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毅衡先生在关于符号叙述学的论述中对广义层面的叙述进行了三种分类，其中第三种按时间向度分类，将叙述分为“陈述式”、“疑问式”和“祈使式”三种类型。本文针对此分类方法中的“疑问式”（现在向度叙述）提出不同意见，建议将叙述的可变性、可参与性作为现在向度叙述的判别标准，并基于此，将电影与播报式新闻移入“陈述式”叙述文本当中。

赵毅衡先生在他的新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提出了“符号叙述学”这一概念。他将符号文本分为两大类：“描写人物和变化（即包含情节）的文本，是叙述；不卷入人物与变化的文本，是声述。”[①]在这里，“叙述”是体现为多种形态的符号文本，因此，对于“叙述”的研究也不应局限于小说、电影等传统叙述学领域，而应拓宽到各类符号文本中，探讨它们之间共通的“叙述性”。在这一意义上，赵毅衡将符号叙述学又称为“广义叙述学”，旨在突破现有叙述学中以小说（以及电影）文本为核心的理念，建立一个适用于各种符号叙述门类的新型叙述学。

符号叙述学的提出符合当今“叙述转向”的大潮流。从历史学、新闻学，到法学、社会学，几乎所有人文社科的领域，在近二三十年来，都开始认识到叙述性在各自学科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叙述化成为了它们一种强有力的研究方式。当叙述化已成遍地开花之势，众多学科领域都开始探讨自身的叙述规律时，叙述学还将自己的领地囿于小说、电影等研究对象，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这一形势下，符号叙述学担当起“叙述转向”后的“叙述学转向”的重任，探讨多类符号文本中的叙述性，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然而，符号叙述学面临的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既为它注入了最新鲜的学术血液，同时也让这一学科的建立困难重重。根据赵毅衡提出的“最简叙述”定义所需的两个条件：“1.有人物参与的变化，形成情节，被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2.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不仅小说、电影、历史、新闻等属于叙述，戏剧、电子游戏、舞蹈、梦等都可以算作叙述家族中的一员。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叙述形态和表征也相距甚远，如何在这些各式各样的符号叙述文本中探讨其叙述性？分类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分类的依据和对叙述文本的类别判定，可以帮助我们在鉴别和比较中认识各类符号文本的叙述性，是我们进行符号叙述学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第15章对各种体裁的叙述文本进行了三种分类：1.事实性/虚构性；2.记录性/演示性；3.“时间向度”。其中，第三种分类方式最为复杂，而在“时间向度”的分类方式中，又以“现在向度”的问题最为复杂。依据赵毅衡先生的分类，叙述文本依据内在时间向度可以分为三种：

1.陈述式（过去向度叙述）：历史、小说、照片、文字新闻、档案等；

2.疑问式（现在向度叙述）：戏剧、电影、电视新闻、行为艺术、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梦、白日梦等；

3.祈使式（未来向度叙述）：广告、宣传、预测、诺言、未来学等。[②]

这三个类别中，过去向度叙述的陈述式和未来向度叙述的祈使式都比较好理解，历史、小说等文本的叙述都是指向过去，接收者在叙述交流的过程中了解有关过去的记录情况；广告、宣传等文本叙述的内容是指向将来，展示给接受者未来的图景。而现在向度的叙述特征则要复杂得多。赵毅衡认为，“现在时叙述给接收者‘即时印象’，时间的发展尚无定局（典型的体裁是戏剧等‘演示性叙述’），因此是疑问式的。”[③]

根据这种标准，电影、电视的叙述就难免成为争议的焦点：影视的叙述是否属于现在时间向度？这是一个学术界争论的老问题。赵文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说明。文中讨论电影与小说的内在时间向度有无本质区别时，认为电影虽是预先制作好的制成品，但是观众在看电影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看到的演出来自‘已经记录下来’的载体”；而小说虽然能让人产生悬念，但是读者却“不会有似乎可以参与改变叙述进程的冲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相对武断。观众/读者的个人感受难以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小说被确定为过去时间向度，是由它的物质载体——记录下的文字决定的，那么电影的时间向度是否也应由其物质载体——制造好的胶卷或DVD来决定？如果不是由物质载体，而是由接收者的感受来判定，那么，笔者认为，阅读小说时的悬念所产生的紧张感很多时候并不亚于观看电影时的参与冲动（许多电影把故事时间放在遥远的过去，观众却会被情节吸引而产生“同时”的参与感，这种感受与读者阅读小说时明知故事已有结局但仍然为人物、情节揪心的情况是十分类似的）。

就这一问题而言，学术界论争多时，难有统一的意见。在对叙述文本按照时间向度进行的分类中，笔者认为将电影列入“疑问式”似乎不妥，原因除了电影本身内在时间向度的不明确外，还因为它与“疑问式”的其他叙述文本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有着最为突出的即时参与的特征。它们的叙述不是像电影一样预先制作完成，而是呈现一个开放式的叙述结构，根据玩家/读者的此刻选择而随时改变，它们是最为彻底的现在向度叙述，无论是对观众、还是对参与者，都坚决把“疑问”进行到底。同时，行为艺术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在进行”色彩，即使有的行为艺术看起来与观众并无互动，它的行为目的也已经决定了发起者会始终密切关注观众的反应，并随时准备依据这种反应做出变化，导致叙述的可变性。

梦，是一种非常特殊而有趣的现在向度叙述。它的发送者和接收者都是自己，产生于此刻，接收于此刻。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大脑皮层发出的奇妙的信号，人只能不由自主地接收。但仔细推敲起来，它仍然是一种可以在“现在”时刻被干预和改变的叙述。许多人有过这种体验，夜里尿急时会梦到四处找厕所，踢开被子时会梦到站在冰天雪地里，碰到尖利物时会梦到撞击受伤等等，外界因素对于梦境叙述的干扰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大脑皮层的复杂活动对梦的影响是迄今为止人类都无法完全参透的领域，当我们在做噩梦时，有时会感受到一个浅层自我意识的召唤，提醒道：“这不是真的！是做梦！”，然后就在这一意识的影响下把梦境叙述扭转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盗梦空间》中讲述的多层次梦境，或许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梦境中，随时受到梦境外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而相对于梦，白日梦的叙述“可变性”就更加简单易懂，它随时在我们此刻的意识掌控当中。

与上面几种叙述文本相比，戏剧作为一种演示性叙述体裁，在“可变”的层面上发挥余地较小，而与电影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提前设计好剧情、安排好演员，按照既定的轨道向观众展示。不同之处在于展示的时间差异，电影由于是提前制作完成，它的叙述形态是封闭的，观众无论观看多少次，都只能在固定的表演中感受“同步”；而戏剧的同步演出不仅能让观众产生更强的干预冲动，而且戏剧演员在每一次演出时的表现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演员的状态、与同伴的配合、观众的反应都能对戏剧的叙述产生影响，使它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开放的特征。

电视新闻的问题需要更细致地加以分析。新闻通过电视媒体进行播报的形式本身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期的电视新闻可说就是把原来的文字新闻进行口头的宣读，新闻在这里是更彻底的“旧闻”，这种形式在如今的许多新闻播报中仍得到大量的延续：主持人不存在与观众的互动，也不采用假装“自然而然地与观众对话”的形式，而是纯粹地进行播音。（如《新闻联播》等许多强调严肃性的新闻节目中播音员所采用的方式）。对于这些电视新闻节目，观众的感受如同有声报纸，他们很确切地知道这是不久前的过去发生的事，而播音员只是让他们了解这些过去的渠道。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类的电视新闻由于缺乏与“现在”的互动，它的叙述已在“过去”被固定而缺乏可变性，是一个封闭的叙述形态，所以更倾向于“陈述式”而非“疑问式”。

与此同时，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电视节目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即时性等特点也逐渐在电视新闻中显现出来。如赵毅衡在谈论此问题时提到电视新闻中常有的现场采访，这一新闻形式改变了单纯的“播”新闻的方式，而更多地以“演”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演”的形式包含了复杂的信息传导过程：表面上看起来，新闻节目是将采访受访者作为播报“旧闻”的一部分向观众“自然地”展示出来；但实际上，受访者的话语行为是被控制在采访者的意图方向之中的，受访者并非是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主体，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闻制作者的主体意志的代言人。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制作者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采访的形式来报道新闻，除了展开多角度新闻的需要外，还因为受访者与观众存在着一种角色的互换，受访者由于“自己就是观众”而更能配合电视台的采访意图，同时观众也更容易将自己的角色代入受访者，从而大大增强新闻的参与感，将过去的新闻播报变成一个心理层面上的现场互动。

除了新闻现场采访的形式，电视新闻还有许多加强“现在感”的叙述方式，如许多新闻主持人改变了逐字逐句念新闻稿的方式，而以一种个人的身份向观众发表意见（虽然这实际上仍是假象，主持人的观点通常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行为）；甚至更直接把真实的“现在”带入新闻，如电话连线、短信参与等等，电视新闻在这一层面上完全变成一种现在时间向度的叙述，单纯的过去时播报被观众参与式的、开放式的现在时新闻“演出”所代替，从而成为一种“疑问式”的叙述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电影、电视新闻与跟它们划为一类的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行为艺术、梦、白日梦、戏剧有本质的不同（其中，电视新闻需加以区分对待，注重“播”的电视新闻与后几者不同）。电影、以念新闻稿的方式播报的电视新闻虽然是演示性的叙述行为，但它们是一个封闭的叙述结构，其演示的内容与接收者之间缺乏互动，接收者的主体意识无法参与到叙述中来。而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行为艺术、梦、白日梦、戏剧和注重互动的电视新闻则呈现出一个开放的叙述形态，接收者可以以实际行为或心理上的参与加入到这些叙述行为中，把叙述文本与接收者所处的“现在时”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叙述充满着可变性和可参与性。

因此，对于赵毅衡先生提出的以时间向度进行的叙述分类，其中“现在向度”的分类本身存在着理论上的模糊性：“现在向度着重演示，意义悬而未决，因此是疑问”在具体的叙述文本类型中表现不一，接收者对于“事件正在发生，尚未有结果”的主观感受难以确定（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对电影叙述的接收中）。鉴于此，笔者建议，将“疑问式”现在向度叙述的划分标准确定为叙述的可变性、可参与性，由此让叙述与“现在”的接收状态有一个更密切的联系，在开放的叙述中表现“疑问”。基于这个定义，电影与播报式的电视新闻仅仅是在过去的时间状态完成了封闭式的制作，并在“现在”进行与此刻的接收者并无互动关联的演示。演示本身并不能成为现在向度的指征，而应该让接收者在接收叙述的“现在”以实际行动或心理感受参与进来，与“现在”真正相关，才更加符合“疑问”的主体关联方式。

 

王悦：厦门大学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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