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结构主义是以其反人本主义和反主体论为其认识论立场之特点的，它强调着各种客观条件的复杂决定作用，怀疑和否定主体或意识的自主作用，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结构主义的某种“不可知论”，而其直接的结果则是一种系统的怀疑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怀疑主义是思想史上理性主义的先趋，可以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理性，科学就是产自怀疑，而怀疑产自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好奇心。这样一来，怀疑主义又与人本主义重新发生了联系。怀疑主义一方面通向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又通向虚无主义。因为“怀疑心”可以针对客观世界，也可以针对主观世界；不仅是康德主义的主观认识能力问题，也是尼采主义的价值根据问题。本书作者罗兰·巴尔特的怀疑主义兼及这两个方面：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此不是信仰主义）和价值论的虚无主义（因此是社会实践的悲观论者）。但是，这两种倾向，其实都与人本主义密切相关，因此也就与人世主义或现世主义，密切相关。巴尔特思想是彻底的现世主义思想，是对人世现实体验、观察、分析、怀疑、希望、失望、表达希望、表达失望的思想。其现实思考对象，一方面是对人生意义本身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和历史不公现象的分析和批评。基于尼采理论的价值怀疑主义，导致他对西方信仰传统的批评；基于现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批判态度，导致他对工商时代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产生深刻反感。结果，巴尔特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以及对西方历史上的信仰主义批评，都是基于其价值学反省的。本身为文化批评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巴尔特，毕生未能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进行系统的研究，却将观察和感受到的一切现世问题及其因果现象，做了相当理性主义的呈现。作为文艺家的巴尔特，往往以行为偏好的选择方式来间接呈现其价值学的褒贬，其表达的“手段”或“能指介质”，却反讽地也是“物质主义”的或“感官主义”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作为文学家的巴尔特。

按照译者的理解，今日在建设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新框架时，最重要的西方理论资源来自两种理性主义传统：正面的、系统的理性逻辑建构，从康德到胡塞尔的逻辑主义；反面的、文本读解式的逻辑理性批评，从尼采到巴尔特的怀疑主义。一者从正面整理、重构人类理性知识，而难免于教条主义。另一者从反面“敲打”此理性逻辑系统，以便“去伪存真”，却难免于虚无主义。巴尔特文学论述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正在于此。巴尔特未尝不想通过其虚无主义的宣导来传播其否定性人生观，而读者却反可以从中获得另类理性思维的反省机会。应该看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界，由于“跨学科”的实践还欠通畅，“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沟通，本来应该更为细致和丰富才会产生更有效的人文话语的解释学效力。由于均受到职业化的限制，文学界和哲学界只是从各自习惯的立场来看待巴尔特的理论话语。本书译者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研究者，则特别强调上述两类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汇通，因此本书中作者在其细腻文本解读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理性精神火花，对于今日读者重新认识各种古典类作品意义，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两部有关法国古典性变态作家萨德的分析文章，作者不避其原著的“露骨”描述，也使我们了解了温文尔雅的罗兰·巴尔特所关注的各种不同趣味的细节。

本书为“中期”巴尔特的四个中篇论述的汇集，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它们具有实质的主题同一性。符号学家巴尔特通过对有关西方思想史上的三大主题---性，信仰，社会正义---的经典分析，一方面突出了其本人的语言学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揭示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宗教主义性禁忌（萨德）、原罪论（洛约拉）和社会主义的始源之一：乌托邦幻想主义。表面上这本小册子不过是对几本古典书的读解分析，实质上，巴尔特在此对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价值做了彻底怀疑主义的呈现。而对西方思想史的批评，不难立即扩展为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理性主义置疑。萨德的性变态分析和洛约拉的信仰实践“神经症分析”，都是直接相关于作为西方信仰主义之根本信条的：此即人类原罪论神话。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一方面体现着传统人道主义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类历史上的永恒思维分裂---愿望和手段的结构性分离：愿望任意驰骋，手段任意发明，二者绝不配套，而科学时代的世人几百年来对此基本学理分裂往往茫然无知。

作为唯美主义者的巴尔特，他的古典文本分析实践本身也是对自己的审美趣味的自我表现方式。唯美主义者往往也是性偏好异常者，我们不难发现巴尔特对萨德“性文学”的欣赏和辩护。本书最后补加的萨德生平概述，充满了作者对作为性罪犯萨德的深刻同情和惋惜。但是正如巴尔特将萨德的性变态表现给予某种“语言学升华”一样，我们对巴尔特本人对性变态的同情倾向也可给予某种“价值学升华”。意思是，如其直接、正面理解巴尔特的描述和分析，不如反面、间接把握巴尔特的“性自由主义”立场：通过对社会违禁现象的批评来怀疑社会规范的理性根据。我们读者作为“第三层”的批判者，则应更间接地关注巴尔特批评话语所内含的理性因素，而将其个人性的“美学偏好”置于另一美学创作欣赏层次。巴尔特永远既是分析家也是艺术家。

克莉斯特娃在其《内在反叛》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巴尔特的《洛约拉》一文。在谈到巴尔特的论述方式时说过：“在根据其谦逊的符号学武库来处理这个绝对史无其匹的人物时，巴尔特表现出了杰出的分析技巧，我称之为：在其极度明澈性和无比精细性上反映出了一种革命性。”在当代法国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中，并非人人在作品解读中都可引发读者的深刻理论性思维的。谈到巴尔特的理论工具，我们反复提到过，那不过是巴尔特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使用的理论姿态工具（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对于这些理论工具本身，作者大多并未对其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因此反映了作者知识和思维的“限界”。所以，我们重视的结构主义理论论述，不是其各种具体的结论（这取决于时代的知识论条件），而是其表现出的分析方法和智慧启迪。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颇多这类具有重要理论思维启迪性的作品，其重要性明显超越了许多在传统学科内“照本宣科”的抄袭性学术（特别是一些哲学类的伪逻辑论述）。在读解的同时，我们自然会发现作者本身观点和结论中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部分。所幸，巴尔特的各种作品都充满着独特的理性观察和分析的“看点”，这是他的作品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译者在80年代自行选择巴尔特作品译介时，当然不会选择他的偏于经典作品分析类的著作。一方面因为译者担心自己的法文程度不足以应付随处可见的各种文学性修饰语，另一方面译者并不熟悉所论述的法国古典原著。这次因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罗兰巴尔特文集”翻译计划，著作的选择受限于版权条件，只好勉为其难。译者承认，本书论述的这三部主要原著，自己都没有读过（不管是年轻时还是现在，译者大概也都不会对这三部书有兴趣），这就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巴尔特的文论风格是相当随意性的，或高度贴近于原著的，译者只有多多依赖内容读解和词典查阅。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另外，译者不会主动选择这类作品的一个实际原因是，译者到底不是“文学家”，对于巴尔特深入物质和语言细节的偏好，没有任何兴趣。本书涉及到的大量物品、物类名词，本来都是译者一无所知的（译者当初自学外语时故意排除对这类与人文学理无关的名词记忆），这次不得不一一翻阅词典，而其中多义词的问题，译者也并无充分资格判断其确当性。只能希望这些物类名词的细节对于理解作者的推理思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回忆30年前译者选择《野性的思维》翻译时，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因该书包括的理论性话语极具吸引力，译者也只有对此物类名词列举〔如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名词〕部分，勉为其难了）。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英译本，但是英译本给予的帮助不如译者预期的那么大，因为，除了此一英译本比其起其它结构主义著作的英译本在“对译”的准确性上具有更为随意性的特点之外，甚至于还可发现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耐烦”部分，特别是后半部，竟然有些地方我怀疑干脆或许就是故意省略一些修饰词不译以节省时间。当然，对于我这位非法语科班出身的译者来说，任何其它语种的译本都是有助益的，对此我必需表达一贯的感谢。因为，毕竟我可以参考该译本的法文语句结构的处理结果。一般来说，其它语种译者都是法语系出身，法语一定比我要好，因此我主要可借鉴其“句法”的处理。而其“词法”处理的部分则须特别谨慎，因为我发现许多美国译者在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的专业性词汇的理解方面，并非没有问题（这是西方文学系教育中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当代学生偏好理论性论述，而另一方面又并无足够专业理论研习机会）。所以，我的翻译策略是，实义词部分尽量根据法文原著独立理解，也就是根据上下文来直接把握。对此而言，译者的弱点仍然是对作者引述的原著细节不熟悉，所幸，尽管作者总是扣紧原著文本，其本身的分析性论述习惯所导致的话语理路一致性，仍有助于读者达到对其进行合乎理性读解的目的。

巴尔特的“跨学科”论述是理性主义的，这一点和解构主义者非常不同，尽管他们都在同一批先锋派刊物上发文。解构主义通过瓦解语言的语义学和句法学来“从根本上”瓦解理性思维的条件，而巴尔特只不过是在正规语义学和句法学的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创造性分析和综合。因此，“巴尔特话语”原则上是“可译的”。译者在长年对比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不同语种译本后认为，不同西文之间的理论互译和西文向中文的理论文字翻译，在性质和难度上完全不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话语的难处在于作者对理论性词语的创造性、变通性处理。由于中西文在词汇的语义结构上的根本不同，遂为翻译带来了加倍的困难。这个困难，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话语的理解困难，另一方面是对译过程中译者对汉语字词的灵活性处理方面的困难。可以说，从西文向中文的理论翻译，特别是符号学类别的理论翻译，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实践。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海外主要受英美分析哲学、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学术训练的华裔学者们，在处理欧陆人文理论话语，特别是符号学话语时，感到不适应的根本原因。结构主义符号学方向的理论话语的出现和传播，却反映着人类人文话语朝向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这一点特别有助于非西方人文话语在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加以借鉴。巴尔特在这方面的作用，甚至于更为突出。希望未必处处翻译确当的本译本，至少可以激发中文读者关注时代思想表达方式在风格和理由方面的这一显著转变。

本书涉及的大量人名和地名，译者尽可能地按照标准人名、地名词典译出，一些无法查找的则自行译出。还有少数只出现过一次而词典查找不到的、不重要的人名和地名，译者有意未译，而是在译文中直接采用原文。因为这并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本书出现的两个日本禅学的英文词(torin， kien)，是再次请教了日本电影美学家浅召圭司后知悉的。

中译者，2009年，11月18日于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