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符号学研究
主持人 彭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历经数千年洗礼,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沉积中获得历史连续性,它与中华民族相互依存,中华文明无疑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得以不断延续的基因。法国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认为,文明在揭示其自身的恒久结构时,它近乎是一个抽象的图形。要了解何为文明,就需要着眼于其中的实例。(布罗代尔,2017)。符号学关注的是符号之下潜藏的深层结构。对于中华文明而言,符号学可以在透视与解决历史之演变、结构模式等抽象、一般、规律性的问题时能发挥独特的优势,使得难以捉摸的文明和文化把握得更为清晰。
如何用符号学研究中华文明的相关问题?文化符号学尤其是民族符号学将符号学认为是“一种民族现象研究的总体方法论”(霍帕尔,2019),旨在从总体的符号系统观出发来研究文化现象,是观察中华文明现象作为剖析文化深层结构的利器。宗争、梁昭所编写的《民族符号学论文集》收录了3篇译文与16篇国内学者的论文,汇聚了国内外民族符号学的理论与个案探讨,对中华文化系统的结构进行兼具历时与共时的双重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将多民族文化的整体作为一个系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现象进行总体性的符号学理论分析,观察复数的“文化”(cultures)如何在互动与协商中建构文化与文明的共同体。这两部著作,是民族符号学理论和运用这一理论考察中华文明的有益探索。
199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认为某一文化历史圈中的成员应该充分认识自身文化,在自我觉醒、反省中建立起共同认可的秩序和多种文化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复数的“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实现。中华文明的符号学研究,是在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视阈下考察中华文明中的历史、思想、观念、价值、民俗、景观等问题。在历时轴线的研究上,叶舒宪的《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提出,考古实物与图像等符号重构文化文本的叙事中可超越文字记录的限制,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祝东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论》以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元伦理”为核心,将宗法伦理、宗教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等中国古代特有的传统符号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秦洁的《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指出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革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来源之一。陶东风的《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的革命文化混杂了政治与商业话语,这一对时代符号话语混杂性的探索为当代文化的话语结构考察建立了示范。在共时轴线的研究中,曾明等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对中华文化符号类型进行了划分,分为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文化艺术类和生活类。祝东对包括诸子百家在内古代文论家、思想家的系列研究,以现代符号学为视域,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的符号思想,并在整体上重建中华文明的符号理论体系,多年深耕,著述颇丰;此处只能略举一二。孙金燕的《否定:一个禅宗诗学的核心命题》将聚焦于禅诗这一重要的中华文明艺术资源,考察其否定式的语言运作方式及美学追求,为当下中国先锋诗的书写和禅诗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参考。李菲的《从边缘想象“边缘”:藏彝走廊多民族野人故事的符号人类学探析》从符号人类学的跨学科视野关注民族文化现象。王小英的《“丝绸之路”的语言学命名及其传播中的话语实践》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观察“丝绸之路”的话语及其传播实践,探讨“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文明的当代符号如何衍义,为国际传播的符号学研究提供了示例。从以上的探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符号学研究是基于符号学的理论对作为系统的中华文明的内部结构进行的透视,以符号学为考察利器,我们能够对这一议题作出更为深刻和全面的探讨。
彭佳,何超彦:《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彭佳,陈艳花:《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符号互动与认同建构——以“马”符号的格雷马斯方阵演进为例》
彭佳,何超彦:《跨媒介叙事中故事世界的述真与通达:中国当代民族动画电影的共同体认同凝聚》
彭佳:《论民族志影像的展演性与标出性——以台湾兰屿系列影像为例》
方小莉:《超越时空象限的符号学机制研究:方小莉评彭佳<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
冯月季,李菁:《打造国家文化符号:文化自觉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IP的价值建构》
李菲:《从边缘想象“边缘”:藏彝走廊多民族野人故事的符号人类学探析》
曾明,龚婷,戴登云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
孙金燕:《纪实与求虚:武侠文本中分裂的符号自我——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解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