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否定”：“江湖”幻想的演进逻辑及后果
作者：孙金燕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 浏览量：2979 2012-05-30 15:37:43
形式“否定”：“江湖”幻想的演进逻辑及后果
——从格雷马斯符号方阵看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
内容摘要：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以“江湖”符号表意的“否定”前行为内驱力，呈现出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式的全否定格局。从“剑仙”江湖、“英雄”江湖、“人”的江湖到亦正亦邪的侠客江湖，20世纪武侠小说“江湖”表意方式依次否定与渐趋圆熟。但在此后，武侠“江湖”作为幻想性表意符号已彻底跌落“现实”，这与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以“前现代”的情景幻象否定在现实中无力参与的现代化大潮——明显相悖。武侠必须在“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中，完成其“幻想性”的重塑。
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同样有着自身的内驱力。这可从考察它虚构的可能世界 （ Possible World ） [① ] 即 “江湖”的表意嬗变中得以明晰。 陈平原称：“谈武侠小说，无论如何绕不开‘江湖’。‘江湖’与‘侠客’，在读者心中早就连在一起，……‘江湖’属于‘侠客’；或者反过来说，‘侠客’只能生活在‘江湖’之中。”［[1] 中国20世纪武侠小说异于此前的侠客叙述之处，在于其自1923年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以来，开创性虚构了与“庙堂”无涉的、非政治权力的“江湖”。作为武侠小说的灵魂载体、活动于虚幻的“江湖”中的侠客， 更是边缘于历史记载与社会规定的非客观实体存在，表达拒绝“规训”与自我抚慰式心理诉求的文学想象。在这里， “侠”与“江湖”的表意形式，不仅定位了武侠小说的文体特点，而且决定了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也就是说，在这些以“侠”为主导的“江湖”之指称的更新之下，隐藏着武侠小说符号表意的演进玄机。 一，武侠小说文体演进与格雷马斯符号方阵
在武侠小说的研究中，通常从接受史角度，将20世纪80年代金庸、梁羽生封笔及古龙辞世之后、港台武侠黄金时代的终结，指称为“后金庸”时代的开始。而从武侠小说自身的文体演进而言，“后金庸”时代的来临，应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金庸《鹿鼎记》的横空出世之后。这个“终结”了金庸武侠的“鹿鼎记”江湖，也在标示20世纪武侠“江湖”符号表意一个轮回的完成。
而这自然与其形式的自觉有关：“武侠小说……具有操作过程中的重复化和标准化的特点，具体而言就是“侠”和“武”的既定观念。而金庸在《鹿鼎记》里对两种观念的传统都作了较为彻底的消解。”［[2] 无论是这里的“消解”一词，还是常见的评语“反武侠”，在“鹿鼎记”江湖与业已“标准化”的武侠世界之间、那种无法忽视的动向，还有一个较为中性的名称叫做“否定”，它同样还是整个20世纪武侠“江湖”嬗变的驱动力。需要提出的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否定式前进，即黑格尔哲学所认为的事物发展一般规律有所不同。 黑格尔曾在《逻辑学》中以“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格局，从思辨存在论到思辨本质论再到思辨概念论，演绎了其思辨逻辑学的内在逻辑。不仅构成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主体部分，并且成为思辨哲学体系的二、三部分即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核心”［[3]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正-反-合”即通常所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最终演变成的是“合”（肯定）。这个黑格尔哲学的阿基里斯脚后跟，对于事物发展过程的解析有其局限性，弗莱在其1957年的《批评解剖》中对虚构作品发展趋势的判断即为一证。弗莱认为：“欧洲的虚构作品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间，其重点一直沿着五项的顺序下移”［[4] ，神话是虚构作品起点，主人公在性质上和环境上都比其他人优越，从那以后就每况愈下。浪漫故事中神变成英雄，有不可思议的超凡的勇气和忍耐力；史诗和悲剧中主人公仍然具有权威和激情，但是其所作所为必须服从社会评判；到喜剧和现实主义，主人公有普遍人性而不比读者优越；之后的自我批评式讽刺和反讽，主人公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劣已经容易让读者产生轻蔑。在这个主人公在性质和环境上均不断“下移”的过程中，并未看到螺旋上升式的肯定。 与此相类，从韦小宝式“大侠”所如鱼得水的“江湖”世界，对此前所形成的整个武侠世界的完全颠覆情形来看，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肯定）”方式对武侠小说的“侠”之“江湖”的演变，同样有其局限性。而提供多重否定方式的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符号方阵(Semiotic Square)图式，将更适合作为理解武侠文体演进的分析工具。
符号方阵，又称格雷马斯矩阵(Greimasian Rectangle)，立陶宛裔法籍符号学家格雷马斯首先提出。他在1966年出版《结构语义学》(semantique structurale)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方阵图式，又在1970年的名著《论意义》(Du Sens)中对这个矩阵图式进行改造［[5] ，此后此方阵广泛应用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符号学家赵毅衡曾在《叙述在否定中展开》将其应用于小说叙述研究并对其进一步修正，成为如下四项十元素格局： 原初的符号方阵提供了一个静态的多重否定方式，尽管格雷马斯以及格雷马斯派符号学家不认为符号方阵中从（5）到（10）各项连接均为否定，其中还包括（7） -S2 S1 否负正连接与（8） - S1 S2 否负连接的“互补关系”(complementariety)［[6] 。杰姆逊也曾在1972年的《语言的囚牢》一书中，认为这个方阵只是重申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此模式的发展，就成为对失落项的寻找……这失落项不是别的，就是否定之否定”［[7] 。而十年后，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对此观点进行了改变：“让每一个项产生起逻辑否定，或‘矛盾”，从而“开拓出实践真正的辩证否定的空间”［[8] 。无独有偶，为了将这个静态方阵变成一个不断运动展开的过程，赵毅衡认为：“这个方阵可显示一个不断藉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闭的过程:只要叙述向前推进，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势态。这样理解，结构封闭的格雷马斯方阵，就成为‘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9] ，如此，不仅四项之间是否定的，甚至所有连接也都是否定的。它不仅取消了简单二元对立之间妥协的可能，而且通过在一个正项上的累加否定而延续递进变化， 从（ 1 ） S1 正项到（ 4 ） -S2 否负项，每一项都被否定连接所包围，任何运动下一步必然是否定，事物能在运动中走向任何新的环节。 在经过多次否定之后，从- S2 项不可能再转回原来的起点，方阵无法走向肯定项而形成无限否定图式。 武侠小说的“江湖”的指称演变，便是在这种连续否定式的因果级差中展开。 必须做出强调的是，在 符号方阵中，双否定项 -S2 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既不承认肯定项 S1 ，又不承认否定项- S1 以及 S1 与 -S1 的中间状态项 S2 ，它提供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在对三项的彻底否定之后，它就开始跃向新的符号表意形式， 这也是任何一种表意方式必然出现的成熟化过程。由此，- S2 项被格雷马斯本人称作“爆破项”(Explosive Term)，杰姆逊则称这个双否定项“经常很神秘，开启了跃向新意义系统的可能”［6］39 。这对于武侠小说文体演进当下状态的理解非常关键，只有理解了符号方阵中的这个双否定项，才能理解何以金庸召唤出的韦小宝式“侠”之“江湖”能够解构既成的武侠神话，以及相继在武侠世界引发一系列变革。
二，20世纪武侠小说在否定中前行的“江湖”符号表意
武侠小说构建的“江湖”与其灵魂载体“侠”的符号表意，概而言之，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的“剑仙”江湖为发端，到尽量缩短神功与人世距离的赵焕亭到郑证因等的“英雄”江湖，注重英雄多面性的宫白羽、王度庐等的“人”的江湖，延展至金庸、古龙的亦正亦邪式侠客江湖世界的出现，20世纪武侠小说“江湖”表意方式逐渐趋于圆熟，在四项依次“否定”之后，“江湖”中“侠”的崇高感逐步让位予怀疑论，与此同时，“侠”与“江湖”的符号意指也将逐步趋向于复杂化。
（一）“剑仙”江湖 S1 ：“江湖”世界各个方面都被赋予意图或精神的时期。
叶洪生称：“二十年代武侠作品，通常表现出‘世外’、‘人间’不分，‘剑仙’、‘侠客’混同的矛盾型态。”［[10] 肇始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1920年代的武侠小说的“江湖”中以奇幻仙侠为正格。 《江湖奇侠传》在以 俗世纠纷勾连江湖争锋的基础上述异志怪。 智远和尚 养“八百罗汉”（金鱼）白日飞升；酒侠以玉杯埋奸人、以琉璃球幻术感化红云老祖等，以及昆仑、崆峒、邛崃诸派门下弟子以飞剑、法宝等助阵解决现世问题，都有道仙意味。《蜀山剑侠传》的江湖世界则完全是俗世之外的“另一度时空”。 天下一切“剑仙”、“邪派妖魔”皆可遨游太空、口吐白光、飞剑杀人。天外有天，地外有地，奇人剑侠不仅可以吸取各山灵气而修行武功，更可以成不死之身。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武侠即剑仙奇侠虽不是神仙或凡人，却是居于神、凡之间不凡的“超人”。而在这个被假设确定下来的“剑仙”江湖里，现实世界的自然规律完全被搁置，任何违反现实世界可能性行动，都必须并可以在另一套与现实完全相悖的机制中得到接受。
（二）英雄江湖 -S1 ：开始“否定”“剑仙”江湖 S1 在“江湖”环境上的优越性，尽管非仙的侠客依然具有“高人一等”、独掌正义的精神，能惬意地获得邪不压正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缩小侠之江湖与人世的距离，进入武侠的“英雄”江湖的书写，在 平江不肖生1923年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已见端倪。其后，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郑证因一脉相承。《近代侠义英雄传》塑造的江湖中虽偶有异人法术，却是意图勾画活动于俗世的霍元甲或大刀王五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展现近在眼前“事实”。文公直更在1930年《碧血丹心大侠传》的自序中提出:“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到姚民哀、郑证因的“帮会技击”武侠，已经不涉猎神怪，这些质朴少文的江湖豪客、武林怪杰多在帮派内活动，以武功技击决胜江湖。
这一时期的“英雄”之侠，仍比普通人更具有能力、权威和激情。 在正邪界限分明的主导下，正派大侠们各负绝世武功，游戏风尘、独掌正义，却开始要服从于与现实世界相仿的自然规律。他们注重武术技击，使的也只是刀剑和暗器等非仙术的功夫，可以飞檐走壁，却再不能腾云驾雾。“绿林好汉”们开始尝试在“人间”行动。
（三）“人”之江湖 S2 ：开始“否定”“英雄江湖” -S1 尤其强调的、侠客在“江湖”中生存质量上的优越感。侠客的特殊性滑向一般性，与芸芸众生共享人性，进入“江湖”的理性阶段。以宫白羽塑造的“凡人隐喻”和王度庐的“心灵悲剧”式侠客江湖为代表。
宫白羽打造的“江湖”中，侠客大多有非英雄倾向，其代表作《十二金钱镖》即为力证。 镖头胡孟刚被劫镖，要面对的不再是镖行较技讨镖，而是被官府羁押，以家产抵押及家属作人质才得以放出； 陆嗣清要行侠仗义，却到处招灾惹祸； 杨华可以因未婚妻柳研青不善女红而生嫌隙。 王度庐设定的“江湖”中，侠客大多为争取“爱的权力”纠结于宛转细致情绪，而江湖恩怨易分、人世是非难断，大侠也终究要顺从命运的选择。不仅在小说中对此前侠客形象做出否定，宫白羽更在自传体随笔《话柄》中明确提出：“一般的小说把他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我愿意把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还遭恶运，坏人也许得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无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11] 于是，侠客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同时必须要面对“现实人生”的无奈，遵循普通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可以发现的种种现实原则。 （四）亦正亦邪的侠之江湖 - S2 ：开始怀疑此前三项侠客理所当然的“正义化身”身份，“江湖”为“侠”提供的是对“侠”本身的怀疑， 属于武侠神话的非理性阶段。以金庸和古龙小说的侠客之江湖为代表。
古龙“求新求变求突破”，以形式的变革预示对武侠精神的别样理解。他的小说相比于“江湖”中的正邪之争，更注重“侠客”内在的精神状态展示。这些侠客无不以自我独特的一套“侠义”标准，穿梭、游戏于正邪之间。“例不虚发”的小李飞刀李寻欢认为，一个人的身世并不重要——人既不是狗，也不是马，不一定要“名种”的才好（《多情剑客无情剑》），基本便能代表古龙对侠客身份、江湖风云的理解。金庸 1994 年三联版武侠小说中，《倚天屠龙记》江湖世界正邪的表面分野明显，实质却已模糊。明教教众行事乖张诡秘，多造杀孽，被视为“魔教”。却不仅坚决抗元，更以一腔拯救众生的抱负积极追求理想的世界前景：“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在这里，凭一种是非黑白很难断定其中正邪曲直。《笑傲江湖》令狐冲学极邪武功吸星大法、追随魔教圣姑，种种行为被江湖正派所不齿，却更使他时常怀疑与追问正与邪的区分标准及有效性。此种疑问也曾经纠结过乔峰、杨过等侠客，及至在正与邪都吃得开的韦小宝问世，此问题才不成为问题。
这一时期的侠客，开始对“侠”之为侠进行深层追问与认清，侠之“江湖神话”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已被缩得更短，是在最彻底地挑战业已成形的武侠世界。
至此，武侠的“江湖”符号表意形式依次否定与依次成熟。英雄江湖 -S1 项“否定”了剑仙江湖 S1 项 在生存环境上的优越性，“人”的江湖 S2 项“ 否定”了英雄江湖 -S1 项在生存质量上的优越性，而亦正亦邪的侠之江湖 - S2 项则意图消解江湖的灵魂载体“侠”的生存根基——以“正义”为名，进而从三个方向即侠客的生存环境、生存质量及生存根基彻底颠覆了武侠“神话”。当侠客身在江湖，却对江湖之种种开始自我认清与清算时，他既不可能回到“像神一样”的仙侠时期的任意而为，也无力找回英雄时期的权威与激情，更无法依然游弋、沉溺于凡人的种种情仇爱恨，武侠神话便再也回不到其原初的状态。这宣告了武侠神话作为一个可“幻想代入”的符号载体，其表意在 - S2 项的“爆破”阶段，已与武侠神话的原初意图似是而非。
三，武侠小说的“江湖”神话：一个幻想性表意符号的跌落人间
刘若愚在 1967 年出版的《中国之侠》（《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中，尽管将“侠”译为“ Knight-Errant ”，但他认为相比于欧洲骑士（ Knight ）所形成的特定阶级及社会地位，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叫做“侠客”的稳定的社会阶层或集团 ［ [12] ］ ，并且如《韩非子 · 五蠹》所指出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散落于社会各阶层、游离于法律制度之外的“游侠”，是作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反观 20 世纪中国的武侠小说所建构的“江湖”，其半民间半官方、与政治若即若离的气质，以及供三教九流以至女中豪杰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笑傲”其中作侠客的叙述安排，铸就了这个虚构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叠合成分少、拟真程度低的幻想天性。而其以幻想小说（ Fantasy ）的性质在 20 世纪中国大行其事的事实，预示了某种隐秘的文化动因。 陈平原称：“武侠小说像其他大众文学形式一样，除了体现流行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的潜在欲望，故特别适合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行透视” ［ [13] ］ 事实上，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它的“大众”更大程度上锁定的是社会青年男性。 更具体地说， 重在幻想中体现暴力权力民间化的武侠小说建构的秩序外“江湖”，以“武”之个体性能力支配他者、以“侠”之社会性能量使他者臣服，是个为中国青年男性提供自我抚慰与疗伤的幻想世界，通过它的“前现代”情景幻象，模糊与淡化对 20 世纪势在必行的现代化大潮无力参与的恐惧感。在此，“江湖”的言说方式，更像是在呈现一个“中国式”侠客对自我命名的不断寻觅与确定。 因此，在武侠“江湖”世界提供的“前现代”情景幻象中，武侠“神话”必须构筑 “超自然”的力量以及人格魅力让接受者精神仰望，进而可以进行幻想性疗伤，而非以普通的人性观念让接受者生发共鸣，甚至提供更庸常的标准为其评判侠客的生存境况，以此拒绝角色代入式的自我抚慰。也就是说，“侠”的自我意识是不能在两个相反的位置间跳跃与游移的，或者说，是不适合被观察到对于“侠”自身存在基础的矛盾冲突的。唯有沉浸在“江湖”的有机整体的意识中，“侠”才能安身立命。也唯有如此，武侠小说作为能够发挥出欲望客体功能的实物，才能填补进20世纪中国青年男性在幻想中提供的欲望图示符号形式结构所开拓出的空间。反之，则欲望依然虚位以待，而武侠小说在符号的被选择与接受中，势必逐日走向凋敝。
这是20世纪武侠小说必须承受的符号使命，也注定了它在“否定”式前行之后际遇的必然性。弗莱对欧洲1500年虚构作品的剖析，以作品中主人公的水准作为分割作品类别从宗教的到世俗的甚至非理性阶段的主要标准，其依据是“在《诗学》的第二段，亚里斯多德谈到虚构作品(fiction)的种种区别，这些区别是由作品中人物的不同水准造成的。他说，在一些虚构作品中，人物比我们好，在另一些作品中，人物比我们坏，而还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则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段话没有引起现代批评家们足够的注意，因为亚里斯多德强调好与坏的重要性似乎暗含着某种关于文学的狭隘的道德观念。然而亚里斯多的所用的‘好’与‘坏’这两个词是spoudaios和phautos，它们还含有重与轻这样的比喻意义。”［4］3 这为20世纪武侠小说文体演进中“江湖”符号表意的嬗变后果，提供思考的前路。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从20世纪20年代以“剑仙”为中心到60年代的淡化正邪分界、寻找“侠”之合理性的侠客为主导，其灵魂人物在精神上以及环境上逐渐从“超人”下移至凡人以至俗人。这一演变趋势，在20世纪30-40年代武侠大家宫白羽的书写坚持中已得到过明晰表述：“今设事行文，以写实之法为之；体会物情，不尚炫奇”［[14] ，这也成为武侠神话在以小说叙述的形式展开中逐渐没落的原因写照。当武侠从“炫奇”向“写实”倾斜，意味着“江湖”的虚幻要还原至俗世的清晰，而侠客的天马行空必须开始逼近普通人的庸常。这与武侠在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任务——以“前现代”的情景幻象“否定”无力参与的现代化大潮——显然相悖。 由此，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初金庸“鹿鼎记”江湖的出现，武侠世界的情况已经更为糟糕。金庸曾避重就轻地解说《鹿鼎记》的出现，却也必须直面韦小宝对武侠世界的冲击：“《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15] 考察金庸武侠“江湖”的发展脉络：在经历了神化拔高、占尽先机的陈家洛为主导的“书剑恩仇录”式江湖、20世纪50年代末“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靖为灵魂的“射雕英雄传”式江湖、60年代中期因民族认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的大侠乔峰与担当“复国”重任的偏狭小人慕容复纠结其中的“天龙八部”式江湖，金庸武侠在70年代初的“江湖”与“江山”双重场景中，收获了“豪士尽归隐，小宝称至尊”的“鹿鼎记”式江湖。此时，重新理解严家炎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16] ，将更为意味深长。 “不才”成为“至尊”，韦小宝式侠客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消解了武侠的“神话”叙述：首先，韦小宝式侠客自觉切断了与既成的侠客部族的身份像似性。他只会三脚猫的功夫，常用石灰粉、“化尸水”等不入流甚至偏门器物制敌，且惯以“强中自有强中手”为借口而无心修习高手武功；其次，也决定了他必然跃出传统武侠世界中基于“侠”之观念的个体与整体的认同与相容。韦小宝有来自于民间戏曲中的关于“侠”的浅显认知，却自觉与不自觉中处处施以谎言、小伎俩而如鱼得水于“江湖”甚至是“庙堂”，同时又于“江湖”与“庙堂”之间，仁、义不能两全；最为重要的是，宣扬不轨于现实世界正义路径的、“盗”的武侠江湖，是作为现实世界的“道”（各种自然的与人为的规则）的异项而存在，韦小宝却又以其“反侠”的行径成为了“盗”的异项。他以背叛“盗之道”，走向了现实世界芸芸众生的普罗状态，还给大众一个“大众”集合形象。就这样，“鹿鼎记”江湖以一枚“伪（韦）侠”小宝的羽毛之轻，就击落了所有关于侠客及其“江湖”的幻想之重，既成为武侠丢失人格魅力的标记，又使武侠“江湖”作为一个幻想性表意符号，彻底跌落人间。随之引发的，便是武侠小说的潮退。
四，武侠“神话”的前景展望：“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
20 世纪的武侠小说，在金庸之后便逐渐走向没落。金庸结束其作品的修订之后，古龙基本不再有好的作品面世。随后的温瑞安、黄易更未再得到比较强烈的社会接受。武侠小说的“江湖”符号表意，在经历了多重否定之后，已经无法重塑其原初的幻想表意意图。并且，如同在一击而碎之后，拼贴是一种徒劳，期待武侠“江湖”重新返回其“古典神话”式的幻想性书写，也纯属一种“宗教”式的热望。由此，链接式反应于仍有所希冀的受众对武侠小说在“金庸”之后的状态的难以认同与接受。 “欲望的‘自然’状态和忧郁一样，它不是任何实在物体，也没有任何实在物体能够填补它的结构性缺失”［[17] ，此时，如何重塑武侠所能提供的“幻想性”，便成为一个问题：它依赖于“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 韩云波将大陆“新武侠”的文体探索主要区分为四个向度：“回归古典、靠近玄幻、电玩动漫、灵智写作”［[18] ，无论是小椴在语言趣味上的修炼、沈璎璎向玄幻的推进，还是沧月对电玩动漫角色代入式叙述方式的吸取，张闻笙的融合灵智的书写，都是以文字叙述为依托的对“江湖”表意形式的积极探索。而更为直接的、新的“江湖”形式的呈现，将集中于武侠网游之中。这些武侠题材的角色扮演游戏（Role-playing Games），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切身”的扮演武侠人物的机会。它们以精彩的创意、先进的引擎和高端的技术渲染提供比小说的文字叙述更强的带入感，使网游者在颠覆原有的武侠语境和接受方式中，重新获得幻想的快感。 以此观之，网游作为一种全新的武侠文化的载体，在当下的流行，及或许在日后将掀起更大的浪潮，都是势所必至的。
参考文献：
[① ] “可能世界”（possible-world）概念最早由17、18 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提出。认为有无穷多的“世界”作为上帝的思维而存在，现实世界是其中被上帝选中的最丰富与完美的一个， 其余是“可能被选中而行得通的世界”（ways that the actual world might be but not）。在此基础上，20世纪40-60年代逻辑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克里普克(S.A.Kripke)等深化建立可能世界语义学，以此测验“反事实陈述的真值”。自 1970年代以来，可能世界语义学逐渐又为文学理论改造借用，主要用以探讨叙述虚构问题，如 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等。
［[1] . 千古文人侠客梦（增订本）[ Ｍ] 116.
［[2] [J] ．江汉论坛．2006（12）:130 ．
［[3] [Ｍ] ．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
［[4] [Ｍ]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
［[5] [ Ｍ] ．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42 ．
［[6] Winnifried Noth,ed.Handbook of semiotic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7]
［[8] [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40，58 ．
［[9] <黄金时代>[J] ．中国比较文学．2008（1）:59 ．
［[10] [Ｍ]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34 ．
［[11] [Ｍ] ．天津：正华学校出版部，1939:114-115 ．
［[12] ． 中国之侠[ Ｍ]． 周清霖、唐发铙，译 ．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195-208 ．
［[13] [Ｍ] ．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455 ．
［[14] [J] ．人大复印资料．2004（4）:58 ．
［[15] ． 鹿鼎记（第5册）[ Ｍ]． 上海： 三联书店，1994:1989 ．
［[16] [ 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2 ．
［[17] [Ｍ]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8 ．
［[18]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39 ．
The Constant Negativity of Swordsman Fiction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Sun Jin-y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Swordsman fiction as a literary genre is constant negativity of “Jiang Hu”,which showing a scheme of mutiple negation as the Greimas Square.And in this Semiotic Square ,the form of knight changes from "Sword", "Hero", "Person" to a paradox position,which not only leads “Jiang Hu” to becoming s killful,but also bring about a series of negative effects.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wordsman fiction calls for a new form of “Jiang Hu”.
Key words: ,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genres,Semiotic Square,the possible world of “Jiang Hu”,negativity,fantastically.
作者简介：
孙金燕（1984- ），女，汉族，安徽省安庆人，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符号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通讯地址：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学与新闻学院09级博士；邮编：610064
Email:08yan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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