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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看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作者:郭 鸿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5481    2012-05-29 09:22:42

摘要:逻辑范畴体系是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对符号学和语言学来讲,也一样。本文作者试图构建两大符号学派和几种有代表性的语言学的逻辑范畴体系并描述这些学科的发展情况,以探索上述两大符号学派的哲学根源和几种语言学的哲学、符号学根源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这些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并期望以此作为研究这些学科的一个纲要。

关键词:逻辑范畴体系 、符号学 、语言学

 

引言

 

逻辑范畴体系是哲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理论的出发点。符号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现在仍然以哲学为基础,每一个符号学流派都有其逻辑范畴体系。语言是众多符号中的一种,而且是最重要、人们研究最深入的一种,也都有自已的逻辑范畴体系。因此,每一门语言学都有其哲学和符号学根源:每一门哲学的逻辑范畴体系首先体现在它所属的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上,进一步反映在该符号学所属的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逻辑范畴体系)上。我们总能从哲学和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过程看出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过程。

西方哲学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语言学转向)。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反映在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上(二元对立、三元互动、二元对立与三元互动的结合),进而反映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逻辑范畴体系)的发展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三大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建立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逻辑范畴体系 - 唯物辩证、对立统一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它实际上已经对符号学和语言学产生了无形的重要影响。

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从西方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就能从根本上看清两大符号学和它们所属各语言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找到研究现代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纲领。

 

I.哲学逻辑范畴

一、逻辑范畴的定义

 

1.范畴的定义

范畴是对客观现实存在和发展基本形式的反映,是认识发展的一些小阶段,是逻辑思维的基本环节。凡逻辑思维的领域,不论是各个具体科学还是哲学,都要应用范畴,因此范畴在科学、哲学和逻辑学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

笔者的认识是:从哲学角度看,客观存在和人类思想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范畴就是客观存在的最基本形式和思维发展阶段,是这种存在形式和思维阶段最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各门学科中都有反映存在形式和思维变化的各种范畴,只不过比哲学范畴更具体、更专业、更少抽象和概括性。因此,不论在研究哲学或者研究各学科时,首先要弄清这些范畴,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开展有效的研究工作。

2.逻辑范畴的定义

归结起来,所谓逻辑范畴就是逻辑思维用以把握现实对象的最一般本质和相互关系的基本概念,也就是侧重从逻辑学角度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的哲学范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它固然是逻辑思维的形式,但决不是康德和黑格尔认定的那种先验思维形式和某种独立自在的“绝对观念”。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逻辑思维用以把握客观真理的形式,仅仅在于它们同时也是客观辩证法,即客观存在的一般反映,是认识史的阶段的总结。[]

笔者的认识是:逻辑范畴就是从逻辑角度看范畴,从有效思维角度看范畴。但各种哲学有不同的出发点。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范畴是先验范畴,他认为范畴不是来自经验的高度抽象,而是来自先天的理性,在认知中先天的理性起指导和归纳作用,然后用经验填充这些范畴,达到“先验统觉”的目的,即理性和感性的结合。德国另一哲学家黑格尔则认为范畴是“绝对理念”,是人头脑里固有的。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人的一切认识来自经验,从感性到理性,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达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逻辑范畴就反映这个认识过程,它是“客观存在的一般反映,是认识史的阶段和总结。”

 

二、逻辑范畴的重大作用

 

只有逻辑范畴才能揭示各个不同认识过程的共同规律性,揭示人类思维发展的途径,从而给各个具体科学的思维过程以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逻辑范畴就其性质而言是辩证的。逻辑范畴作为哲学和逻辑科学的基本概念,作为人们思维的主要形式,必然摹写和“移植”着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凝结和巩固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它自身也就必然具有辩证的性质。[]宁列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级,即认识世界中的一些小阶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三、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与符号学、语言学发展的关系

 

黑格尔认为,范畴不仅是概念运动的各个环节,也是各个哲学体系的主要标志。它们在其自身运动和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结合而形成体系、一个整体,这就是范畴体系。[]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逻辑范畴(笔者:应该是“逻辑范畴体系”)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哲学派别,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就同哲学史上各个哲学派别的发展相适应,它们都构成统一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各个环节。每一个逻辑范畴和哲学派别虽然被后来的逻辑范畴和派别所代替,但它们都作为整个系统或整个历史的一个有机环节而被保留下来。[]

笔者认为,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与哲学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从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能看出哲学的发展,同时可以看出与哲学相关的各学科的发展,譬如两大符号学派和各语言学科与哲学发展的联系,而且可以把握这种联系、发展过程和各学科的核心思想。因此,哲学逻辑范畴体系演变的研究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在众多语言学科研究中的纷繁复杂的理论中,理出一个头绪,把握它们的哲学和符号学根源,它们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II.西方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逻辑范畴体系

一、   西方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西方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或者说,存在阶段、思维阶段和语言阶段。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侧重研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探讨世界由以构成的最终成分。他们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来源、现象后面的本质或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因此本体论成为他们研究的中心。到近代从笛卡尔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也就是研究认识究竟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这种转变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又从认识论阶段转向语言哲学阶段,对语言的研究已成为中心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已认识到,哲学问题不过是关于语言的意义问题。哲学研究之所以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离开认识来讨论存在,那是收不到成效的;而哲学之所以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也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

 

二、   与西方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对应的三个逻辑范畴体系:

 

1.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逻辑范畴体系

亚里斯多德所处的时代古希腊哲学主要以研究存在为对象,哲学所要探寻的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的始基……..。万物的“实体”或“本体”是客观事物最根本的最初的原因,即“第一因”,所以他把研究这种第一因的哲学称之为第一哲学。而实体则是他第一哲学的核心,因而成为他的十大范畴的第一个范畴,其余的九个范畴只不过表示着实体不同属性,是对实体的不同方面的有所陈述罢了。也就是说,实体是一切东西的主体或基础,它是独立存在而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东西的。从逻辑上说,实体乃是主词,别的概念、范畴则是谓词,是对主词有所陈述的,而实体则并不表述别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只能依赖于主体(实体)、存在于主体的。如任何“数量”、“性质”、“关系”都只能属于主体的,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

亚里斯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十大哲学范畴。他指出:“一切非复合词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时、何地、所处、所有、动作、承受。……实体,如人和马;数量,如两肘长,三肘长;性质,如白色的,有教养的;关系,如一米,二倍,大于;何地,如在吕克昂,在市场;何时,如,昨天,去年;所处,如躺着,坐着;所有,如穿鞋的,贯甲的;动作,如分割,点燃;承受,如被分割,被点燃。[]十个范畴中,实体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主词和谓词关系,实体是命题的主词,而其他范畴如数量、性质、关系等范畴是述说实体的谓词。虽然十个范畴都是本体论范畴,但都是从命题角度出发,从主项与谓项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分析的,就此而言,是逻辑范畴。[11]亚里斯多德在《论题论》中提出四种谓词:定义、特性、种和偶性,既遵循哲学标准(是否揭发对象的本质),也遵循逻辑学标准(命题的主谓项能否换位),因此,四谓词范畴既可以视为哲学范畴,又可以视为逻辑范畴。总之,逻辑范畴是从命题中总结出来的[12]

十个范畴和四个谓词的理论,实际上初步形成一个逻辑范畴体系。以实体范畴为中心,由揭示实体范畴,从而揭示客观存在的性质、关系、数量的范畴形成的一个有内在联系的范畴体系。由于这个范畴体系是以揭示客观存在的各种基本属性为基础和根本任务的,因而基本上有唯物主义性质。[13]

这些范畴不是随便拼凑起来的,而是有内在联系和隶属关系的,无疑有辩证法因素和倾向。恩格斯认为:“亚里斯多德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亚里斯多德的范畴体系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逻辑范畴体系。…..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体系的形成和提出总是有积极启发意义。[14]

2. 康德的认识论范畴体系

从上述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范畴论可以算出,亚里斯多德认为,范畴来自客体,而且是用来揭示存在、实体的性质和关系。而康德则认为,范畴不是来自客体,而是来自先天的知性,不是用来说明实体的性质和关系的,而是用以与感性直观相结合,构成知识的。[15]康德的所谓范畴即知性范畴,纯知性概念。他认为,人的认识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和阶段。知性是指意识从其本身产生观念的能力,也就是认识的主动性。知性的最高能力就是所谓“先验统觉”。这是一种原始的先天统一,是认识的最基本能力,是一切意识可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由这种统觉产生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纯知性概念或范畴。如“实体”、“因果性”等,由于是先天的,不含任何经验成分,因而不同于那些由感性经验概括形成的、有经验成分构成的经验概念。[16]范畴来自知性。知识的作用就在于判断。“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只有人们对感性杂多的概念,使之能构成统一的意识才会有知识。这正是知性的结合功能发挥的作用。知性范畴使经验对象的知识成为可能。康德认为:“关于物的经验知识,只有按照主观法则(指知性范畴)才有可能。[17]

康德提出的逻辑判断表是:

量: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判断或命题)

质:肯定的、否定的、不定的(判断或命题)

关系:直言的、假言的、选言的(判断或命题)

样式:或然的、实然的、必然的(判断或命题)

他从上述逻辑判断表中概括出相应的逻辑范畴表

关于量的范畴:单一性(度)、复多性(量)、总体性(全)

关于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定性

关于关系的范畴:实体性、因果性、共存性

     关于样式的范畴:可能性、存在性、必然性[18]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亚里斯多德的范畴体系是二分的,而康德的范畴体系是三分的。为什么康德的范畴体系是三分的呢?康德认为,以矛盾律为根据的二分法有其局限性,通过分析只能得出互相排斥或否定的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达不到对立面的统一。三分法则侧重综合,“第三个是由第一个和第二个结成的概念”,如,总体性来自于单一性和复多性的结合,限定性来自于实在性与否定性的结合。这表明第三个范畴已达到了对立的统一,它不仅包括对立的因素,而且因结合、统一而产生了新的因素。康氏的这种正、反、合的三分法无疑突破了形式逻辑的限制,蕴涵着辩证法的思想。因此,黑格尔曾给予了很高评价:“……三分法……虽然只是认识方式完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但即使仅仅这些…….仍然是康德的无限功绩。”正是这种三分法给黑格尔的范畴分类及其体系的辩证推移带来了直接的积极影响。[19]

亚里斯多德立足于形式逻辑的观点和方法,从本体论着眼建立其范畴体系,而康德从认识论出发建立其范畴体系。康德成为从亚里斯多德范畴体系到黑格尔辩证思维范畴体系的必经阶段和中间环节。[20]

康德的范畴体系仅仅限于知性思维形式。仅仅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也不能认为这样的范畴体系是完整的。按康德自己的说法,人的认识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但他的范畴仅止于知性,从知性到理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3.黑格尔的范畴体系

    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中外哲学史上第一位建立了一个严密而系统的逻辑范畴体系的哲学家。[21]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 - 这是他的伟大功绩 - 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2]

黑格尔认为,范畴作为存在或存在物的某种本质规定包含着内在矛盾,即自身同一又包含着差别。而这一点,正是范畴能自我运动而辩证推移,由一个范畴转换为另一范畴的根本原因。[23]范畴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一种认识工具。…..范畴,特别是逻辑范畴作为反映客观对象最一般、最普遍的性质和关系的思维形式,即外延最广的概念,它既是对现实对象最一般、最普遍关系的概括即摹写,同时又是对现实对象的一种规范。[24]

 

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体系是:

存在论 

A质:存在,定在, 自为存在     

B量:纯量,定量,程度

 C尺度

本质论

A本质作为实存的根据

  纯反思规定:同一,差别,根据

  实存

 

B现象:现象界,内容与形式,关系

 C现实:实体关系,因果关系,相互作用

概念论

A主观概念:概念本身

            判断:质的判断,反思的判断,必然的判断,概念的判断

            推论:质的推论,反思的推论,必然的推论

B客体: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

 C理念:生命,认识,绝对理念

 

上述范畴体系说明:第一、它体现了逻辑范畴的辩证推移与认识辩证运动过程的一致: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由抽象到具体。从直接性的范畴“存在”开始,到间接性的范畴“本质”,最后到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统一的范畴“概念”。第二、它显示范畴之间的过渡和转化基于范畴自身内在矛盾而引起的必然自己运动:每一个概念都是对立环节的统一,否定“存在”而“本质”出现,于是范畴论由“存在论”过渡到“本质论”。“本质”范畴中包含着内在矛盾,逻辑范畴又由“本质论”过渡到“概念论”,即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每一个范畴都按“三段式”建构。第一个范畴内包含区别于自己的否定因素,因而过渡到第二个范畴;第二个范畴同样包含着区别于自己的否定因素,因而过渡到第三个范畴;第三个范畴是作为肯定与否定之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而成为第一个范畴与第二个范畴的对立统一。

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化,而精神乃是理念的复旧,因而,一切就统一于理念,逻辑范畴体系自然也就统一于逻辑理念了。总之,黑格尔的范畴体系毕竟是唯心主义的范畴体系。在他看来,逻辑范畴无非是绝对概念的自我运动。马克思说:“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思维中发生的一切…..。”[25]

黑格尔的范畴体系的缺陷是:一、唯心主义主义的立场,二、仅仅把范畴看作是形式的理性自我运动,是与现实运动的客观实际相脱离的[26]

.如果我们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黑格尔所谓的理念当作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来理解,那么,黑格尔在这里所论述的建立逻辑范畴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逻辑范畴体系必须体现唯物主义世界统一原理,必须遵循范畴体系与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即必须把客观现实中诸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作建立逻辑范畴体系的相互隶属关系的出发点,使逻辑范畴体系中各个范畴的内在联系,成为统一的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和规律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基本原则。[27]

 

三、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范畴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范畴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结束了在范畴问题上的含糊不清和唯心主义歪曲。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学说,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范畴的“合理内核”,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应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创立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在这方面,毛泽东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实践”范畴是构成范畴体系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实践”范畴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把“实践范畴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起点,他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列宁强调人类的认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实践”是人类认识的环节,是“人的行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对实践的概念和特点作了进一步规定,认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同认识相比,是一种客观的过程,这种客观过程具有直接现实性,它能直接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实践又具有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离不开人的历史发展,实践是群众性的社会活动,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毛泽东还对实践形式作了明确阐述:“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的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参加的。因此,人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 他还把实践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内容,“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从而赋予实践范畴以新的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发展到新的阶段。

马克思揭示了范畴的真正本质,他说: “人们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范畴是历史的和变化的,新范畴会代替旧范畴,一些范畴的内涵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28]

2.逻辑范畴的运动和形成

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作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作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或自我否定自我否定”。

逻辑范畴的转化是在逻辑范畴的运动过程中进行的。这一过程是理性的自我肯定的过程。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体系形成的过程是:范畴 - 思想群 - 系列 - 体系。也可以说这就是逻辑范畴运动的一般形式。

3.如何建立逻辑范畴体系

在辩证逻辑看来,范畴体系的建立应从分析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入手。因为正是在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中,已经包含对象往后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萌芽,就为后继范畴的展开和推演提供了充分可能。其次,通过上述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亦即作为其反映的初始范畴(逻辑始项)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其矛盾和各方面,从而形成一系列起中介作用的范畴(作为逻辑中项的中介范畴),再逐步深入展开,使这些相应建立起来的一系列逻辑范畴,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即由确定最简单、最大量、最直接的事物的存在的范畴,上升到较深刻、较具体的范畴,并最后上升到作为整个范畴体系终结的最丰富、最具体的范畴(作为逻辑终项的终结范畴)。[29]

4.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

分析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可以进一步认识范畴的一般意义,这就是范畴本身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意义。本体论的意义表明,范畴是客观世界的、最一般的特征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认识论的意义表明,人类思维正是通过范畴来反映和概括世界最一般的特性,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并用这个体系解释和改造客观世界。方法论的意义表明,无论人的知识结构如何,都要运用某些范畴进行思维,思维本身的实质是范畴性的,辩证法的范畴以概念形式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世界观的意义表明,范畴思维的实质不仅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而且表明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评价,从而进一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5.马克思主义范畴论的范例

马克思曾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的商品范畴分析入手,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十分重视范畴在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列宁强调指出范畴是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阶梯,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的纽结。毛泽东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给予其相当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注重客观事物的本质关系,考察了计划和市场范畴,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30]

 

III.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简史

一、   西方语言学发展简史

 

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时期到更近的时期,语言研究逐渐深入。从试探性地了解人类语言到更系统地探索;从描述个别语言到对各种语言的整体研究;从研究语言本身到研究语言与思维、逻辑、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大部分研究工作都使我们更接近真理。然而,语言是这样复杂而每次探索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离穷尽语言研究的各方面仍相去甚远。但我们有把握地说,上述探索肯定为今后的史无前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1]

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架设了通向20世纪的桥梁。这个时期的研究,特别是新语法主义者们的研究,一方面总结了历史和比较语言学的经典成果,另一方面迎来了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他们对语言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的论述,他们对语料的强调,以及他们研究当代的各种语言和方言的方法,对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2]

对索绪尔来讲,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索绪尔是第一个强调这种意义的语言研究的人。而且从索绪尔起,这种意义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定义,因此从这个意义讲,索绪尔可以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从这个意义讲,他的无声的影响进入了这门学科的性质本身。的确,对索绪尔创导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介绍可以包括现代语言学的全部主要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美国结构主义者,甚至包括乔姆斯基和其他转换语法学家。[33]

 

二、   西方符号学发展简史

 

在古代,符号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在近代,哲学是符号学的主要来源;在现代,符号学与哲学仍有密切关系。尽管有人说,符号学有两大派别,一是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尔特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一是皮尔斯、莫里斯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派,但笔者认为,归根到底,只有一派,那就是哲学派。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34]

 

三、西方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符号学的两大流派

1.西方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规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19世纪以前两千年中的传统语法是规定性的。19世纪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和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描写性的。20世纪后半期、始于转换生成语法的许多语言学流派是解释性的。事实上,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许多语言学派是在描写和解释两种途径中移动。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只有认定梵文、希腊语和拉丁语源自一种原始语言才能解释这几种语言的相互关系。这些语言学重新建构了各种原印欧语言并解释了这些不同语言的相互间的静态关系,但他们没有能解释,为什么这些语言向一个方向发展而不向另一方向发展?从索绪尔到20世纪中期的新时期里,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聚集在各种语言的结构。当语言学家们发现,仅仅描述语言不能达到解释语言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于是新语言学派开始以解释作为研究语言的目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方法和70年代开始的韩里德的功能主义方法都是解释性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着手于心理学而后者着手于社会学。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正好对应于人类致力于了解自然世界的几个阶段。[35]

2.西方现代符号学的两大流派

起源于20世纪初的现代符号学分为两大流派: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笔者认为,它们含盖了人类符号活动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意指和交流,另一个侧面是认知和思维。

从哲学上讲,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它的基本原则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性。它的突出特点是人本主义倾向、社会(心理)交流性和结构(系统)性。在理论上与以下语言学科联系:结构主义语言学、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批评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交流)功能的语言学科。

皮尔斯符号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它的突出特点是科学主义倾向、经验主义、生物行为主义、认知性、动态和互动性。在理论上与以下语言学科相联系: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科[36]

IV.从西方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看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一、西方哲学范畴体系的演变在现代符号学范畴体系上的体现

上面已讨论过,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或者说,存在阶段、思维阶段和语言阶段;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逻辑范畴体系、康德的认识论逻辑范畴体系、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范畴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范畴体系;符号学经历了哲学组成部分、哲学来源、哲学基础阶段(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语言学经历了:规定语言学(19世纪以前两千年中的传统语法)、描写语言学(19世纪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20世纪后半期、始于转换生成语法的许多语言学流派),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正好对应于人类致力于了解自然世界的几个阶段,也就是哲学本体论阶段。

笔者认为,就逻辑范畴体系而言,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范畴体系,因为它研究语言本身,即语言结构与意义结构的关系;皮尔斯符号学体现了哲学认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因为它研究符号在人类思维、认知中的作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体现了本体论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论逻辑范畴体系的结合,并具有一定的唯物辩证思想,因为它研究符号在认知、交流和构建人类文化中的作用,在符号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语言学中,规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解释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体现了哲学本体论逻辑范畴体系,因为它们都研究语言本身,或规定,或描写,或解释。唯有上个世纪后半期兴起的认知语言学体现了哲学认识论逻辑范畴体系,因为它研究语言在认知中的作用,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将从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角度分别讨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以及语言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

1.索绪尔语言符号学(Saussurean Semiology)

对索绪尔来讲,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索绪尔是第一个强调这种意义的语言研究的人。而且从索绪尔起,这种意义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定义,因此从这个意义讲,索绪尔可以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从这个意义讲,他的无声影响进入了这门学科的性质本身。的确,对索绪尔创导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介绍可以包括现代语言学的全部主要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美国结构主义者,甚至包括乔姆斯基和其他转换语法学家。[37]

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与它代表的意义概括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能指”是一种声音在人的头脑里产生的形象,而“所指”是这种形象引起的心理反应,即产生的意义。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的。从宏观上讲,“能指”是符号系统,而“所指”是意义系统。所以,“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因此,我们可以把“能指”与“所指”看作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逻辑范畴体系的“始项”。它是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却包含着最深刻、最复杂的内容。从对这个始项的分析,产生一系列范畴体系的“中项”:“语言与言语”、“纵向选择与横向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形式”与“内容”等范畴。从始项和中项的各范畴中又引发这门学科中包含的许多理论,如结构主义、标志理论、音位学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有其范畴体系,而这些范畴体系都是二元对立的。归结到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终项”就是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几乎成了结构主义的代名词。

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至少有三种功能。一是确定事物的基本范畴,如朋友还是敌人、是左还是右、好人还是怀人、控制还是被控制等等。第二种功能是确定事物的意义。如每一对二元对立的词中的一个词的意义是和另一个词的意义并存的,如“真”与“假”,没有“真”就不知道有“假”,反之亦然。第三种功能是结构性的功能。部分与整体是一种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从整体中才能得到部分的意义,反之亦然。每一部分中又包含若干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因此,当代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格雷马斯说:了解一种结构就是了解其中二元对立的各个部分。重要的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部分的存在,而是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38]

人类语言的标志之一是任何语言符号系统中都存在着极对称现象。这种现象在词汇层次上极为明显,如“美”与“丑”、“信任”与“背叛”、“真理”与“谬误”等对立观念。在语法层次上这种极对称现象也很明显,如单数与复数、肯定与否定、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现在时与过去时、阴性与阳性等。在音位层次上,音素呈现对立性的组合,如鼻音与口腔音、元音与辅音。但是这种对立是不对称的。对立的一个方面比另一方面更简单、更普遍的称为无标记的(unmarked),而复杂、特殊的一方面称为有标记的(marked)。标记概念是特鲁别茨柯伊20世纪30年代一次写信给雅各布森时提出的。标记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之一,是一种分析方法。这种不对称的对立也普遍体现在各种文化现象上,如自由与非自由、罪与善、假日与工作、生与死、阴阳、左右等概念上。

音位学不研究孤立的语音,只研究语音之间的关系和关系系统;音位学从人们自觉掌握的或了解的现象,深入到不自觉的深层结构中去。他们假定有一种内在的关系系统,并试图了解,个别语言项目的意义是否由他们的文化系统中的一些语言项目之间的对照产生的。特鲁伯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将音位学理论应用于研究社会科学,从而加强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语音学家所关心的是话语的实际声音,而音位学家感兴趣的则是特定语言中起功能作用的区别性特征。他们想知道,哪些语音差别与意义差别相联系,这些差别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结合起来构成词或短语。为什么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的范畴体系贯穿了“二元对立”?

笔者认为:首先,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是语言符号系统与意义系统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它研究语言本身,是语言学的本体论。上面已介绍过,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体系是由“实体”(“本体”)和描写本体的“属性”构成的,是“二元对立”的。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始项是“能指”(符号系统)与“所指”(意义系统)构成的,它也是对语言本身的描写,研究人类用符号表达意义并进行社会交流,因此也是二元对立的。

另外,在哲学体系上,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论为基础的。索绪尔认为:在语言出现以前,世界一片混沌,语言给世界以秩序。也就是说,世界的秩序,世界的结构,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语言赋予的,而语言的内涵是人的思想,也就是说,世界的秩序(结构)是人的思想决定的。显然这是唯心论。他的范畴也是康德的先验知性范畴。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纵向选择和横向结合、形式与内容等范畴都不能从人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而是人先天的理性产生的。按照康德的说法,以这些先验范畴为指导,人类以自己的经验加以充实,就能达到人类认知的目的。而康德的范畴都遵循“二律背反”的规则,即二元对立的规则。

另一方面,索绪尔只说明了语言结构与意义结构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说明语言结构和意义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是变动的、发展的。既然语言与社会、文化脱离,就会失去它的动态性和发展性,因此索绪尔所描述的结构是封闭的、静止的。

按照Winfried Noth(符号学权威著作《符号学手册》的编著者)的说法,结构是二元对立的,也就是说,说明结构的范畴是二分的。当结构转变为过程,二元对立就变成了三元互动。[39]

总之,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是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我们对上述内容作如下归纳: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二元对立)

始项

能指与所指

中项

语言与言语;

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

纵向选择关系与横向结合关系;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线性;

形式与内容。

终项

语言学的任务:把语言当作各单位和各种关系的一个系统来研究;研究语言就是给各语言单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结合的规则下定义;

所属的哲学范畴:本体论和先验论;

特点:社会(心理)性,结构(系统)性,静态、封闭性;

功能:在语言行使人类的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的两大功能方面,它侧重表达、交流;

应用范围:应用于社会人文学科上,特别是语言学上。

2.皮尔斯符号学(Peircean Semiotics)

皮尔斯的符号学、范畴论和逻辑学形成一个整体,研究科学思维的方法。它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在康德的先验知性逻辑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是一种现象学范畴体系,即研究人类在直接经验中形成的范畴体系,即人类认知中的各瞬间阶段及其互动构成的体系,同时吸取了黑格尔辩证逻辑范畴体系的一些辩证因素。

它的基本范畴体系的“始项”就是它的符号模式: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interpretent)。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模式相比,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如果我们大体上把符号对应于能指,把对象对应于所指,它的符号成分中多了一个“解释”。“解释”的意思很含糊,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中。但是,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含糊性赋予了它丰富内涵,它既可以指解释的内容(认知得到的意义),也可以指解释者(认知主体)。它说明符号(譬如语言)代表的意义与对象(认知客体,即客观世界)没有直接联系,必须以“解释”(认知主体或认知主体的解释行动)为媒介。也就是说,符号(语言)的意义与客观事物没有直接联系,在认知中得到的最终意义是认知者解释得到的意义。这里,突出了认知者和他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突出了认知过程,即认知的动态性和互动性。这个符号模式(基本范畴始项)说明:人的一切思维和认知都是用符号进行推理,符号不一定能代表对象的意义,要经过认知者的解释(经验的验证)才能得到较真实的意义,而且这种解释是无休止的,说明人对事物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皮尔斯把这个符号模式进一步抽象,成为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第一性与第二性结合(互动)产生第三性,或,第一性和第二性通过第三性连接。这样就更加突出了认知主体和这个符号模式的辩证性。

从这个基本范畴始项的分析得出一系列中间范畴(“中项”)。首先按符号与它的三个关联物(符号代表物——对象——解释)之间的关系,分析符号的三个方面,建立三个范畴体系:

第一方面:符号与符号代表物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范畴体系:说明性质的符号(qualisign) - 说明个别事实的符号(sinsiign) - 说明规律的符号(legisign)。这个范畴体系说明人类认知的三个阶段:首先了解事物的性质,然后肯定事物的存在,最后了解事物存在的规律。

第二方面:符号与它代表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范畴体系,即三种符号:符号与对象之间有相似关系的图像符号(icon)、符号与对象之间有相互依存或因果关系的标志符号(index)和符号与对象之间有表征关系的象征符号(symbol)。笔者认为:由于符号代表物、对象、解释都是符号,符号之间的互动产生新认识,我们可以把以上三种关系看作三种认知方式:图像符号说明通过事物间的相似性认识事物,标志符号说明通过事物之间的依存(因果)关系认识事物,象征符号说明通过社会共识认识事物。

第三方面:符号与它的解释的关系产生的范畴体系:Rhema (说明一种可能性的词或符号,在判断或命题中起一个词语的作用,它揭示某一事件的可能性)Dicisign (说明一个事实的一个命题或符号)Argument (用于说理的一系列命题,它能澄清一种议论或一个概念)。笔者认为,符号与解释的关系说明符号活动(认知)的结果;它可以说明一种可能性,肯定一个事实和讲清一个道理。

总之,符号的三个方面分别说明认知的过程、方式和结果。(Hoffmann, 2009)

另外,还有与皮尔斯的一些重要观点相联系的范畴体系:

1)事物意义是它产生的效果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事物的意义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效果。他使用“意义效果”(significate effect)这个词,并按照他的范畴理论把它分为三小类:

可能说明性质的效果(第一性);

说明具体意义的效果(第二性);

说明普遍意义的效果(第三性)。

由于效果包含在“解释”中,他又把“解释”分为三小类:

“即时解释”(immediate effect):可能产生的效果;

动态解释: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场合和使用符号思维的一个特定阶段产生的实际效果;

最后的解释:最终的效果,多少具有习惯和正式性质。

由于意义(解释)是符号引起的行动和人类认知是渐进的,皮尔斯把“解释”分为三小类:

“感情的解释”:引起某种行动的可能性;

“有力的解释”:一种努力、经验或行动;

“逻辑的解释”:是一种普遍形式、意义或习惯。

2)事物的意义是它引起的反应(行动)

皮尔斯的另外一个基本观点是:对任何人来讲,符号的意义在于他对符号作出的反应。他举了如以下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

当步兵的长官发出命令:“枪放下!”,“动态解释”包含在步枪着地的响声中,或者说包含在士兵们的心智行动中…..。但“最后的解释”不包含在一个人的心智行动方式中,而包含在所有人的心智行动方式中。也就是说,它表达这样的条件命题:“如果这个符号作用于任何一个人的心智,它会决定同样的行动方式”。

3)方法论

他认为一切思维都是用符号进行推理。三种推理方式构成他的科学探索方法论。以下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就能担当科学探索任务:假设法(hypothsis)、演绎法(deduction)和归纳法(induction)。用假设法提出一种假设来解释一种新出现的现象,用演绎法来弄清这个假设引起的有关的、必需的、论断性的后果,而归纳法根据全部论据检验预言的事实。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提出的假设法,又称溯因分析(retroductionback reasoning),因为它是从既成事实出发,反过来追溯它存在的原因。[40]

在这里,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举个例子:地面是潮的。如果下过雨,地会潮的。现在地是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下过了雨。

皮尔斯认为,演绎和归纳都不能发现真理,唯独假设法能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方法有一定风险,因为地面潮湿可能有其他原因,如洒水车洒过了水。

从以上例子可看出,假设法是一种溯因分析,即从已成事实出发,追溯它发生的原因。这种方法已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如当今流行的认知语言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从语言事实出发,探索它们生成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机制。[41]

以上论述,总结如下:

皮尔斯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三元互动):

始项

第一性 第二性 第三性;

符号模式:符号代表物 对象 解释。

中项

认知的三个阶段:了解事物的性质,肯定事物的存在,了解事物存在的规律;

三种认知方式:图像符号(icon)说明通过事物间的相似性认识事物,标志符号(index)说明通过事物之间的依存(因果)关系认识事物,象征符号(symbol)说明通过社会共识认识事物;

三种认知结果;说明一种可能性,肯定一个事实和讲清一个道理。

三种认知效果:可能的效果,具体的效果,普遍的效果。

引起的三种反应:可能的行动,实际的行动,习惯的行动。

三种科学探索方法:假设法(溯因分析),演绎法,归纳法。

终项

人类的一切思维都是用符号进行推理,符号学的任务是研究科学思维的方法;

哲学根源: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

哲学范畴:认识论逻辑范畴体系(现象学范畴体系);

特点:科学性,认知性,个体性(非社会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功能:在人类的表达、交流和思维、认知两个侧面,着重研究思维、认知;

应用范围:自然科学,有科学倾向的人文科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

3.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s)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它把文化看作符号系统和人类的符号活动,文化系统中各子系统和各层面之间的互动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加工和储存的集体符号机制。

洛特曼继承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传统,是“第一位苏联结构主义学者”,但他对结构主义提出了置疑,在吸取了同一传统的巴赫金(Bakhtin)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理论外,同时吸收了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相对立的皮尔斯、莫里斯( Charles Sanders PierceCharles Morris)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把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看作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交融。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是语言符号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而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是符号在个人认知中的作用[42]。而文化符号学把交流和认知结合起来了,把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的个人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结合起来了,把文化交流看作一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活动。对一个民族来讲,这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世界各民族来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模式是:能指和所指。从单个符号讲,能指与所指(signifier and signified)相结合产生意义。从宏观上讲,能指是整个符号系统,所指是意义系统。因此这是一种静态客观反映论(严格地说,是一种先验论,因为索绪尔是一位康德主义先验论者,他认为,世界原本是一片混沌,语言给予世界以秩序)。而皮尔斯的符号模式是: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 (interpretant)。符号代表物并不一定代表符号所指对象的意义,意义最终产生于符号使用者对符号代表物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这里强调了符号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符号使用者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强调了符号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文化符号学把这种互动和认知观点广泛地应用于文化交流中。文本既是一个信息单位又是一个符号活动。信息交流就是文本交流,文本间的交流就是文本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间的互动,互动产生新文本,也就是新信息,新信息产生新认知。这样,文化交流既是一种社会群体、民族间的信息交流,同时也是社会群体、民族的集体认知活动。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认为,语言是形式,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系统的系统。但由于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语境隔绝的封闭系统,它不受变化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因此它也是静态的。而文化符号学从皮尔斯符号学,更直接地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吸取了互动的思想,认为文化是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而且系统和子系统都分为许多层面,系统与系统之间和层面与层面之间都有一种互动关系,互动产生新文本,新文本就是新信息,新信息产生新认知。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着重研究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使用的语言和符号,而皮尔斯符号学着重研究符号在作为生物体的个人的认知中的作用。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是两者的结合:把作为生物的个人的认知和认知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理论运用于社会的人和民族的认知活动中,也就是运用于对社会、民族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另外,文化符号学中的“符号圈”的概念也是来自生物学的“生物圈”的概念。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圈。文化交流和文本生成的环境是“符号圈”。另外,以洛特曼为首的塔图 莫斯科学派同时也研究生物符号学。从此可以看出这个学派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倾向。[43]

总之,我们从洛特曼创导的文化符号学中看到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交融。它把人类的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结合起来了,也就是,把语言本体论与语言认知论结合起来了;并把这种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关系从社会范围扩大到民族之间,形成一种各民族的认知、思维和它们之间表达、交流的文化符号学。另外,洛特曼分别从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吸取了“对话”(dialogue)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社会、文化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色彩。

索绪尔讲的是语言符号结构与意义结构的关系,它们处于静态的二元对立地位。洛特曼也讲符号结构与和意义结构的关系,文化是符号系统,由各个子系统组成,一个系统又分为许多层面,但是这些系统和层面之间不处于静态二元对立地位,而处于动态的“非对称二元对立”地位。他认为,“符号必须理解为一种辩证关系的术语‘非对称二元对立’。两方面构成一个符号现象,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完全地翻译成另一方面,然而如果符号结构要行使其功能,又要求这两方面能互相转译”,“如果想了解新信息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非对称性二元对立是关键”,“ 文本和读者间的互动要求两种情景:理解和不理解,这两种情景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最新信息”,“各种文化都有自动平衡与动态趋向之间的张力。新颖、多样性以及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的增殖,是与一致和统一的愿望,与将文化看作具有严格、稳定组织的同质整体的愿望相矛盾的。没有多样性,文化就会僵化(无自我更新能力),但没有一定的同质性和内聚性,文化交流就不可能。将不同层面和子系统结合起来置入一个单一的符号整体 -文化- 中时,两种对立的机制在起作用,一种趋向多样化,趋向组成不同的符号语言,构成文化的多语言性;另一种趋向统一,试图把自己或其他文化解释为统一的、严格语言。”总之,洛特曼讲的二元对立不是静态的二元对立,而是动态的非对称性二元对立,各单元之间的互动产生新信息和两种对立方向的运动。笔者认为,在这里注入了一些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活动、互动产生新认知的思想。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与意义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静态反映关系,而洛特曼符号系统是“模式化系统”,也就是认知和建构客观现实的系统。语言是主要模式化系统,而艺术是次要模式化系统。洛特曼说,“文化中的所有符号系统都是模式化手段(即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手段)”,“语言艺术既是一个通讯系统,也是一个模式化系统,它传递信息和构建现实意象”。这个观点与现在流行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何其相似!

文化符号学中的文本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也不同。后者指语言的一个层面,从单词、词组、句子到语篇,语篇就是文本。或者像韩里德(M.A.K. halliday)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主张的那样,文本(text)是表达完整意义的、连贯的语言片段,不论它是哪个语言层面。总之,文本是静态的语言结构。文化符号学的文本是“文化的缩小模式”(text as a “reduced model of culture”)。文本不是一种语文现象,而是一种产生意义的复杂的互动活动 - 符号活动。这种观点把重点从文本移到文本外围,这样就把文本浸没在历史和社会中;文本不但发生于封闭结构内各语言成分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发生于各种文化运动和文件的影响。文化符号学的文本是信息,是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储存,是符号活动。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个文化,小到一个事物都可以是文本。文化文本可以使用任何符号媒体:油画、无声电影、芭蕾舞或语言等。文本是多层面的,每层都有内部结构。不同层面结构之间(例如,声音和词汇之间)的互相作用,产生多种结构的第二级结构。而且文本具有民族特点,许多民族往往把自己的文本看作文化,而把外民族的文本看作非文化而加以拒绝。笔者认为,文化符号学的文本论可以看作文本(符号系统)的本体论,它讲的是符号系统本身,但文本又是信息单位,同时也是符号活动,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各层次之间产生互动,互动产生新文本,即新信息。文本是信息,又是符号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文本交换,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是文本交换。对结构主义的另一主要批评是,把语言符号体系看作与语境脱离的一个封闭结构。其实也不尽然,后来索绪尔的追随者也研究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一个语言活动只有一个语境,这个语言活动和语境与其他语言活动和语境不发生关系。而文化符号学吸取了巴赫金的理论,认为一个语言活动有一个语境,但这个语言活动和语境之外还有许多语言活动和语境,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产生“多种声音”和“多种意义”。 巴赫金的观点可以归纳为:语言主要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从而导致不同社会价值间的相互作用。这些观点可能给予洛特曼以影响,使他认识到:符号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与符号系统以外的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各系统相结合的开放系统,是“语境的内外结合”。这样,符号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各系统的各个层面、以及符号系统以外的社会、文化、历史、艺术等各个系统和各个系统的各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构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错综复杂的文化系统。笔者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文本交流就会互相吸取、互相排斥、互相批评,从而产生新文本、新信息,达到新的认知。这样个人才能增长知识,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民族和世界的文化才能不断发展。

笔者认为,文化符号学的符号既是认知、思维的手段,又是表达交流的手段,在符号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改变了过去“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意指作用的科学”的定义。它意味着符号是人类创造自己的文化的手段。正如卡西姆 (Cassirer)所说,“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甚至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语言(符号)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没有符号,人类就不可能存在。笔者认为:符号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从符号学研究符号系统与意义系统的关系,到符号学研究符号在人类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中的作用,到符号学研究符号与人类本身存在的关系的阶段,即从符号本体论,到符号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到符号人类存在论。文化符号学处于第三个阶段。这种情况类似黑格尔的哲学本体论辩证逻辑系统。

从逻辑范畴体系看,文化符号学把索绪尔的静态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范畴体系和皮尔斯的动态三元互动的认识论范畴体系结合起来了,同时也吸取了一些黑格尔的本体论辩证范畴体系和?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范畴体系的思想。[44]

 对以上论述作如下总结: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二元对立与三元互动相结合):

始项

文化 - 符号系统、人类符号活动

中项

文本 - 民族文化的缩小模型;

民族内部的文本交换 社会交流与社会认知;      

民族之间的文本交换 国际(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世界范围内的文本交换 整个人类文化的促进和发展。     

终项

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和人类的符号活动,是文化系统中各子系统和各层面之间的互动,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加工和储存的集体符号机制”。文化既是一种集体记忆,又是产生新信息的程序。

符号学根源: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

哲学范畴:唯物、辩证、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

特点:社会性,认知性, 交流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应用范围:促进文化交流,处理一个国家内和世界范围内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促进整个人类的和平进步。

 

二、西方哲学范畴体系的演变在现代语言学范畴体系上的体现

1.认知语言学

如上所述,皮尔斯符号学主要研究符号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已故的前国际符号学会会长、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说:“皮尔斯符号学肯定是一门认知科学”。笔者认为,皮尔斯符号学就是认知符号学。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是认知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它秉承认知符号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从语言学分类的角度讲,它属于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它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也是主观经验主义哲学,但更加强调身体的直接经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运用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意义是经验的概念化,语义是概念结构,语法是概念结构的形式化(符号化)。它把认知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动态和互动的观点,应用于语言研究,具体、生动地说明语言生成的心理过程(和生理机制),同时它的动态、互动观点无形中影响了其他语言学科,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从哲学逻辑范畴体系上讲,认知语言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范畴的初始项完全一致。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范畴的初始项是:符号代表物 - 对象 - 解释,它的中心思想是:在意义方面,符号(语言)与客观世界没有直接联系,意义(得到的认知)要通过人的解释(经验的验证)。认知语言学的逻辑范畴的初始项(或基本理论)也是:在意义方面,语言与客观世界没有直接联系,意义要通过人的认知。它的逻辑范畴体系中项之一是:意义(认知)的“经验观、突显观和注意观”。笔者认为,这个观点说明,认知来自人的经验并且与人的心理状态有直接关系。另一中项是:“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和“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强调认知来自人的直接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思维的隐喻性”说明认知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隐喻,即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强调人的感性认识。与皮尔斯符号学相比,“心智的体验性”说明认知语言学更加强调人的直接经验,即身体经验;“思维的隐喻性”只是皮尔斯提出的三种认知方式(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因果关系和社会共识认识新事物)之一。“认知的无意识性”讲的是:认知者受到外界的第一个信息的刺激而有了感觉,这时的认知是无意识的。经过同一信息多次刺激,在心理上就形成一个固定通道,一种心理机制。从这个通道传入的信息产生的认知也是无意识的。可见认知语言学讲的认知体现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生物行为主义:人的行动不受他对事物规律的认识的支配,而是受外界刺激产生的无意识行动。[45]

尽管认知语言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相比,还没有体现它的全部观点,但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第一个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语言生成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以及语言在认知中的重大作用(语言活动是认知活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哲学发展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语言学转向)三个阶段。到近代,从笛卡尔(1596-1650)开始,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也就是研究认识究竟来自经验还是来自理性,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研究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等。如果皮尔斯符号学可以称为认知符号学,认知符号学始于皮尔斯(1839-1914)。认知语言学是近二十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界的一个新兴语言学派或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成熟的重要标志是:1989年春,由R. Dirven组织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会后,于1990年出版了《认知语言学》杂志,成立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学会,并由德国的Mouton de Gruyter出版认知语言学研究系列丛书。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认知语言学的诞生落后于哲学认识论的诞生大约300年,落后于认知符号学约70年。语言学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的1989年以前,包括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和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规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都属于哲学本体论范围。因此,在1989年开创的认知语言学是“迟到的春天”,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认知语言学诞生以后20年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语言学主流学科,并且作为哲学认识论和认知符号学在语言学上的应用,已对其他语言学科发生了重大影响。[46]

根据以上论述,作以下总结:

认知语言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三元互动):

始项

语言 - 客观世界 -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符号模式:符号代表物 对象 - 解释)

中项

语言的使用 - 人类认知的重要部分;  

语义 人类经验的概念化;

语法 人类概念的形式化(符号化);

认知过程:体验 隐喻 ?Q喻 范畴化 概念整合 意象图式 概念总体(认知);

认知的主要方式:隐喻 (不同范畴间的映射);

认知结果(知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经验的概念化(认知者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解释)

终项

使用语言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

人类的认知是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的中介(语言的意义与客观事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语义是人类经验的概念化;

语法是人类概念的形式化(符号化);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根源: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 英美分析语言哲学 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主观经验主义哲学 、体验哲学);

符号学根源:皮尔斯符号学(认知符号学);

哲学阶段:认识论;

语言学类型: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与之相对的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

特点:认知性、个体性(非社会性)、动态性、互动性、科学性;

应用范围:语言研究的认知途径(在语言功能的两个侧面:表达、交流和思维、认知中,侧重研究语言的思维、认知功能),认知科学的一部分;

对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的重大贡献:用科学方法具体说明哲学认识论中的经验论、符号学中的认知符号学以及语言学中的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说明使用语言是人类认知的重要部分。它的动态和互动观点对整个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当前的认知语言学不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2.系统功能语言学

韩里德曾说,系统功能语言学耒源于从索绪尔的学说发展起耒的欧洲语言学传统.。他还明确地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即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和交际功能[47]。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纳入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欧洲大陆哲学、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和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的一类。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体现了现代西方两大对立哲学思潮在语言学上的转向和融合趋向。

笔者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有两大贡献,一是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创导的现代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另一是为语篇分析奠定了基础(后者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和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它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系统性)。但索绪尔并没有很好地把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结合起耒,说明语言如何工作。他的语言系统是封闭的,即与社会、文化隔绝的。社会、文化是语言变化的因素,既然语言结构与社会、文化隔绝,这个结构必然是静止、封闭的。因此,长期以来,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受到严重挑战。

韩里德明确地指出,“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义。后者就是社会语境或情景。”[48]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语言是按照他们所处的社会语境从语义系统中作出选择。

他提出这个观点又怎样把它变成语言现实呢?如何将语言符号结构和语言意义结构与语言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呢?

索绪尔的符号模式是:能指与所指,即符号结构(系统)与意义结构(系统)。虽然索绪尔也指出“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来自社会语境,但他并没有解决“意义如何来自社会语境”的问题。韩里德提出了“使用语言是按照语言的社会语境从语言体系的意义潜能中作出选择”,体现了他的语言观“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然后提出联系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具体途径:社会语境(语域)中的三方面:语场、语旨、语式分别激发语言的功能系统(语义成分)中的三个功能(成分):概念功能(成分)、人际功能(成分)、语篇功能(成分),进一步分别激发语言系统中的三个系统:及物系统、语气系统、主题系统;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位层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关系:语义实现为词汇语法,词汇语法实现为音位,即人的话语[49]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作如下总结: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逻辑范畴体系(三元互动):

始项

使用语言是按照社会语境从语言系统的意义潜能中作出选择(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

中项

语境的三个方面:语场 - 语旨 - 语式;

语言的三个元语言功能或语义成分:概念功能(成分)- 人际功能(成分)- 语篇功能(成分);

语言的三个系统:及物系统 - 语气系统 - 主题系统;

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 - 词汇语法 - 音位;

以上前三个子系统的三个成分之间的纵向互动(如:语场 概念功能(成分) 及物系统)和最后一个子系统的三个层次间的横向互动,促使语言体系的潜能实现为语言。

终项

回答以下问题: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是如何工作的?

哲学根源: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和欧洲大陆哲学;

符号学根源:索绪尔语言符号学;

哲学范畴:唯物、辩证、本体论逻辑范畴体系;

应用范围:文体学、文学批评、语篇分析等;

语言学类型: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解释语言学。

3.语篇分析

《语篇分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或跨学科的分析途径,可以看作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批评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具有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的各学科的融合,而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具有个体性和认知性的学科在《语篇分析》中只是在某些地方应用,并没有融入《语篇分析》和改变它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的主流方向,但它们对它的间接影响又是巨大的。尽管《语篇分析》包含许多学科,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内容十分复杂,但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具有突出特点的几个主要阶段:

语篇结构分析阶段、语篇结构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分析阶段、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分析阶段、语篇结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阶段。前面两个阶段已由韩里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完成,并在上节中讨论,下面着重分析下两个阶段。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系统功能语言学使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能继续向前发展,使语言结构分析能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突出的实用性,它认为,语言理论在使用中形成,同时为使用语言服务,语言是表达意义的一种资源,因此它特别重视语言理论的实用性,它的理论特别适用于语言分析,是文体学、文学批评,特别是《语篇分析》的基础[50]

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外,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批评语言学等对《语篇分析》也作出了贡献。

 

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分析阶段

《批评语篇分析》可以看作《语篇分析》的成熟阶段。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批评”。批评什么?它主要批评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它诞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的时候。简单地讲,《批评语篇分析》建立在韩里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另外加上一些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

Fairclough对《批评语篇分析》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语言构建社会关系,因此,他试图将《语篇分析》与一些社会政治理论结合起来。他说,最理想的语篇分析应该是跨学科的,它不仅涉及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收,而且涉及语篇生成、解释的社会认知过程、社会实践的各部门,社会实践与社会层面上的“权力”和“霸权”的各种联系。(笔者认为,因此它既是解释性的,也是认知性的)。Terry Threadgold说,Faircclough成功地将韩里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一些社会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批评语篇分析》 。以下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理论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学者是福科(Foucault)、巴赫金(Bakhtin)、克里斯蒂娃(Kristeva)等人。现分别介绍如下:

福科的“权力”学说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是法国哲学家。他认为,权力的外在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一种体现权力的社会关系。…..他认为权力不只是禁止性或压制性,而且是创造性或生产性的。它生产(表现为)各种社会现象,它产生各种知识和真理。….首先,他认为权力创造一切社会现象,不仅创造各种政治斗争、各种战争等重大的社会现象,而且创造各种各种边缘性的、即常不为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如监禁、癫狂、性等等。他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监狱和监禁制度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制度”权力的产物。他指出,封建制度主要以杀戮与肉刑为主要惩罚手段,这主要是对付少数罪犯。资本主义改以监狱和监禁为惩罚手段,就是为了有成效地对付广大人民群众。…..它们有形无形地通过一整套调查、统计、监视、侦察以及人事档案、奖励考勤制度和手段,不仅无所不在地控制着个人的外部行为,而且无微不至地控制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其所用的最大效果。因而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的神话,就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权力压制的基础上的。…..他认为,癫、精神病等等常为人忽视的社会现象,并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生理上的疾病,而与监狱、监禁一样是权力的产物。…… 他认为权力不仅生产各种社会现象,而且生产知识。……“知识”之所以被大家公认为“知识”而被广大众普遍地接受,是由于得到权力的支持。…..他断言,一切人文科学知识都是权力产生的,它压制并统治人们的思想;一切自然科学知识也是权力产生的,它也起着统治人民的权力的作用。……而真理无疑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谁拥有了说话权,谁就拥有了真理。……权力总是与话语权联系在一起。哪个拥有权力,哪个就拥有了话语权,哪个的话语就成为了真理,别的人就必须按照他的话语说话,否则就是“谬误”或“谎言”。….福柯的权力理论否定科学知识内容及其真理的客观性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揭示西方世界的权力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却无疑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51]

笔者认为,Foucault的“权力”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伦理学的核心,由此而引申为对“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霸权”的批判。

巴赫金的“对话”学说

前苏联学者Bakhtin (1895-1975)对批评语篇分析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在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对话”学说上。他曾说,方言(笔者:指社会方言,即不同社会阶层使用的语言)中有价值观点、政治观点和各种经验的痕迹和隐含意义;因此方言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冲突。说话人的观点、看法和经验是语言性质的一部分,之所以这样,是语言有个人和社会背景,不是抽象系统。他还说,文学的一种功能是迫使人们可以拥有各种不同的个人语言和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话”方面,他的主要观点是:语言主要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从而导致不同社会价层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就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中发现许多不同声音。从广义上,可以把全人类活动和全人类话语看作一个差别的复合体。这种对话化的语言,或对话言语,不仅是许多不同声音,是“多义”(heteroglossia),而且是彼此听对方声音的一种行动,一种“对话化多义现象”。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学说

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也对《批评语篇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提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符号学概念。她是在Bakhtin的“对话”理论影响下提出的。她指出,文本有两条轴线:一条是连接文本作者和读者的水平轴线,另一条是连接一个文本和其他文本的纵向轴线。连接这两条轴线的是共同的代码:每一个文本和它的阅读依靠前面的代码。克里斯蒂娃声称,每个文本从开始就在别的话语的管辖下,这些话语把整个宇宙强加于它。她认为,与其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定在文本上,不如研究这个文本的‘结构化’(结构如何形成)。这就涉及将一个文本置于以前的或共时的文本的整体中。笔者认为,“互文性”实质上是一种“对话”。“对话”和“互文性”理论对语篇的生成、解释作了很好的说明,这种理论的应用对批评语言学向批评语篇分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上所述,虽然韩里德把语篇与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了,但他联系的语境是单一的语境,语境产生的意义也是单一的。而《批评语篇分析》涉及的语境是一个复杂的语境,语境产生的意义也是复杂的。因此,在《语篇分析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 - 意义”理论就必须用Bakhtin的“对话”的理论和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所代替。Terry Threadgold说,Fairclough 选择了韩里德y的功能语言学来研究文本的‘质地’(‘texture’)、结构和组织,但没有采用韩里德原来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而采用了互文性分析作为联系文本与语境的重要方式。[52]

简单地说,《批评语篇分析》就是韩里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加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性理论。

 

 

语篇结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Fairclough在英特网上介绍他从事的《语篇分析》研究工作的一番话: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他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批评语篇分析》上,包括语言在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变革中语言扮演的角色。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语言(语篇)是当今称之为“全球化”的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语篇分析的理论基础是:语篇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可能对这些部分起建设性和转变性作用。研究的实践经验是:在许多方面,语篇已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和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总的来讲,当今社会变革似乎是由语篇变化启动和推动的。因此,语篇分析,包括语言分析,对社会变革和“全球化”的研究工作的贡献比一般人认识到的更大。[53]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Fairclough也在研究“全球化”这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并把《批评语篇分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研究它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语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可能对这些部分起建设性和转变性作用”…. “当今社会变革似乎是由语篇变化启动和推动的”。这样就把《批评语篇分析》提高到社会实践的高度,而且是重要的社会实践,因为在任何社会实践中都要运用语言。最突出的例子是外交语言。外交活动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运用语言,用语言建立、终止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语言来谈判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用语言来宣战等等。外交语言与外交活动完全同步,它具有与外交活动相同的一切特点[54]。当今的社会变革由语言启动和推动也不乏实例。我国的“五四运动”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们都记得“五四运动”就是以白话文运动启动和推动的。1942年党的延安整风这个政治运动就是从“反对党八股”的语言活动开始的。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运动,就是以一系列的《批评语篇分析》进行的: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罢官”、“批林批孔”等等。近年来,全世界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论坛”,有国家举办的,有民间团体举办的,有学术单位举办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学术的“论坛”。笔者认为,这些正是《批评语篇分析》 ,是社会实践,是国际性的社会实践,是各种价值观念、各种政治观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斗争和对立统一。 [55]

以上论述可归结为:

《批评语篇分析》的逻辑范畴体系(多元互动):

始项

以批评方式分析语篇(话语)

中项

使用语言是按照社会语境从语言体系的意义潜能中作出选择(语言作为社会符号);

以批评方式分析语篇(话语);

语篇产生于对话过程中:语篇是由各种社会语境中的各种对话构成的(各种声音和各种意义构成的);

批评性语篇是各种社会价值观念、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以达到增加共识和产生新认识的目的。

终项

《批评语篇分析》是一种使用语言的普遍的、综合的方式,是一种社会实践,以期在社会生活中和国际关系中解决各种问题;

哲学根源: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欧洲大陆哲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符号学根源: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也接受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影响);

哲学范畴: 唯物、辩证、本体论、认识论逻辑范畴体系;

语言学类型:从生物体之间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解释语言学,和认知性语言学。

 

小结

从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和哲学一样,符号学和语言学都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转向(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三个阶段。每一个符号学派、每一门语言学科都有各自的逻辑范畴体系:二元对立 - 三元互动 - 二元对立与三元互动相结合。从这种演变中,我们能看清各语言学科的哲学和符号学根源、它们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在众多、纷繁杂乱的语言学科中理出一个头绪,或许可以称为“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的纲领”?   

 

 

 

 

作者简介:

鸿,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专家组成员,军级,现任全国功能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语言与符号学学会常务理事和全国文体学学会副会长。曾次立功受奖,包括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1998年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员”,2007年被评为“全军资深翻译家”。

E-mail:guohong31@126.com



[]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  同上,第7页。

[]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9页。

[] 同上,第21页。

[] 列宁著,《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8页。

[]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63页。

[] 同上,第173页。

[] 涂纪亮著,《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192页。

 

[]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37页。

[]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36页。

[11] 同上,第138页。

[12] 同上,第140页。

[13] 同上,第140页。

[14] 同上,第141页。

[15] 同上,第151页。

[16]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42页。

[17] 同上,第144页。

[18] 同上,第150页。

[19] 同上,第154页。

[20]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55页。

[21] 同上,第158页。

[22] 赵智奎著,《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 -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理论范畴的历史分析和考察》,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4年,第90~102页。

[23] 同上,第159页。

[24]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61~162页。

[25]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76~181页。

[26] 赵智奎著,《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 -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理论范畴的历史分析和考察》,90~102页。

[27] 赵智奎著,《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 -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理论范畴的历史分析和考察》,170页。

[28] 赵智奎著,《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 -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理论范畴的历史分析和考察》,90~102页。

 

[29] 彭漪涟著,《逻辑范畴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范畴的理论》,第113页。

[30] 赵智奎著,《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及其发展 -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理论范畴的历史分析和考察》,90~102页。

[31] 刘润清、封宗信著, Theories And Schools Of Linguistics”(语言学理论与流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32] 同上:第92~93页。

[33] 同上:第137页。

[34] 郭鸿著,《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40页。

 

[35] 刘润清、封宗信著, Theories And Schools Of Linguistics”(语言学理论与流派),第12~13页。

[36] 详情见:郭鸿著,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 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外语研究》2004年,第1~5页。

郭鸿著,“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比较”,《中国外语》2004年,第26~29页。

 

[37] 刘润清、封宗信著, Theories And Schools Of Linguistics”(语言学理论与流派),第136~137页。

[38] Kyong Liong, Kim, Caged in Our Own Sugns: A Book About Semiotics ,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6.

 

[39] 详情见:郭鸿著,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 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外语研究》2004年。

郭鸿著,“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比较”,《中国外语》2004年。

 

 

[40] 摘译自Charles Sanders Peirc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1.

[41] 详情见:郭鸿著,“认知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符号与传媒》第2辑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2011年,第52~65页。

 

[42] 郭鸿著,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 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外语研究》2004年。

郭鸿著,“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比较”,《中国外语》2004年。

 

 

[43] 详情见:郭鸿著,“文化符号学评介 文化符号学符号学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第3~9页。

郭鸿著,“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分析”,《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9~14页。

 

[44] 详情见:郭鸿著,“文化符号学评介 文化符号学符号学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

 

[45] 详情见:郭鸿著,“认知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符号与传媒》第2辑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2011年。

[46] 详情见:郭鸿著,“认知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符号与传媒》第2辑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2011年。

[47] 张德禄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1期。

 

[48] 胡壮麟、张德禄、朱永生著,《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7~18页。

[49] 详情见:郭鸿著,“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分析”,《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0] 详情见:郭鸿著,“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分析”,《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1] 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第414~417页。

 

[52] Terry Threadgold,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Theor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ies, Remembering and Futures.

Hoffmann, Michael H. G. “The 1903 Classification of Triadic Sign-Relations.”

[53] Fairclough,N.“Emeritus Professor Norman Fairclough”.,2011.

[54] 郭鸿、彭晓东著,《外交英语(修订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103页。

[55] 详情见:郭鸿著,“语篇分析符号学分析”,《外语研究》2007年第3,2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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