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R·柯林斯 著
文一茗 译
摘要：从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理想主义到布鲁姆提出社会学互动主义，在这一哲学语境变化过程中，实用主义先驱们（皮尔斯、杜威）对象征互动主义理论的历史作了一次综述。威利认为自我的不同部分所构成的互动同时构成反思性自我之成功与失败。因此，威利为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一种机制，通过对内心对话的关注来研究上述经验性的主题。
关键词：象征互动，自我，符号，解释项，实用主义，主体能动性，意志，内心对话
诺伯特·威利的《符号自我》是近35年来在象征互动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推进力作。在这之前最近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当属赫伯特·布鲁姆的《象征互动主义：视角与方法》（1969）。威利对自我理论的贡献在于，其主要的引用文献出自乔治·米德过世后出版的一系列讲座集：《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尽管我们将象征互动主义视为早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一项旧式思潮运动，事实上经过几代人，其思想语境已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要将我们当下的阐释投射到我们的前辈的思想中。从几个角度而论，布鲁姆很重要。首先：是他将这个领域命名为“象征互动主义”（1937），并且在社会学领域内将之组织为一场思想运动。布鲁姆在芝加哥与伯克利大学的讲座中将自己谦称为米德的忠实解释说明者。作为20世纪60年代伯克利的毕业生，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正如米德先生所说……”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度专注于或沉浸于米德的论文，及其身后收集整理的作品，如《行为哲学》（1938）和《当代哲学》（1932），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吃惊。米德在其职业生涯中首先是一位哲学教授，尽管他的部分讲座最终受到社会学学生青睐，米德首先也主要关注哲学领域导论的议题。他的思想源于这样的环境：圣经与科学之争。正如他的老师詹姆斯和杜威，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米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立场认为：宇宙是由心灵或精神构成；理想主义是一种折中的立场或者说是见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中间点。并且理想主义哲学在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每一个西方国家，而那时大学体系正在实现从教堂掌控向世俗主义的转换。首先经历这种转变的是德国的大学（于19世纪末），因此最早出现的是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美国的宗教学院在米德的老师那一代（主要是1880—1890年间），以德国的榜样实现了转换。
美国第二代理想主义者们的重心逐渐从纯粹的理想转向诸如实用主义的杂学。因此，第二代的立场游移不定，他们从自然学科中吸收并整合了各种文化资本。像许多其他人那样，皮尔斯将进化论与概念整为一体，但是明显地通过更高层的抽象数学概念重新解读，整个宇宙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的一次进化演绎。对于杜威，米德是其早期职业生涯中的副手，杜威通过宣传新的实验心理学（他将此视为对个体灵魂与绝对的宇宙自我之关联所作的实验），自己的立场远离宗教理想主义。最终完成从杜威所称的“实验理想主义”向“工具主义”（创造的持续过程和对真实新形势的发现）的转变。
对心理学的强调为杜威和米德的观点注入新的元素。当时的心理学被认为是生理学与哲学相杂糅而得的杂学；第一代的心理学实验室都设在哲学系里，也因此成为理想主义与生理学神经系统的混合。杜威著名的自反性曲线理论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习惯性的、无意识的，只是已存在的渠道中神经冲动的流动；唯一的例外是当习惯性行为在环境中遇到障碍时，那么，机能就会觉醒（被激活），形成一个自反性的圈。
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意识，即在执行习惯性行为中，去应对突发情况所作的努力，通过重组个人行为来克服遇到的障碍。一旦达到这一目的，行为又回到无意识。在此，我们明显看出实用主义的观点，并且我们可以将此融入后来象征互动主义对社会行为突发性的论述。
但是在20世纪早期的思想语境中，理论重点是不同的。首先，自反性圈既适用于分析人也适于分析动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清醒和睡眠这两种状态，在习惯性无意识与刻意解决问题的状态间相切换那样交替运作的神经系统。而机能绝不是内在地（本然地）活跃：大多数时候机能习惯性地在一个平顺环境的渠道中移动，当这个环境中出现什么问题时，才作出反应。人只有在突发性的环境下才会是主动的。
在1900—1920年米德主要感兴趣的心理学还有另一个奇特的混合。米德是约翰·华生的一个密友，他们曾一起研究过动物行为。当然华生是第一个极端行为主义者，他宣称心理学家没必要借助心灵这个概念，而只是通过可观察的行为准则，就可以解释人所做的一切。用于分析动物的理论模式再一次地显示出心理学试图从哲学系独立出来，而行为主义正是有助于这一独立行为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然而，米德坚持留在哲学系的阵营里，华生行为主义对其影响就是他将自己的立场称为社会行为主义。米德又一次从早期理想主义那里借取理论支撑（为心灵与灵魂的外在事实性），开始强调心灵并不是个体的，而是源于不同机能之间姿态交流。
但米德依然是个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他所关注的问题是说清心灵如何可能被构筑于物理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讲，如何说清物理世界最终被理解为一种思维过程。因此，在他1930年左右所做的讲座中——不到一年后他与世长辞——他认为物理客体的可靠坚实性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人将自我投射到客体中，扮演客体的角色。米德试着从另一个（能调和宗教与科学的）角度论道：视角客观存在于整个物理世界；星球、分子以及一切事物都能通过对彼此形成的视角来构成彼此。皮尔斯在多处以不同方式支持这个观点，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多的符号用法而构成彼此。当米德就社会心理学在芝加哥作讲座时谈到人们如何通过对社会中他者视角的内化，而获取自己的心灵。这种彼此构成的视角是更为广泛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个例。这是布鲁姆作为一名研究员时教授的课程，也是继米德过世之后为布鲁姆所超越的课题。
这也解释了如果象征互动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发展的话，为何需要像布鲁姆那样的人：也就是说，不仅与哲学中本体论的争论区分开来，还要与生理学及行为主义心理学区分开来；在动物（非象征性）行为与人类社会互动中的角色互换行为之间区分开来。米德从未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这一点对布鲁姆来讲却根本不成问题。他唯一感兴趣的世界是由个人经验的世界。当然布鲁姆并非全靠自己来完成的，而是吸引了20世纪早期由库利、托马斯等引发的阐释性及互动性社会学理论来实现的。事实上，布鲁姆在整合象征互动主义这方面所作出的推进在于：将米德的思想用于对社会学作出社会性的阐释——或者说阐明了社会性阐释如何能被解释为米德关于心灵理论中的一种延伸变异。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和理论家，布鲁姆受到的关注颇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因反对社会学其他流派而出名：他尤其反对用变量概念所作的调查研究，认为这背离了互动原理。他批驳文化和结构的解释性功能，因为两者本身都未能涉及真正的社会互动性过程。他的反对者称其为“社会学研究的掘墓人”，因为他一生都对其持否定态度。布鲁姆同样帮助酝酿了一场运用民俗方法论及阐释性方法的思潮，并使之合法化。诸如精神疾病、工作和职业等领域，以及艺术的社会学变得为象征互动主义研究者所掌握。布鲁姆自身从事过集体性行为、社会行为、民族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并对其作出了别样的解读。
布鲁姆形成理论论断时，其重点在于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基础都是社会互动的优先性，以及行为和流动性的重要性。行为从本质上讲是有意义的；人们采取行动的根据是事物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意义；而人们指向或指称自身的行为构成了事物。从这个方面来讲，布鲁姆认为：客体意向性一脉相承；而客体意向性是19世纪理想主义者以及现象学家F·布伦塔所强调的：所谓客体，即人们指向或通过行为试图指向它的任何事物。客体可以是物体、他人、社会范畴、抽象形式——都源于同一根基，都是由社会指称过程所构成的意义建构的过程是社会性的；人们正是通过与他人相互进行角色扮演来制造意义。共同完成一致的行为那样，自我的不同部分塑造出一致的行为。自我确实是主动的，不仅仅是回应的；用传统的术语讲就是，自我能够行使意志；用当下术语，自我具有主体能动性。一个可以阐释过去的行为，过去的自我，或接受之或排斥之，一个人也可以策划未来，开启或放弃新的行为。
对于布鲁姆而言，理解人的行为的关键在于深入对行为定义的过程。但是在分析层面，布鲁姆并未就定义过程深入研究下去。具体来讲，一个人能够研究某一种具体的行为，并且只关注其被定义的结果使用者的文章里，但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为关于某种具体社会行为的力量，而非自我行为理论。
在20世纪中叶，研究社会自我的领域逐渐萌生。不过在当时其尚未切入到自我之中的行为过程，而主要关注的是由社会经验所形成的自我概念。莫里斯·罗森博格及拉尔夫·特纳的综述是这一次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另外，还有大量关于自尊（self-esteem）的文献，以及有文献关于自我之童年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自我的“客我”，包括自我如何通过扮演不一致的或者重叠的社会角色来应对处理不同层面的自我。研究的重点依然在于从外部施加作用所形成的自我，但同时其方式也是自我的角色是被选定的或被重塑的（再一次地，在这些角色的外在）。
在文献中其他处还强调自我的“主我I”；也就是定义中所说的自发的，即兴的，不受约束的。主我存在可能被视为自由或不受社会控制的纯粹行为之存在的依据。但这些论证本身不足以让人信服。一个纯粹冲动的感性的“主我”能做成什么事，这并不清楚；“主我”能否形成任何目标或计划也不明确。自由意志并不能仅仅由一个“主我”的存在而断定。“主我”并不能通过客服“客我”来行事，也不能通过客服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的社会程序。正如布鲁姆和米德所言，没有自我各组成部分相结合，就根本不可能有行为；没有扮演他者的角色，并由此形成可以成功的一系列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是持枪者对准其受害者，确保后者能明白前者的威胁而掏出钱的意图），任何外在行为都不会产生效应，也不可能脱离互动的结构。
因此，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自我各部分之间互动的过程，并且自我各部分之间的互动有时会导向新颖创造性的行为路径，而有时却不能？
威利在这一点上给出了具有突破性的答案。其要点就在于自我的结构，以及自我各部分之间的内心对话。威利以布鲁姆为起点，但最终超越了他，超越了社会自我理论的局限，并回到了米德的《心灵，自我及社会》。为了打破我们的老生常谈的那些理论观点，威利引入了另一种基于皮尔斯论点的自我概念。这在思潮发展史中带有一点流行元素的意味。随着美国对符号学的推进作出巨大贡献，皮尔斯在20世纪晚期再度受到青睐。而这种贡献作为对索绪尔传统的另一补充最终形成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我们当然应该意识到：皮尔斯派符号学和威利所理解的皮尔斯自我对话理论，都是源于对皮尔斯思想的一个更为广泛复杂并且杂乱的文集中的选读的部分理解。人们通常会将一个著名思想家的名字与一种独立的思想个性相联系，仿佛具有一种可以一以贯之的核心思路，而这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在皮尔斯的案例中尤为如此（以及上述的米德也是如此）。为我地选择一部分思想来构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这并没有什么错，学术界历来如此发展推进。在此，我只是想提醒我们自己：威利不可能在1890年以当代眼光来解读皮尔斯，并由此提出对话性自我观；而如果米德的学生能稍加留意皮尔斯的话，象征互动主义也不可能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导致布鲁姆将米德的社会学引向象征互动主义，也使威利将皮尔斯塑造成对米德式对话自我理论作出极大贡献者。
朝综述方向努力迈进的第一步看起来像是表层。威利用米德更为人熟知的三项式——主我（作为行为的自我），客我（作为形象的自我），及广义他者（内化的社会观点）——来替换皮尔斯的自我三部分：主我、客我、你。皮尔斯的三项式强调时间维度：主我是当下自我：自发的，自由的；客我是过去自我：因此是既定的，非自由的；而你是未来的自我。皮尔斯认为“你”是一个对话交流者，因为他将内心对话视为自己对“你”发出的信息。
自我各部分之间的区别何在呢？讲英语的人进行内心的自我对话时采用的独特形式在各种语言中并不完全一样；有些语言（比如中文）根本不用强调单独的代词，并且中文中许多语法将对人的指称合为一体，仅仅将之作为词语的变体。
显然我们所关注的是关于自我结构的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它存在于所有人，而不为某一特定语言所塑造。如果说一个中国人因为没有诸如“主我”、“客我”、“你”之类的术语而无法形成自我对话，那是极大的谬论。所谓术语行话，只是修辞意义上的，威利所作的贡献是归纳出这些结构性部分之间共有的特点。
威利拓宽了“他者”或者说自我内化的社会视角。除了主我、客我、你，自我还包含了短暂性拜访者（自我想象着与某一个具体的人对话时）、永久性拜访者（自我经常会采用的某些人的视角），以及最终的广义他者作为无个体性的、普及的视角（这种视角能被投射于任何一个他者），并因此通常能被构建为“我们”。因此，广义他者对于角色扮演的过程而言十分关键。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连续区域来排列这些术语：“你”是作为另一他者的自我；短暂和永久性拜访者是某具体的他者，但朝更为广义他者的视角靠近。
威利对自我各部分的拓宽有几层含义。不是所有的人在其内心的广义他者中都有着同等程度的广度：对于即将成年的小孩而言，其广义他者的广度就不是很高，但带有其已知社会网络视角的许多特点。并且处于不同网络中的人——相对而言更为密集亲近，或是更为稀疏——会将不同的内心听话者及不同的假设投射进他们的角色扮演及内心对话。那就是为何在不同社会阶层、性别及有着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展开沟通的行为与思维中，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威利拓展的自我模式明确指明这些差异定位的连续体，并指明产生这些差异的过程。
应当强调的是，在这些复杂性背后，能发现人的自我都共同地包含了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至少在早期童年刚开始那几年之后），那就是：自我-行为者（主我），自我-形象（客我），以及内化的听者的视角，其中被投射进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将之称为“你”。只要将自我结构中纳入一位听者或他者的视角，不管是短暂的拜访者，广义他者等都可以。就此，米德给出了这一基本理论的抽象形式，而威利却更阐明复杂性如何能够被引入这一理论。
威利的进一步贡献源于他意识到米德在阐释何为符号何为语言时并没有说清楚。鉴于此，威利援引了皮尔斯的三项式理念：符号、解释项及客体之间所呈现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构建为理念（符号）、外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当然就涉及到哲学议题中亘古不变的认知论：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自己的观念对应于外界的具体客体？皮尔斯的解答是：二者之间并不能对应，至少不能直接对应。符号与客体，理念与外界之间总是由一个第三方联系起来——解释项，或作为行为者的人。正是人的行为将各种符号与客体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一点视为实用主义的观点，即知识总是关乎于“行为使用观念”，并导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影响；所谓真理就是引发好的结果，指引我们通达我们渴望抵达之处的理念。然而，对于皮尔斯而言，三项式思维模式是逻辑理想主义本体论项目中的一部分。心灵、物质、理念等同于主语、谓语和由具有解释项功能的心灵/头脑所起到的干预性连接作用。表达逻辑关系的联系同是一种符号关系，心灵就是指使用符号的人。像其他理想主义哲学家一样，皮尔斯驳斥经验主义的立场，因为经验主义认为知识源于理念与感观客体之间的关联。这样就漏掉了一环：即介于客体与心灵之间的符号。符号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多维空间中流动着无限符号系列中的一部分。解释项（心灵）自身也是符号，任何主-谓表述中的任一部分也是符号。符号之间习惯性具有关联；符号自身之间的语法、符号单词意义、图像相似性（或者还有语音相似性），都将各种符号链接起来，融于广阔的符号海洋。笛卡尔式的无所不在的怀疑是不可能的，形成怀疑的思想本身正是由符号组成，而这些符号的意义正是由符号系统所决定的。皮尔斯将之命名为理想主义的曲解手法：宇宙自身正是一张无边的符号网。形成彼此间的逻辑关联，并因此随时间演变发展——皮尔斯的理念主义具有进化论色彩。因此，组成世界的客体不是由它们单独各自的性质而是由它们与其他客体的关联所定义。大自然是一串无止境的符号链，其中每一个符号都指向自身之外，“甚至植物也通过表达符号来存活”。一切都是符号：“真实就是符号。试图剥开符号以接近真实，就像是剥洋葱皮，最后得到的还是洋葱自身。”（Collins, 1998:677）正如布鲁姆和其他20世纪末的象征互动主义者，威利并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形而上学论者，而是一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威利所关注的虽然有限，但却更靠近社会学范畴，并因此明确通过其他学科显示其立场。而这些其他学科缺乏或者错误地解释自我性质。正因为自我被嵌入一串从与他人交流所得的符号流，威利反对向下还原，指出自我具有使用符号的性质；自我不可能是一个从属于物理规则（包括生物流规则）的身体客体。从经验角度讲，产生意义的交流这一领域是真实的；可以从细节处去观察和研究。但这是一个类属的领域。同样地，正因为自我利益及选择很大程度上源于使用符号的内化沟通过程，因此单独个体的人不能被还原为（以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的方式）单独的自我利益的原子微粒。因此，威利的立场是应和了理想主义的反还原主义立场。同时，威利也阐明了人的自我不会因为向上还原而被法国结构主义所说的符号系统或自由漂浮的结构中同化而导致自我失落。但这样会使自我丧失各种独特性，以及作为符号使用者的自我反思结构。
尽管我们沉浸于符号流，但仍存在自我的内心结构，而这个内心结构在符号流中产生自身的涡流，并再次产生一系列行为。威利的理论关键点在于将皮尔斯符号流模式与米德的自我的反思结构合为一体。这是由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沟通的基本结构具有形式：（1）说者—（2）信息—（3）听者。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出米德式的内心对话模式：主我向广义他者谈论客我（或者用威利对皮尔斯的改编术语，当下我向未来我述说过去我）。第二步，运用皮尔斯的思维二项式模式，并将之置于信息的位置上。信息本身是一种思维；我们试着拆解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意义，来看清楚是什么组成信息。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是：（1）说者—（2）【由（2.1）符号（主我）—（2.2）解释项（客我）—以及（2.3）客体（他者/听众）所组成的集合体】—以及最终（3）听到信息的听者。（图1）这看上去似乎加强了各组成部分：既有（1）说者（外在于信息）也有（2.1）符号（主我）（内在于信息）；并且再一次地，（2.3）客体（他者/听众）（内在于信息）以及（3）外在的听者（外在于信息）。
但是这种复杂性是有必要的。尽管确实存在于这种盒中盒的结构；这结构确实就像一只洋葱，在其外层之内包含有其他洋葱层。角色扮演就发生于外层：通过将广义他者投射入（3）听者，（1）说者想象自己位于听者的位置。这种自反性的循环圈使人把自己和他者链接起来，或者使人通过两度揣测他人而达到预判及影响他人。
在（2）信息之内存在内容与思想的平行结构。思想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具有一个信息的结构，并因此在其中（2.1）包含一个正在言说或行动的“主我”。它同样也必须包括（2.3）一个外在于自我的指称。在信息之内，“主我”（2.1）呈现的形式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种符号流的发射物；主我是作为符号流的演说者）。
并且，符号不只是存在于一个封闭自身的笼子里，一个符号（2.1）总是针对一个客体（2.3）的意向（从上述讨论的意向性而言）。因此，符号意味着存在于此的一个客体，更确切而言，由于作为符号使用者的人选择了某一客体，因此它是指一个被选择的，拥有意义的客体。此外，符号还意味着一个由听者所组成的外在世界。各种符号在一个交流沟通过程中循环，并且在彼此连接构成交流链的方式中获得各自的意义。无可否认，在个体的人以外，存在一个世界，并且整套理论以这一世界确实存在为先决条件。这其中包括他人，而他人，作为实体却是具有社交性质的动物。
最终，我们或许会问：为何要将解释项（2.2）等同于“客我”？记住，客我是过去自我；当下的这一刻总是不停地坠入过去，构建起关于客我的一部更为悠长的历史，因此，客我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自我。既然未来我还未诞生，而只是一片空白，所以，解释项自我就一定是支撑着客我，使客我稳定。一个即使想象着关于自己未来的某一具体境况，实际上也是客我的一次延伸拓展，一次关于自我之客我结构的用法，用以维系支撑某个具体的形象，而这个形象被认为是可以思考的某种东西。当然，客我就是以一个外在的社会视角所得到的自我。因此，客我正好连接了符号的当下使用（通过主我，因此在言说思考或者内心对话的这一刻形成主我），以及客体/听众的世界。
威利用一个更为复杂的循环自我取代米德的简化自我（以及布鲁姆的隐蔽自我）。威利的自我至少与结构的五个部分之间都是自反性的循环关系，此即“自我的网状结构”，因为在自我各部分之间存在各种或强或弱的关联模式，而这些关联模式制约着各种行为，包括阻断行为的方式，也包括通过反思将人从艰巨麻烦的社会境遇中释放出来。威利指出在自我内部存在很大的回旋空间策略。借用我自创的新涂尔干理论，他阐明了互动仪式如何得以在自我之内发生，因此产生不同程度的自我一致性，从异化自我或内心纠结自我的低度一致性，到拥有“完整自我”并能产生自信和“情感能量”（Collins, 2004）的自我所拥有的高度一致性。萨姆·埃菲尔 (2002) 曾分析这个模式，在自我各部分之间加入情感动力元素，这些元素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自我程序。
在这些理论进展之外，威利在经验研究层面所作的一大贡献。《符号自我》主要关注的是内心对话；正是在内心对话中，我们发现自我的不同部分之间互动的动力元素。威利通过研究内心对话而作出了突破性的进展。通常社会学家的反应会是：一个人如何能客观地去研究像思想那样主观的东西？还有什么可能会更不可靠，更容易受阐释性的偏见所影响？为回答这些问题，威利部分地援引了个人案例所提供的数据。另一方面，威利通过收集人们对其思想所产生的后果的描述，潜入内心对话程序的核心。
预先设定的方法论规则，不幸地会产生阻断研究发展的副作用。由于元理论或认知论，方法论采用禁令形式时尤为如此。像戈夫曼、贝克、加芬克尔等先辈们，如果受1950年教科书所规定的那些社会学规则所限制的话，他们不可能得出其惊人的新结论。同样，威利也是如此。自20世纪早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心理学就规定了其所谓的“内省”，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这些规则是作为政治方案所规定的，旨在使某种研究项目合法化，而禁止其他项目。
事实上，对价值取向所作的调查研究就像质问他人（或自己）的内心对话那样主观；然而，所谓的价值取向纯属认为产物，受限于问答（Q& A）格式，这些格式强迫他们进入对话者习俗，而非人们自然自发的内心感受。价值取向不以这种方式产生，而只是源自内心对话及社会习俗的结论。因此，研究内心对话比起理解人的真实想法，更为实际。
实用主义的方式是尝试并发现。是否迄今为止，我们所搜集的内心对话的片段是杂乱无章、无形可依、毫无责任可言的呢？远非如此。是否内心对话受回忆偏见影响，重要的部分会被遗忘，而只呈现出自我偏好的观点呢？
威利给我们呈现的并不是这样，跟随威利观点走下去的人也不是。玛格丽特·亚切 (Archer 2003) 已开展实施她关于内心对话的经验主义研究项目，她采用聚焦群体形成人们自身所形成的几种主要的对话开展方式，并采访了不同社会地位、性别、阶层的广泛人群。我自己的作品（Collins, 2004）探讨了一系列的自我互动，从明显不同的声音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成型的对话，到截取片段的自言自语，以及更为隐蔽的形式。我们发现自我仪式如何运作，包括诸如诅咒及其他强烈主观情绪的有节奏的重复的咒文（这些咒文控制住自我的情感能量）。
简言之，内心对话中存在一个确定的结构。对这个结构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广义上象征互动主义的自我结构概念，还是一个制造发现的过程。我们关于自我化程序的探讨使我们认识到了以前不曾知晓的知识类型：那就是实用主义者对成功的定义，也是一个思想研究项目所应该具备的唯一准则。
本文一开始就将《符号自我》赞为象征互动主义理论历史上的一代力作。现在，我还应该补充一点：这也是经验主义研究历史上的一大重要进步。象征互动主义总是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尤其是人类自我结构程序这一点上。像其前辈库利，米德从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观察人的自我的方方面面，如从孩童与动物的姿态之间的类比与对比，无意听到的自我对话、自我陈述等。威利明确将此纳入一种理论性的研究项目之中。他的重点是自反性过程，自反性过程最能体现 “人类行为” 这个词：行为是突发的，被构建的，自由的。在威利的一个研究案例中，他分析过一位女服务员在上班路上头脑中形成的一次内心对话。她的工作环境状况使她感到被异化了，但是她督促自己继续前行（通过自我命令以及对面临的任务所产生的幻觉）。她的自我的一部分对这种坚持有抵触情绪，过去的形象不停涌现，她又体会到那些给她带来痛苦屈辱的经历。但自我中的另一部分持续这种内心对话，使她有希望和信心预见到摆脱现状的未来。在这个案例中，威利对意志力量的组成部分作了一次经验主义的剖析。
自由、主体能动性、意志等相当形而上的实体，现在可以被用以进行很直观的研究。它们已不再是只能动嘴皮说的概念实体，它们成为我们能够探讨发现的社会学主题。这确实是社会学的一大进步。这一成就使《符号自我》成为一盏指路灯，照亮我们在象征互动主义这条路上前行，并指引未来的探索。
作者简介：
文一茗，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
Email：wym1023@163.com
[1]文章出处：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u1982r08052611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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