换和生产两个层面都被描述为信息。商品并不伴随着产品的生产及其使用价值的消费而产生，而是随着产品的生产及其交换价值（即信息）的消费而产生。这一切使得经济学成为符号学的一个领域。

市场的结构是以人际关系（更确切地说，应是人际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呈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待结构的方法属于典型的符号学。这表明，马克思在其对商品与资本的分析中所取得的成果，必然也会在人类符号学中取得：应当确证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物以及被简化为物的状态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反之亦然，符号学方法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合理使用结构及上层建筑的概念。在对结构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反复出现的困难源于缺乏一种调解性因素。这种调解性因素由符号体系的整体提供，既是语言的（verbal），也是非语言的（non-verbal），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这场比赛的参与者不是两位，而是三位：除了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必须深入探讨外，还必须加上符号系统。

从符号学角度讲，非语言交际的结构——即商品流通，与语言交际——即信息流通，是相同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结构，亦即交际过程。这就意味着所有文化现象都可能被视为基于符号结构与系统的交际现象，并且人类非语言交际必须被与语言交际置于同一地位。因此，社会的普通理论是普通符号学的一部分[8]。

当我们考虑到无论一个语言或非语言信息的疑问专注于相同的问题时，这一点更为清晰——引起这些问题的工作，使得交流和交际成为可能。例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58）将语言学范畴应用于他关于婚姻与亲属系统规律的研究之中，详尽阐述了与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相关的概念框架，并为这一框架中提供了真正有力的例证。

然而，当列维-斯特劳斯以“人类精神亘古的颂歌”的名义，将准确的语言学范畴应用于对非语言交际的研究中并为其辩护不已时，他的理由却是值得商榷的。这意味着对普遍无意识活动以及“人类普遍精神”结构的求助。

沙夫批判本体结构的概念：与此相反，他坚信结构主义包含一种解释性方法，并与人类的认识与理解息息相关[9]。任何声称科学性的方法，都将世界与现实描述成处于不断运动和转换的过程中，同时，鉴于这种状况阐述其假说和法则。然而，法则能够得到阐述，正是因为运动与转换是永恒不变的，并呈现出平衡的状态以及系统性的本质面貌，所有这一切也都是“现实”以及“世界”的一部分。

现实要素（在有机或无机的自然界以及文化中）间的现象、关系中的平衡或稳定性，与相对独立隔绝的要素系统，共同客观存在，并且成为知识的潜在客体。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确定能够控制调节运动的动态变化的规律，以及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且需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中确定相对独立的系统中的结构上的规律。我们需要研究动态的结构以及结构的动态过程。不仅仅应建立对于两种类型规律的研究，而且应建立有助于对于现实的全局观的互补性研究。如果我们要研究（生成的，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必须首先证实这个“事物”到底是什么，正因为如此，认识其结构（共存性的形态结构）的规律将是必要的。在研究中，这种关于结构的渐进性知识，正如物种起源以及事物发展的知识一样基本、必要。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共存的知识——即形态规律，在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开始学习如何辨别植物、动物的时代，也就是当我们人类开始在识别符号并辨别实体间同异特征的能力基础上，学习如何表达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沙夫所言[10]，人类作为“符号动物”[11]，也是结构主义的动物。结构主义并不只是符号学家们的一种倾向，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特质。

[1] See Ponzio, Augusto. 1974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e prassi social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raxis]. Lecce: Milella; 1981. Segni e contraddizioni. Fra Marx e Bachtin [Sign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rx and Bakhtin]. Verona: Bertani; Ponzio, Augusto. 1988. Rossi-Landi e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Rossi-Landi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ari: Adriatica.

[2] See Petrilli, Susan. 1986. On the materiality of signs. Semiotica 62-3/4. 223-245; Petrilli, Susan. 1996. Linguistic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otherness: Augusto Ponzio’s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miotica 112-3/4. 263-287; Petrilli, Susan. 2007a.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Presentation and ed. by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3] 1967b. Szkice z filozofii jezyka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Warsaw: Ksiazka i Wiedza.

[4]Ponzio, 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2003. Semioetica [Semioethics].Rome: Meltemi.

[5] Petrilli, Susan. 2004b. Semioethics, subjectivity, and communication: For the humanism of otherness. 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 Semiotica 148-1/4. 69-92. Special Issue ed. by Susan Petrilli.

[6] Schaff, Adam. 1975b. Umanismus, Sprachphilosophie, Erkenntnistheorie des Marxismus [Humanis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Vienna: Europaverlag. It. trans. and ed. A. Ponzio. Saggi linguistici [Linguistic Essays]. 3 vols. Bari: Dedalo (see Schaff 1977a, 1978a, 1978b)，p.26.

[7] See Ponzio, Augusto. 1984. Notes on Semiotics and Marxism. Recherches Semiotiques, p.3-4; Ponzio,

Augusto. 1989. Soggetto e alterità. Da Lévinas a Lévinas [Subject and Otherness. From Levinas to Levinas]. New enlarged ed. with an interview of Emmanuel Levinas. Bari: Adriatica; Ponzio, Augusto. 1989. Ponzio, Augusto. 1989.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The Semiotic Web 1988, ed. by T. Sebeok and J. Umiker-Sebeok, 387-416.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8] See Ponzio, 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2000a. 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Feeling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Rome: Meltemi; Ponzio, 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2000b.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rt and Answerability in Mikhail Bakhtin. Ottawa: Legas.

[9] Petrilli, Susan. 2005.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ism, semiotic approaches to. I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Elsevier.

[10] Deely, John,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2005. The semiotic animal. Toronto: Legas.

Engels, Friedrich. 1878. Anti-Dühring. In Marx Karl / Engels Friedrich, Werke. Berlin: Karl Dietz Verlag, 1962, vol. 20.

[11] Deely, John,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2005. The semiotic animal.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