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抑或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及其反思
作者：杨建刚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浏览量：3750 2012-04-28 21:45:33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论争，本文主要对这场论争的产生、过程、结果和原因进行考察和反思，进而探讨二者的可能性。俄国形式主义与十月革命同年发生，这就注定了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使俄国形式主义最终消亡，也使大多数形式主义者长期处于自我省思和批判之中。这场论争已经超出了学术批评的限度而具有政治斗争的色彩。“形社者”、巴赫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进行了对话的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学术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是20世纪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关系也最为复杂，且完全异质的两个理论思潮。从整体来看，它们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对抗主要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在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论争之后，在二者之间寻求对话遂成为学术发展的主动选择。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对二者关系史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对二者之间的这场论争更是鲜有论及。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专家、美国学者厄尔里希( Victor Erlich ) 在其《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中对这场论争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和分析，但由于此书尚未翻译成中文，所以对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依然不是非常熟悉。因此，对这场论争的产生、过程、结果及其原因进行考察和反思，进而探讨二者对话的可能性，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促进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矛盾的产生
伊格尔顿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①] 十月革命前后活跃于俄国文坛的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三大文学形态。[②] 另一方面，在革命后的几年里，尽管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蓬勃发展，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的俄国社会现实，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还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尚未顾及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再则，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比较年轻，尚未形成统一而成熟的美学原则和文化政策，也没有成为全社会唯一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文学也并未成为唯一合法的文学形态，这个空档就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留下了空间。虽然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于这个时代的夹缝中，但是一经产生便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厄尔里希在50年代还感叹：“直到现在，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至少一个诗歌研究会的成员”[③] [④] [⑤]
二、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1923 年，首先由托洛茨基发起了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批判形式主义的第一个声音，托洛茨基的批判还主要在学理层面展开，态度比较温和，对形式主义的贡献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托洛茨基认为文学研究中的形式问题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形式的成就，就没有艺术。作为“艺术的第一个学术派别”，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尽管肤浅和反动，但其相当一部分探索工作却是完全有益的。如果形式主义能够“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有助于阐释形式的艺术心理特点。但是形式主义者却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超出了这个“合理的范围”，没有将形式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种辅助和补充，相反将其作为文学研究中唯一全面而正确的方法。
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形式固然重要，但是将形式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唯一要素而否定内容的存在意义，“让艺术脱离生活，宣称艺术是独立自在的技艺的做法，会使艺术空虚、死亡。采取这种做法的需要本身，正是思想衰败的无误的症状。”[⑥] [⑦] [⑧] 继托洛茨基之后，作为新政权的人民教育委员部部长的卢那察尔斯基在1924年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使这场运动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如果说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严厉的批判但并非完全敌对”[⑨] [⑩] [11]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每一个阶级，只要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有自己的理想，它就有自己的美学”，文学艺术是这种美学的集中体现，其阶级性表现得最明显、最集中。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遵守“党性原则”，从阶级性出发，看其是否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和托洛茨基对形式主义的阶级定位一脉相承，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无论是艺术中的形式主义，还是艺术学中的形式主义，他们都是被移回俄国，重归故里的资产阶级滞后成熟或早已熟透的产物”。[12] [13]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文化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批判已经给刚刚兴盛的形式主义以致命打击。1925年，联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党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政策》的专门决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艺术风格尚未形成，各个不同的团体和流派必须展开自由竞争，反革命分子除外。这种自由竞争恰恰促使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因为形式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自然被划归到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之后，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就大面积地展开了。包括党的领导人布哈林（Nikolaj Buxarin），以及萨库林（P.N.Sakulin）、巴布罗夫（S.Bobrov）、柯冈（P.S.Kogan）、波利安斯基（V.Polyansky）等人都写了批判文章。[14]
三、形式主义者的自我省思与忏悔
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势，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继续坚持形式主义理念的形式主义者逐渐离开苏联，流亡到捷克，在那里与穆卡洛夫斯基等人建立了布拉格学派，并最终促使了法国结构主义的产生。而留在国内的形式主义者，包括什克洛夫斯基、提尼亚诺夫和埃亨鲍姆等人，却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观点，生活在不断的自我省思与忏悔之中。
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埃亨鲍姆于1924年写了对形式主义的辩护文章《关于形式主义者的问题》。埃亨鲍姆认为他们并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材料鉴定家”。他们并不是唯形式主义，而是同样关注内容，并且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宣言只是理论家的一种年轻气盛的极端思想，并不能代表所有形式主义者的批评实践。事实上，很多形式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历史内容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其批评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内容的存在。在1922年的时候，埃亨鲍姆尚且认为“生活不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建设，会更好”，并认为“在文学和艺术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保证不了革命立场的”。[15] [16] [17] 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什克洛夫斯基很快放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反对态度，主动坦诚自己的政治错误，[18] [19] [20] [21] [22] 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将重心转向文化领域，并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文艺政策。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颁布了文学艺术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法令，要求文学创作和批评必须遵守“党性原则”。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分歧，什克洛夫斯基最终于1930年初发表了《学术错误志》一文。他坦率承认：“对我来说，形式主义是一条已经走过的路。”[23] [24] 尽管形式主义者进行了这样的自我省思与批判，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却依然没有结束。1932年4月23日，联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历史性决议，要求改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以及所有小的文艺团体，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倾向在1934年召开的苏联作家大会上达到高峰。自此之后，所有的文学团体和批评流派都被取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所有作家和批评家都必须遵守的唯一原则，而形式主义则被日丹诺夫定义为衰落的资产阶级和逃避主义的同义词。[25] 1936 年，对形式主义的大规模批判又开始了。此时，形式主义被斥责为反艺术的、反人民的、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现象。K·帕乌斯托夫斯基指出：“形式主义者傲视现实。他们用廉价思想的象棋游戏、用噱头、用怪诞、用文字刺绣代替真正的热火朝天的生活。现代人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正如自然界也不存在一样。”[26] [27] [28]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形式主义者早已失去了论战的勇气、信心和能力，剩下的只能是不断的忏悔和自我否定。在1936年3月15日发表于《文学报》的文章中什克洛夫斯基又指出：“形式主义者犯了什么错误，形式主义最糟糕的是在哪里呢？力图摆脱生活，给自己划出一块不让社会主义进来的‘艺术租界’，这就是形式主义理论迈出的第一步。”[29] [30] [31] 什克洛夫斯基的自我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持续了他的整个后半生。1919年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形式主义的宣言：“艺术总是离开生活而保持自由，在它的色彩中从来也没有反映出那飘扬在城市堡垒上空的旗子的颜色。”[32] [33] [34]
四、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对话的尝试
巴赫金认为真正的学术讨论应该是对话性的，因为“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35] 因此，在这场论争之后，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寻求对话可能是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一条重要道路。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论争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在二者之间进行折衷调和的尝试，其代表人物有日特林（A.Zeitlin）、米·列维多夫（M.Levidov）和阿瓦托夫（Boris Arvatov）等人，厄尔里希称他们为“形式主义—社会学派”，或叫“形社者”。早在1923年，日特林就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方法》一文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长远目标与形式主义的短期计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们将这种方法称为“综合法”。“形社者”的观念得到了“左翼艺术战线”文学集团的热烈支持。“左翼艺术战线”把掌握形式主义的方法作为现代文学科学的主要任务，认为这是“唯一能使马克思主义方法成为科学的方法”[36] [37] [38] 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中开始的，而他在二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对形社者的综合法的推进和深化。他认为形式主义是一种非社会学的诗学，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非诗学的社会学，要超越二者的局限就要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社会学诗学，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真正地进行辩证综合。这种对话具体表现在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对接、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三个方面。对巴赫金在二者之间的对话笔者已经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在此不予赘述。[39] 在西方，由于不存在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宽松的文化氛围使俄国形式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得以延续，经过布拉格传到法国之后快速发展为法国结构主义，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此时，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理论思潮，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再忽视对方的巨大成就。因此，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就成为6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正是这种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按照詹姆逊的说法，结构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结构主义的答案。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启发，也就不会有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等等，无一不是这种对话的结果。
五、学术批评抑或政治斗争：论争的原因及其反思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苏联学界与西方学界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苏联学者普遍认为，在这场论争中形式主义不堪一击而遭受彻底失败，其原因并不在于政治压力，而是因为形式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依靠党的支持才压倒了形式主义，而是因为它符合时代的需要才取得了话语权，并导致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因此，形式主义并不是时代政治的“牺牲品”，形式主义者也并不是“不幸的人”。而且，理论自身的不完善还只是次要的，俄国形式主义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它的“这些原则跟苏维埃艺术发展的基本方向、跟优秀的革命艺术家的本质要求和渴望是背道而驰的。……形式主义者的教条跟当时的创作思想、明确的方向、战斗的激情，矛盾特别大。”[40] [41] 相反，西方学者，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专家厄尔里希、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和结构主义研究学者布洛克曼等都对形式主义学说进行辩护，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其学说自身的问题，而是外来干涉和政治压迫的结果。正如厄尔里希所言：“在苏联，形式主义的发展被暂时中断了，因此它被剥夺了克服自己弱点的可能性”。[42] [43] [44] 苏联和西方学者对此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其原因是多重的。从理论自身来看，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渊源、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价值指向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形式主义是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研究中自19世纪中叶以来注重文学语言的文学研究方法在学理上的延续，也是注重形式创新的现代主义艺术（比如未来派诗歌）在理论上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延续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理论传统，并且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就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思想。形式主义思考的是科学的文学研究何以可能，而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则是具有革命性和政治性的文学研究何以可能；形式主义割裂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本身，进行内部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则持一种整体性观念，把文学放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整体中进行外部研究；形式主义关注文学语言，把语言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则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形式主义采用一种形式批评的方法，把文学的审美价值作为最重要的价值指向，而马克思主义则采用一种社会学方法，其最终指向的是文学的政治价值。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常态来看，这种异质性并不等于二者不可以共存，它们本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但是如果将各自的倾向推向极端，并且非此即彼地尊奉为唯一合法的理念和方法，那么异质性就会转化为矛盾性，二者之间出现论争就是必然的。
正确而合理的批评和论争是学术发展所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纯粹的学术批评是无法存在的，更何况形式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挑战。因此，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就已经超出了学术批评的限度，给形式主义者戴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从而使这场论争转变成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为了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运动。
巴赫金认为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这场论争“看起来是一种论争，但这场争论却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双方都未能倾听对方。为了成功地反驳形式主义者，需要一种像形式主义理论一样有效的理论，能够面对具体文本和文学分析的具体问题，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45] 詹姆逊看来，“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 [46] 苏联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胸襟和能力，这也就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不可能形成有效对话，也 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庸俗化倾向，用政治权威所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这场论争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是这种学术批评的方法及其后果我们不可轻易忘记。学术问题还是要通过学术批评的方式来解决。真正的学术批评和论争应该是对话性的，在学术批评中不可动辄就给对方扣上政治的帽子，更不能通过政治力量和手段来打压对方。巴赫金对这场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巴赫金的思想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的学术批评或对话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首先，要有开放的胸襟，尊重对方的存在价值，哪怕是负面的价值，因为“给予好的敌手的评价，应当比给予坏的战友的评价高得多”。[47] [48] 巴赫金对这场论争的反思，以及他所提出的对话方法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一个常态的社会来说，各种理论应该是多元共存、自由竞争、相互对话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异质性并不等于矛盾性，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从学术的立场上进行真正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才能够克服各自的理论缺陷并取得深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通过对话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从学术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
[①] 特里·伊格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②] 李辉凡：《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③]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100.
[④]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⑤] 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
[⑥]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68页。
[⑦]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⑧]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⑨]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100.
[⑩] 卢那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11] 卢那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12] 卢那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
[13] 卢那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
[14] 对俄国形式主义更全面的批判文章和材料可参见克里斯托弗·派克编辑的文集《未来主义者、形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Christopher Pike (ed.), The Futurists, the Formalists,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Ink Links Ltd., 1979. ）和厄尔里希的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方法》（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
[15]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16] B. M. Eykhenbaum,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Formalists’” , The Futurists, the Formalists,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Christopher Pike (ed.),London: Ink Links Ltd., 1979, p.59.
[17] 谢·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18] 什克洛夫斯基对十月革命持反对立场，并作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于1918年初与右派社会革命党策划在彼得堡举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阴谋暴露后逃往基辅，1922年逃往柏林。由于离开俄国的土壤就无法从事俄国的文化事业，于是对逃亡生活失望。他写信给高尔基表示后悔，并致函苏维埃政府，表示“我举手、我投降。请放我进入俄国”。后来在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直至逝世。（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译者前言），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9]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9页。
[20]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144.
[21]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109.
[22] 谢·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23] 谢·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24] Christopher Pike (ed.),
The Futurists, the Formalists,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Ink Links Ltd., 1979 P.21
[25] 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m & Co. Ltd., 1979, p.26.
[26]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27] 高尔基：《论形式主义》，《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25页。
[28]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3页.
[29]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30]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31]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32]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33]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34]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1页。
[35] 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诗学与访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36] 谢
·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37]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111.
[38] 谢
·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年，第23页。
[39] 杨建刚：《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巴赫金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和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40]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72页。
[41] 谢·马申斯基：《苏联批评界和文艺学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七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42]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80, p.154.
[43] 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m & Co. Ltd., 1986, p.28.
[44] 涅博里辛：《俄形式论学派在西方文论界的“旅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08年第2期。
[45]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周边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46]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第196页。
[47]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周边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3页。
[48]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周边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
Academic Criticism or Political Struggle: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Soviet Union Marx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Yang Jiangang
(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250100)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Soviet Union Marx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in the 20s of last century last out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and rethink the occurrence, process, results and reasons of this controversy, and further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Russian Formalism was found at the same year of Oct. Revolution. It doomed that there will be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Formalism. The criticism of Marxists let Russian Formalism passed off finally and also promoted Russian Formalists to self respect and criticize for a long time. This controversy has gone beyond the limit of academic criticism and, to some extent, has become a kind of political struggle. Formalist-socialists, M. M. Bakhtin and the late Marxists have been trying to dialogize between Marxism and Formalism and have got great achievement. Equal dialogue at academic standpoint should be an available metho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Marxism Formalism academic criticism political struggle
作者简介：杨建刚，男，陕西三原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和西方文论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研究”（编号： 11CZW01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20110491610 ）和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编号： 2010GN001 ）的阶段性成果。
到学术论坛讨论
+ 15 好文章总是百读不厌，赶紧收藏分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