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新闻动态-符号学论坛

2025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

作者：王薇王刘清月陈美君陈晓来源：符号学论坛浏览量：1136 2026-01-18 14:30:29

2025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

王薇王刘清月陈美君陈晓

摘要：本文对2025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状况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2025年，中国符号学研究在理论探索与跨界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持续拓展，呈现出守正创新、回应时代的鲜明特征。本年度，符号学理论研究在深化皮尔斯、巴尔特等符号学经典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这一时代热点，为探析新兴符号现象提供了关键框架。在应用研究层面，学者们深耕于两大领域：一是对文化产业符号的生成逻辑、共享机制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作用的系统性探讨；二是对艺术符号学中符号的意义建构与阐释及其对于文化传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总体而言，2025年的符号学研究与国家文化战略与前沿技术变革紧密相连，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双重驱动下，展现出强大的学科解释力与蓬勃的学术活力。

关键词：符号学，发展状况，年度报告，2025

2025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Wang Wei, Wang Liuqingyue, Chen Meijun, Chen Xi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overview and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emiotics in China in the year 2025. During this year, the field continued to expand in bo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cross-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which demonstrat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upholding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while innovating and actively engaging with contemporary issues.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semiotics this year involved both deepening classic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those of Peirce and Barthes,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timely hot top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ward-look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providing key frameworks for analyzing emerging semiotic phenomena. In applied research, scholars focused on two main areas: first,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shared mechanisms of cultural industry semiotics and their rol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co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in artistic semiotics, and its mechanisms for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and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verall, semiotic research in 2025 closely aligned with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Driven by bo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exhibited strong disciplinary explanatory power and vibrant academic vitality.

Keywords: semiotics,status of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2025

一、2025年中国符号学研究概况

2025年中国符号学总体呈稳步发展的态势，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显著增加，专著出版数量众多，符号学相关学术交流更为频繁，学术活动形式更为多样。跨地域、跨学科的学术对话，持续地为国内符号学研究注入开放与包容的活力，使得理论研究更为深入，应用探索更加富有创造性，未来发展充满了可能。

本年度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符号”为主题且全文包含“符号学”的中文文章约3852篇，主要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文章等，其中有学术期刊论文约1836篇，核心期刊论文约370篇，相比去年有所增加。这些文章分布于艺术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聚焦于文化符号、文创产品设计、人工智能等热点问题。对这些文章进行聚类分析后，可以发现2025年中国符号学研究集中于符号学经典理论、中华文化、文化产业、文学艺术、AI符号学等领域，符号学理论与符号学应用双轮并驱，协同共进。

符号学学术活动在2025年得到了蓬勃开展。各类学术会议举办频繁、数量众多，关注于基础理论、传统文化、品牌打造等领域，既兼顾了理论深耕与实践创新，又结合了传统底蕴与现代需求。陕西西安和福建福州分别举办了以“‘两个结合’与当代中国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2025数智时代的多模态与社会符号学”为主题的符号学会议，而中国新闻史学术年会符号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分论坛则探讨了智能时代的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这些学术讨论兼具深度与广度，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参会交流，聚合多方智慧，共同分享研究成果。另外，许多学术活动也在持续深耕符号学理论的内核、拓展其知识边界。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符拓邦”论坛共举行6次讲座，围绕全球境遇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动力学理论（TELEODYNAMIC THEORY）、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数字符号学、廓落与符号哲学等关键词展开讨论。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推进了国内符号学研究的知识更新与积累，还以跨学科视角探索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同时紧扣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前沿议题，从人文和技术两方面丰富了符号学的研究领域。

2025年出版符号学相关专著约40本，数量相比去年有所增加。大部分出版物与叙述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联系较为紧密，关注到中华文化、数学符号等多个研究对象，完善、发展了符号学经典理论，并将符号学研究进一步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产业等领域，充分展现出符号学强大的解释力和广泛的适用性。

根据上述的符号学聚类分析，下文将从符号学理论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符号学研究趋势三个方面展开综述。

二、符号学理论研究

2025年，符号学理论研究集中于经典符号学理论在新兴话题上的探索，以及跨领域的深度融合。研究涵盖语言符号学、哲学符号学、AI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等领域，成果颇丰。

在经典符号学理论中，皮尔斯和罗兰·巴尔特仍是被集中讨论的学者。程都（2025，pp.51–64）通过文本分析阐述皮尔斯对解释项作出的三分类及其分类之间的关系，将终极解释项定位为皮尔斯哲学的枢纽性概念，并剖析了其与皮尔斯符号学、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科学探究理论的关系；赵星植（2025，pp.68–78）通过重新梳理皮尔斯后期理论中符号与媒介的关联，解析符号的双向媒介化过程、传播目的论本质以及与实效主义融合形成的符用意义论，回应了学界对皮尔斯传播哲学的关键争议。张传睿等（2025，pp.41–49）以皮尔斯后期成熟符号理论中的“申符理论”为核心，论证了多模态要素传递命题意义的合法性，并提出了构建多模态元辩论所需遵守的扩展的共现准则、动态性准则、可废止准则。岳慧玲（2025，pp.14–23）聚焦罗兰・巴尔特神话学的核心生成机制与思想整体性，梳理了“言说与书写”“文本与互文”“意识形态”的三维架构。基于罗兰·巴尔特的“中性”思想，有的学者对其系统性符号学进行疏解，将其核心辨析为中性化、中性项与中性意指，并以“非A之A”表达式重释了中性项（于子然，2025，pp.220–234）；有的学者提出“中性符号学”理论框架，以“语象合治”“多元包容”等为核心，融合索绪尔结构主义、皮尔斯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中和”“阴阳互济”等思想（王铭玉，2025，pp.22–31），还在体认符号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体认中性符号学”的概念，将中性符号学与“体认”即体验与认知的哲学观相融合（王铭玉和康喆文，2025，pp.12–21）。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对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进行讨论，有的聚焦于洛特曼对语言与文本的相互关系的阐述（姜宏，王云婷，2025，pp.50–158），也有的梳理了其包含“文化史”“文化二元系统”“文化进程”三大核心的文化史观（萧净宇，2025，74–84）。

AI符号学是本年符号学研究的核心热点之一。赵毅衡（2025，pp.3–18）针对AI文本的独特性提出“第四理据性”理论，揭示AI文本的构成逻辑的连续性显性化，为解析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符号构成提供新的理论维度。禹建湘和张浩翔（2025，pp.194–204）剖析生成式AI在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中数字符号的互文性，印证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污染”理论。胡易容（2025a，pp.19–34）聚焦智媒交互问题，探讨机器作为“他者”与人类“符号自我”之间的主体性互动关系。薛晨（2025，pp.35–50）指出AI时代数字人陪伴存在呈符化危机，并提出感觉质减熵的实践路径。

在哲学符号学领域，有学者回归格雷马斯理论本源，重新审视符号学矩阵中的主体性问题，纠正部分既往解读偏差（侯明珠，2025，pp.209–225），也有学者梳理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图像论与符号学的内在联系（蒋世强，2025，pp.226–238）。此外，佛教中的唯识学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阐发，曹忠（2025，pp.96–103）从语言性质、词物关系、命名方式三个维度，系统论证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质。

在跨领域的探索中，张德禄（2025，pp.18–30）深入分析社会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内在关联，明确了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的作用。李战子和韩泽婷（2025，pp.119–128）则着眼于生成式AI为多模态话语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社会符号学的历时性研究提供新视角。

总的来说，2025年符号学的理论研究深耕与创新并行，不仅持续深化经典符号学理论、紧扣人工智能等时代前沿，同时推动符号学与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的深度衔接，对既有理论体系进行了扩容与修正，并为前沿议题与现实场景提供了解释框架。

三、符号学应用研究

（一）文化产业符号学

2025年，符号学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研究持续深化。学者们持续关注商品消费、品牌实践与旅游空间的符号建构，同时也将视野延伸至影视领域、短视频、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领域，强调符号在媒介融合中的流动、转译与再生产。

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符号价值的生产与认同建构仍是核心议题。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符号表意性，文化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的动能来源于符号价值生成、意义再组织与社会认同重塑三重机制（徐望，2025，pp.96–107）。作为在消费驱动和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老字号，其在国潮实践中通过符号增衍实现民族性意涵的再生产，符号的层级递进与意义共通机制有效重塑了品牌的文化认同结构（靳盼，2025，pp.105–113）。围绕青年消费文化，胡溢轩和许筱慧（2025，83-91）以Z世代青年消费“剩菜盲盒”为切入点，揭示Z世代消费从符号炫耀转向悦己、理性与可持续并存的多元路径，呈现青年消费文化的新向度。

影视领域的符号研究更加注重媒介融合与体验建构。在当今网络视听时代，知识被转化为可视化的视频内容，视频化社会通过视频媒介的符号演变与技术重构，推动了现代知识体系的转型（陈昕烨和孟建，2025，pp.5–11）。喻红玉（2025，pp.160–166）以皮尔斯符号学为理论视角，通过电影视听符号的情绪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的递进体系，对电影叙事与观众产生共鸣的过程进行阐释。作为视觉符号听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朱思敏（2025，pp.67–75）聚焦无障碍电影，结合符号学和跨模态传播理论，认为视觉符号听觉化涉及的是不同模态的符号转换。

短视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符号重构机制受到持续关注。故宫文创短视频通过“抽离–压缩–转译”的符号化生成路径重塑故宫文化的能指体系，使传统文化在智媒环境中获得新的意义增殖（吴迪，2025，127-135）。同时通过多模态协同的符号转译与叙事重构，实现视觉修辞与文化认同的融合，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提供了参考路径（王敏，2025，pp.91-97）。文旅微短剧将地方文化和旅游产业进行融合，通过地域媒介形象建构的符号叙事逻辑与观众进行互动，构建一个充满情感与意义的共情空间（王斌，王非&李南溪，2025，pp.12–15）。

网络文学领域的研究凸显符号的流动性与互文性。聚焦符号意义生成过程，禹建湘和张浩翔（2025，pp.194–204）认为网络文学在更开放的文本场域中实现符号的快速互动，符号的流动表现出互文性的“污染”特征，新旧文本的符号矩阵进一步拓展了文本的边界。进一步深入网络文学及其IP衍生中民俗符号，孙金燕和王世灿（2025，pp.149–156）民俗话语主体由作者群转向商业精英，推动民俗产业化，同时民俗符号通过审美过程从文本虚构融入日常生活，使民众达到“超脱庸常”的境界。

新闻与公共传播研究注重符号在意义建构与权力运作中的作用。屈会超（2025，pp.137–142）对新闻表征理论进行符号学建构，其立足于新闻生产者与接受者这两个主体，引入皮尔斯解释项的关键价值，从而推动符号表意功能在新闻文本生成与受众理解过程中实现其意义与价值。作为国家意志的人格化符号，《新闻联播》的符号意义从单一政治象征向“一体两翼”体系转变，反映国家媒体以自身现代化变革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詹晨林，2025，pp.86–89）。文化认同与话语权力博弈也在符号层面展开激烈交锋，彭华新、孙序文（2025，pp.1–10）提出，眯眯眼作为视觉符号，从中西文化争议演变为国内网民之间的身份冲突，是由于其在历史创伤与审美自主的不同元语言系统集合的驱动下形成了解释漩涡。

体育明星作为符号资本，其对青少年体育价值观的影响实质上是符号资本生成符号权力的过程，其“符号孕育–符号转化–符号规训–符号效应”机制促成体育认同的社会化生成（彭响、刘如&胡科，2025，pp.33-39）。与之相应，正如王宁、蒋依依等（2025，pp.1–20）所指出的，体育明星榜样效应亦是一种跨媒介的话语符号化实践，媒介通过解释与再造这些符号实现意义的多元延伸。

聚焦教育领域，曾佑来和王世炎（2025，pp.48–57）基于符号暴力理论分析研究生导学关系中的隐性权力结构，提出在关系中以知识掌控、话语主导和价值评判为现实表征的符号暴力会对研究生的学术成长和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二）艺术符号学

2025年研究趋势体现为从理论建构走向具体艺术形态的符号机制剖析，并强化了跨门类、跨媒介的整合视野。学者们在延续对书法、舞蹈、音乐、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的符号学阐释的同时，开始关注民间艺术、设计、舞台表演等领域的活态传承与当代转化。

在艺术符号学理论探讨中，安静（2025，pp.33–44）从符号学视角重新阐释宗白华“意境说”，将“艺术”定义为符号，提炼出中国艺术意境化实景为虚景的生命性特征，明确意境的中国文化属性。

书法研究延续了对语图关系与审美机制的探讨。于广华和赵毅衡（2025，pp.133-139）从符号美学出发，基于符号意义构成及意义生成方式对不同书法文本进行划分，提出书法艺术的审美意义是经由符形、符义与符用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差异化主导与交互融合而成。舞剧与音乐研究聚焦符号在当代传播与意义重构中的作用。李晓唱（2025，pp.34–44）以《只此青绿》为例，批判性揭示舞剧在“后爆款时代”中依托IP符号化传播延展生命周期，并反思符号过度消费对作品审美与文化价值的消解。张林（2025，pp.64-76）则聚焦地域性音乐符号在不同时期发展为共享文化的路径，认为音乐符号的上移是经过文化转码、涵义增大等方式成为更高级别元符号的过程，旧符号文本通过“再符号化”产生新的意义。

绘画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从具体画种阐释到系统模型建构的多元路径。马亮（2025，pp.140-149）通过梳理洛特曼对静物画的艺术符号学阐释，强调静物画文本阐释需要综合考虑艺术语言、符号象征意义和文化历史语境。刘乔乔（2025，pp.64-67）基于皮尔斯等学者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主题性绘画的创新关键在于重建“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的动态关联，打破表意僵化的困境。冯玉娟（2025，112-119+161）认为唐卡图像的意义生成建立在色彩、线条与构图三类“像似–隐喻”机制的系统联动上，这一机制使其完成由技艺再现向概念化意蕴表达的转化。龚帅、肖利红、冯敏（2025，pp.130-135）则聚焦中国木版年画这种传播符号，将其视为一种在长期文化实践中已形成结构稳定的符号系统，通过构建“主类–亚类–基本类–单体–元素”五层符号模型，为理解其文化意义生成机制提供了系统化的符号学框架。

在具体艺术形式研究中，民间艺术符号的文化传承与活态展演受到关注。王姝媛（2025，pp.55–64）选取中国皮影艺术中的特殊影人形象“大巴掌”，提出其作为特殊符号，以开放性姿态为皮影戏表演的符形、符义、符用提供变动的潜能。张超（2025，pp.102–112）提出“闵氏”二胡传播符号的学术构想，通过音响符号的编码、解码实现传播符号生成中的数据化采集与视觉化转喻。

可视化设计的符号性转向同样受到关注。王娜娜（2025，pp.137–144+210）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的可视化设计研究，提出可视化设计从编码、解码到符义解析的三个符号性转向。

四、符号学研究趋势

（一）中华文化符号学

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对内筑牢认同根基、凝聚价值共识，对外彰显国家形象、推动文明互鉴，是连接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精神纽带。探讨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逻辑、共享机制等问题，是今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是建构者与符号双向互动、相互形塑的动态过程，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符号生成需要经历物象形成、意象确立和系统建构三个阶段（邵晓舟， 2025，pp.96–106）。中华民族的典型文化符号，是由一系列内在机制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这些机制涵盖了技术创新、审美构建、社会功能拓展及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吴丹丹，王延中，2025，pp.140–149）。马慧（2025，pp.1–9）提出“一体多元”的共享符号结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语言为中心，而地方性的多元文化符号则充当了补充“中心”的重要元素，以此塑造着共同体意识。

从符号学视角聚焦特定领域或具体符号类型，探讨其符号演变特征及当代意义内涵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之一。田兆元（2025，pp.50–63）以太阳神鸟为核心，分析中华文明标识符号的图像叙事逻辑，阐释其承载的“中国”概念及其在中华文化认同和国际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冯智明、张贝儿（冯智明，张贝儿，2025，pp.20–29）梳理毛南族创世神话、神灵故事等口传叙事中蕴含的诸如开天辟地、大神射日、三十六神灵谱系等中华文化符号，探讨其通过元符号重构、新媒体IP打造实现当代传播的路径。同时学者也将符号学研究视角拓展到文化、体育、音乐等具体领域之中。中国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符号学与文化研究的紧密结合使得符号学的应用推广期待有新的疆域不断被开拓（张虹，2025，pp.64–73）。中华体育精神文化符号是承载“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等核心内涵的象征性载体，通过“提炼符号核心元素—构建符号框架—创设符号释义空间—搭建符号传播矩阵”四维路径可实现其在民族认同与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价值，而符号学与体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正为符号研究开拓新视野（李壮壮，黄莉，2025，pp.130–137）。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奋斗历程中积淀的深层精神基因，符号是这种精神基因的外显形态与传播中介，中国精神的符号化表达研究也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史宏波、李晶晶（2025，pp.129–139）梳理中国精神符号化表达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提出持续开掘创新符号、规范表达应用、深化转化传播的未来路向，避免符号宽泛化、泛娱乐化、标签化倾向。苏洁、王菲（2025，pp.34–38）以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红色中华》报为例，剖析红色报刊通过语言与视觉符号组合构建革命动员体系，揭示符号的意向解释项、效力解释项及共同解释项在革命精神塑造中的作用。

符号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符号跨场域流动的底层机制与实践路径。在跨文化传播的复杂图景中，“符印”机制的揭示，直指文化差异的本质矛盾与调和可能。作为符号认知的底层逻辑，“符印”既是文化群体对他者建构认同的工具，亦是全球化时代意义流动与协商的载体（胡易容b，2025，pp.169–176）。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今国际传播中的重要策略，陈琦（2025，pp.71–84）认为探讨中国故事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被重新叙述，即分析符号如何在世界不同文化场域里衍生出新的意义。符号经过多次跨文化衍生后，最终形成一个彼此关联但又差异化的复杂网络。中国故事所传递的符号文本意义和由国际读者产生的对于中国故事的符号解释意义，共同塑造了中国故事的世界性因素。

（二）数字技术与符号学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交互及媒介融合技术加速演进的当下，数字技术已深度介入符号的创造、传播与释义过程，推动符号学生态发生结构性变革。技术不仅是符号表达的工具，更成为意义生产的主体与语境。基于这一现实，下文将主要梳理数字技术与符号传播、新兴文化现象、传统符号转译、主体性反思四个方面的交互关系与理论关切。

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符号传播具有创新意义，今年符号学研究关注技术对于符号形态、传播效率的正向重构。刘传红等（2025，pp.158–166）聚焦AI时代广告跨文化传播中动物符号的征用问题，提出借助AI赋能，建立涵盖图像、文本、音频、视频数据的多模态动物符号数据库等，从而使动物符号在人工智能时代展现出更强的传播势能。陈晓彤（2025，pp.76–85）认为数字图像从文本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构关系中获得解放，在自主与流动的意义生成中朝向对数字图像的意义感知。以具身感知为中心的数字图像研究突破了传统图文关系的阐释范式。

社会符号学关注在网络空间中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新兴文化现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效的展示方式和便捷的情感交流手段。段永杰（2025，pp.22–34）关注社交平台中的“预制朋友圈”现象，认为算法推荐和互动激励机制逐步激发了用户的自我展示行为，推动用户在符号化互动中实现情感代偿。陈新儒（2025，pp.107–116）关注数字媒介场域中千禧怀旧气氛，认为怀旧既是公众抵抗遗忘的文化本能，又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加速沦为新的遗忘工具，让本应凝聚共识的情感纽带异化为加剧社会分化的离心力。

另外，传统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转译也是本年度数字技术符号学的研究热点。数字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将符号表意和文化传播推向新的范式。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数字技术赋能下传统符号的意义重构与传播创新。陈瑜婷和王强（2025，pp.11–17）则聚焦春节影像中的非遗符号，提出“时空折叠—记忆黏合—算法共振”的三维分析模型，指出数字技术将春节非遗文化元素进行拆分解码，将传统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可记忆的数字化仪式空间，在技术支撑下春节影像实现多模态交互与虚实共生。

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仍然是数字技术与符号学领域的研究重点。相较往年，今年学者更关注于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产生的技术异化与主体性危机问题。AIGC技术具有强大的内容生产力，但也造成符号主体的异化、意指关系的固化、交流过程的虚化，进而冲击传播符号生态，影响符号文本的传播效果（王亿本，2025，pp.49–51）。姜小东和张晓锋（2025，pp.115–123）指出GAI介入知识符号表征过程中潜在的传播生态重构、知识认知受限、主体身份嬗变等风险隐忧。也有学者关注到人机共创实践中的“AI魔改”现象，其借助深度伪造、风格迁移等数字技术手段，创衍出大量新奇、反常的符号组合和奇幻意象，对文化治理实践提出新的考验，需要确认人本主义核心价值，重建具有明确共性内涵的当代媒介文化生态。

结语

回顾2025年，中国符号学研究在理论与应用的双轨上并行不悖、交相辉映，兼顾了学术传统和时代特色。本年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守正创新的特点。一方面，学者们对皮尔斯符号学、格雷马斯矩阵等经典理论进行了更为精细的梳理与阐释，夯实了学科根基；另一方面，面对人工智能的时代浪潮，符号学并没有故步自封。赵毅衡提出“第四理据性”等概念，试图厘清AI文本独特的符号逻辑；而关于人机互动中主体性和意指关系变化的探讨，则标志着符号学理论正逐渐介入到最前沿的科技与哲学的议题之中，展现了其不竭的生命力。应用方面，有两大领域尤为突出。其一，文化产业符号学从宏观的机理到微观的案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符号罗列，而是深入剖析了符号转换与意义的多元延伸的动态过程，以及通过多样的方式融入当代文化产业价值建构的路径。其二，艺术符号学深刻剖析了“符号”“艺术”“文学”三者间的关系与联系，探讨了符号在艺术阐释和文化传承与活态展演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示出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强大的跨学科渗透能力。此外，本年度对于数字技术符号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在肯定技术对符号传播效率的提升的同时，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了技术带来的异化风险、伦理挑战与文化治理难题。而对AIGC的“异化、固化、虚化”效应、算法催生的“怀旧气氛”以及“预制朋友圈”等数字交往新现象的批判性分析，体现了符号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深刻洞察力。

综上所述，2025年的中国符号学研究态势稳健而充满活力。既深耕理论，又积极回应文化与技术的双重时代课题。本年度的符号学研究不仅推动了学科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扩容，更在连接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技术与人文的过程中，贡献了独特的符号学智慧。展望未来，随着技术迭代的加速与文化交融的深入，符号学必将在解释现实世界、构建意义世界等方面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安静（2025）. 宗白华“意境说”对西方符号形式论的借鉴与超越. 文艺研究，9，33-44.

曹忠（2025）. 唯识学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特质的论证与阐发. 宗教学研究，5，96-103.

曾佑来，王世炎（2025）. 符号暴力：研究生导学关系中的一个隐忧及其消解.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9，48-57.

陈琦（2025）. 从中国故事到世界文学：文化符号的生成编码、递归阐释与流动衍生. 中国比较文学，2，71-84.

陈晓彤（2025）. 数字图像对传统图文关系的突破及其意义生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6-85.

陈昕烨，孟建（2025）. 视频化社会：现代知识体系的符号演变与机制创新. 编辑之友，9，5-11.

陈新儒（2025）. 当怀旧成为潮流——论当下数字媒介场域中的千禧怀旧气氛.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07-116+170-171.

陈瑜婷，王强（2025）. 数字转码与记忆重构：春节影像中非遗符号的媒介化生存. 当代电视，5，11-17.

程都（2025）. 论符号的终极解释项：皮尔斯哲学的一个枢纽性概念. 符号与传媒，1，51-64.

段永杰（2025）. 编排美好与感知真实：社交平台中“预制朋友圈”的符码重构、仪式操演与数字交往异化.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22-34.

冯玉娟（2025）. 唐卡图像的像似符号隐喻机制研究. 民族学刊，7，112-11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