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新闻动态-符号学论坛

2023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

作者：陈思梦，李佳逊，罗艾东，杨湄来源：网络浏览量：693 2024-01-12 01:01:51

2023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

一、2023年中国符号学发展概况

2023年中国符号学总体呈稳步发展的态势，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巨大，专著出版数量增多。在疫情形势缓和的良好环境下，中国符号学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学术活动形式灵活多样，线上与线下学术活动数量较前几年显著增加。多样化的活动为来自不同高校和学术背景的学者提供了开放包容的交流平台，在理念对决与思想交锋下，符号学的理论构建更具活力、应用场景更加多元、发展前景日趋明朗。

本年度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符号”为主题且全文包含“符号学”的中文文章约2296篇，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文章等，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约373篇，比去年略有增加。这些文章分布在新闻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关注到数字出版、短视频传播等热点问题。对文章进行聚类分析后发现，2023年中国符号学研究集中于符号学经典理论、中华文化、文化产业、数字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符号学理论与符号学应用一体两翼，共同发展。

2023年是符号学学术活动蓬勃开展的一年，学术会议数量众多，关注基础理论、传统文化、品牌发展等方面，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并举、传统与现实并重的特点。2023年符号学国际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这是本年度符号学领域规模最大、学术层次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学术会议。本次会议以“意义理论再出发”为主题，不仅讨论了符号学经典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深化与创新，还探讨了技术变革中符号学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符号学的脉络更加清晰、影响更加深远。

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传播是本年度的热点话题之一。2023年第三届华夏丝路符号传播研讨会关注于中华文化符号和丝路符号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实，中国新闻学史学术年会符号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分论坛则探讨了在数字时代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同时，许多学术活动致力于推进符号学理论的纵深发展。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符拓邦论坛共举行三次讲座，围绕中西文化精神、人类共同价值等关键词展开讨论。天津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展了“《语言与符号》创刊十周年暨语言符号学的发展”、首届“南国符号学讲坛”两次系列讲座，推动了符号学与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

2023年出版专著约34本，数量显著增多。这些出版物与叙述学、文学、伦理学、艺术学等学科联系较为紧密，涉及中华文化、小说文本等多个研究对象，完善发展了符号学经典理论，并将符号学应用于品牌营销、艺术产业等多个领域，展现了符号学极高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二、符号学理论研究

2023年，符号学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对经典符号学家及其理论的反思性回溯依旧是热门话题。语言符号学、图像修辞学、文学符号学等重要分支也有多维度的讨论，精神文化符号学作为本土符号学理论的代表，正持续向前推进。

在符号学经典理论的回溯中，罗兰·巴特成为一大研究方向。解传博（2023）指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从使用形式符号学的元素转变为对意义背后的社会文化的剖析，形成具有“空无”特征的“符号—意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除了“空无”符号，巴特对人类个体的符号学构建也得到了发掘，主要体现为从生理和精神两个层面，在语言符号系统、身体符号系统和文化符号系统三个维度上的建构（王玉华，2023）。其他符号学家的理论也获得了新的阐发，如格雷马斯符号学长期被视作忽略主体问题的客体符号学，而事实上他的激情符号学已经将与激情现象相关的叙事主体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屠友祥，侯明珠，2023）。谢刚（2023）立足于本体论，探究索绪尔语言思想中的本体与语言的逻辑关系。还有学者关注到了埃科“开放的作品”这一概念及其所具有的符号诠释学视域，在埃科“世界的文本”中，读者与作者作为文本的一部分，二者的错位交流引导认知系统形成并不断革新（卢嫕，2023）。在基础概念的省思与发展中，有学者讨论意义世界与自在世界、物世界、客观世界的关系（胡易容，2023a）；或者以符号学意义论为基本立场，追溯海德格尔的道言观及其局限，将“道”视为前符号意义化的境域，而并不等同于人类的意义世界（陈亚玲，2023）。

在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推进中，学科的概念较往年更为成熟，王铭玉（2023）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语言符号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此外，大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语言符号学的基础概念。有学者对多模态话语中符号意义的构成（张德禄，2023a）以及如何促进多模态话语建构（张德禄，2023b）展开研究，还有学者指出语言意识形态研究表征着皮尔斯符号学框架中“呈符化”概念对“指向性”的超越（田海龙，2023）。傅其林（2023）对沙夫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展开讨论，聂志平（2023）则关注索绪尔书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

图像修辞学中，学者们一方面关注视觉修辞及具体的修辞格，如张伟分析了视觉修辞基于媒介文本、实物文本与空间文本的三种衍化进路（张伟，2023a），并总结构建了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范式——视觉顶针（张伟，2023b）。另一方面聚焦图像符号的表意问题，如探讨能够帮助图像辨认的经验条件与线索（朱俐俐，2023）；或通过分析受众从图像叙述文本中解释出的不定点和游移视点，进一步推动具体化和系统结构化阐释图像符号表意（贾佳，2023）。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采用跨媒介视角，揭示图像表征背后的音乐修辞，为图像修辞的研究视域与发展方向提供新的思考（张伟，2023c）。

在文学符号学中，也存在对跨媒介性的讨论，如张伟（2023d）关注电子、数字媒介对文学场域的深度介入，重申当代文学批评的媒介间性，构建跨媒介文学阐释学。与此同时，还存在着语言学与文学的跨学科视野，有学者从多模态文学交流的体认特征入手，探讨多模态文学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推动“多模态体认诗学”研究（赵秀凤，崔亚霄，2023）。

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探索符号学研究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自“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概念正式提出后，学界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理论阐发。吕红周（2023）对比分析了精神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以及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内在一致性与差异性。陈中和姚婷婷（2023）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而遂通”概念，探索精神文化符号学建立的符号活动双向过程；还有学者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反思新塔尔图学派的“自然本文分析”，对比二者对自然探索的“为道”与“为学”差异，将精神文化符号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学术理想纬度（张杰，余红兵，2023）。

总体来看，这一年我国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内容丰富，关注经典符号学家及其符号学理论的重新阐发，也兼顾符号学研究的中国语境，厘清并完善部分新型概念与理论基础，展现中国符号学界对世界的贡献，推进中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交流与对接。

三、符号学应用研究

（一）中华文化符号学

中华文化符号体系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议题，探讨中华文化符号的边界、阐释其生成要素与承载的文化价值是今年的主要方向。冯月季（2023a）将“中华文化符号”作为概念组合，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入探索，明确了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主体、阐释主体、哲学基础和指称对象。在对中华民族共有符号进行模型建构时，曾有学者提出了“符形-符指-符义-符事-符史”的五元符号模型（吴春琼，王秉安，2017），马小玲（2023）通过五元符号模型对文化符号学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效果。

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传统技艺的创作源流及意义内涵仍然是今年学者们重视的话题之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传统仪式与技艺在实践路径方面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例如张辉刚（2023）从符号文本双轴出发，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识别系统的仪式传播实践进行了梳理。吕颖和黄柏利（2023）对湘绣的文化题材、刺绣技法等创作要素展开了探讨，认为民族技艺会随着时间形成特有的符号属性，透射出信仰崇拜和社会风俗等内涵语义。在追溯少数民族技艺的历时传统的同时，学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也没有落下。例如谢清果和曹书圆（2023）就对中国古代的礼乐符号体系展开论述，强调了礼乐符号体系是孕育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实践“知行合一”的认知基础。

民族认同一直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意义成果的体现，也是学者们侧重的议题。民族的本质是一个“文化符号共同体”，而文化符号是民族意识形成的底层基础（祖力亚提·司马义，刘庆斌，2023）。在文化符号形成的意义空间之下，人们建立了对空间内部成员的共有印象，这种印象是互通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从民间化、碎片化、片段性的事件生成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共同体内部主观意识的改造下得以不断地被建构、复制、传承和激发（李朝辉，2023）。共通的象征符号会以不同的再现方式唤醒集体的历史记忆，强化民族和国家内部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林松（2023）将这种作用机制表达为一个三体演进的模式，即“符号唤醒历史记忆”—“符号激发共同情感”—“符号铸牢共同体意识”。陶俊怡（2023）将这种模式归纳为“符号凝缩—情节叙事—身体刻写”的循环演进，是表象记忆向本质记忆的转化过程。

红色记忆作为中华民族革命价值观与伟大建党精神的象征符号，一直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在现有的红色记忆符号体系上，重视其意义的统一诠释与价值内化是传承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刘书亮（2023）以影视剧《觉醒年代》为例，展开了元语言在民族记忆中重构为艺术符码的探索分析，认为富有民族文化底蕴的元语言及符号转换的能指优势对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连接具有共在价值。还有学者开发了红色记忆量表，对符号记忆正向影响红色旅游动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康晓媛，白凯，2023）。

在当今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已有的中华古代文化符号和国家文化符号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传承的地域文化符号能够展现更生动真实的中国形象（樊丽，吴晓东，2023）。地方文化符号的主体性叙事、多模态的国际新闻报道、情感转向的符号叙事策略在跨文化的复杂语境中会产生独到的解释力，有助于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别（赵睿，2023）。有学者认为在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双轴关系中，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同为在场的组合轴，而中国时代精神的隐喻是背后不在场的聚合轴，在中国时代精神的聚合隐喻中，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外来先进文化的包容开放格局可以建立起更深度的联系（杨凯，张小琴，2023）。

（二）文化产业与符号学

2023年符号学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应用依旧是研究的一大热点。学者们以符号学为理论视角，洞察商品及品牌消费趋势和特点、研究短视频的传播实践与社会影响，并将关注点延伸到了视听叙事、文化空间等领域，从而对文化产业进行多维度、全方面、深层次的把握。

消费与符号紧密相关，符号赋予了物品附加意义，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本年度的研究依然着重将符号学作为指导消费过程的理论，结合实例进行阐述。在商品层面，有学者提出商品借呈符的修改突破消费者固有庸常认知，实现呈符中停（饶广祥，陈艳杰，2023）。在符号意义注入商品后品牌生成，品牌向消费者传达特定的符号意义，形成了品牌符号。本年度围绕品牌符号的研究进一步扩展。有学者深入剖析服装品牌符号，构建服装品牌符号两级评价体系，一级包括象征符号、识别符号等，二级则包括品牌个性符号、风格识别符号等（张媛丽，陈李红，2023）。旅游作为一种具身性的消费形式，其意义生成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本年度学者重点对旅游中的游客体验进行探究。旅游者的美食体验具有具身性和符号化特点，构建了旅游者美食体验认知的结构-解构-再结构过程（朱宇轩，谢彦君，王一雯，2023）。还有学者研究节庆旅游剧场，发现旅游者通过积极认识旅游世界中的符号获得情感能量的聚合，实现集体欢腾（余志远，闫铭，谷平平，2023）。

2023年符号学对短视频这一媒介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以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短视频社交媒体技术、短视频多模态文本及其传播实践，填补了国内社交媒体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不足（索格飞，郭可，2023）。有学者指出，作为舆论的短视频通过多模态的文本及乡土调性使公众话语权下沉，构筑了公域与私域相交织的新公共空间。这关注到了舆论场域中短视频的社会影响，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汤天甜，周经伦，202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短视频对像似符进行了应用，特别是沿着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发展的像似符，这使得短视频超越了普通的视觉文本，提高了传播力（王小英，祝东，2023）。燕道成和胡奥（2023）则将符号学与社会文化学相结合，指出青年视频博主在生产传统文化视频时采用的多媒介文本修辞叙事的技法，关注青年群体在符号传播中的文化表达和塑造，进一步拓展了符号学的应用领域。

在电影电视表演和非语言性符号等领域，相关研究揭示了文本意指系统、多模态特征、隐喻再现的复杂性。年悦（2023）通过介绍布尔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点明其在解析视听文本时的商业逻辑和在符号暴力特性方面的应用，同时指出了这一理论在国内视听媒介理论与批评中的深远影响。在对电影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中，广义叙述学和修辞学也是常用的理论视角。任洪增（2023）探讨了电影银幕作为“区隔框架”对观众和故事世界的影响，强调了影像在心理学和物理学层面的共在性。赵禹平（2023）则肯定电影接收中观众的能动性，通过讨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独特二次叙述特征，强调受众在接收整体性符号叙述、求证“真实事件”中的能动角色。在修辞学应用上，有学者聚焦于转喻修辞，论述了电影转喻的多模态特征（苗瑞，2023）。还有学者通过符号“凝缩”的视觉修辞实践和“刺点”设置的情感激活实践，说明了符号学是如何赋予国家特定文化主题和意义取向的（朱玲玲，2023）。

文化空间具有时空性和文化性，是展现文化活动的场所。本年度学者以城市和村落中的文化空间为研究对象，深度剖析文化空间的符号表征与符号机制。结合地理符号学，有学者聚焦于城市中的“第三场所”——城市中用以休闲放松的空间，并指出第三场所性并非实体空间独有，虚拟空间也可能具有第三场所性（於红梅，潘忠党，陈意如，2023）。另有学者着眼于村落文化空间，提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再生路径：物质文化空间符号化、制度文化空间契约化以及精神文化空间脱域化（杨馥端等，2023）。

此外，符号学视角下的新闻研究令人深受启发。有学者强调了新闻文本叙事伦理规约中的“真知自觉”和“伦理自觉”意识，这对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新闻专业主义所遭遇的科学理性危机具有指导意义（冯月季，2023b）。还有学者指出过往的新闻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两种隐喻，一种是新闻记者们所制造的隐喻，另一种是在其他学科领域已经完成理论转换的隐喻（白红义，2023）。在实践层面，有学者以画报为例对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填补了西方体育合法化背景下视觉叙事的研究空白（俞鹏飞，2023）。

（三）数字技术与符号学

2023年是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一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果尤为显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符号学对于人工智能应用下的各领域的创新成果及发展情况十分关注，本部分主要从技术变革与学术研究、元宇宙、文学艺术、数字出版、身体感知与知觉符号五个方面展开梳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在智媒时代，有关符号及其意义生成的惯性正经受着技术流变的不断考验，意义也因而难以获得既往时空特质下的维护与统一，这使得符号学向开放、动态的整体特性跨越发展（徐轶瑛，那宇奇，2023）。语言符号学则更加关注于技术本身。有学者认为，大语言模型这一人工智能技术体现了人类语言的隐喻机制，现代符号学可与大语言模型建立联系通道，从而为研究人文符号与机器符号联动提供新的思考方向（马援，2023）。

元宇宙的热度在本年度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追踪着它的发展状况。元宇宙被认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符号化、对象化，通过在元宇宙进行语言符号转换和符号意义迁移，不同世界之间可以共享语言图式从而进行跨文化交流（刘军平，2023）。这一特点延伸到游戏领域，部分元宇宙手游使用具有名称特色的话语符号文本，玩家在不同小世界（区域）可以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通过对比话语文本来感知其他文化的魅力（李艳，吴文璟，汤屈，2023）。虚拟形象则是元宇宙时代人类符象化生存的具体表现。虚拟形象以像似性为基本特征，极高的像似程度虽然有可能实现副本制造和具身拟真，但它也会使人的身份更具迷惑性，导致身份虚假与真实悖论（陈华明，余林星，孙艺嘉，2023）。

文学、艺术与符号学相伴相生，长期以来是符号学重点关注的领域。2023年，人工智能聊天模型ChatGPT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成为大热议题，一些学者也从符号学角度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人工智能生成进行思考。申一方（2023）借用皮尔斯亚像似符理论，认为人工智能无法生成具有隐喻性图像的艺术作品，因此人工智能艺术难以彻底取代人类。龙文懋和季善豪（2023）同样认可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局限性，指出人工智能生成难以如人类创作一般借助符号体系将思想情感上升为符号化的表达，因此不能被归为作品加以保护。还有一些学者以沉浸式艺术为考察对象，肯定了其为受众提供的多感官体验，但他们也从批判视角提醒大众警惕沉浸式艺术带来的符号“内爆”危机（吴恩楠，毛妮莎，2023）。

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相携而来的是数字出版研究数量的增加。胡易容（2023b）认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数字出版3.0正在重塑符号、媒介和“人”三大子系统的内在关系并对出版行业的底层逻辑造成冲击。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中，一些扩展现实科普童书以符号映射的方式搭建出互动叙事情境与互动数字叙事系统，给儿童读者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马方楠，方睿，2023）。部分学者同样认同数字阅读可以通过符号的互动与联变带给青少年全新的阅读体验，但他们也认为数字阅读可能会因为爆炸式涌现、信息茧房等为青少年带来身份认同危机（杨绘荣，刘佳佳，2023）。

信息技术带来的身体感知与知觉符号的变革是本年度符号学在数字技术领域研究的另一个热点。电影是虚拟技术应用最多的领域之一，许多学者深入研究了虚拟技术对电影给受众带来的身体、知觉的改变。在数字时代，虚拟技术使电影空间具身知觉符号的陈述性功能增强，观众在虚构性符号操控下对虚拟表象进行认知（丁艳华，2023）。在这个需要自行对物质“符号化”的过程中，观众逐渐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只能感知影像“虚幻的力量”，以“艺术化自身”的方式实现身体的生成（武炳丞，房默，2023）。一些学者则以更加强烈的批判态度反思了数字时代信息建构与身体自持的冲突，刘维邦（2023）指出，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形成一种全景性的符号系统使身体产生沉沦，媒介最终有可能会实现对人类的身体和意识“殖民”。

数字时代下符号学关注着出版、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机遇与风险进行考察，引导各行业在辩证思考中利用技术实现发展，避免陷入技术决定主义的误区。

（四）艺术符号学

在本年度，艺术符号学更加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和创新方法的运用，从而应对艺术形式和媒介的多样化带来的挑战，这推动了艺术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艺术产业已经超出了纯艺术研究的范畴，艺术符号学在当代美学乃至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发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赵毅衡，2023a）。

设计的艺术机制一直以来为人关注，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赵毅衡（2023b）梳理了设计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认为民族文化特有的神话哲理和民族性格会促使该文化形成独特的设计标准和美学风格，这种全局性的设计方案被定义为“元设计”。与此同时，陆正兰（2023）从设计与器物意义合一的符号美学出发，提出了当代设计应利用“物使用性－实际符号意义－艺术符号意义”的“三性并列”的原则，从而使以器具为载体的文本意义的分离性变淡，摆脱单独表意，让大众更易于接受抽象设计。

学者们对中国语境的艺术符号学研究关注其民族特征的发展与演变。安静（2023）认为，在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的发生期，艺术立足于传统文化，把民族性摆到首位并在民间汲取素材，进入本质直观的感性立场进行艺术创作。李国辉（2023）则认为中国新诗和象征主义从西方象征中汲取了灵感，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中国诠释特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路径。

除了对艺术符号学的理论完善，学者们还以符号学为理论视角，对具体艺术实践展开研究。在书法领域，于广华（2023）认为书法是语言意义表达过程的“复象”，书法独特的语图间性样态能够为当下新型语图关系建构提供重要经验。在音乐这一听觉艺术领域，学者们指出了音乐符号的特殊性和意义解读的多样性。朱歌（2023）认为，相比于对传统音乐符号的所指意义解读，针对音乐符号中能指的探讨更为重要。有学者对音乐符号阐释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探讨，张巧（2023）对西方经典音乐符号学说进行了讨论，她认为前期维特根斯坦将音乐的不可言喻性放在语言中理解，符号只能通过自身来显示逻辑图像，这提供了音乐的认知主义阐释；朗格则将音乐的不可言喻性视为一种审美属性，他认为音乐的实质是内在观念的表现，为音乐意义提供了审美主义阐释。

2023年艺术符号学在与其他领域结合的美学研究也生产了多元的研究范式。在数字美学领域，孙金燕（2023）认为“数字美学”升华了数字介质或以其为呈现方式的艺术实践审美经验，而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使得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艺术的定义和审美经验的本质。在生物符号学的探索中，研究者们聚焦共同进化的生物美学要素和生物艺术实践，推动人们跨越自身的认知边界。袁德雨（2023）以欺骗性、展示性和仪式化作为生物美学的关键要素，探讨生物体在欺骗、交配以及游戏博弈当中的美感判断。郑晓君和彭佳（2023）认为面对景观社会下视觉中心主义导致的媒介与身体的紧张关系，生物艺术建构了参与者与其他生物体肉身交互与感知转化的情境。它借助新媒体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转码/再建码功能，让作为符号主体的参与者转化性地进入作为他者的其他生物体的意义世界，去模拟、体验、表现和重构不同的符号过程，从而破除景观的幻象。

四、结语

2023年，中国符号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符号学经典理论回顾中，学者们展现了他们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彰显出符号学理论蓬勃的生命力；在符号学应用方面，本年度的研究关注中华文化与传统思想，同时注重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等新现象的考察，实现了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跨越和联结。同时，符号学研究并没有居于一隅，而是不断寻找跨学科融合、跨领域互动的可能性，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中推进自身的发展，真正做到用严格的标准要求自身，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向着产生更大影响、赢得更多认同的目标迈进。

引用文献：

安静(2023). 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的发生及其感性辩证法.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7, 3, 150-157.