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关于中国符号学遗产的研究
主持人：祝东
符号是用来传递意义的，任何意义的交流传递必须通过符号进行。中国先哲并没有创造一门现代意义的“符号学”，但是意义的交流却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中国自先秦时代，先哲们就开始探讨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如易经中用卦象符号来标示万物，预测吉凶，开中国符号应用之先河，并形成《周易》这部人类最早的符号系统；先秦诸子则对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讨和深化，如儒家的“正名”符号思想，道家“无名”的符号学思想，名家与墨家的名辩符号思想，黄老道家的刑名符号思想等。可以说，先秦易学与诸子学是中国古典符号思想的一大宝库，发掘中国传统符号学遗产，对发展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促进中西学术对话、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力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传统符号学遗产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李先焜等学者已开先河，在九十年代则兴起一个小的研究热潮，但多是哲学和逻辑学方面的背景的学者，其学术视角亦与其学术背景对应；新世纪以来，随着符号学研究的升温，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学研究中心和团队，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开始加入到传统符号学研究之中，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锋面。本期专栏瞩目于近年（特别是2010以来）符号学诸领域的拓展，既有对传播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伦理符号学方面的拓展，也有艺术符号学、文字符号学方面的深化。
易学符号学被视为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开端，近年的符号学研究中，以苏智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在此领域拓展颇多，如苏智的《文化建构与传承中的<周易>符号模塑》一文研究指出《周易》模塑形态中的取象思维使其意义阐释可以涵盖文化中的诸多层面，进而产生大量的文化模因，并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王俊花的《以三为体，以阴阳为用：<易经>与皮尔斯现象学》对照皮尔斯的现象学来阐发中国传统经典《易经》，指出《易经》是先民关于不可还原、不可分解的三位一体的一元论哲学的表征；苏智的另一篇《时空语境与<周易>的符号阐释》则指出《周易》符号意义在实际解读中会因语境变化而产生差异，爻位的空间场景同时代表了文化语境中自我的社会属性，而《周易》卦位中的“吉”“凶”等不同解读彰显出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这种研究不仅拓展了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锋面，而且对伦理符号学研究也颇有启示意义。
先秦诸子符号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一大宝库，这个领域前辈学者已有很好的开发，如李先焜先生对名墨符号学的研究，筚路蓝缕，功莫大焉。结合当今符号学的伦理转向与先秦诸子学说的伦理进路，祝东等学者对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的开掘可谓别开生面。祝东的《仪俗、政治与伦理：儒家伦理符号思想的发展及反思》对儒家伦理符号思想的演化发展进行了探本溯源式的梳理，并指出面对当今社会的伦理问题，反思儒家伦理符号思想，探析发掘其“制动价值”是当今符号学遗产研究的一大方向。此文亦奠定了其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主体框架，在随后的《去符号化：老子的伦理符号思想研究初探》《论老子的“自然”符号思想》《礼与乐：儒家符号思想的伦理进路》《礼与法：两种规约形式的符号学考察》等文章对道家伦理符号思想、儒家礼乐伦理符号思想以及礼法互动“动制同源”的伦理符号学特征等进行了有效思辨；而李红的《老子思想的符号逻辑及其传播伦理》从符号论的角度去考察老子的思想，探讨其对传统传播观念和传播实践的影响，以及由此建构出来的伦理价值、传播原则等，对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多有拓展。
名家学术群体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符号学家，名辩符号思想研究也一直是中国传统符号学研究的热点，陈道德的《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代表着逻辑符号学界对传统符号学遗产的反思和开拓，而曾祥云的《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独立思想》则是符号学理论在名辩逻辑符号学领域的拓展。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也即是说先秦诸子为学皆是有现实关怀的，名辩符号学方面的内容或许只是其研究的“副产品”，而“务为治者”则是真正目的。祝东的《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从儒家、黄老道家、法家对名的思辨出发，探讨了先秦诸子名学符号思想在社会秩序调控中的应用，拓宽了传统名辩符号思想研究的范围。
要论及当代符号学诸领域的拓展，两汉河图洛书术数的符号学思想，魏晋玄学符号思想，唐宋唯识宗、禅学符号思想，以迄宋明心学符号思想则不得不提，这些都是前期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研究较少甚至基本没有涉及的领域，在近年也有大批的青年学者不畏艰难，开山采铜，并卓有成效。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也被认为是华夏文化的源头，黎世珍的《论河图洛书作为一种元符号》指出，在汉代，河图洛书迎来了其第一次嬗变的高峰，河图洛书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及对宇宙规律的认识使得其被视为一种元符号，体现的是中国先民对天命和宇宙规律认识的努力。两汉术数符号思想也是中国符号学资源的一大富矿，兰兴的《从天地到人伦——四柱禄命中的符号及其理据性上升》则可视作对这个领域的一次奇幻之旅，文章指出，尽管中国传统术数种类繁多，但无一例外都拥有一套用于表意的符号系统，作者并以四柱禄命的符号系统作为代表进行了分析，四柱禄命在互文性、用典及族群长期使用中来增加理据性，使得其由像似性符号变成规约性符号，这也是其在后世信徒众多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先秦学术思想的主题是道德论，两汉学术思想的主题为宇宙论的话，那么相继而来的魏晋玄学注目的则是本体论，宋明心学则是以心性论为旨归。王俊花的《<声无哀乐论>与皮尔斯现象学》则是对这个时期学术思想主题的一个个案解剖，作者从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上来探讨嵇康关于音声的论述，并对比皮尔斯的现象学与符号三性，条分缕析，指出《声无哀乐论》深刻揭示了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的现象学内涵，比之皮尔斯与二元论的决裂早了1600多年。由此可见，中国符号学遗产的清理与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隋唐唯识学和唐宋禅宗是中国佛学符号思想的两大宝库，前辈硕彦尽管多少注意到这里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但是深挖者少，而近年关于中国符号学遗产的研究中，这些领域也不同程度得到清理。续戒法师的《唯识学中的名言与真实》指出唯识学对语言、符号的思考围绕着宗教实践展开，语言在认识中的渗透造成人在认识中的意义偏离，而“执着”则是对语言符号的执取。青年学者孙金燕则在禅宗语言与诗歌关系方面颇有研究，她的系列诗禅关系论文也着意于此，《否定：一个禅宗诗学的核心命题》指出禅诗在破除语言理据性形成“无理而妙”的境界，而禅诗克制叙述的简朴则产生了符号自指的诗性功能，并在否定叙述中生发禅意，这还可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参考，其《诗之“禅味”与“反讽”——从禅的“平常语”与诗的“陌生化”之悖离说起》亦是对诗语与禅语的符号学分析，启人良多。
顺历史学术之源流而下，宋明理学与阳明心学也是中国符号学遗产的一大富矿，特别是其与符号现象学的结合部，值得参发。王墨书的《“格物”初探——浅析<大学或问>与<大学问>中的“格物”义》即是对这个领域的一个检视，作者从朱熹的《大学或问》与王阳明的《大学问》这一理学与心学的比较切入，用现象学和阳明心学的相互阐发，格物中包含正心与诚意两个有区别的符号过程，正心是对感知呈现进行区隔筛选的行为，而诚意这是主体能力元语言的运作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意义生成的格物双向过程，指出格物剥离了噪音，“物”是物理或概念意向对象，“知”是主体解释出来意义。这其实是哲学符号学研究的向度，对庄子《齐物论》、公孙龙《指物论》等方面的研究亦多有启示。
中国传统美术的符号学研究也是符号学遗产中的一畦珍贵的花园，近年的符号学遗产研究显示已有学者深涉其中，学者段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段炼的《莫里斯的符用学与南宋山水画的范式之变》聚焦于南宋文化向内转的议题，并从符号学范式来切入其范式之变；而《山水有道——皮尔斯符号学的意指秩序与中国山水画编码系统的视觉秩序》指出中国山水画的形上目的是载道，画是为道编码编码机制体现了视觉符号形式与观念的互动，《蕴意载道——索绪尔符号学与中国山水画的再定义》亦是对这一问题的另一向度的回应；《隐逸世界：论元代文人山水画的“符号域”》结合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来探讨画中隐逸世界的符号结构，以及这种建构确立的传统山水画的核心精神。
此外汉字符号学亦是中国符号学遗产的一大宝库，孟华教授多年耕耘于此，有多部文字符号学方面的专著问世，可谓著作等身。其《论汉字符号的肉身性理据》指出汉字符号具有交流、指涉、表达及结构四方面的理据，体现出一种类符号现象，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符号重要的编码精神；其《类文字与汉字符号学》《中性——汉字中所隐含的符号学范式》亦是对汉字这一中国特有文化符号系统进行分析，对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的内在特征，阐发中国符号学遗产与西方符号不同的理论范式等，都有重要意义，充分显示出中国符号学研究者在传统符号学遗产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传播的是中国符号学“好声音”。
以上是我们对近年中国符号学遗产研究的一次回望，当然实际上的研究成果远不止这些，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相信随着研究锋面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中国传统符号学遗产必将得到多方发展，而中国“符号学王国”的地位也必将是由中国现代符号学理论研究和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研究等诸领域研究的推进而共同奠定的。
孙金燕：《诗之“禅味”与“反讽”——从禅的“平常语”与诗的“陌生化”之悖离说起》
王墨书：《“格物”初探——浅析<大学或问>与<大学问>中的“格物”义》
段炼：《山水有道——皮尔斯符号学的意指秩序与中国山水画编码系统的视觉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