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对话语中意识的认知，乃是在一个交流过程，它身处于作为经验之符号学的，由语言或非语言符码所构成的符号展示之中。这些生活经验的积累构成了我们的实践记忆，而这些记忆是我们行为所不能体现的另一个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作为与其它符号实践相协调的社会环境，也同时是人与人交易的产物。

在人文学科中，有一门学科致力于对这种话语实践进行理论层面（思辨的）和应用（经验）层面的研究。交流学就是这样一门对人类交流进行研究的科学。

在以下对交流学进行分析中，我着重以2000年国际交流学会（ICI）为原点，介绍之前九十年来各位思想家的学术贡献及其对ICI最终创建的奠基性作用；同时，我还要介绍ICI成立以来的十年之间，其专刊《理与词》（Razon y Palabra）涉及的研究活动。所有这一切又为2022年——交流学百年华诞的到来进行着铺垫。

 

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主题，交流学的历史源头出现于1922年。当时，现象学之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英国伦敦大学用德语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在这些演讲中，胡塞尔将他的主要哲学论题解释为一种“先验的社会现象学，这种现象学映射出人与人之间意识主体交流的多重性” 。这些演讲的重要性后来作为附录载于奥格登(Charles K. Ogden)和理查德(I. A.Richards )目前已广为人知的著作中，该著作名为《意义之意义：语言对思想的影响研究与象征科学》（1923）。

胡塞尔的研究课题聚焦于人类。在他看来，与动物或机械的信息交流有所不同，在人类意识交流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三个层次的意识整合了三种表达与感知：（1）情感或影响，（2）认知或思维，（3）意动或目的性行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对这三者分别使用不同的拉丁文术语：（1）Capta，（2）Data， （3）Acta。今天这些术语仍然在各种不同范围内使用。因此，人类意识在功能上是一个整体，且是同时发生的三者的表征：（1）知觉，或前意识，（2）知觉之知觉，或意识，以及（3）知觉之知觉的再现，或无意识、下意识和潜意识相互连接的符号过程。拉康（Jacques Lacan）的术语为我们理解这三种功能提供了另一便捷的版本：（1）现实界（2）想象界（3）象征界。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更具方法论的语境中提及了各自呈现的综合：（1）陈述的反射性，（2）还原的可逆性，和（3）解释的自反性。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则通过三元概念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意识的符号本质，即（1）对象，被表达或被感知的事物（图像），（2）再现体，表达或感知的符号对象（指示），和（3）解释项，习得经验与对象的联结及其再现体（规约符）。

以卡西尔（Ernst Cassirer.）文化模型为基础的人文科学已建构起宏大的体系。基于这一体系的历史分析又构成了当代理论模型的基础。卡西尔的主要著作是四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语言》、《神话之思》、《知识现象学》和《符号形式的形而上学》。他以标准的逻辑体系为基础，对有效性（必要条件）和可靠性（充分条件）进行了逻辑论证（这一论证在皮尔斯的著作中被再度确认）。他的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的考吉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在他的第一本书《时间绑定：普遍理论》（1926）中独立地对人类文化科学做出了贡献。他对普遍存在于动物及更低等的植物世界的原位经验做出了区分。将它们称为“空间绑定”是因为这些经验在时空中不可转移。当这些处于原位的经验能被累计并转移（符号、语言、言说）至超越本位的呈现，时间绑定就迅速在各种逻辑层次出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抓住了这一文化（时间）传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成年人需向儿童学习“未来正在发生”的意义所在。

 

交流学学科作为概念分类出现于1931年，当时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爱德华·撒皮尔（Edward Sapir）第一次将“交流”（communication）这一词条写入了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此，撒皮尔以人文科学逻辑式的写作进一步完善了卡西尔的伟大奠基。卡西尔的符号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也同时被其他许多学者进一步推进。如德国的卡尔·布勒（Karl Bühler）在《语言理论：语言的再现功能》中，从语言科学的角度评析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在美国，厄本（Wilbur Marshall Urban）在《语言与现实：语言哲学与象征主义原理》中，以互动价值构造的人类交流为背景，向英语读者介绍了胡塞尔现象学。如：象征行为表现为一种决策结果。同一时期，考吉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1933年的著作《科学与理智：非亚里士多德体系和普通语义学导论》和以及他的《普通语义学研究组1937：奥利维特大学演讲》为后来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提供了分析基础。他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维法则”的颠覆，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遗憾的是，考吉布斯基的理论建议被主流哲学边缘化了，原因是他坚持认为人文科学的先决条件是服务与现实的社会效用。（如作为社会标准的交流观。基于这些原因，他的许多洞见直到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福柯（Michel Foucault）重新介绍时才广为人知。

 

       由于二战的原因，交流学在此其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重大学术成果，但约翰森（Wendell Johnson）的著作《窘困中的人们：个人调适的语义学》（1946）是个特例。他承继了考吉布斯基的智慧成果，在其书中涉及了非亚里士多德符号学与新兴的交流学的学科综合问题。约翰森试图阐明整个交流的过程，包括其阶段、功能以及可能出现的失调状况。作为语言病理学和听觉病理矫治专家，约翰森当然对失调的诊治非常感兴趣。然而，他和他的同事们清楚地知道，要更好的推进理论结构，势必要优先分析正常交流过程状态而非机能失调状态。巧合的是，这一系列先后发展的理论促成了后来由雅克布森发展完善的唯一一套完备的人类语言交流理论。

 

       从五十年代起，于尔根·鲁斯克（Jürgen Ruesch）的奠基性著作《人类关系的符号路径》（1953）和鲁斯克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交流：精神病学的社会矩阵》（1951）中普遍接受人类话语网络由四个层次构成，即（1）自我层次（或精神病学、美学领域），（2）人际层次（或社会领域），（3）群体层次（或文化领域），以及（4）跨群体层次（或跨文化领域）。这些相互联结的网络层次包涵了雅克布森理论勾勒出的人类交流过程。鲁斯克和贝特森的交流理论标志着作为人文科学的交流学在美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他们提出的四层次交流系统已成为理解交流过程模式的基础。此后，美国国家交流学学会（NCA）和国际传播协会（ICA）专家们对这些层次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约翰森第一本书出版十二年后的1958年，他因提出关于交流行为的人文科学应被定名为“交流学”（communicology）而再次受到瞩目。对学科的命名的领导结果是约翰森此后扩展了普通语义学范畴从而进入更宽泛的总体人类交流研究话题。由于他兼有“国际普通语义学组织”（1945）主席和美国语言听觉协会（1950）主席的双重身份，他的这种学术延伸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约翰森1958年对学科名称的界定和相关评论后来发表于ASHA杂志（1968，vol.10,page 45），他说道：“…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师以及临床医生们各自关心的“交流”，因此需要一个“空术语”来统摄涌现于广大领域共同关心的“交流”——看来“交流学”正是这样一个适用的称谓。通过对这一称谓使用相应的形容词，我们就能在交流学的总概念下界定各种专门领域。例如，我们可以说口语交流学、文学交流学、电话交流学、大众媒体交流学——当然，演讲交流学和听觉交流学应该优先。

 

       交流学的关键时刻出现在1962年。当时富兰克林·诺尔（Franklin H. Knower）发表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交流学模型”（The Ohio Speech Journal [annual publication]，vol.1,pp.181-187；diagram,p.183）。正如他在182页所说：“我们提出的是一个交流学模型。我们相信这样一个标签十分必要。致力于研究的学者可以作为交流学家，他同时也可以是心理学家、视听专家、演讲系学生、戏剧导演、政策学家、电视天才、新闻人或者别的专家。”就当前来看，现实世界的任何交流行为都必然是多学科的。在现代大学课程中，几乎没有什么学科是与交流无关联的。

       在此，我们应注意以下这些智慧的遗产。诺尔（Franklin H. Knower）和莫雷（Elwood Murray）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建       的国际交流协会（ICA），其前身是美国研究交流行为的国家级社团(莫雷任该团体的主席)。此外，莫雷还于1967年在丹佛大学建立了普通语义学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莫雷的博士生，托马斯·佩斯（Thomas J. Pace）则是理查德·拉尼冈（Richard L. Lanigan）的论文指导老师。而拉尼冈转而于1977年在国际交流协会（ICA）于5月29至6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交流科学研讨会上创建了“交流哲学分会”并担任主席。一个交叉联系的背景是，拉尼冈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攻读学士和硕士其间，哲学方面的导师是休伯特·亚历山大（Hubert Alexander）。

从师承关系的历史来看，厄本（Wilbur Marshal Urban）的博士生，亚历山大（Hubert Griggs Alexander）曾在耶鲁大学师从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爱德华·撒皮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学习哲学。在1967年，亚历山大写了他的第一本教科书《语言与哲学逻辑》（1967；1988重印版），在该书中，他致力于解析交流、语言、逻辑三者的关系。在现已广为人知的“第一章：交流”中，他提出了人类交流过程模式。在他的模式中，象征（符号、指称、经验、观念）构成了‘交流者观念’的符号现象学，这一观点与认为“交流观念”是作为语言或非语言功能的交易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左。还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为哲学论坛“交流”专刊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论题是《传播、技术与文化》。

       亚历山大在理论模型方面的奠基工作此后被罗曼·雅克布森进一步发展。雅克布森对当时学科中广泛存在的误解提出了批驳。当时，香农和韦弗（Shannon and Weaver）信息理论模型和机械信息论造成了许多误解（“误解”是由于香农 和韦弗明确告诫读者，他们的理论是关于机械功能而非人类行为）。结果，这种标签转移到了交流学和交流学家们身上。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系统地努力以避免交流中的误解。

       这种混淆还因历史性的模糊概念——1949年香农和韦弗提出的“信息的传播理论” 而进一步加深。这一概念常与雅克布森1960年提出以“信息理论”界定交流理论相提并论。但事实上，雅克布森的“信息理论”是基于符号现象学与他所谓“语言学在修辞学方面的分支”相联系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人类交流现象的内在体验。雅克布森九卷本的选集从1962年开始出版，其中包括了许多五十年代对于交流学的学科定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56年提出的著名交流模型。这一模型刊载于1960年重印的“语言学与诗学”选集最终修订版。读者们必须注意的是，该文初写于1956年，在1959和1960年两度修订，因此该选集的版本是最终定稿。

       尽管在此期间学界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流理论”和“信息理论”在使用上仍未明确区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1976年约瑟夫·德维托（Joseph Devito）出版了《交流学：交流理论研究导论》，随后1977年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交流科学大会。此前，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于1972在《科学美国》上发表了《语言交流》。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交流学此时才得以清晰地与“信息理论”区分。其分野基础在于，交流学研究的是关于话语中的全部符号层次，如：话语中符意（意义），符形（形式），符用（实践）形式；而信息理论（现在称为信号理论）所关注的仅仅是物理信号系统的符形维度。如：电脉冲形成的机械记忆。沿着皮尔斯符号学和胡塞尔普通逻辑研究的现象学开辟的研究路径，雅克布森解释了进行表达的发送者（情绪功能）和进行感知的接受者（意动功能）之间的普遍共享关系，其对象包括讯息（诗性功能），代码（元语言功能），接触（交际功能），以及语境（指称功能）四个层次。在现象经验的符号世界中，任何话语运作至少需要这四个层次中之一。洛特曼（Yuri M. Lotman）所说的符号域（Semiosphere）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随着这些概念发展，“交流理论家”这一尴尬的称呼将被“交流学家”这一更科学的称谓所取代。德维托（DeVito）充满热情地反复介绍它。而弗卢赛尔（Vilém Flusser1920-1991）率先在1977-78的演讲中使用了“交流学”这一名字。后来，他已然成熟的理论遗作《Kommunikologie》于1996年出版。应当注意弗卢赛尔对于媒介尤其是摄影作为一种社会交流媒介特别感兴趣。他的影响除了德国还包括巴西，原因是他曾在圣保罗FAAP任交流哲学的教授。

 

       我们目前所熟知的交流学作者的主要著述都在这十年中。1986年《国际符号学》杂志主编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曾发出一个关于符号学研究在国际范围现状的问卷，在得到调查反馈信息后，他加倍投入篇幅予以回应。这一项目碰巧得到了拉尼冈的回应（Richard L. Lanigan）。后者指出，将来符号学有关语境中的话语研究问题，交流学将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同期的1986-1987年间，弗卢赛尔（Vilém Flusser）用英文发表了奠基性论文《交流理论》，这使他交流学的鸿篇巨著在欧洲和巴西引起了注意。在1987年，拉尼冈发表了刊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vol. 15:27-37）的文章《作为人文科学的交流学的基础》（人文科学基础系列专刊），该论文从交流学与心理学学科作为人文科学的同源关系介绍了交流学。

       接下来的两本主要著作奠定了交流学在交流研究的国际影响。第一本是拉尼冈的《交流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符号学和交流学主题》(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8；Korean trans. by DuWon Lee and Kee-soon Park, 1997)。随后的1989年，莱德（Mehdi Mohsenian-Rad）的著作《交流学：传播过程的创新定义与模式》（Tehran, Iran: Soroush Press, 8th Edition, 2007）成为第一部应用了“交流学”学科名称的波斯语著作。英译版如下章节稍有调整：（1）“第八版介绍”[插入波斯文]，（2）作者介绍，p,4, (3)“介绍”，P,5，(4)“什么是交流？”，pp.6-34

 

       1992年，随着《作为人文科学的交流学：福柯与梅洛庞蒂的话语现象学》（拉尼冈1992）的出版，交流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具有了比较完善的轮廓。到1993年，“交流学”这一名称随着在墨西哥蒙特利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交流与符号大会”而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哈佛商学院发布的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s）提到了公众在1994年对这一名称的使用。巴尔克（Alfred Balk）撰写关于交流研究现状的评论，题为《在交流学学科空白中摊牌》。同年，拉尼冈对美国符号学研究团体致辞文章题为《后现代交流学基础：颠覆语言中的合理性健忘》。此期间的重要论文还有，李度文（Du-Won Lee）（韩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期刊），帕克特（Thomas F. N. Puckett）（符号学），和拉尼冈（Cruzeiro Semiótico [Portugal]）1995年的文章。恩波利（Lester Embree）主编出版了现象学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最早的关于“交流学”的论文（作者为拉尼冈）。这十年末的1999年，智利学者托罗萨（Mauricio Tolosa）写出了他著名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交流学》（Dolmen Ediciones）。

 

       随着2000年国际交流学会的创建（International Communicology Institute，简称ICI）。交流学与交流学家等术语逐渐规范化。I.C.I.2000年7月7日于南伊利诺伊大学（(Carbondale, Illinois, USA）成立是作为交流学这一人文科学的重大事件。首次会议之后，I.C.I.成员创建了非公开网站[COW: Conferencing on the web]以用于研究和对话。随着交流学这一国际性学科日渐成熟，2003年COW关闭，同时ICI执委会同意创建一个对公众开放的网站[communicology.org]以增强对交流学的信息提供力度。目前站点（www.communicology.org）的访问软件已于2009年7月激活。

       这十年见证了交流学出版物的爆炸式增长，这得益于作者在人文科学这一大领域内建立起了学科内和学科间的广泛交流。沿着历史回顾，期间有太多值得摘录的东西。这里提出几个意义特别重要的出版物。第一是2007年，莱德（Mehdi Mohsenian-Rad）出版第八版《交流学：传播过程的定义与模式创新》展现出对这一学科的持久兴趣。随后的2008年，拉尼冈（Richard L. Lanigan）在跨国影响的国际传播学全书（道恩斯（Wo lfgang Donsbach）主编（Oxford, UK an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C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8, pp. 3595-359.）发表了他的 “交流学”词条（12vol.）。

第三个重要事件是，2008年《专刊：交流的中介与效率》（编者：D. Eicher-Catt and I. Catt,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6, nos. 3-4, pages 119-225.）该专刊标志着第一本完全致力于交流学的杂志出现，参编者均为国际交流学会的成员。该杂志内容表明交流学应用研究正在多个方向展开。基本介绍方面，有艾切尔-凯特（Eicher-Catt）和艾萨克·凯特（Isaac Catt）的文章《交流是“有效性”（及对谁）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意味？》，pp. 119-121。自我交流方面，有弗兰克·麦可（Frank Macke），《自我交流：反射、自反性与意识的主观性呈现》，pp. 122-148；和彼得森（Eric E. Peterson）《我的身体躺在键盘上：网络日志故事的主体与效果》，pp. 149-163。在人际传播方面，有科里·安顿（Corey Anton）《人际交流的主体性与效果：一旦形成即不可移易的个性特质》，pp. 164-183。在社会交流学方面有，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R. Smith）的《暴力与抵抗的艺术：交流学的批评性探索》，pp. 184-210；文化交流学方面，有克里考诺夫（Igor E. Klyukanov），《文化交流学：管理与操作》，pp. 211-225。

       研讨会的广泛开展也是这十年中交流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前面已经提及的国际交流学会是在2000年7月7日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召开的“作为人文科学的交流学研讨会”上创建的。 随后的会议2002年7月8日至9日在加拿大圣凯瑟琳市布鲁克大学召开，主题为“技术的文化结构与人的关系：健康与非健康，陌生而熟悉的身体”。第三次会议于2003年7月19到7月23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伯米基市立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符号、标志、引导”。随后，会议地点从美国逐渐转为国际。第四次大会主题为“超越权力的语言”，于2006年6月26日到7月1日召开，承办方是丹麦奥尔堡大学的哲学与科学研究中心。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I.C.I拥有一批附属研究中心，其专家团队参与各种国际性交流和会议。除了常规性的两年一度的夏季研讨会和I.C.I主办的专业发展研讨会，四到五年的规划也也正在筹备组织。例如：第五届ICI夏季交流会和专业发展大会将于2011年夏季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召开，主办方是波兰弗洛瓦茨的高等教育语言学院下属的“语言符号学与交流学系”。主要组织者是兹齐斯拉（Zdzisław Wąsik），I.C.I成员以及地区事务协调组织。

 

       这个十年伊始，交流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如何更完整深入地探索等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当然，也不乏正面消息。国际交流学学会发展态势良好，其来自全世界的学者成员数接近150人。许多组织目前正积极的推动交流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例如，GUCOM（Grupo Hacia una Comunicología Posible：一个研究交流可能性的学术团体），该团体地处墨西哥自治大学，其领导是卡色雷斯（Jesús Galindo Cáceres）和卡德纳斯（Tanius Karam Cádenas）

他们的网站令人印象深刻，网址是:http://comunicologia-posible.iespana.es。同样值得瞩目的是加拿大圣凯瑟琳市布鲁克大学的加拿大交流学研究组（CCRG），其领导是科尼里（Maureen Connolly）和克雷格（Thomas D. Craig）。

       关于这十年的概述，有一本重要的书已经付梓，计划于2010年上半年出版。书名是《交流学：关于话语呈现的新科学》，艾萨克·凯特（Isaac E. Catt）和艾切尔·凯特（Deborah Eicher-Catt）主编(Madison，NJ: Fairleigh Dickson University Press)。这本文集中，交流学多方面主题的重要贡献都有所涉及。该书中包括了我称之为“语言与非语言交流学：人际、主体和效果”的主要类型文章。

       基于“将来正在发生”的理念，我们这一代交流学家以胡塞尔整体性智慧为学术信念，并以此为基点来研究“先验的社会现象学所涉及的表现为多样性意识主体的人类交流行为”

，并坚定的推进作为人文科学的交流学。学科研究近百年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进步、系统化、整体化是我们现在工作的积淀。我们这样理解这一智慧成果的定义，因为我们通过研究已经对它进行了论证：交流学是一种有关人类交流行为的科学。

       于我们而言，交流学是对话语和实践的评价性研究，尤其是文化符号和代码的理解下的作为中介的表现体。表现体应用符号现象学方法论揭示文化代码和文化代码对知觉主体的塑造——一个正在行进的、辩证而复杂的螺旋体及其转而构成的意识和经验的反射性、可逆性和自反性。交流学理论与实践性通过描述、还原、解释而广泛应用于文化现象的跨学科理解。科学性研究的结果表现为描述（而非预测），在这种描述中，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基于所发现系统（代码）充要条件的逻辑构建，同时又是异常清晰（基于意识感知）和经验主义的（基于经验）。作为卡西尔、皮尔斯、和更早的先驱胡塞尔一脉相承的逻辑，其方法论内在地具有启发式（符号学的）和递归的（现象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