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闲
一
这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全球变化。近二十年，人类忽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困惑的新问题：空闲时间越来越多。随着技术发展效率提高，世界经济所需总工作量减少，而世界人口却大幅增长，于是工作世界，变成空闲世界。
这个历史性巨变，速度越来越快。随着经济全球化，也渐渐变成一个全球现象。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一套哲学，把简单的玩字理论化，闲出一个理由。
曾几何时，“时间就是金钱”，是改革的铭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长辈敲打的警句；韦伯论“新教视工作为天职，构成现代化的伦理基础”，理论家还在作摹拟研究，从儒家学说中找对应。忽然间，一切成了历史。《万象》上曾有人撰文说：“这年头，如果有谁没有听说过、期待过Doom3（新版电脑游戏）的话，那一定是中文系的老教授了。”括弧里的话是我加的，因为可能还有个别几个读者，对电脑游戏的知识，与“中文系老教授”一样少得可怜。
要从感性上了解现代社会的空闲，只消去看一看中国各城市的“网吧”：几十排电脑座无虚席，五六百甚至上千青少年，在埋头打游戏，无边的声，蚕啮桑叶似的。此景象壮观，让人脑子轰然一震。都是应当好好学习正经工作的年龄，除非失火，社会并不注意宝贵青春的浪费。
许多人曾视足球迷为玩物丧志，为耽误生产担忧，结果证明是杞人忧天。英超、西甲、德甲、意甲，远在中国的许多球迷不愿放过，欧洲杯赛事，更是屏幕发磁，难以割舍。欧洲下午晚上球赛，中国已是午夜凌晨，很多人请“病假”也得看。二〇〇二年世界杯在日、韩举行，《书城》有文章说八成人看足球去可也，百业照样运转。果然，举国若狂的韩国、日本，GDP不降反升。
夜过汉口吉庆街，天天如除夕之夜；偶走成都，茶楼又熙来攘往；重访重庆，火锅席沿江数里；落到小城，一街霓虹桑拿按摩；在丽江大理遇到中西青年，只求在酒吧山水中度过一生。最近十年，我惊奇地发现，周围以“懂得享受生活”自豪的朋友，突然增加了好多倍。甚至读书人“知识分子”，不少人麻将方阵沉醉通宵；在校大学生，打牌无声半夜灯战；走进老百姓家，则日日等电视连续，个个说明星八卦。暴富之族，更觉得要玩得痛快，才对得起自己。
中国社会“全面市场化”十多年，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全面休闲化——社会绝大部分人突然发现，生活中首先需要弄清的，竟是如何消受空余时间。
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方。那时中国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一年只有五十七个休息日；当时欧美每周双休，圣诞元旦连休，一年四周带薪休，全年休假日约一百三十六天，是中国的二点五倍。圣诞长休时，街如鬼城。必须预先购置食品，才得免挨饿。我觉得欧美人太懒，西方在走下坡，未来属于辛勤工作的东亚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市场社会，也进入休闲社会，周双休，三大黄金周，每年休假日狂升至一百十四天。据说又有拟议带薪休假四周，一旦实行，休假日将接近每年一百四十日，大致上工作三天，休息两天。中国的休闲，将超过欧美水平。
西方国家似乎看到了被中国赶超的危险。美国正在认真讨论是否周休三天，或是年休三个月。英国这样工会势力很大的国家，已经开始实践：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伦敦地铁工会宣布，已经与公司达成协议，每年带薪休假两个月。其他工会立即向资方提出类似要求。一旦各大工会攻下这个目标，欧洲将与中国比翼双飞，年休假日一百四十天。
看来，世界大趋势是朝一百八十个休假日进军。不久的将来，可能在二〇一五年左右，会施行工作一天休息一天。再往后如何，无法想象。超智能时代，效率越来越高，工作总量只会更少。
因此，即使工作的人，将用一半的时间于休闲，“休闲”不是“休息”。工作七八个小时之后，睡眠之外，有五六个小时“休息”放松，用于恢复疲劳，精力充电。现在说的一百十四至一百八十个休闲日，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是为休闲而休闲。
此外还有“人生休闲”：工作之前的二十至二十五个年华，可以说是用来“准备走上工作岗位”；而退休之后，就是绝对地“为休闲而休闲”，随着平均寿命加长，人生休闲正在急速延展。
中国退休年龄之早，早就把人生休闲量推到世界第一：以五十岁退休计算，人生只有三分之一工作年龄，二十五至三十年。按每天七小时工作计算，人生只有百分之六的时间在工作，平均每天工作仅仅一个半小时。
欧洲国家，因为工作人口不足，养老危机，正在提倡女六十五、男七十岁退休制。欧洲反年龄歧视（Anti-Ageism)团体甚至提出新概念：“不能以年龄为理由辞退任何人，退休时间应由每个人自己决定。”这些团体正在游说欧盟议会。西方在“人生休闲”上，很可能倒退，中国可以放心稳站世界第一休闲大国位置。
我们是否意识到已经进入一个全新世界：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得不围着休闲转的社会？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更是一个中国问题。
二
首先说清楚：贫穷国家（例如非洲）的空闲，贫穷地区（例如中国大部分农村）的空闲，就业不足的空闲，是强加于穷人的空闲。虽然本文暂且不讨论空闲背后的权力关系，集中讨论空闲的后果，这并不是说作者有意忽视“被迫空闲”的阶级原因与国际原因。
说现在“有闲阶级”已经倒转：富人忙穷人闲，富国忙穷国闲，未免以偏概全：就业不足到处存在，连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三十国，甚至“七大国”，都难免陷入高失业。而发展中国家，许多血汗工厂矿井里，工人依然超长时间工作。
如果空闲肯定是个好东西，那么强国和富人会尽量留给自己，弱国与穷人会越来越辛苦忙碌，空闲被剥夺；如果空闲是个坏东西，那么强国富人会尽量推给别人，弱国或穷人会越来越悠游，空闲累积。至少目前，两种情况都存在，也就是说，空闲本身既好又坏，似乎全民共享。
不用说就明白：有钱的空闲，是享受；无钱的空闲，是受罪。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典型蓝领低薪的伦敦地铁工人，会组织起来争取每年两个月休假？为什么最近法国政府想取消每周三十五小时法定工作时限，遭到人民群众大规模抗议？
或许可以说：穷富与忙闲之间，失去了直接联系。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工作、休息、休闲，三者的关系经常是颠倒过来。无钱有闲阶级，生活流淌着悲哀的无聊；有钱有闲阶级，生活是挥霍与空虚的交替；两者之间的所谓中产，生活也是一条混沌不清的浊溪。真正辛苦工作的人，工资差别当然很大，但是都成了少数。这个世界充满阶级不公，国际霸权，需要人们坚持斗争。但是阶级分界线不在空闲时间上，“有闲阶级”不再是贵族的代称。希望这一点不会引起误会，弄得讨论不下去。
如果故意轻松一些，我会说：穷加闲，会诱发群体犯罪；富加闲，易导致家庭崩溃；悠游加空闲，是肥胖症主因；操心加空闲，走向精神疾病；孤僻者易自我伤害，贪婪者常流连赌场。
但是也有社会专家，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手头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休闲时代“从生产—消费模式，转向消费—生产模式，标志着人从有限的发展转向全面地发展自己”。
这比任何先前想象的乌托邦都美好，我们竟然已经可以考虑社会大部分人如何“全面发展”！
三
最近读到英国一个市长的上任宣言，“我将让你们得到安全，得到消遣”（I shall keep you protected and entertained）。政治两大任务，一清二楚，这是“休闲政治”神髓，只是大部分政客拒绝说得那么明白而已。发展中国家，还要加上：“让人民赚钱”。但是赚钱越来越从休闲中赚。“休闲产业”，是多少国家在抢做题目的文章。
很多人讨论过西方转向信息经济、服务经济。休闲经济被统算在服务之内，实际上休闲是服务的根底，这方面欧美又在占先。东亚人，一向以勤劳聪明自豪，从三十年前底特律工会领袖砸日本汽车，到目前西方对人民币兑换率的压力，东亚人实际上一直在争夺全球有限的工作位置，中国几乎恰恰正好挤进了末班车，做了世界小商品工厂。因此，当休闲浪潮最后无可阻挡地冲击到东亚，我们精神准备不足。
这是经济方面，本文只能讨论休闲文化问题。
“ 休闲文化”似乎是同义反复：文化本身就是空闲的成果。“游戏的人”，产生文化。真正的文化，是“玩”出来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我个人建议，文化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推进型，非推进型。
推进型文化活动，最明显是科学，虽然也靠个人兴趣引导，“更上一层楼”可以作为目的；非推进型文化活动，很难谈“质量”，后人不一定强过前人。很难说今天的哲学是否比古人高深，但可以肯定地说今日诗人不如古人。
非推进的文化，多半是“为玩而玩”。当今文化唯一可以夸耀的是数量，乃非推进文化过剩。先前的推进型的活动，例如地理探险，忽然也变成旅游大潮，在熙熙攘攘中消融了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把尽可能多的项目变成“推进型”，功不可没。
二〇〇四年中国电影年产据说有四百部，有在影院上映机会的不到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有二百八十部从来没有被观众看到。这还不算原本没打算进入市场的制作。电影要投资，写小说无本生意，只要有空闲，文学创作空前繁荣。这本是好事，偏偏读者并没有因为休闲而增加。于是创作找不到读者，文学刊物无利可图改成时尚刊物。二〇〇四年中文长篇小说出版竟达上千部，绝大部分印不到几千册。于是愤怒出诗人，写出的文字越发多。
在美术界，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似乎无需长年磨炼，凭空创意，人人得而试之。去年BBC做了一部中国行为艺术的纪录片，在英国第四频道半夜放了一次，竟然弄得整个英国哗然。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中国人真吃死孩子？”我原以为西方人对艺术界出怪早已见惯不惊，中国艺术家还能弄出一二手新招。
如果空闲才能推进人类文化，现在空闲达到历史的最高点，人类文化是否达到了新的高峰？看来只能说，在数量上，人类文化取得了空前巨大的积累，面宽人多。文人刊物《万象》，以电子游戏打头条，真是文之时者。
四
据马斯罗的“需求等级”理论，空闲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的潜能”，是人类最高等需求。但是，实现什么样的潜能？工匠潜能？发明潜能？投资潜能？不是。世界总工作量不会增加。休闲时间工作狂，会让别人无事可做。
休闲时，人们能实现的是各种文化潜能：作家梦、艺术家梦、球星梦、高段棋手梦。玩出文化来，就是成就，就是休闲的目的。
但是如此文化，马上有苦恼悖论：如果休闲的目的是实现潜能，有多少人能玩出一个名堂？
美国有个统计数字：全国有二百万“职业作家、艺术家、体育家”。这则统计，只谈“职业”，能赖以谋生者都算。也就是说，少数球星之外的大量学校业余球队教练，少数明星之外的大量戏剧俱乐部指导，少数作家之外的大量写作班老师，少数音乐家之外的大量钢琴提琴教师，全部加起来，有二百万人。美国总人口二亿七千万，儿童除外，只算二亿。那样，每一百人，只有一个能以休闲文化为职业：“成才”机会，百里挑一。
休闲文化的第一个悖论是：如果你真的实现了潜能，你的休闲就不再是休闲，或者说，你的工作就是休闲，休闲就是工作。这些职业人士，永远在工作，也永远在休闲。他们是人上之人，闲出了一个意义。
即使这二百万职业“文化人”，大部分籍籍无名，一生并无成就可言，在本行里都是小土豆。真正可以称为“玩家”的人，艺术、体育各界的天之骄子，每一界中的知名人士，只有其中的二千分之一，构成全美国一千名人。
那就是说，两亿多美国人中，只有一千名社会公认有成就，二十万人中得一个。如果我们同意休闲已经是全民生活的一部分，绝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实现潜力”，那么，有特殊天才，不发挥就是人类损失的，二十万分之一，微乎其微。
英国无数的足球俱乐部，大部分业余踢球，每场拿十英镑“补贴”，而英超顶级俱乐部的球星，每周工资可以高达几十万英镑。业余玩者与明星玩家，几万倍的收入差别。
很多父母，自己觉得一生没有能“实现潜能”，压力下放，认定子女是天才。家长押送孩子去学画学琴，全程陪同，逼子女玩出一个名堂，给自己的休闲提供目的，弄得个个儿童做梦都想反叛。
因此，上面提供的数字，尤其可供父母们参考。各位家长注意：这是美国的数字。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五倍，但是中国职业文化人，可能尚不到一千万人。而且，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大规模名人输出，占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头脑。中国的名人玩家，至多只有与美国相似的规模，一千人左右。在中国要成文化名人，难上加难，可能要上百万人才能出一个。
成名在任何行当本来就是难事。但是弄技术，搞发明，做生意，这些俗事，哪怕不成名，也有可以用其他方式（例如金钱）计算的成绩。休闲文化，没有玩出名堂，就是什么也没有做，目的只是消费时间金钱。
“ 休闲中心社会”，绝大部分人，注定一事无成。如果本来没有“实现潜能”这个伟大目的，倒也罢了。一旦励志书读多了，认定我们都有权发展自己，失败的怨恨，失意的牢骚，点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不均——“成就感”资源严重缺乏。都想上台，多数够不着台边；个个上台，谁做观众？在年轻时无妨见到明星就兴奋尖叫做追星族，中年危机时苦味加倍。
这是休闲文化弄出的第二个悖论：文化名人的成就，应当让读者观众欣赏钦佩，现在却是让不成功者嫉妒。财富不均，或许可以通过福利制度、累进所得税、工团主义等手段，向其他阶层渗透，社会在收入上渐渐成为橄榄形。文化名声，却永远是一块赢家通吃、无法重分的蛋糕，一个永远的金字塔。
无怪乎近年新风新俗是骂名人，“被骂率”，是当代社会的成功指数。假定骂得部分有理，假定有太多浪得虚名的人，上面说的机会不均，就是个文化政治问题。时尚与名声中有多重权力关系，值得好好研究批判。但是金字塔大局面，却无法改变。
五
一个无法否认事实：中国人，整个东亚人种，玩的能力（表演能力、体力、身体协调能力）比白人差，比黑人差得更远。田径场上，拳击圈内，一片黑皮肤的光泽；银幕上的黑人演员，身材傲岸神采飞扬。对此，东亚人能比一比的不多，不服气也不行。以前经常听到黑人民权理论家慷慨陈词，说是黑人运动员、黑人歌手，只是“现代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是被观赏的奴隶。如果休闲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看一下乔丹、杰克森、泰森，在全世界如雷贯耳之大名，再看看他们的天文数字收入，似乎不像奴隶。
民权理论家指出：在少数成功的黑人背后，是黑人的高失业率，是贫困引发的高犯罪率。的确，黑人社团，领先走向休闲社会典型的两极分化：极少人玩出大名，大多数又穷又闲。
从女权主义者那里，我们也一直听到抗议：当今社会，比历史上更加男性中心。观众读者把女人当观赏对象，因此女演员靠几部片子就成为明星；暴露一些，就是脱星；女性作家，如果书背页刊登的照片比较入眼，就会被称为美女作家。一句话：女人数千年“性奴隶”地位依然。
但是休闲社会在争夺的，不是观赏权，而是被观赏权，注视者遥遥崇敬，并不具有主体优势，不可能闭目不看；而被注视者，却掌握是否回眸的权力。不用统计，就可以看到报刊传媒更加关注女歌星、女影星。即使我们明白背后还有男性权势在操纵，在休闲文化的舞台上，女性是否占有优势呢？
我绝对不是说不需要捍卫少数民族权利，捍卫妇女权利。我只是说：这些久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变形，比原来想的更为复杂，分析者必须看到新的层次。
六
“ 休闲中心主义”，迎来了人类文化新时代，但是也带来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此文绝不是说，那么多人在为之献身奋斗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之振臂呼号的种种正义事业，已经没有必要。我只是说，老问题之上，覆盖了一个巨大的新问题。
我现在提出休闲价值危机，说我危言耸听可以，说我杞人忧天也可以（请告诉我为什么不危不忧），如果反驳我说纯粹是在代富人无聊生事，不懂盲流男女民工的哀愁，不知黄土地土里刨食的辛酸，不明白被拐带妇女的悲惨，那是没有弄清我在讨论什么。穷人与穷国的被迫空闲，正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关心社会公正的人们应当注意。
面对被迫玩掉一生的大多数人，文化学家至今没有作出切实的思考。一方面，不能太认真地玩，不能要求每个人玩出名堂，那是自取烦恼；同时，又不能完全游戏人生，玩本身就是填补空虚，不认真的人生难以忍受。这样一来，我们只能设置一个无目的的目的性，我们知道，那就是艺术：艺术就是自己对自己认真的休闲。
一对朋友夫妻，近日大彻大悟：他们情愿让十多岁的儿子整日泡在游戏机上，不再强迫自己相信他是什么天才。至少孩子不会在街头吸毒捣乱，不会为出人头地太难而怨天尤人，哪怕一辈子虚度，至少他是快乐的。
如果这就是休闲时代留给世界大多数人的出路，“全面发展自己”的美好理想，现在连影子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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