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
主持人 张碧
马克思主义对符号学的探讨，及这两种思想方法体系的潜在对话，可谓由来已久。马克思本人关于符号现象最为直接和鲜明的论述，体现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提出在商品的等价交换过程中，货币得以弥合不同商品的物质性差异，彰显出符号价值。其中，货币遮蔽劳动价值及劳动者的类本质等异化效应，尤其体现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来自符号学维度的思考，这一思路也直接影响到此后的波德里亚（J.Baudrillard）、洛塞-郎蒂（F. Rossi-Landi）等人。此外，马克思关于人类语言社会属性的论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符号现象的研究传统，马克思正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语言哲学的肇始者。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一系列方法视域，引发了后世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符号现象的探讨，或从符号学角度所进行的社会分析或文化批判等。马克思对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认识，使某些学者从本质主义角度发掘出这种认识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关联，从而在这种思路基础上，做出诸多关于经济基础和文化、艺术的论述，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以及诸多“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当然，这种从二元论符号学角度阐释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方式，由于忽视了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结构，往往受到马克思主义学界内部的质疑。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赫金等诸多学者便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释符号现象的生成，尤其是以符号的动态表意过程角度，来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复杂关系。显然，巴赫金的分析业已预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符号学的阐释分析，即将从二元论符号学转向某种与皮尔斯三元论符号学相类似的方法，亦即将语境、对话等要素视为决定表意过程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理解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这组经典命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意识形态往往以特定的符号方式，潜藏于特定的文化文本中，并潜在地发挥着政治、伦理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批评途径，便在于通过对文本的符号形式的剖析，破解隐藏于文本深层结构中的意识形态逻辑，这在巴赫金、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即便是社会文化文本体现出某种“能指空洞”的倾向，那么在列斐伏尔、波德里亚、马舍雷、韩炳哲等人对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中，也同样使某种特殊的历史状况从文本的深层浮现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探讨，同时，更是蕴含着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执着追求，这其中便当然包含对实践过程中表意机制的生产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也将继续依托符号学的方法资源，对人类的存在意义进行更为深广的理论、实践的双重掘进。
张碧：《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
唐小林：《创新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