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与“解释漩涡”研究专辑
主持人：倪爱珍
反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概念。它最早是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角色，即佯作无知者，后经历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主要是作为演讲辩论中的一种修辞技巧，基本含义是“所言非所是”，此外，苏格拉底式反讽成为后世反讽哲学的重要源头；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将反讽引入美学领域，视其为解决有限与无限矛盾的诗意化的手段；19世纪中期，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郭尔将反讽视作人类存在的方式；20世纪上半叶，新批评将反讽提升为诗歌的结构原则，并为反讽下了一个最宽的定义，即“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明显的歪曲”；20世纪下半叶，反讽成为西方理论界的热点，不论是语言学领域，还是修辞学、文学、文化、哲学等领域，都对它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后现代主义理论更是如此。很多学者禁不住感叹：“反讽帝国”（韦恩·布斯）；“反讽已成为后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修辞策略”（琳达·哈琴）；“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评价反讽”（ 克莱尔·克尔布鲁克）。本专辑选取的主要是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
对反讽持续研究且不断有新突破的是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将反讽从语言修辞领域拓展至符号修辞领域，讨论跨媒介的概念反讽；又推向整个文化和历史，从文学中的“情景反讽”进而讨论大规模的“世界性反讽”；回答了“修辞四体”作为任何表意形式演化的途径，其反讽之后是什么的问题，即一种新的表意方式的诞生，而不是如弗莱所说的回归原点。
《双义合解的四种方式:取舍，协同，反讽，漩涡》《组合元语言与解释漩涡的普遍性》等文章区别了常常与反讽混为一谈的一种重要现象——“解释漩涡”。这一概念是赵毅衡在2011年出版的《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首次提出的。反讽和解释漩涡都是处理符号文本解释中双义矛盾问题，但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前者的两义只有一个是真值，另一个是陪衬；后者的两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解释漩涡是人类意义行为的常态，具有普遍性，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都把它当作反讽，没有注意到两者的不同。赵毅衡认为从德国浪漫派、英美新批评到后现代主义所讨论的“反讽哲学”实为“漩涡哲学”，因为他们讨论的不是“越反趋正”，而是永恒两难，是两个解释并列，互相不能取消。
《<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前言》提出当代文化必然走向反讽主义的论断。赵毅衡从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反讽主义思想出发，认为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转向反讽社会，社会中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意见冲突越来越加重。表意的冲突只能用联合读解的方式处置，联合读解本身即是反讽式理解。要取得社会共识，只有把所谓“公共领域”变成一个反讽表达的场地：矛盾表意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调和，只能用相互矫正的解读来取得妥协。妥协也只能是暂时的，意见冲突又会在新的地方出现，但是一旦反讽矫正成为文化惯例，文化就取得了动态的和谐。这些思想在《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赵毅衡的反讽研究拓展了反讽研究领域：从反讽表意符号来看，从语言符号扩展指所有符号 ；从反讽发生领域来看，从单句层面扩展至符号文本层面然后至文化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从符号学角度解释了反讽的表意机制，厘清了反讽与解释漩涡，提出“人性的完美演出必是悖论的，文化的成熟也必然是反讽的，在当今这个以反讽为主调的时代，多元文化不应当是存异谋同，而应当是同中得异”，让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当今学术界关注反讽的学者还有很多。陈新儒的《反讽时代的符号狂欢:广义叙述学视域下的网络弹幕文化》、王悦的《隐喻与反讽间的张力——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山寨文化》、倪爱珍的《符号学视域下的戏仿》着重从符号学角度对当今时代的网络弹幕文化、戏仿文化、山寨文化中的反讽表意机制和意义进行了研究。
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将小说技巧视为修辞，使“修辞”这一概念从语言学领域扩展至文学领域。反讽是小说以及其他符号文本经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李建军的《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余岱宗的《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讽修辞》、董迎春的《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倪爱珍的《反讽叙述的形成机制:交流主体的距离》等研究了作为文本修辞的反讽的类型、形成机制、文化内涵及社会历史意义。
南帆的《后现代主义、消极自由和负责的反讽》研究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反讽现象、反讽主体特征及其功能。陈安慧的《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罗蒂的社会希望》对罗蒂提出的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汪正龙的《说反讽———对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范畴的考察》、王妍的《从形式批评到文化批判——20世纪“反讽”研究的演进轨迹》对反讽概念及其演进的轨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陈新儒：《反讽时代的符号狂欢:广义叙述学视域下的网络弹幕文化》
王妍：《从形式批评到文化批判——20世纪“反讽”研究的演进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