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学当代转化的符号美学研究
主持人 于广华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并未陷入与西方艺术范式的同质化处境，而是在中西方不同话语力量的交错之间，继承和转化中华传统美学，探寻艺术当代性的中国经验，建构本土性的艺术话语力量。谷文达、徐冰、蔡国强、张羽等中国当代艺术家，将艺术向前卫性、全球性、当代性推进的同时，又不断回顾水墨、书法等艺术传统。中国传统艺术和中华美学精神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前卫性”探索的重要参照面，传统、民族与历史持续地参与了当代艺术“中国性”与“本土性”建构。
中国当代艺术的前卫“突围”与传统“迂回”始终相互交错。“迂回”即为“回旋”，“曲折式”发展之意，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迂回”，并非彻底倒退进传统之中历史保守主义，“迂回”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的“前进”。事实证明，谷文达、张羽、蔡国强、周京新等前卫探索，也正是迂回到中国传统时，反向的获得更大的艺术当代性与前卫性的推进力。2018年第12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就是以“Proregress”一词作为该展主题，该词为合成词，解构与粘合“Progress（前进）”和“Regress（后退）”之意，该展的中文翻译为 “禹步”，取自中国古代道教仪式的中徘徊于前进与后退的神秘步法，毫无疑问，当代艺术“确实有一些作品涉及某些（前进与后退的）二律之间的两难境地。”中国当代艺术探究在前进与“迂回”之间如何产生意义的“振荡”，获得诸多创造性意义启发。
近四十余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探索，水墨、书法等传统艺术媒介逐渐成为当代观念表达的一种方式，是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建构的重要艺术实验。传统与现代、中国当下社会与西方艺术话语等诸多力量相互交错，共同塑造了中国艺术的当代形态。水墨等中国当代艺术不断生发某种本土意味的“当代意识”，对艺术“当代性”展开不同的言说，逐渐打破西方线性的当代艺术叙事框架，正在提出新的美学问题。
在应对中国当代艺术提出的美学问题时，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传统美学，试图通过传统美学的再阐释，生成具有中国性的当代艺术理论。如高名潞基于传统意象美学，生成“意派”理论，指出西方艺术范式之间的理、识、形，人、物、场的割裂性，继而探究中国当代艺术的意派的融合性与整一性，认为中国意派美学的在破除西方二元对立，主客对立有着积极意义。吴兴明采用现象学的方式，强调传统艺术物质媒介的物性和自然性问题，强调中国传统艺术物质媒介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性，以此探究传统物感美学的当下意义。彭锋认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理论对当前的艺术本体问题研究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刘悦笛认为中华“忧乐圆融”生活美学传统具有“泛律性”和“综合性”，以此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性”，应对当前的泛艺术化问题 。
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现当代艺术不同的艺术意义生成机制，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内在关联，试图通过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回应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提供的美学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未经当代转化的美学术语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因此，中华传统美学当代转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华传统美学的何种阐释方式才能更好的回对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提出的美学问题。
美学主要处理艺术问题，美学是对“艺术性”抑或“艺术意义”的集中阐释。任何美学、精神、概念论说，均离不开艺术最为基础层面的“意义”生成问题。符号学即意义之学，集中探究意义的生成、表达与接受问题。正由于符号学的这个特殊角度，艺术区别于人类文化中其他表意方式的特点，中国当代艺术区别于西方当代艺术的特地，需要在艺术的意义过程中寻找。艺术的本质特征，落在在艺术所携带的特殊意义，对此意义的特殊追求方式，以及艺术期盼取得的特殊的意义解释效果上。我们需要围绕“艺术意义生成机制”问题这个核心，探究中华传统美学命题处理的是何种艺术意义问题，在最小的意义单元层面探寻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意义生成机制。
美学问题难以言说，艺术本质难以界定，但我们不能否认艺术具有“意义”，从符号学来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艺术携带一定的意义，然后才能进一步来界定哪些意义具有“艺术性”，任何美学问题均和艺术的意义生成机制问题紧密相连。赵毅衡从符号学视角探寻艺术意义的生成机制问题，将美学问题落实在艺术意义研究层面。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aesthetic已从研究“美”，转向研究“艺术”。应当用“艺术学”“艺术性”等词表达aesthetic，避免由“美学”与“审美”带来的意义扭曲。
部分学者进一步对部分中华传统美学命题作符号学阐释，探寻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赵毅衡认为“境界”是创作者的艺术观照，以及接收者对艺术作品的观照，所进入的超越庸常利害程度。“境界”说借用自佛教，为艺术学带来了超越观念，而观照又在呼应德国哲学的直观说。“境界说”值得推崇，它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对艺术的本质功能的中国式理解。此外，赵毅衡通过回顾阿恩海姆的动力论，新批评的张力论，伯克的戏剧化论，阿多诺尔的张力论等，发现中国艺术理论“气韵生动”对艺术动势的理解最为深刻。于广华对“意象”范畴作初步的符号美学阐释，并将意象理论与当代艺术实践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意象符号”的含混性、关联性、整一性之中生发当代艺术的中国范式。顾明栋认为“道之文”是“文”“道”一体的内在超验和人化自然，既是经验的能指，又是超验的所指，两者的相互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包兆会从语图符号学角度考察庄子语言活动的图像性，认为庄子在语言表述世界过程中更多突出语言的诗学功能，突出诗意化了的象。苏保华与王椰林从符号学角度阐释 “言”“书”“意”“象”等玄学美学概念。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集中探究中华传统艺术的意义生成问题。韩丛耀基于符号学视角，探究书法形态（图）与书写符号（语）的“符号—书法”统一体关系。赵宪章认为书法处于语言和图像系统之间，探究书法的语图符号关系。赵毅衡提出了中国书法的符形、符义、符用的三维配置。安静基于艺术符号学探究《诗经》“诗教”的中华美学的生命精神。于广华基于文化符号学，探究晚明书法的艺术革新问题。魏云洁探究了中国古代宫廷百戏展演的符号传播与交流功能问题。
没有无符号的意义，也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任何复杂的美学命题均是意义问题。基于意义理论这个原则，对中华传统美学展开符号美学分析，明晰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意义生成机制，或许能够为中华传统美学的当代传承与发展，以及增强中华传统美学的当代艺术阐释效力提供另外一条理论思路。
苏保华：《从符号学角度看玄学美学之“言”“书”“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