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理论探索之一是对身份（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本文讨论了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力量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社会工具；然后把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将其放在语言建构的环境下加以认识。本文最后以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为例来说明美国的现当代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到的对“自我”及“其它者”身份的建构。

关 键 词：语言/身份/对外政策/“邪恶论”

 

    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理论探索之一是对身份（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注：近年来，从身份/认同角度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的作品明显增多，可参阅黄刚：“冷战后美日同盟：建构主义解释”，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孙溯源：“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董小燕：“试论欧洲认同及其与民族意识的张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姜运仓：“东亚经济合作中的身份建构”，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张旭鹏：“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俞新天：“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从文化的角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等。）根据身份理论，身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决定着国家的利益，并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因此，理解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利益和行为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对身份问题给予关注。（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身份问题进行比较集中探讨的作品应包括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关身份的问题，这在一项对外政策制订的初期尤其如此。

    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社会及政治的建构。那么，身份是凭借什么而被建构起来的呢？目前，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认识上：一种认识是，社会和历史的过程是建构身份的重要力量；（注：这种认识认为，每个行为体具有一种自我概念，譬如，有关国家或民族的观念是近代史的产物，国家身份被看作是在人类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体现在局部层面上的政治结果。参阅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d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No. 2, 199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另一种认识是，心理过程是构成身份建构的一种来源；（注：在这里，身份被看作是一种心智再现，建构身份的过程被理解为是心理机制获得适应和调节的过程，譬如国家的民族心理过程力量帮助“想象出”一个民族共同体。可参阅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还有一种认识认为，行为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建构行为体身份的力量。（注：这种认识强调了行为体通过实际的所作所为去告诉别人自己是谁。譬如，美国通过实际的国际干预或军事行动告诉世界，美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支配者”。可参阅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秦亚青译）。）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下，一些研究者意识到，语言也可以用来作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工具。（注：这种认识强调了语言创造事物的能力。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分析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不过，从目前来看，有关语言建构身份的讨论在国内似乎还不多见，从这个角度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进行经验上的观察则更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从经验上说明语言对身份的社会建构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是因为在传统上语言一直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东西。因此，在以物质视角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语言一直处于政治分析的边缘地位。

    然而，在对外政策（尤其美国的对外政策）领域里，的确经常存在有关语言建构身份并对国家对外政策构成影响的情形。因此，对语言建构身份的问题做一些探讨，并从经验上对它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给予一定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此外，通过对语言使用与身份关系的分析，有可能观察到国家对外政策的有关细节部分。本文首先讨论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力量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社会工具；然后把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将其放在语言建构的环境下加以认识；最后，本文以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为例，说明美国的现当代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讲涉及到对“自我”及“其它者”身份的建构。

    　　　　语言作为建构身份的工具

    关于语言的功能，大体上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语言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被动的东西，是人们进行思考并用来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就像一面镜子，它的作用是尽可能客观、确切地将人物或事件再现出来，只不过再现的途径是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文字符号罢了。另一种认识是，语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煽动人们的情绪，甚至对人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社会建构。或者说，语言可以用来帮助制造一种世界“现实”。（注：在有关语言功能的争论中，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产生比较明显影响的人物包括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奥斯汀、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社会批评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结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尼古拉•奥纳夫等人。）本文认为，人们对语言的这两种认识都反映了语言所具有的实际功能。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关注和强调语言的前一种功能，而对语言的社会及政治建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譬如语言建构身份的问题。这种重此轻彼的情形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尤其如此。（注：尽管近年来从语言角度探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论述开始明显增多，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处于国际关系研究和叙述的边缘地位。）

    如同社会科学里其它基本概念一样，“身份”在不同的情形下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含义。不过，简单地讲，所谓身份，它是指你是谁？我是谁？别人认为你（或我）是谁？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就是在确定行为体（你或我）的身份。任何身份的形成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及社会的环境里进行的。身份可以是相对稳定的，也可以迅速发生变化。从本体论上看，任何的身份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自我”与“其它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性的含义。一方面，“自我”身份依赖于同“其它者”身份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体的“自我”身份是在它与“其它者”身份的相互关系中所确定的。另一方面，“其它者”身份的存在自然也依赖于“自我”身份的存在，二者之间相互需要，形成一种“自我”/“其它者”之间在含义上相互构成的模式。（注：譬如说，有一个“自我”身份的存在，那是因为有一个与其相关的“其它者”身份的存在。举例讲，在家庭里，某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自我”身份，如“儿子”、“丈夫”、“父亲”等，这些“自我”身份的存在是与他有“父/母”、“妻子”、“子女”等“其它者”身份的存在相关联的。如果这些“其它者”身份中的某一个身份不存在了，那么，上述“自我”身份中某个相应的家庭身份也就消失了。反之，也是如此。）从认识论上看，“其它者”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敌人，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取决于“自我”对“其它者”的看法和认识，也取决于它们之间相互社会关系建构的结果。（注：可参阅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1995; Alexander Wendt,“Ident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y, 2004.）

    就国际关系而言，从一定的程度上讲，一个国家一定身份的形成是该国与本国领土以外其它国家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说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注：参阅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83.） 那么，它通常以群体的方式确定自我身份，并由此把本国与其它国家区别开来，而区别的主要标准是看它们之间是否分享或拥有一些体现集体特征的东西，如一定的肤色、语言、宗教、历史经历、政治制度、伦理价值等。“反纳粹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以存在着“纳粹主义国家”为前提的。同样地，“反霸权主义国家”的存在是因为有“霸权主义国家”的存在。胜利国造成了失败国，有强国就有弱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观也是建立在这类差别之上的产物。

    如果说身份建构的过程涉及把“自我”与“其它者”区别开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语言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力形式。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要素，它不仅仅是行为体用来再现“现实”的镜子，而且还是行为体用来制造“现实”的工具。行为体制造语言，语言反过来制造“现实”，包括对行为体身份的建构。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身份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还是社会语言的结果。以国家行为体为例，一个国家一定身份的形成往往处于广泛的历史叙述中。叙述本身成为建构“社会事实”过程的一种重要机制。通过这种叙述机制，国家不仅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还建构起这个国家的集体身份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为体通常会创造出一套作为语言形式的集体符号系统，不仅如此，它还会选择一定的表达方式并对所表达的符号内容进行结构上的安排，以便更有效地劝说它的国民接纳和分享由语言作用所建构起来的国家“身份”感。具体地讲，在进行“自我”身份叙述的过程中，国家通常会设计出一系列完整的故事情节，包括这个国家的起源、能够体现和代表这个国家并为全体国民所集体记忆的历史经历、人物或重大事件等，由此把本国（“自我”）与别国（“其它者”）区别开来。譬如，美国通过叙述自身的“例外经历”建构起美国“与众不同”的身份，叙述的故事情节包括“五月花号”木船、独立战争、华盛顿、西进运动、南北战争、林肯、自由女神像、移民社会等等。所有这些把美国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其它国家区别开来。

    通过包括语言叙述在内的诸多途径，国家的身份得到社会建构，并由此决定着“自我”与“其它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其它者”国家大体有两种形式：盟友（或朋友）和敌人（或对手）。一般地讲，国家行为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往往是由强者一方加以解释和确定的。尽管语言建构的过程可以是在非敌意的形式下进行，但是，“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往往倾向于把一些“其它者”确定为竞争对手或是潜在的敌人。当美国使用“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国”等政治话语时，不仅是在给一些国家起“政治绰号”，而且还是在确定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

    　　　　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

    对外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及心智活动，它通常涉及到国家、集团和个人行为体。身份研究正是对这些层面的行为体给予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份”概念应该比“体系”概念更加适用于对外政策分析。事实上，对外政策不仅仅是一个适应国际体系物质权力结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国内政治意志作用的问题。对外政策还是关于国家的身份、关于一个主权国家所追求和捍卫的核心东西、关于这个国家所推崇并谋求在海外加以传播的各种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政策还是一个与国际体系社会结构有关的问题。

    身份和对外政策是相互构成的。一定的身份政治旨在表达一套有关政治实体的观念。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谋求通过利用这类观念去动员民众，把他们团结起来，以达到凝聚民心的效果。这种凝聚效果会使政府认为在实施某项对外政策时具有了国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反过来，一定的对外政策在帮助建立起一定的国家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地讲，对外政策制订者通过大脑的认知活动去认识和理解他们所应对的外部和内部的政治“现实”。他们在理解和解释这些“现实”的时候，往往利用一定的认知框架凸镜作为认识工具，并通过这种认知框架凸镜使一定的身份得到内在化。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认知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并对身份含义的产生构成影响。一定的文化代表着被一定的社会成员所分享的一套观念、价值、普遍期待以及行动准则，而且从总体上讲构成了作为该国区别于其它国家的整体风格。“我们”是谁的理念，决定着“我们”的基本世界观，并指导着“我们”采取一定的对外政策方针。于是，对国家自身、对别国以及对国际体系中“自我”和“其它者”之间社会关系性质等的含义给予确定，通常是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身份和对外政策相互构成性关系经历着演变。随着身份不断地得到重新确定，国家所追求的利益和行为也发生着改变，因此，新的对外政策也不断地被重新制订出来。这在国内政治及国际体系物质权力结构及社会环境发生转型时尤其突出，譬如在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两次海湾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涉及到对发生变化后的世界环境里新的身份政治进行认识，并由此规定着美国在这种环境下所追求的新的国家利益和采取的新行动。

    在对外政策方面，尽管身份确立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是，通过语言使用的途径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一般地讲，一项对外政策最初来自一部分人（尤其是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大脑里的一定想法或观念。这些想法或观念经过语言上的加工、修饰和整理成为一定的对外政策理念，然后通过一定的政治话语表达出来，使该项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标传播开去。所有重要的对外政策首先是确定“自我”和“其它者”的身份，而且，确立这类身份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们对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的操纵。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通常包含着在文化和历史上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具体习俗、制度、领土、神话以及仪式等。与此同时，对外政策中“其它者”的身份在与“我们”的社会关系中被相应地确定起来。如果说国家在重新选择一项对外政策方针或确立一种不同的对外政策模式时，新思维、新观念、新视角最终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们的对外政策话语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的语言不仅可能使这个国家从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转向另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而且，使对外政策中新的“自我”和“其它者”的身份在这类语言的作用下得到重新建构（或者维持）成为可能。

    于是，在考察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应该关注有关身份建构、维持、重建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语言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是必要的。事实上。语言和对外政策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关系。通过书籍、小册子、宣言、声明、条约、谈判、政策演讲、集会上的高呼口号以及游行示威队伍的高声歌唱等，人们表达着一定的对外政策观点和目标。在这里，语言不单是一种用来传递或再现事物（包括物质实体、观念、情感、想法等）的符号系统，还充当了帮助建构对外政策过程中身份关系的“一种政治武器”。对“自我”和“其它者”身份的表达，揭示着这个国家的民众尤其政治家们如何看待历史、现状以及他们所面临着的未来政治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政治家们来讲，他们更关注语言使用的宣传价值和劝说价值，而不一定是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因为政治家的主要兴趣通常是放在政治的自我辩护上，譬如，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美国总统不会说这是美国“入侵一个主权国家”，而会说这是为了“解放这个国家的人民”。

    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对外部物质环境做出的反应，而且还是不断确立一种特殊主体形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确立自身范围”的政治行为。（注：参阅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事实上，美国不仅是一个地缘上的实体，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文化实体。如果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那是因为文化确定了美国。它把美国与其它国家区别开来。那么，美国是谁呢？在美国“例外论”看来，美国从根本上讲有别于其它国家，因为它是由上帝所选择的地方。早期到达北美洲的欧洲定居者认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的选民，并与上帝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是山上的一座城市；众目仰望我们”。（注：John Winthrop,“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in Ronald Gottes et a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7,p. 24.）19世纪中叶，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这样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是怀疑论者， 怀疑那个政治上的救世主是否已经到来。但是，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只要我们用言词把它表达出来。”（注：Herman Melville, White-Jacket (1850)，转引自Robert Jewett and John Shelton Lawrence, Captain America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Evil: The Dilemma of Zealous Nationalism, Cambridge: Wm. B. B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3, p.1.）尽管“选民”、“政治上的救世主”之类带有宗教含义的词语在一般的美国人那里已不再使用，但是，这类词语所包含着的情绪和价值却一直发展到现在，并存在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里。（注：到了20世纪，这类话语发展成为号召美国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感。譬如，20世纪初，美国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说道：“全能的上帝……把美国人民确定为选民去最终领导这个世界的复兴。 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我们是世界进步的受托者， 捍卫着正义及和平。 ”Congressional Record, 5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Vol. 33, p.711，转引自Robert Jewett and John Shelton Lawrence, Captain America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Evil: The Dilemma of Zealous Nationalism, Cambridge: Wm. B. B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3, pp.3—4。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我一直相信，这个被祝福的土地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与众不同，某种神圣的计划把着这个大陆放在两个大洋之间，使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可以发现它——那些对自由具有特殊的爱戴并鼓足勇气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朋友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引自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gan, 1983, Book 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152.）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

    如果说从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使用带有宗教含义的话语不断地表达着美国“自我”身份，那么，美国眼里的一些“其它者”身份则是通过另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词——“邪恶”来加以界定的。

    进入20世纪，尽管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但是，有关“邪恶论”的道德及宗教语言却不断地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身份政治里。在前面提到的几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两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政治家们通常把作为敌人的“其它者”确立为“邪恶者”，并由此规定着美国与这些“其它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美国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和采取的新行动。人们尤其可以从美国总统的言论里读到有关“邪恶”的词语，譬如，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里根以及布什父子等人都发表过论述“邪恶的”、“其它者”言论。这些政治话语不仅确定了在一定的时期里美国的敌人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而且还试图表明作为另一方的美国则是代表着“善”的力量，并由此动员美国国民集合在美国“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旗帜下，参与同邪恶力量的战争。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美国白宫。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赞扬了美国的社会生活、物质财富和政治制度，然后提醒美国人“邪恶与善在一起”，并向美国公民保证，“美国有无限的优势去实现自己的命运并拯救世界”。（注：Woodrow Wilso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13, http://www. americanrhetoric. com/speeches/woodrowwilsonfirstinaugural. htm） 1941年，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也提到了“邪恶”的破坏力量，指出美国有能力“消除许多邪恶的东西”，并鼓励国内民众恢复大萧条之后的信心。（注：Franklin D. Roosevelt: Thir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1, http://www. barleby. com/124/pres51. html.） 在这两个讲话中，两个总统均使用了“邪恶”字眼，一方面想明确当时美国国内所面临着的艰巨难题，另一方面想说明美国面临着外来威胁。有关“邪恶论”的这番演讲，成为他们后来动员国内力量参与世界大战的理由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邪恶”的来源开始更加明显地转向国外。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敌人是明确的“邪恶者”。1945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在全国广播讲话中宣布，“希特勒和他的邪恶同伙”投降。与此同时，他提醒道，“仍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在西方赢得的胜利现在必须在东方赢得。半个世界已经摆脱了邪恶，整个世界必须铲除邪恶”。（注：Harry Truman: Broadca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nouncing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 May 8, 1945,http://www. trumanlibrary. org/index. php.） “邪恶论”还体现在标志着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里。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称“极权的种子被凄惨和匮乏所培育。它们在贫困和争斗的邪恶土壤里播撒和生长”，因此，美国必须从经济和军事上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支持，否则，共产主义将最终在那些曾与美国结盟的地区建立堡垒。（注：Harry Truman,“The Truman Doctrine,”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March 12, 1947, http://www. americanrhetoric. com/speeches/harrystrumantrumandoctrine. html.） 根据“杜鲁门主义”，冷战是作为“自我”的“善”（以美国为首）与作为“其它者”的“恶”（以苏联为首）之间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对抗。

    20世纪80年代，冷战进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最后较量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践包括继续使用意识形态语言激烈抨击苏联，拒绝与这个共产党国家搞缓和政治。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对外政策话语里，苏联作为“其它者”被描述为是一个“邪恶者”。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他著名的苏联“邪恶帝国”系列演说中的第一个演说。里根以西方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的口吻、使用了道德语言去安抚西方世界：“善的力量最终联合起来战胜邪恶”。（注：Ronald Regan:“Address to British Parliament,”June 8, 1982,http://www. americanrhetoric. com/speeches/ronaldreaganbritishparliament. html.） 他还利用“善将战胜邪恶”这一格言为自己做出美国将提升与苏联展开核军备竞赛的决定寻找理由，并借此挑战那些对他的核威慑政策提出异议的人。（注：作为“邪恶帝国”系列演说的一部分，里根于1983年在佛罗里州达举行的一次全国福音派新教协会大会上演讲时说：“人们倾向于洁身自好，指责双方的过错，而忽视历史事实以及邪恶帝国的侵略动机，只是称军备竞赛是个莫大的误解，于是将自身置于正义与错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之外。”Ronald Regan, 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March 8, 1983, http://www. americanrhetoric. com/speeches/ronaldreaganevilempire. html.） 在这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继续放置在一种道德上的二元对立框架里：苏联被等同于邪恶者，而美国则是善的力量的代表。里根政府显然继承了杜鲁门对外政策话语，认为冷战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美国得到“基督教《圣经》和上帝的叮嘱”，并以全部的力量去反对苏联“邪恶帝国”。（注：Robert Jewett and John Shelton Lawrence, Captain America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Evil: The Dilemma of Zealous Nationalism, Cambridge: Wm. B. Berdmans Publishing Co.,2003,p.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出现政治巨变，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处于新的十字路口。1990年夏季发生伊拉克军事入侵科威特事件，它为美国开始确定新的敌人和外来威胁提供了机会。1991年初，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发动了海湾战争，把科威特从伊拉克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视为“独裁者”和“残暴者”。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总统乔治•H•布什在一次全国宗教广播者大会上说，“美国一直是一个宗教国家……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是一个宗教国家”。 他引用《圣经》中关于“和平的时候，战争的时候”的文字，把即将采取的海湾战争行动描述为一个具有宗教含义的崇高事业，即善与恶、对与错、人的尊严及自由与暴政及压迫之间的斗争，而且，美国以及所有的盟国都站在“上帝一边”。（注：David Ryan, U. 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History, London:Routledge, 2000.）

    21世纪初，“邪恶论”再度盛行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话语里。“9.11”事件后，“邪恶”一词开始与美国追求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政府看来，反恐就是在与“邪恶”作斗争。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前往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天主教堂，在布道坛前宣布，要在全球范围内清洗邪恶，声称美国“对历史的职责已经是明确而清晰的：回应这些袭击，摆脱邪恶的世界”。（注：George W. Bush, National Day of Prayer and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2001, September 14, 2001,http://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3—7.html.）在世界政治发生重大改变的环境下，美国政府进一步确定它所面临着的外来威胁和敌人，并使用文字将它们明确下来。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讲里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国”，把“反恐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与这些国家的斗争。次年，美国政府再次发动海湾战争（但这次是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入侵。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里，布什再次使用了有关“邪恶”的语言。不过，这次他是为了鼓励美国军队在局势日趋动荡的伊拉克的士气，使其继续行使在那里的战争使命。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语言建构身份和身份在对外政策分析中的情形，并以美国的对外政策中“邪恶论”为例，从经验上对其给予了一定的观察。在这里，语言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力量或权力形式。语言具有建构、维持甚至重建社会身份的功能成为本文观察的出发点。当然，身份政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是提出了应该对其中作为构成性力量之一的语言给予更多的关注。实际的情形是，身份的建构、维持和重建往往是同时受到多种社会力量（如社会及历史的过程、心理过程、社会实践等）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单一的语言力量的结果。因此，对身份政治的进一步探讨应该综合地考虑这些力量的作用。

    本文指出，有关身份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处于不可忽视地位，认为“身份”概念应该比“体系”概念更适用于对外政策分析。重大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通常是确定“自我”和“其它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因为这种性质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利益和行为。本文的侧重点放在说明语言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有关历史观察中，笔者发现，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话语往往把“自我”和一定的“其它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放在一种善恶对立的道德冲突框架里。事实上，“邪恶论”一直贯穿于20世纪以来战时美国的对外政策话语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作为“自我”的美国这块土地就被认为是“上帝的新选地方”，是“善”的力量的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大体观察了身份建构和对外政策分析中的一个细节部分，即语言使用问题。当然，说身份政治和对外政策分析就是语言的问题显然是不妥的，因为这类研究都不可以简单地归约为句法学或符号学。事实上，在身份政治和对外政策分析方面，语言并非总是需要给予特别考虑的关键要素。如同其它社会力量一样，语言有时候重要，有时候只是起着一般性的解释作用。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语言是重要的，什么时候不那么重要。这些还需要从理论和经验上给予更多的探讨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