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幽灵
内容提要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未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走向终结，反而获得了长足发展，促使其得以发展的重要缘由就在于其发展方式的嬗变和矛盾焦点的转移。即从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社会转向一个由符号及其符号体系所控制的消费社会。这种转向一方面导致了符号不仅反客为主地完成对人的宰制与反控，而且实现了对人的社会区隔和身份建构，另一方面则使人从迷恋于“物的功能消费”转向了钟情于“物的符号消费”，从而导致了对人身心的双重规训且使人陷溺其中而不自觉的符码统治。这种符码统治不但加深了人们日遭剥削的历史命运，成为人们身心发展的严重桎梏，而且从根本上助长了异化逻辑的愈鹜愈远、大行其道。惟有重返符号得以发生的原发生命的意义机制，回归到身体符号系统，才能有望步出愈演愈烈“符号唯心主义”的囚笼，从而实现人之完整生命的身体关怀。
一、符号的幽灵
与其他哲学家对人的认识有所不同，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在卡西尔看来，正是有别于动物条件反射之信号的符号，才使人超越了人自身生存的有限现实世界，而具有了无限发展的前景。“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1]正是作为人之意义(significance)载体的符号系统才使人摆脱了实在的世界，而迈入了属人的符号世界。但是作为人文本体意义之载体的符号由于实践活动的受动性而使符号命名活动的语境消失之后，难免沦为实用操作意义上僵死的非超越的涵义（meaning）符号。[2]一如卡西尔所言：“为了表象实在，为了能够多少把握一点实在，心理过程就不得不使用符号。然而任何符号系统都不免于间接性之苦，它必然使它本想揭示的东西变得晦暗不明。这样，尽管语言的声音努力想要表达主观和客观的情状，内在和外在的世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它所保留下来的却不再是存在的生命和全部的个性，而是掐头去尾的僵死的存在。”[3]而这一已遭变异的僵死存在的符号却成为一套自主、自律、自控地自行运演的形式符号系统，反客为主地实施对人的支配与宰制，从而使立足于人性指引的意义符号消弭隐遁。
不过，索绪尔从根本上打破了早期符号学粘滞于外在事物的局限，他认为符号是由无涉于外在指涉物的两个独立成分构成。一是能指（signifier），即语音信息的接受者所听到的口语词汇的听觉形象；二是所指（signified）,即由于能指的刺激，在接受者心中所唤起的意义，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方式却是任意的，而这种任意性一旦约定俗成就会被人们普遍的接受。也就是说“在音响形象（或能指‘树’），也即概念（概念所包括的所指）和在大地上生长地实际的物质的树之间并无必然的‘符合’之处”。 [4]继索绪尔之后，在关于能指与所指的意指关系上，巴赫金和罗兰•巴特则不约而同地认为由于人们利益诉求的不同和身份地位的差异，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不仅代表一种指示方式，而且还内蕴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含义。一如巴特所言“axe”（斧子）一词指示用于砍木头的特定工具，在某些文化中，拥有一把斧子也可能意味着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巴赫金则认为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符号，任何符号都带着符号言说者背后的目的与动因。正是基于此，在符号学的构成部分中，作为意义区分机制的“能指”与“所指”由于符号言说者的意图和诉求的不同，而使符号的“能指”僭越于“所指”之上实现对符号的自由“赋义”。这种“消所归能”的“符号唯心主义”行为，就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统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符码统治
吊诡的是，晚期资本主义非但未如人们所预想的那样走向终结，反而显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1968年爆发于法国的“五月风暴”，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中不但没有成为学生的指导和坚强后盾，发挥革命的先锋和领导作用，反而站在拥护国家机器的立场上，让左翼人士大失所望。除此之外，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遭遇了类似的历史命运。而在这一世界风云的变化过程中，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日趋衰微引起了人们地深入反思，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许多思想家们几乎普遍认识到，与早期资本主义处境不同，处于“后工业社会”的晚期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大力促进下，物质产品获得了极大丰富，已从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社会转向一个由符号及其符号体系所控制的消费社会。这一消费社会携科技革命之力实现了由“冶金术”（metallurgic）社会向“符号制造术”（semiurgic）社会的过渡。实现了符号从“外爆”（explosion）向“内爆”（implosion）,从“冷媒介”向“热媒介”，从“真实”（reality）向“超真实”（hyperreality）的根本性变化。[5]而在这一符号的转变过程中，无产阶级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由以前仅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变成了顺应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富有专业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蓝领工人和白领阶层，甚而成为拥有不菲社会财富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不但失去了早期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而且认同自己所处身于其中社会统治。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已由早期赤裸裸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奴役转变为更为“温和”与“人道”的符码（code）统治，而这种符码统治就体现在符号不但对人的无一幸免地宰制与规范，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渗透一切领域，人成为金钱的傀儡，而且实现了对人的社会区隔和身份建构，使人们从迷恋于“物的功能消费”转向钟情于“物的符号消费”。从而使符号系统所承载的价值形态内化到人们无意识的身体之中，让符号认同成为身体内部的自我管控，从而使矛盾斗争的焦点发生了重大的转移,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社会面临的不再是往昔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和困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是“人为物役”的符号危机。
依照马克思的理解，符号经济在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社会分工和人们生产方式的局限，每个人所生产的物品不可能完全满足自己各方面生存所需，为了得到各自在生存过程中所匮乏的物品，必然进行物品交换，最初交换活动仅局限于物物交换，后来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步深入，一种凌驾于所有商品之上的商品——货币符号——应运而生。货币符号的出现成为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被马克思喻为经济学发展史上“惊人一跳，”也成为第一个获得符号地位并逃离使用价值的商品。因为拥有某种商品仅仅意味着拥有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拥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就等于潜在地拥有了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特别是当这种货币符号以纸币形式出现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一种不同于实体经济的符号经济便统摄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从而将质上千差万别的商品变成了由货币衡量的仅在量上有差别的商品。这一货币符号不仅使人们摆脱了经济交往中物品的交换方式，降低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的交易成本，而且改变了商品的交易方式，拓展了商品的交易范围。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货币符号在活劳动的作用下又转换成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本符号，使得货币符号“从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的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6]因为从前生产的目的只是需求的简单满足，货币只是一个中介的成分。而现在，在这个方面，实现剩余价值（利润）成了其最终的目的，因此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符号一旦放贷出去，“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地长到它的身上来。”[7]随着经济深入发展，资本符号便逐渐成为经济活动重要的内生力量，并以股票、债券、期货等花样翻新的符号经济衍生品的形式而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样，一种不同于实体经济的证券化、虚拟化、资本化的符号经济日益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和生命意义的全部。这一符号经济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就是能指的自主化，能指不再拘泥于客观现实的制约，也不再以简单的两分关系束缚于所指，而是能指反噬所指，变成自己的指涉物。以至于有学者倡言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符号经济的时代。“整个的经济世界仿佛就是一群符号在表演，真正的物质生产反而淡化了，工业时代生产凝重的机器、厂房和烟囱，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几乎被花样翻新的符号所淹没。”[8]
与马克思所处身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阶段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摆脱了商品紧缺、物质贫乏的生产时代，而步入了商品过剩、物质丰裕的消费时代。诚如鲍德里亚所言：“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性变化。恰当的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9]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稍有不同，鲍德里亚认为“物远不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实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对物的操持的保证”。 [10]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符号凌驾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上，从而使商品退居其次的话，那么，鲍德里亚则把商品的符号价值视为彰显等级和凸显声望的标志，则再一次使商品远离了其功能性的特性，因为“物从来都不存在于它们所发挥的功能之中，其中凸显了威望，……指认拥有者的存在和他们的社会地位”。 [11]在鲍德里亚看来，人类所处的社会永远是一个差异化的等级社会，如果说在差异化的古代社会，人们对符号的占有和享受只能取决于特定的世袭地位和阶级特权的话，那么随着这种不平等的世袭地位和身份特权的被打破，以前只能被达官显贵和特权阶层所拥有和控制的体现等级秩序的“强制性的符号”，现在就转变成为为人们可以凭借财富可以拥有的任意符号。因为“社会真正的阶级划分在景观中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消费的符号，它将每个人都作为平等的消费者对待。”[12]但表面上的消费平等却难掩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体现在人们所拥有的差异化的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不是物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物的使用价值之外的象征物的差异的符号价值，成了体现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人们购买和消费这些商品与其说购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如说购买的是商品自身所负载的与身份和地位相称的符号价值。恰如鲍氏所言：“在我们的社会尽管种族隔离已经消失，但是在购买、市场和私人财产等所有的上层结构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社会区分的机制，在对物品的选择、积累、操控和消费中，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区分机制的存在，此种区分和声望的机制正是价值系统的基础和融入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础。”[13]正因如此，在当代社会，即使在使用价值上并无多大差别的商品，商家们总是煞费苦心的要开发出不同系列和型号的商品，以满足和取悦于处在不同社会阶层上人们的差异化身份符号需求，人们也正是通过对不同商品型号的购买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14]正是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应该让位于符号政治经济学。而这种商品的符号价值，在当今触目皆是的广告符号中得到最为鲜明的表征。
而这种对“对物的依赖”（主要指对货币符号、资本符号、符号价值的依赖）最终都全部指向人们所拥有商品上，从而使看似简单的商品笼罩上诡秘的气息。一如马克思所言“乍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很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15]作为一种存在物的商品，不仅被人们简单地所使用,它更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力的重要体现，但商品所具有的体现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力的意义却总是隐匿不彰,而主要以商品的形式体现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直接为人所见的只有商品，社会关系是间接表现出来的。如果说在人身依附的古代封建社会，人们所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打上了生产者自身鲜明的个性烙印，还能依稀看出商品与意义的有机联系。那么，到了产品以流水线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生产完全掩盖从事生产的人和在什么条件下的生产境况，成了失去身份个性具有同一品质的“公共交换产品”，而产品生产的这些始源的背景意义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被无端地掏空了。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无甚差别的时代，面对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世界，产品的意义机制就成为人们选择某种商品的重要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体现符号价值的广告就乘虚而入，成为填补在流水线上所生产的“无个性的商品”意义生产的重要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广告才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本质上，广告给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并不是虚假的，而是这个意义在商品的生产意义被掏空后的空地上成了统治者，在与商品的互动过程中，人需要有关商品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上生产者与产品的‘有机联系’。同时，可能来填充这个空隙其他机构（如家庭、社区、宗教）也被资本主义削弱了。这时广告就有了力量，因为它提供有关商品的意义是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这样的力量，源自人对意义的渴望，即人总要在商品的世界中，以符号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16]但是，广告能否真正的代表商品在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真实意义呢？
实际的情形是，广告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反映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真实意义，而是与产品销售商沆瀣一气地“蒙骗”消费者。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一切广告都言说着产品（这是其涵指），而它却叙事着其它事物（这是其直指）。”[17]因为生产者生产商品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让消费者来购买，而处在财富极为丰富、商品过剩的消费时代，为了避免产品的滞销而陷入卖不出去的困境，如何使“剩余物”让人们所购买，成为销售者挖空心思不得不面对的课题，而广告就成为生产商为推销产品而营造“意义”消费的锐利武器，为满足和刺激人们的欲望需求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广告是如何实施它的这一目的的呢？
首先，广告通过欲望刺激方式来诱导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人类的需求系统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基本需要和社会需要。在人的基本需要阶段，一个人最起码知道他需要什么，即作为一个人他总要吃、喝、睡、繁衍、居住等等。但是当超越了人的基本需要之后，人就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了，人的这种需要就会被其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系统所操控。处在一个差异化的社会，人的社会方面的需求就会在与周围人的心理攀比过程中来确定，而处在一个永远等级化的社会，一个人的欲望需求就成了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在实现自己的欲望追求过程中，欲望更多的是以商品化方式呈现出来,而广告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地制造物品神话，以趋时鹜新、花样翻新的方式不断满足人们永不落伍的欲望追求。“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 [18]正基于此，我们看到广告并不把宣传商品本身的性能作为主要目的，而是选取更多的社会名流和明星大腕作为产品的形象代言，似乎人们买了某位形象代言人的商品，人们也就会享受像明星一样的奢华生活，从而制造一种消费幻象，使人们丧失了对世界的真实感觉。
其次，广告通过符号修辞来实现对人的“消费控制”。广告并不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而是站在销售商的立场，为了替雇主服务，广告就把与所要销售的产品（符号学意义上的所指）并不具有必然联系的意义（能指）“嫁接”到该产品上，独具匠心的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 [19]对于符号的这种功能，我们可以从杰姆逊在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对于香烟这种商品地分析上充分地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垄断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特征，产品都是成批地生产，而且，都是大同小异。比方说有五家香烟公司，生产的香烟基本上都一样，生产技术都是同一水平，那么怎样才能推销这些大同小异的香烟呢？人们于是给不同的香烟一个不同的形象，然后说服消费者相信各种香烟的味道都是独特的。他们会说‘万宝路’抽起来不同于‘温斯敦’，虽然两种香烟的味道实际上是一样的。这就要求让消费者相信在抽‘万宝路’时，他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东西。因此‘万宝路’香烟总是和西部的风光、马背上的好汉、辽阔的空间等等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的精神商品，不同的物神”。 [20]虽然杰姆逊的分析是针对香烟而言的，但对所有的商品都适用。正是在广告“美丽的谎言”的蛊惑、诱导下，以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理性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成为了一个失去自我主体而被广告牵引和麻醉的“受控消费的动物”。
需要强调的是，处于后工业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在生产者处心积虑的引导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费先行生产”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整个社会从机制和制度上也鼓励这种消费观念。也就是说在人们还没有赚够足够地购买所需商品的费用之前，就可以以信贷或透支的方式预先享受自己所需的理想产品，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的消费模式，体现了消费对人的生活的决定与影响。如我们今天的贷款买房购车都是新消费观念引导的结果。岂不知在这样的消费行为背后人们已先行地把自己异化给了付款人。
三、符号唯心主义批判
符号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膨胀的利益博弈等诸多因素所形成的能指与所指的悖离而造成的能指僭越所指之上的“能指游戏”。使符号愈鹜愈远离开了其奠基的良善愿望，脱离了物之“真际”而反缚于一套自主、自律、自控的形式符号系统，其重要的原因在于符号的“唯心主义”特质。这种符号唯心主义的特质，从现实的层面而言，是与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物质文明密不可分。就像贺麟先生所言：“唯心论是因科学发达、知识进步而去研究科学的前提知识条件，因物质文明发达而去寻求创造物质文明、驾驭物质文明的心的自然产物。故物质文明与科学知识最发达的时代，往往唯心论也愈盛……无创造物质文明、驾驭物质文明的需要，无精神上的困难需得征服的自然人，绝不会感觉精神的重要，绝不会发生唯心的思想。”[21]就理论层面而言，这种“符号唯心主义”的特质就在于意识哲学的理性化所导致的“身心二分”、“以心控身”所引起的主体对客体的支配性统治，这实际上是肇端于近代笛卡尔祛身化意识哲学所致的结果。这一思想对符号学的影响就体现在：一方面符号中所指与能指的分离，以及能指僭越于所指之上，变成了能指在脱离所指的情况下的随意“赋义”行为。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哲学的理性化还体现在这种概念符号系统的共时性特点对物的历时性特点的抹杀，从而使一个原本充满丰富性和多样性且具有生机与活力的事物成为成为符号宰制下的同一之物。
其实，在这种符号发展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了对这种符号唯心主义批判。就符号经济而言，首先货币符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从交换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它是交换关系的产物，是客观的交换关系派生出来的货币符号，而不是货币符号演绎出交换关系和交换物，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却颠倒和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往往把与货币发生关系的交换对象当作货币符号的派生物，从而导致货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在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就借莎士比亚之口对货币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现象发出情感的控诉“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严、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在这里马克思借用莎翁的话深刻地批判了在货币符号的作用下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的单向度化，而给个体生命所带来的难以医治的创伤。更重要的是，随着货币符号向资本符号的推进，马克思又揭示了笼罩在资本符号下“钱能生钱”的神秘面纱，通过符号的解魅，揭示了资本符号增殖的秘密乃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激烈的批评了作为资本的货币符号所带给人的身心之摧残。以至于“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人的肉体和精神，而是使人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从而使“动物的东西变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变成了动物的东西。”[22]其次，固然符号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投融资方面可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其自身并不带来经济总量（GDP）的增长，而只是货币之间流量地盈亏流转而已。这样的符号经济容易滋生经济生活中大量的“食利者”阶层，因为符号经济中的投资者们，他们并不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但他们却分享了实体经济的利润成长，从而极大地挫伤人们从事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此外，符号经济的发展也可能给人们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发展风险，因为符号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具有良好的信用价值和完善的借贷系统方面的制度支撑，一旦支撑符号经济的制度系统处于瘫痪状态，那么符号经济的发展就会因此而使经济发展面临崩溃状态。美国因房地产市场所引发的全球领域“多米诺骨牌效应”般的次贷金融危机，就使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建立在货币信贷基础上依赖于指称和代码的人类符号体系的现代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当今的次贷危机与其说是西方经济制度的危机，不如说是植根于意识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的严格分离，植根于符号与生俱来的“唯心主义”，以及植根这种“唯心主义”所导致的“以名乱实”的“符号暴力”。消费社会的鲍德里亚，则提出了一种商品自身的符号价值，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不过是立足于符号学基础上对商品自由地“赋义”行为，其实质仍是执迷于符号唯心主义的结果。
另外，在符号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符号的“能指”凌驾于“所指”的“不及物”思想，使得“广告的形象与要销售的产品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把现代广告同直接有关的金钱、性和权力剥离开来后，就几乎剩不下什么。”[23]因此广告不但以符号的形式在建构人们的虚假消费，而且蛊惑和诱导消费者，使得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并不是基于商品本身的使用功能，而是广告所宣扬的凸显其等级身份的符号价值。广告的这种现象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当今社会的身体消费上，如果说在古代宗教社会，身体还是人们的一种话语禁忌的话，那么在现代，随着身体的诸多禁忌被打破之后，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成为广告的主题，无论是美容化妆，还是时装保健，无不受到媒介符号地引导，从而使开发身体、管理身体、美化身体、保养身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命脉，使身体还未摆脱了生产主义的异化牢笼，又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以至于人的身体在广告符号的引导下成为了同质化、标准化的身体。另一方面，在经济生产中，由于生产厂家不注重产品质量升级改造反而在广告营销、符码统治方面斥以巨资，大做文章，不但使消费者购买了徒有虚名的商品，欺骗了消费者，还因大部分产品利润被广告商所分割而使自己在投资方面捉襟见肘，导致扩大再生产因资金短缺而陷入困境。前者就体现在许多丧失良知、不负责任的名流大腕为华而不实的商品做广告形象代言而身陷官司，害人害己。后者就体现在许多在央视黄金时段成为广告标王的企业昙花一现，风光不再。
其实，这种符号唯心主义的毒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屡见不鲜，从过去我们经济发展中的“浮夸风”、“放卫星”，到今日我们经济发展中的“唯GDP主义”、“人力资本”符号的推出，从过去的“物的使用价值消费”到今日的“物的符号消费”，甚至于在高科技传媒下参照物的消失和“超真实”的出场，这一切无不体现了符号无以匹敌的威力，也无不体现了受控于符号宰制下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诚如怀特海所言：“人类通过他那一套繁复的符号转移体系，可以养成奇迹般的敏感性，感受遥远的环境以及未定的未来，但是也要付出代价，因为每一符号转移都可能含有任意归罪于不恰当危险做法。”[24]正是基于“唯心主义”的意识符号系统所造成的符号崇拜、历史虚无、以身为殉等等心骛外驰的诸种“不恰当的做法”。导致人类自身越来越远离至为根本的身体关怀和生命自身的“意义”匮乏，反宰于这种业已分离、偏转、转移的意识符号，把愈鹜愈远的变异的符号当做意义追求的目标和顶礼膜拜的对象。如何破解西方符号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积重难返的悖谬性张力，现代西方的哲学家们力求尝试性地破解这一符号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危机。重返符号与人源初的意义机制。这种符号学的重建既体现在维特根斯坦使符号学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又表现在海德格尔后期从被“座架”所统辖“科技符号”所造成的“世界图像”向亲近物自身的“诗性符号”的转向。但终因囿于意识哲学的思维惯性和身体维度生命关怀的缺失而不着边际。近年来，受西方身体哲学转向的启发，结合对中国古代文本的解读，我们提出了作为一种有别于意识符号系统的身体符号系统，为我们至为彻底地化解祛身性抽象意识符号的重重危机提供了新的突围之路。这种身体符号肇端于尼采，发展于海德格尔，成熟于梅洛•庞蒂。虽然他们每个人关于“身体符号”的观点不免仁智互见，但他们都主张身体之于生命意义的亲在性，从而力辟一种祛身性的、独白性的、本质性的唯心主义的推论性意识符号，而倡导一种亲身性的、互文性的、家族性的审美主义的身体符号。力主从科学符号向身体符号的转变，从“思道”走向“身道”，从玄远纯思、思辨推绎的意识符号，回归注重当下、身物不二、即目呈现的身体符号。[25]
无独有偶，当代西方符号的这一身体转向与遥远的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暗通款曲。与西方这种意识符号迥然有别，中国古代的符号学就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身体符号学，这种身体符号学不是利用理性，狂妄地对外部世界掌控，而是对生命意义地揭扬。这种符号不是意识符号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地分离，而是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体用不二、显微无间的合一。这种身体符号发端于中国古老的《易经》，植根于男女生命原发机制的“阴爻”和“阳爻”亲密区分。一方面，它有形有象，以“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上》），象征着具体的物与事，另一方面，又以“圣人立象尽意以尽情伪”（《系辞下》）的方式蕴含着普遍性的意义，内含着义与理，因此不同于西方指义论意义的科学符号，而是特殊与普遍相统一表达生命意义的审美符号。一方面，卦象中任何一爻的变化，卦象本身都会发生变化，呈现出符号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卦象中爻的数、位的特定秩序，又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因而它在强调符号的共时性、确定性同时，又并未舍弃符号的历时性和变化性，从而使符号表达与人的意义追求相偕同行；一方面，这种卦象意指着社会和自然地变迁，“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易传•系辞上》），另一方面它又以“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传•系辞上》而蕴含着符号自身的“利用安身”、“吉凶悔吝”的价值旨趣，从而使符号自身不仅指涉着外在的对象，而且蕴含着生命的价值意蕴，[26]这一切都与当代西方符号学的身体转向在精神旨趣上殊途同归。在身心被符号模塑、生活被媒介掏空、意义被资本锚定，能指篡越所指的意识符号隳突喧嚣、如日中天的时代，一种有别于意识符号的身体符号的出场，不正为我们化解愈演愈烈“人为物役”的“符号唯心主义”危机昭示了一条救赎之道吗？
文献参考
[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2]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禅宗讲“不立文字，绕路说禅”，以及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符号变异思想作用之反映。具体论述参阅尤西林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3]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4]（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6页
[5] 在这里，更多的借鉴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这里所讲的“外爆”就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生产力地变革和扩大，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地出现所导致的世界殖民化过程，如果说“外爆”发生于“机械技术”的工业时代，是对人的身体器官的外在延伸，那么，“内爆”则完成于“电子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时代，它是对人的整个意识系统的模拟，从而使人的整个身心完全被符号所辖制，陷入“霓虹式的梦幻影像”（phantasmagoria）；这里的“冷媒介”和“热媒介”，主要就媒介符号所提供的信息与接受者的参与程度而言的，相较而言，“冷媒介”提供的清晰度较低，接受者参与的程度比较高，如语言、电话。而“热媒介”则刚好相反，它接受的程度低，不留下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如电影等；而这里讲的“真实”与“超真实”，则大意在于在媒介符号的作用下，符号已失去了它的中介性功能，符号本身就是世界的“在世”方式，符号所提供的信息图像比“真实”本身还“超真实”。甚至于世界的“真实”来自于对“超真实”的模拟。参阅（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页，第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3页。
[8] 张晓晶，《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9]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0]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1]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12]（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利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13]转引自高亚春，《符号与象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14]鲍德里亚为此讲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一个商务代表买了和老板的车同一型号的一辆梅赛德兹，于是立即被后者解雇。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申诉而获得了赔偿，但仍不能重新获得他原来的工作。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的平等可言。见《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页。
[16]（美）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马姗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17]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6页。
[18]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19]（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20]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页。
[21]贺麟，《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2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48页。
[23]谢立中编，《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87页。
[24] (英)A.H.怀特海，《符号的意义及其效果》，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25] 关于这方面的主要论述请参阅张再林等所著的《身体、两性、家庭及其符号》中张再林教授的系列文章，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26] 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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