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叙述：原初的叙述
作者：王昱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4514 2009-08-25 10:40:55
体育叙述具有叙述原型的意义。 人的某些方面的本质在运动员的叙述过程中自行敞开。体育叙述的叙述者和电影小说的叙述者既区别又联系，直播中的 体育讲解员的解释更类似于电影中的背景音乐和插曲，因为他从来不能引导比赛的发展，不能对赛场上运动员的叙述产生任何作用。在叙述过程中，观众不再是观照业已生成的艺术作品的旁观者，不再是阐释者和接受者，而是积集主动的参与者。
关键词： 存在 激情 不可重复性 权力话语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叙述理论之源。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他认为人类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就如同象棋游戏中的那一套下棋规则同一盘盘具体的棋局的关系一样。结构主义学家假定作品本文划分为表层结构下总有深层结构，与“语言/言语”模式类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指出在神话的芜杂背后，隐藏着某些一致的具有普遍性的结构。就结构（规则）的明析性而言，游戏大概是最原初的叙述方式了。参加游戏的人按照规则，各尽所能，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现自己的智慧和体魄，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个层面上，游戏也就具有了叙述原型的意义。
游戏是指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在特定的联结空间内，按照一定规则，尽力去赢得游戏。参与者可以在一个赛场上，也可以在通过网络等媒介联结起来的空间内进行游戏。在每一局游戏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规则范围之内，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叙述着，同时逐渐形成游戏本身。游戏做为一个事件，在世界上某一个空间内呈现，或者有观众，或者没有观众。体育竞技作为游戏的一个大类，具有严格的规则和自己的叙述规律。参与者通常在同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中进行比拼，力求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发挥出来，人的某些方面的本质在此过程中自行敞开。在喷薄的激情中，运动员的生命回复到充满力量的感性状态，又未曾丧失其本己的丰富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即“激情中的这种伸展并没有使我们简单地超出自身，而是把我们的本质聚集到其本真的基础之上，把这个基础首次在这种聚集中开启出来，以至于激情就成了那个东西，通过这个东西并且在这个东西中，我们才得以扎根自身，并且目光尖锐地掌握住我们周围和在我们之中的存在者。”[1] 在当今这个“机械复制时代”，各种叙述采用强烈的机械手段和可机械复制的叙述方式，着眼于消遣性的展示价值，凝神观照的人不再沉湎到作品中去，而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沉浸在自我当中。成千上万的电影院放映着同一作品，电视剧在各个台反复播放。大众传媒的叙述者们或者从意识形态目的出发，或者从商业利益出发，叙述一个个 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淡漠的故事。 [2]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可支配的闲暇时光普遍增加，人们还没有习惯在这段时间内做一些建设性（生产性）的事情。为了打发时间，人们总要找点事情来干。因为事件是人们经验时间的方式。现在的家庭最常见最多的休闲依旧是看电视。电视最符合人们的休闲时光的惰性，一按开关就能给人们空白的时间填塞进一些内容。大部分的电视剧并不讲究叙述的技巧和艺术价值，各大电视台通常只看重收视率。但这并没有促进电视节目制作中叙述技巧的发展，因为反讽之类的手法使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声音不一致，很难让观众感动。一些娱乐节目更是仅仅作为毫无意义的事件填充物出现。但在没有更好的时间填充物的时候，这些节目依旧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打麻将和玩扑客，却因为赌注中失去了纯粹游戏的快感。在这种背景下，体育叙述就以其独有的参与性与不可重复性，走向了庸俗化、平面化的反面。 体育叙述的层次：
以运动员为中心的体育叙述，可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每一个运动员独立叙述的总和处于中心地位，现场观众观看运动员的叙述同时也作为一种次叙述被媒体拍摄作为比赛现场呈现的一部分出现在电视、图象资料上。在电视上出现的赛事叙述者貌似是讲解员，实际上是整个声音和镜头的呈现。隐身的叙述者代表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主办方的倾向，同时也必须保证收看直播和录播的观众能够比较客观完整地观看到比赛全程。整个体育叙述又必然建立在社会大背景之中，运动员、裁判、现场观众、不在场的观众、主办方各有自己的视点和目标。现场观众、现场服务者和运动员处于相临近的物理空间内，在并列的时间序列里作出各自的叙述，现场观众的叙述又是因为观看着运动员的叙述作出的反应，运动员的叙述和观众的叙述又做为整体呈现被镜头叙述出来，被叙述化了，再被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
一、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社会物质条件
体育叙述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什么时候，体育竞技活动都需要场地和组织，每一个运动员才能各自进行叙述，总体上呈现出精彩的比赛。 主办者安排好场地，负责统一组织运动员的起居、比赛时间，确定比赛的口号和宗旨，联系赞助商、报道媒体。这是准备体育叙述的物质层面。
并且比赛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举行。拿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Games) 来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亚村。公元前884年，希腊的伊利斯城邦和斯巴达城邦发生了一场为争夺奥林匹亚的战争。当时，频繁的战争使广大平民百姓厌弃诉诸武力，渴望和平的生活。遂后经协调，双方订立了神圣条约，规定奥林匹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并将其作为和平的圣地和竞技的场所。在古希腊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战争与和平这一对矛盾，就由体育竞技活动暂时将其统一了起来。
为体育叙述提供条件的组织者集团会在组织过程中对观众和运动产生意识形态导向作用，同时为自己的集团谋求实际利益。 当时，统治者倡导体育竞技，是因他们可从浩大的竞技队伍中挑选身体健壮的士兵。平民百姓乐于参加体育竞技活动，不仅是因为通过它可以锻炼出健美的体魄，得到娱乐和精神享受，而且可以过上一段和平生活。 运动会最初出现时，并不是统一组织的，而是分散在科林斯、雅典、奥林匹亚等几个地方进行，其中以奥林匹亚地方举行的运动会规模最大。到了公元前八世纪，其它地区的运动会已相继自行解体，并开始集中在奥林匹亚举行，这就是古希腊运动会以奥林匹亚得名的原因。
古代奥运会的领导者是奴隶主贵族组成的仲裁机构。它由宙斯神殿中的专职祭司和地方官员共同担任，全部由来自单一城邦伊利斯的人所组成。为争夺奥运会的领导权，城邦之间甚至兵戎相见。而现代奥运会的组织机构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和举办城市组委会所组成，具有广泛的国际性。 每一届奥运会由不同国家承办，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偏重于争取经济利益，或借机提升国际形象。 08 年我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 北京奥运 会的， 早在筹备阶段，北京奥组委公布的预算是：奥运会运行资金 20 多亿美元，场馆建设资金 130 亿人民币， 7 年筹办期间北京市基础建设投资 2,800 亿人民币。 [3] 北京奥运会期间，共有７万多名赛会志愿者直接为奥运会提供服务，４０万城市志愿者在城市和场馆周边提供城市志愿服务，１００万社会志愿者在全市社区乡镇开展志愿服务，广大拉拉队志愿者在赛场为运动员加油助威。 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大国形象。 [4] 奥运会电视转播权的历史、利润分配等问题，历届奥运会财务分析、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奥运会费、奥运会遗产、奥运会对旅游的影响等许多方面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如 Thomas G. Paterson 对莫斯科奥运会电视转播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冷战因素对莫斯科奥运会电视转播发生影响。 [5] Robert Joseph Lucas 对运动和电视转播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有偿电视转播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6] Ferran Brunet 对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运作模式，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的收支运算，私营与公共部门的投资，奥运会的开支与投资的筹措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巴塞罗那一度陷入经济危机， 1992 年的第 25 届夏季奥运会使巴塞罗那从萧条走向了经济的兴盛。 [7] 二、直播和录播、新闻和报纸的叙述： 第二层叙述
在今天，为体育叙述提供物理场地的组织者为观众提供场地，同时也为不在现场的观众提供现场直播和转播、新闻报道和报刊杂志等的报道。在这些过程中，体育比赛中所有运动员、现场观众、志愿者的叙述整体作为一个事件被观看，被讲叙，被正式叙述化了，被纳入了第二层叙述中。体育赛事在电视新闻和报刊杂志上的报道和其他新闻事件区别不大，所以在此不加赘述。
在直播中，通常会有解说员随时跟据比赛情况作出解说，以貌似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向隐指读者（理想观众）介绍相关规则、专业知识、场上运动员的特长和背景，补充说明观众容易忽略的问题，解释观众可能不太明白的一些运动员的行为，调动观众情绪。讲解通常是为了保证观众能全面、明析地看到运动员的叙述。实质上，讲解员的声音决不等于叙述者的声音，也不能代表背后的组织团体的声音。讲解员既不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有时会因为裁判员的原因或是视角不清楚而误报，有时会发生一些口误；也不能预料比赛的后续进程和结果，虽然偶尔可以做出猜测。此外，讲解员的解释过程还会伴随一些关键片断的特写镜头和重放，这也不是讲解员动手剪辑的画面，而是摄影师之类工作人员配合完成的。在一般的小说电影中，叙述者都是了解一切的，只是进行了权利自限，常采用某个人物的经验视角进行权力自限，追求真实感和艺术效果。而现场比赛本来就十分真实了，真实得确实不知道下一个场景会怎么样，不知道作为独立个体的运动员会怎么样叙述。电影小说中的旁观者的叙述也可以说本是模仿体育赛事讲解员的叙述，但讲解员又不能等于电影小说中的叙述者。如果进行类比，体育讲解员的解释更类似于电影中的背景音乐和插曲，因为他从来不能引导比赛的发展，不能对赛场上运动员的叙述产生任何作用。
但体育赛事的讲解员的声音又与背景音乐有所不同。电视体育解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现场报道，解说员角色定位中包含有“记者的成分”。 [8] 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指出 : “解说要做到客观公正与适度倾向性相结合的原则。” [9] 解说员作为现实的人，必定要站在国家、政党立场上，以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观念为出发点，以专业知识为基础来解说比赛。而且解说员个性不同，也会造成讲解风格迥异，有的解说员严谨刻板，有的幽默疏朗，有的激情四射。韩乔生语录在网络上风靡一时，黄健翔作的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球赛的激情讲解引起一片哗然。但总体来说，体育赛事直播和转播的叙述是比较客观的，主要是将比赛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时间上，直播和录取的时间与现场赛事基本是一致的。以往央视对节目进行直播时，为保证播出安全，都会有３０秒的延时，以避免“危害公共安全”的言论、行为传播。而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央视取消了人为的延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与赛事同步。但直播也不是镜头一直笼罩着全场，将整个做为底本的赛场全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一是电视机屏幕不够大，二是观众的注意力也一般集中在有希望夺冠和自己喜好的运动员身上。为了更适宜观众的观看，电视播出也对底本作了一些选择，通常聚焦在某些运动员身上，省略一些次要的比赛细节，如对本国运动员给出特定镜头，球类运动直播或转播时镜头围绕球移动和切换等。三是出于意识形态等方面考虑，故意减少某些运动员在镜头里出现的频率。但体育叙述不能让观众眼中的比赛失去连贯性，因此叙述技巧发挥的余地也不大。一般来说，直播和录播运用的叙述手法只有：选择、慢放、回放、快进、忽略。但赛场布置、直播、观众组织等方面皆可透露出权力控制的痕迹。
三、 运动员独立的叙述的总和：第一层叙述
比赛组织者、解说员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会对比赛的第二层叙述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很难影响到作为独立的比赛参与者——运动员个人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裁判员做为社会的人，某些时候的判罚也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叙述。但是由于比赛的公开性，技术手段和观众的监督又对裁判形成强大的制约，使其不能随心所欲地违反规则。小说、电影的叙述者总是全知全能的，如同上帝一般安排着故事的开始和结局。而体育竞技的叙述，却不是任何叙述者能预见的，每一个运动员在同一空间中按照时间序列展开自己的叙述，不知道最后自己是否能取得胜利。正是因为结局难料，参与者才会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想要变得更强大，展现出尼采所谓的“强力意志”。而存在最内在本质是强力意志。存在者应当被带入存在本身的敞开域中，而存在应该被除数带入其本质的敞开域中。 [10] 存在者在竟技中达到敞开状态，人的本质在其中被照亮了。运动员在竞技中超越了自身。虽然现在体育赛事商业化倾向很严重，但 商业化也摧毁不了的体育叙述的根本。体育赛事之所以吸引眼球是因为其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价值，而观赏性又在于其真实的“强力意志”的展现。体育赛事可以有很多赞助商，可以在赛场里布置很多广告牌，但胜负却在竞技结束的前一秒都是未知数。如果胜负被操纵了，体育叙述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不再是体育叙述了。体育赛事中也决不会出现电影叙述中“叙述为造型服务”之类的情况。例如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造型华丽浓艳掩盖不了叙述支离破碎的缺憾。在赛场上，运动员脱去矫饰，不顾一切地叩问那不可知的命运。在这个空间里，只剩下力与美本真的展现，力与美完美的统一。 “复调”的体育叙述朝向不可知的命运。一方赛场倒映出整个世界本来面貌的图景。在文艺作品里，人们旁观叹惋：在体育赛场上，观众却不由自主地融入进来。因为见证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自己用全部精力和热情伴随着运动员进行的叙述，从理智与情感的融合的角度去认识世界。人们和运动员同步地期盼过、揣测过、经验过的这样的盛事，同运动员一起知道结果，观众们不止看到了一个运动员们叙述出来的故事，自己也成为了叙述的一部分。观众不再是观照业已生成的艺术作品的旁观者，不再是阐释者和接受者，而是积集主动的参与者。运动员只能将注意力放在当下自己的叙述上，观众也只能聚精会神观注着当下运动员的叙述。很多小说和电影都试图模仿体育叙述的时间进行方式，恢复对命运的探究，营造出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赋予了体育叙述原型的意义。叙述学试图寻找的深层结构，似乎也蕴藏于运动员们所遵从的规则之中。体育竞技将运动员置入自己的本质之中，存在的意义在其中敞现开来。体育赛事的叙述者与电影小说的叙述者既区别又联系，电影小说中的旁观者的叙述也可以说本是模仿体育赛事讲解员的叙述，但讲解员又不能等于电影小说中的叙述者。体育叙述具有原型意义，是建构广义叙述学不可忽略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美） 布鲁斯·加里森、马克·塞伯加克《体育新闻报道》，郝勤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2] 宋家玲《影视叙述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4]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5] 董学文、荣伟主编 《现代美学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上卷，商务印书馆，
2002年，50页
[2]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现代美学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194页
[3] 卢俊宇、余申芳、左峤：《北京市无奥运专项资金 经费都在政府日常预算中》，新华网主页，2008年8月23日
[4] 李江涛：《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1日起上岗服务》， 新华网北京频道 ，2008年7月1日
[5] Thomas G. Paterson, Soviet-American Confro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6] Robert Joseph Lucas, A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elevision and Sports in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1956-1984, (M. A. Thesis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1984)
[7] Ferran Brunet,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arcelona’92 Olympic Games ，Resources, Financing, and Impact,1995 Centred’Estudis Olimpics I de I’Esport(UAB)
[8] 夏凡:《电视体育解说员的角色定位》，载《电视研究》2000年10月，第67-68页
[9] 宋世雄:《宋世雄自述一一我的体育世界与荧屏春秋》，作家出版社1997年8月，第293页
[10]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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