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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符号学与解构理论

作者:萧明瑜  来源:朝阳设计学报, 第一期,73页至80页  浏览量:4127    2011-11-19 11:52:54
摘要:设计,是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产品,则是解决问题的结果。产品设计既是一种人造物,造形便是一种具备可理解并且蕴含讯息传递意义的产物,受到文化社会的影响。许多我们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物,其实都是文化的产物,具有可资理解并能够被诠释的意义。事物具有可理解的习惯方式,设计者若是无视于存于其中理性架构,那么造形的意义传达与使用者之间便会产生谬误,这是产品符号学建立的基础。但是建立结构,却也失却混沌未明时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透过解构理论的操作手法分析事物存在的本源,以此使产品符号学处于不断的解构与重新建构的状态之中,以免流于表象操作的结果。
关键词:设计、产品符号学、解构理论
 
一、    绪论
在工业设计的领域中,并无个别的专书针对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对于产品设计的影响做完整的论述,对于引述符号学的概念在产品设计的运用上,亦针对语意学的范畴作论述,并将此一论述范畴定名为产品语意学(Product Semantics)。相较于建筑设计的理论论述与执行,法裔瑞士籍的建筑师柏纳‧初米(Bernard Tschumi)及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则引述解构理论至建筑理论及实际设计中,除了建立指标性的建筑成果,并深入影响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的建筑设计理论。艾森曼自1975年开始即引述解构理论中「非古典、分解、去中心化及反连续性」注[1] 等观点执行其设计案「住宅6 (House Ⅵ)」、「住宅10 (HouseⅩ)」注[2],从此确立解构理论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方向。1982年,初米在法国巴黎拉维利特(Parc de la Villette)「21世纪市区公园」的建筑设计案中,以「规划的不稳定性」(programmatic instability)取代一般建筑中所强调的规划的实用性,以及使用「分离」 (Disjunction)的概念将原本公园中所需要的总量体分解成为41座10公尺立方的红色铁架,并以新秩序(等距)置于公园中125英亩的面积中,使每一个量体既非起始点也非终止点;而此建筑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不相连建筑体。初米并与艾森曼以及主导解构理论的法国哲学家德希达(Jacque Derrida)共同设计公园中的一座花园,将当代哲学思维融入建筑设计中成为跨学科的合作。
初米在开始执行设计时并无清楚限定各建筑体的功能性,而用户开始使用这些建筑体时则成为咖啡馆、邮局、儿童游戏区、影像工作室及眺望台;若以解构理论的角度解析,则为文本脱离作者之后透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使意义主动增殖。建筑设计并不可能完全脱离美观、实用与功能性,如同文本不能脱离边缘、作品和标题,排斥并非解决的方案,重写这些元素使隐藏于其中的意义异化并形成新的意义,这才是解构理论有趣的地方。而「拉维利特公园」无疑将解构理论的应用自哲学、文学批评、语言学扩展至设计理论的范畴,并奠定建筑与时代思维理论密切结合的地位。
在产品设计的领域中,最早将产品造形视为一种符号系统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瑞荷‧巴特(Reinhart Butter)。他在1983年「产品语意学(Product Semantics)研讨会」中提出产品语意学的宗旨,「产品语意学是研究人造物形态?在使用情境的象征特性?并运用此知识在工业设计上。」[3]瑞荷‧巴特所提出的产品语意学宗旨,其实已经超越了语意学的范畴,而包含了局部的语用学。因为他除了研讨属于语意学范畴的产品符号及其传达意义的相关性,还含括属于语用学范畴的情境象征特性与符号的关系。1989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克里本多夫(Klaus Krippendorff)曾以「设计师的生态学」(Ecology of Designers)阐述产品语意学的基本架构[4];1989年五月,在芬兰赫尔辛基工业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Arts Helsinki UIAH)以「产品语意学」作为研讨会的专题题目,其内容仍根据此观点的思考架构作为产品语意学的研究重点。
所谓「设计师的生态学」,是克里本多夫于论文<产品语意;语意三角形及四个设计理论>中第四个设计理论[5],他认为产品语意应讨论四个理论范畴,包括:使用(Use)的内容、语言(Language)的内容、起源(Genesis)的内容,以及生态学(Ecology)的内容。而生态学的内容并非意指自然界的生态学,而是设计师应理解并分析各种人造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篇论文中,克里本多夫并说明,基础使用的理解,应涉及心理学的理论而非仅止于单纯的物品使用性;而藉由社会语言学理解设计环境如何被组织及介入;工业经济架构做为产品设计的起源,沟通是整个生产-消费机制的重要特征;而产品不能单独存在,因此藉由生态学中互动模式的研究可以作为各种人造物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的借镜。
 
二、    符号学
首先揭橥符号的性质及其重要性是美国哲学家皮耳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他于1873年所发表的<论符号的性质>(On the Nature of Signs)一文中说明符号作为一种事物,均具有隶属于它自身的特殊性质,并与它所「意指」的事物具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他试图在人的行为中,探究人的思想观念与其语言及所表达客观对象物的实际关系,并根据此观点于十九世纪七0年代创立现代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皮耳士针对符号的基本特性,将符号区分为三大研究内容:(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形学);(二)符号与其所标示或意指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语意学);(三)符号用户对符号的理解和运用(语用学)[6];从此确立符号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法国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则整合符号的基本性质,并建立符号系统的结构性。他于1878年所发表的《关于印欧语言中元音的原始系统报告》的著作中,提出语言是一种集体的「习俗」(文化活动的结果),亦即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使用的「结构」的概念。此一语言集体结构具有三种基本特征:是先天的,或是在无意识之中继承祖辈的作法;无需经由周密思索就可以实行的;为大多数的人所奉行的,具普遍性。[7] 因此语言符号系统可视为一种社会结构系统,这种系统是互相关连的,有逻辑性,可以被说明以及理解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符号研究成为社会人文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索绪尔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弗罗伊德(Sigmund Freud)自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皮耳士自实用主义的角度,胡赛尔自现象学角度等,而促成符号学自结构主义转向至为后结构主义者则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创立之符号论将研究内容指向神话、意识型态、日常生活模式、流行体系等范畴,使原本单纯的语言符号分析扩展为多学科的符号研究。罗兰‧巴特促使符号学自语言学的桎梏中挣脱开来,视各种类型的文本为人使用符号的创作结果,而此创作结果与其社会环境与文化脉络相互依存,因此透过符号的象征体系重建可透视人类社会与文化组织。此观点可自其著作《流行体系(一),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窥视罗兰‧巴特运用神话(集体意识)的观点重新诠释运用符号者背后隐藏之权力关系、利益关系、思想及行为关系。自此,符号学正式步入后现代社会中象征符号消费的研究中。
相对于结构主义透过亲属关系、神话研究、礼物、语言等表象呈现研究,以寻找传统文化中及人类思考创作模式的深层基本结构;后结构主义学者的研究目的并非在于穿透现象之表象以寻求形构文化或是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而是突显隐抑于表象之下的意义。傅柯(Michel Foucault)透过「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揭示知识论述的形构和意义扩散的机制,藉由疯狂史的研究透过理性与疯狂间的对立说明,彰显隐抑其中的权力关系,彻底批判建立及协调传统理论的二元对立逻辑观,而以差异思想消除西欧民族一贯禀持的中心化、规则化、系统化的知识权力论。建构解构理论的德希达亦隶属于后结构主义者,德希达并将「差异」的操作手法,运用到其他非语言的各种具有差异化、间隔化特征的符号、图像系统,因其直接影响设计理论,因此本论述以德希达的观点作为主轴。
 
三、    解构理论
「解构」一词并不牵涉「瓦解」(destruction),反而更为紧密地语词语「分析」(analysis)相连,字源上意谓「松解」(to undo)这才是「解构」(to deconstruct)的真正同义字[8]。建立解构理论的法国哲学家德希达,于1968年1月27日在法兰西结构主义的研讨会中哲学,发表了一篇报告<延异>(diffèrance)。为了突显西方语言系统中提升语音、贬抑书写观点的谬误,德希达将字母「a」放进「diffèrance」(差异)中,以同语音的「a」取代「e」并破坏原有的语法规则而形成矛盾体,同时也给予符号加成复合的新意义。在德希达的定义中,新的语词「延异」(diffèrance)包含延长(to differ)/时间的延误,以及差异(to defer)/空间的距离,的双重意义。基本上,德希达是承继尼采(F. W. Nietzsche)及海德格(Heidegger)反对自柏拉图以降传统理性哲学的一贯理念,反对形而上学的体系,反神及修士。但是尼采的虚无主义并没有影响德希达,影响的部分是尼采的游戏人生以及对于「酒神」的崇拜。德希达并根据海德格后期的思想观点,透过分解作为建构以及还原的基础,海德格认为概念在发展之中会产生偏差,因此需要透过分解以回溯起源,以寻求其同一性。而德希达却不以追求概念的本源作为终结,其目的仅停留在差异之中,以呈现异化的现象。
与其将解构理论视为理论,不如将之视为一种操作手法。根据德希达自己的描述,他的写作有一种模型,内含两种元素:脱轨的沟通(derailed communication)和不可确定性(undecidability)。德希达在病毒的形象里发现这两项要素,并依据病毒的思想依循两个方向来思考:
1. 病毒促使生物界中的沟通陷入失序状态,它使基因讯号之组成和译码的传递过程发生变化,逸出常轨。
2. 病毒并非一种微生物。它不是生物,也不是非生物。它既非生,亦非死[9]
依据以上这两个线索,便可以找出德希达进行解构式操作的共同特点。德希达主要针对自柏拉图以降的传统理性价值观以进行松动,柏拉图的哲学论点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逻辑上,即:好/坏、内/外、真/假、本质/表象、生/死,「非此/即彼」是定义二元对立词组的基本原则。但是病毒观念的介入,引入不可确定性的观念,瓦解这种对立的逻辑。它们滑动于二元对立关系的两端,无法固定于任何一端,使原本固定的秩序观产生动摇。例如「药(pharmakon)」,既是医疗,亦是毒药。
德希达并未建立一种「反…主义」,而是透过寄生于传统理论中,让传统理论中的因素活跃起来。因为de-construction中的”de”具有”apart”,即拆解、分离的意义,必须要有先有某种既定的结构方能拆解其原有既定规则,让原有隐藏在其中的意义突显出来。世界上原无单一真理存在,因此对现存庞杂的思想以两极对应转化的运动方式作出「跳跃性的处理」,运用替换、移位、排列、戏作的手法让意义增殖,将可以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观予以超越。因此解构理论并非反对、瓦解或是颠覆传统,也非反智的学说,而是承认传统,但是按照一种新的逻辑来重新组织。
 
四、    产品符号学
运用符号学的论述重新审视产品设计领域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将设计视为一种设计师使用图像符号系统的创作结果,而此创作结果与其社会环境与文化脉络相互依存。
从建立设计教育的德国包浩斯(Bauhaus)开始,设计的基础定义便在于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因此产品必须具备机能性以符合人的需求。对于机能的定义,捷克语言学家谬卡洛斯基(Jan Mukarovský)在1942年曾作过较详细的阐述:「功能可以区分为记号功能与直接功能,而记号功能包括美学功能及象征功能,直接功能则包括理论功能与实际功能。」[10]若是我们依据此一定义再重新审视二十世纪至今的产品设计,现代主义式「形式跟随机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设计,或后现代主义式「机能跟随形式」(Function Follows Form)的设计观念,就设计导向而言,是探讨记号功能(精神/心理)与直接功能(物质/生理)比重不均的结果。以此机能定义重新审视包浩斯的教育内涵以及其设计所传达出来的结果,会发现现代主义者所创导之形随机能,是以几何造形之美感机能以及运用具量产性的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机械加工性的制造机能,并非透过探讨使用者真正操作使用时的实用机能为考虑。因而,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机能」,是美学的机能,而非美国建筑师苏利文(L. H. Sullivan)[11]最初提出「形随机能」时,是体认生物学中生物形体的来源是根源于生物实际使用所反映出的外部形态。因为是美学机能,现代主义者方能将之诉诸于「机械美学」。因为是美学机能,现代主义者方能大声疾呼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这是现代主义者漠视使用者的心理机能的结果,也是菁英设计师导向的结果。所谓设计是「为平民大众」,但是在潜藏的意识观点底下,设计师的角色与地位仍是高于所谓的「平民大众」,设计结果是一种设计师所规画出来并「给予」的一个现代化的生活,而非大众所翼求的现代化生活。
在时代精神与微电子科技社会的引导之下,二十世纪后半叶,信息成为消费的一部份,不再具备知识性的崇高地位,产品的使用价值被消费价值所取代,象征美学机能的提升成为必然的趋势。后现代主义者,以游戏性取代现代主义设计师所倡导量产式的标准化及规格化。通俗性、荒谬性、趣味性、感性的欢愉成为设计的主要诉求,透过视觉性的形态与色彩冲击,后现代式设计成为一种缤纷的视觉美感飨宴。荷兰飞利浦(Philips)于1966年出版的《未来的设计》(Vision of The Future)一书中,收录飞利浦设计中心针对2005年所需要的设计进行一系列的概念式设计,仍以愉悦性、全球化作为设计的主导观念。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再次显现,只是与现代主义所探讨的工业性科技有别的是,目前所探讨的科技是计算机网络科技。
使用者在实际操作使用时的问题以及可能性,仍被喧哗的视觉美感所掩蔽。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促使设计师重思符号学与人类心理对于设计的重要性,但是符号的表象操作显然重于符号的意义传达。一般我们将研究造形与意义相关性的学问统称为产品语意学,但是语意学仅是符号学里的一门学科,我们除了探讨产品单一造形的构成规则与形式符号意义之外,仍必须掌握产品所欲表达的外延含意,即其中所蕴含之象征、指示、美学以及造形符号与用户、理解者与经验情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运用之适切性。引借皮耳士对于符号学的观点,笔者将产品符号学研究的范畴区分为:
1. 产品语意学:理解人的理性思维以及感官知觉的认知架构,以及构成产品造形的形态、色彩、质感、材料等元素的构成规则与其意义的共感相关性。
2. 产品语法学:造形元素符号和符号之间运作的关联性以及类型化。
3. 产品语用学:造形符号与设计者、理解者与经验情境、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运用与环境之适切性。
以此区分,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设计者显然是偏重产品语意学、产品语形学的范畴,较为忽略产品语用学中用户(理解者)直接式经验情境的考虑。产品造形是一种图像符号系统,即是表意的符号系统,其内容便与规则、逻辑、表达、意义,以及社会规范与人的认知模式研究相关连。符号的形成是一种逻辑思考的结果,是人类对于自然事物基本认知的结果,也是形成与传递文化的基本因素。若是我们可以排除语言文字作为唯一的符号体系,而将所有的物质均视为符号的对象体,那么,产品的符号学将可以与自然符号、嗅觉、触觉、听觉、味觉、视觉符号达成共感效应的比对。亦即,动植物的姿态、表情,所有声气、音乐或是酸甜苦辣等,均可以合理的视为一种具情绪性、表达性或是指示性的符号体系。因而设计师必须理解对象在被理解时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社会意义结构。因为产品造形并不仅只是一种美学的形式,而是一种「生活形式」,是一种藉由造形和使用行为所交织成的整体。
我们可以将产品在设计者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模拟为表达意义?传达讯息的过程?以此来界定「产品符号认知」的本质。因而符号的认知乃在于符码之「编码(encode)」与「译码(decode)」的阶段中,即设计师为编码者,而用户为译码者。因此设计师在进行运用造形元素时,必须考虑用户所习惯的符码系统,其原理如同中国人使用中文对不懂中文的美国人进行交谈一般。因为符码是一群人共有共享的意义体系,小则具有地域性文化的特点,或是小众族群次文化的特色,例如台湾槟榔西施文化中所惯用俗艳色彩;大则扩及全球性所共享的社会、科技经验,例如全球计算机网络化所形成软科技的诉求及感性消费的主流文化。。
情境符码的产生来自于经验,活生生、直接式亲身体验的生活经验,或是间接获得的经验,例如从各种传播媒体所获知建立的印象,包括电视、广告、网络、杂志、书籍等等。个人透过生活体验,从而构筑自己的经验意义体系。这种内在生活转化而成的外在表现,是我们诠释外在生活的来源。根据维也纳社会科学的哲学家舒兹(A. Schutz)的看法,「他人的行为(behavior),应该只具有他主观赋予的意义,也就是说,认为它可能具有其他意义、客观意义等显然都属无稽之谈。」[12] 即我们不可能以自我的主观经验来替代别人的内心,并伪称这是他人的「主观经验」,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表现作为我们再现他人经验的方式。因为他人的行为以及行动是既存的事实,因此对于他人(使用者)的感受只能用询问、推己及人式的联想,以及社会价值来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不可能取代他人的内在思维,成为他人的主观感受,但是对于他人的外在行为反应等外在事件,是可以理解并予以综合分析或是系统化。因为他人的行为形成一个表达领域,并呈现其生活经验。因而根据分析理解其客体系统,我们可以归纳出一般性情境建立的结构及方式,以此建立文化符码。但是结构的建立并不能将隐抑于其中的意义散播出来,因此必须透过解构理论的操作模式,在文化符码建构的同时意义能够再增殖。
 
五、    产品符号学与解构理论
产品符号学与解构理论均与符号学有深厚渊源,若是仅以语意学或是传统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则容易陷入索绪尔等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能指(Signifier) 与所指(Signified)意义联系性的逻辑研究,亦即形式与内容的二值逻辑结构框架之中。产品设计的结果,并不单单仅止于造形技巧的运用,实用功能是否适切,或是指示性与识别性是否清晰等单纯问题。设计所使用的符号隐藏着设计师本身的心理结构与其相对应的社会文化脉络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因此形式的选择与风格的形成是社会关系与制度规范透过设计师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存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主体与主体间的不同性,轻易可现。就人而言,个性不同,思维不同;就单一的主体——人而言,瞬息万变的思维不同。于是现代主义所言证的意义统合,主体与主体的统一性,价值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表达与实体的统一,论述同一的整体性,便如圣经中的巴别塔一般倾圯。有谁能保证根据现代主义的论述前提之下,还能保证意义的统一?
就工业设计的发展的发展而言,当德国提出「好的设计」时,所对应的「坏的设计」随即相应而生,但是设计的好坏区隔定义为何?值得怀疑。形式与机能的同一性,也就如同上述的现代主义意义之倾圯而破灭。因为机能有其不确定性与差异性,若是能够统一,何以形式跟随机能的理想状态不能呈现单一的形式?若是所谓的实用机能的需求真能满足人类对于物质的需求,何以去掉所有的装饰的产品造型会令人们有所失落?在此,将以语言的差异性来重述统一的可疑性。追求同一性是人趋向神化的理想状态,但是人的缺陷性及死亡的极限,却是人类追求同一性的缺陷。于是追求绝对的控制与支配的现代性(现代主义所陈述的现代性)终将失败,取而代之的则是解构理论的不确定性所开拓无限开放的空间与可能性。
而解构理论所开拓的不确定性与无限开放的可能性与产品的关系为何?我们可以先界定产品的定义。产品实体之所以具有意义,并非因为它们与非产品实体(人或是动物)之间具有一种固定的关系,而是因为它们的被使用、它们和非产品实体的因果关系、和其它产品使用、链接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关系经常是可以被预期的,但是产品实体亦容许不可预期的、稀奇古怪的被使用,容忍被置于新的脉络之中所获致新的意义。因此产品实体与非产品实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因果关系得以循环轮回。同时在可预期与不可预期的关系中,创新的可能性则不断的产生。正如建筑师初米以「规划的不稳定性」取代规划的实用性,使拉维利特公园中的各个建筑体藉由使用者的介入而产生新的实用机能。
回到机能的定义问题,物质性机能与精神性机能共同塑造出产品,可碰触到的物质性机能并不单仅止于制造技术或是成本限制,如何使用、为何需要的问题应该追本溯源。例如一张椅子,其基本实用的定义应该是可以承载人体重量于一定的高度的物品,而非一个有四只脚,具有椅垫、靠背的物品。因此若是可以运用磁浮的原理让人可以轻松自在的浮在适当高度,那么也具备了椅子的定义,这是溯及本源的解构。而椅子并不会单独置放于空间中,除了与其他的人造物品的互动关系,也会与空间中的非物品产生互动,包括人、该处的生活文化、以及社交关系,总体形构出使用者的生活风格。同样的,精神性的机能也不仅只限于美感的机能,所有碰触不到的感知经验均为精神性的机能范畴,亦包括共感经验,例如红色引起辣味、热等感觉;而所谓美感经验,并非美丽的事物方能引起人内心的触动,悲伤与哀愁是另一种触动。以解构理论的操作方法,再重新审视机能的定义,主要的目的在于突破原有既定事物所形成的经验局限,设计向使用者及原始本质开放,设计由「被动授予」转为「主动增殖」,这是自身解构所造成的意义散播。
 
六、    结语
二十世纪九0年代之后微电子科技的进步促使科技计算机化,全球信息网络的架设及联机使信息传播迅速,建立从「硬」的物质材料转形为「软」的非物质产品,传统生产技术限于表象再现的物质形式,而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制造则提供一个广阔的非物质社会。在超信息(hyperinformation)的时代中,以计算机作为辅助设计工具以成为普遍的现象。在虚空间里,产品成为非物质实体的「超产品」(hyperproduct),产品形式成为多样、自由的型态呈现,其结果是不可被预期的,甚至可以让用户在网络中参与设计,而成为订制的商品形式。作为信息网络下的社会和文化,未来的产品该如何重新定位机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藉由解构理论尝试松解既定的形式结构,将意义解放,使之从传统设计过程垄断的意义预设中,松解出来。
作者简介:朝阳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


 



[1]  Charles Jencks, 1989, , 《Deconstruction》, Rizzoli, New York, p119
[2]  Jean-Francois Bedard edited, 1994, 《Cities of Artificial Excavation, The Work of Peter Eisenman 1978-1988》, Rizzoli, New York, pp11
[3] 参阅 麦兆昌?林盛宏着?1996?〈从传播的观点看产品语意〉,《设计:教育?文化?科技》?台北?第135页
[4]  Reinhart Butter and Klaus Krippendorff, Spring 1989, 〈Editorial〉,《Design Issues》?p1
[5]  Klaus Krippendorff, May 1989,〈Product Semantics; A Triangulation and Four Design Theories〉,《Product Semantics ’89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Arts UIAH, Helsinki, ppa3-a23
[6] 高宣扬着,1994,《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初版,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第2页
[7]  高宣扬着,1990,《结构主义》,初版,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第7页至第11页
[8] 克里斯多福着,刘自荃译,1995,《解构批评理论与应用》,初版,台北,骆驼出版社,第4页
[9]  Jeff Collins着,Bill Mayblin绘图,沈清松校订,安原良译,1998,《德希达》,初版,台北,立绪文化,第18页
[10]  Bernhard E. Bürdek着,胡佑宗译,1996,《工业设计》,第1版,台北,亚太图书公司,第156页
[11] 吕清夫着,1995,《造形原理》,八版五刷,台北,雄师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第20页
[12] 亚佛烈德?舒兹(Alfred Schutz)着,卢岚兰译,1991,《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初版二刷,台北,九大文化公司:桂冠图书公司,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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